村莊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的基石
——在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上致辭
陳文勝
今天我們齊聚河南信陽，參加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自縣鄉干部論壇舉辦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第一屆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那時候農業稅費還沒有取消，很多學者把三農問題歸結到縣鄉干部身上，我們就在一起討論是不是我們的責任？有一些頭腦清醒的學者如張曉山老師當時在貴州作學術報告時就指出，三農問題的責任不應該由基層干部來承擔。而當時很多三農學者都認為取消農業稅、精簡基層干部三農問題就解決了！但后來農業稅全部取消了、撤區并鄉、鄉鎮干部分流、以錢養事等改革花樣不斷翻新，直到今天三農問題就解決了嗎？到今天縣鄉干部論壇是第六屆了，我們正處于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的浪潮之中，中國的村莊在這歷史的浪潮之中飄泊不定。我們目睹了正在急劇變化的中國村莊，見證了中國村莊有史以來的發生重大變遷的歷史進程，特別是一個一個的村莊在現代化的浪潮之中消逝，鄉村的前途將在何方？所以，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在信陽市舉行，到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的新農村建設參觀，該村是由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規劃設計的試點村，是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以“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為理念，以“和農民一起建設新農村”為方法所進行的一次新嘗試。郝堂村在村莊治理、倫理文化、農業發展方式、農產品加工、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民群體保護，包括村莊的存在與消失，這一系列問題成為映證，這就是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比任何一屆所無法具有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意義。
今天參加會議的，既有歷屆論壇的老面孔，壇主昌平邀請了不少縣領導，還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老師、中共中央黨校徐祥臨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等知名學者共同參與討論。我們論壇的目的和意義就是問題對話，對問題的解決沒有很大的期望，就是各級的人代會、黨代會也無法召開一個會議就能解決所討論的問題。我們主要是要形成一種共識，可以通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形成一種共識。特別是參與人的階層要多元化，觀點要多樣化，在很多的多元化、多樣化中形成的共識才真正具有力量。
剛才對村莊建設的“郝堂模式”，平橋區的禹明善書記，郝堂村的村委主任胡靜，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理事長、畫家的孫君，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當年“我向總理說實話”的李昌平分別介紹了實踐中的探索。我覺得，這四個人就是四個主義，禹書記是冒險主義，胡靜是行動主義，孫君是爛漫主義，李昌平是理想主義。禹明善作為城市的志愿者進入村莊建設村莊，這是榜樣的力量，從他的語言中感到，從沒有發展方向中找到了村莊的發展方向。胡靜主任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不要任何講稿站在這里能講得這樣好，在這一點上很多需要秘書寫講稿才能作報告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與她相比就不知要怎樣慚愧！特別是既有群眾支持，又能干出這么多村莊大事，是郝堂村的福氣！孫君在這里信馬由韁地談了很多觀點，有不少可圈可點，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盡管我不是很贊同，但作為一個畫家卻搞起村莊建設，不由得我不佩服。昌平兄，從為農民向總理說實話，到為農民去做事實，特別是跟我多次探討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建設中國鄉村的夢想，這是一個偉大的中國三農夢！一個烏托邦因他的夢想在郝堂村落地生根了！
對村莊共同體的建設，我有自己的感受。用歷史的視野來看村莊治理的時候，為什么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個鄉村社會呢？因為中國幾千來就一直存在著村莊共同體。我們有一個一個村莊，每一個村莊都因為家族、氏族、宗族而聚居，因為同族同宗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紐帶，再加上皇權不下鄉的自治制度所形成的自治體系，村莊秩序就主要依賴中國這種獨特的自治體系特別是宗族制度維持；自治性帶來社會獨立性和穩定性，使一個個村莊得以成為自主發展和自我循環的一個個社會共同體。那時候國家和社會的權力有個一個邊界，使一個個村莊具有一個個穩定的社會結構。雖然歷史上曾經幾度被少數民族把我們政權滅掉了，把我們的國家亡掉了，而自秦漢以來，要么一個個村莊的成員連同村莊的社會與文化進行整體遷移他鄉，建立新的村莊，開辟新的家園（美國的華人街就是一個縮影）；要么以一個個村莊的社會與文化同化異族，我們的民族不弱反強。這就是大漢民族的這樣一種鄉村精神，這樣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村莊共同體帶來社會的穩定與堅強。其中的村莊自我治理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石，就是即使我們的國家亡掉了我們的民族還能夠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個人認為，中國的鄉村社會共同體就是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到今天的一個基石。
但是我們的村莊共同體是什么時候打破了呢？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社會變革，通過一種集體主義的理想打斷了村莊幾千年的歷史進程，包括一些合理宗族制度和村莊自治制度被宣布為封建反動制度，傳統的鄉村社會被徹底的摧毀。廢舊立新，全面建立了新的權力控制體，特別是到人民公社的時候，國家權力全面下鄉，而且權力沒有邊界，民間的私權力得不到保護。因此，人民公社以后的村莊集體共同體實質就是權力控制體，而不是一種社會的和文化的共同體，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所以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觀點有著不同的解讀。正像孫君先生所說的，中國農村經歷了斗爭文化，奴役文化就產生了，加上通過計劃體制的國家經濟權力對村莊實行政治、文化之外的另一種權力控制，才形成了孫君所說的奴役文化。計劃經濟解體了，這種權力控制體體系就隨之解體了。村莊的無序，村莊的原子化，村莊社會一盤散沙！那么，正處于轉型關鍵時期的當前村莊社會，該怎么轉？像現在郝堂村這種探索是一種新的思路，但應該是一種“轉”，而不是“型”。因為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不同歷史，甚至有自己的不同生命，如一個村莊有四季的變化，每個村莊的四季變化絕不相同，那么不同村莊自然有不同的“轉”與不同“型”。同時，郝堂村現在也不一定已經成“型”，我們可以學習這種“轉”的方法與思路，為中國未來的村莊提供了更廣泛的典型。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本文根據作者于2012年12月3日在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講話錄音整理而成）
相關鏈接：
張曉山;郝堂村變遷與村莊可持續發展反思
徐祥臨:向毛澤東科學指揮槍那樣指揮錢
陳文勝:村莊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的基石
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之“郝堂共識”
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在河南信陽舉行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