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學術報告
中國的村莊面臨著巨大的變遷，但是變遷的方向不同，變遷的后果也不同，郝堂的這個變遷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方向，是一條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農村發展道路。郝堂的變遷有兩點值得我們深刻認識。
第一，郝堂案例反映了理念與實踐的契合。正如昌平老師所說的，郝堂案例告訴我們的黨應該怎么做，理念應與實踐契合。實際上今天下午聽了很多通過ppt放出來的先進的理念，包括孫老師講的保護生態、把農村建設的更像農村，如糞尿分離的廁所，昌平老師的三位一體四權合一，謝英俊老師的“協力建屋記憶傳承”。所有各種理念，最終是與我們十八大講的生態建設是相吻合的。當然，光是理念也不行，還要有很多理論作為支撐，正如孫君所講，我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切入建設農村，這就不得了了！因為咱們當年指導趙本山說范偉，廚子學了兵法了，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中央美院的畫家最后把人類學，社會學，以及風水都利用起來，通過這些理論那就不得了了，就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讓我們驚嘆的東西。當然還有我們的規劃學，國際商貿管理各種不同的理論是多學科的合作，最后，郝堂的東西就有血有肉的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些理論、理念最終是跟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契合的。平橋區，我搜了一下，平橋區最近五年的工作報告講的也是城鄉統籌、生態宜居、和諧發展，這些總體要求，著力提升新型農村社區基點作用等等。李秀奇的關于農村的建設-遷并改，我覺得郝堂是“改”，我們很多政策就結合在一起，理念、理論和政策。還有一點就是最終要由操作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措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孫老師的主意，孫老師的業績，孫老師的效果圖，知道應該變成什么樣。但最終效果圖要變成施工圖，然后施工圖要有人操作來施工，王磊先生就是具體來搞規劃，他把孫老師很多的夢想然后轉為現實的東西。郝堂施工的還有一個老李，他把郝堂的想法變成具體，比如豫南文化的狗頭牌樓，就是上邊兩個狗頭的牌樓，細節也得以重視。就像我們的姜佳佳所說的，施工者要有根設計者一樣的情懷，一樣的理念，并不是說我想得到就能做出來，所以這是一個理念、理論和實際的一種契合，最終要轉換成為一種可操作性的具體的措施。
第二，郝堂案例反映了利益相關者形成的合力。郝堂案例，正如昌平所說，多方利益的融合。這里邊的利益相關者，具體來說，第一是地方政府，我們很多事情離開了政府是不行的。這里邊就是平橋區政府，平橋區政府應該來說就具有遠見卓識的，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長期的工作，他們搞了一個公民社會與現代思想論壇，這項工作，十四年，一百六十多個專家，能夠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對人思想的轉變，所以地方政府是有一定的遠見卓識。第二個是我們村的領導，村干部。我那天跟曹書記和胡主任都聊了，我們可以看到，胡靜主任說話氣場很強大，使人感到很振奮，她說中央倡導的美麗中國、生態中國我們已經走到前面了。我跟他們聊了之后覺得昌平老師的一些理念和理論他們已經接受了，因為接受的和照本宣科是有差別的。還有就是說農民的主體，剛才講了一個個村民小組開會，垃圾分類，小學生來評比，很多具體的措施，來使我們講的農民主體作用得以發揮，主體力量真正得以體現。當然，另外我們說的利益相關者，我們講的外來的力量，有個詞叫做改革的代理人或者講promoter，我們這里有的講協作者、促進者或外來力量。很多地方，是今天來一個明天來一個，但是，在這兒是找到了一個載體和平臺，也就是我們的鄉村規劃院。實際上，它就是一個載體平臺，把各路豪杰整合到這兒，整合之后讓他們發揮他們的效果，在里邊，有浪漫主義者，有理想主義者，有搞風水的有搞規劃的。我們執行院長王瑩，她搞國際商貿管理，政府向我們購買我們的服務，我們需要做交易，我們跟他們談，這些也要有，沒有這些錢的話我們怎么干事兒，各種專業背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努力這樣就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郝堂。所以這是我這兩點最深的體會。
郝堂的變遷也有值得思考的問題。孫君老師說，我們從來不談問題我們談希望。當然我也談希望，但是，我也要談一些問題，我們社科院的人都是烏鴉嘴。我們有時候問題談得多，我們看的希望看得多。成績我們都看得到，有些問題我思考之后沒有答案所以我提出來。
第一，郝堂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復制性。我剛才講的理念、理論和政策的契合，可操作性，多種利益相關者形成合力這些都沒有問題，我們都是可以討論、可以學習的。但是，郝堂的這個具體做法在經濟上、資源的聚積上有沒有可復制性？也就是說郝堂的經驗別的村可不可以學？這一年多，可能時間更長一些，上級部門給的資助大概兩千來萬，比如說教育局的，水利局的，然后農業開發扶貧辦的；整個推進的項目，交通局的，然后農業部的，綜合國家項目可能有兩千來萬。剛才胡靜主任講的他們自己投入的資金中：互助社160來萬，向老板貸160萬，集體原來積累110萬，然后現在還有200萬的欠債是欠包工頭的錢，如果不算農民的投入就已經是2600多萬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平橋區能夠支撐多少個郝堂？因為2011年平橋區的農民純收入是6733元，還是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財政的一般預算收入是3.95億元。剛才問了禹書記，可用財力大概是18個億。一般預算收入是我們自己有的，可用財力是通過各種化緣財政轉移支付來的。姜佳佳也講了，信陽八個縣，五個是國家貧困縣，三個是省級貧困縣。所以信陽從收入水平上來講還是處于加快城鎮化的過程，平橋247個行政村，現在是以郝堂、雙橋，徐崗三個新型農村社區為示范，247個行政村，除了這三個，剩下的244個該怎么發展？資金從哪兒來？所以這個問題是我一直考慮的最終的經濟資源的可持續性、可復制性。
第二，利益相關者形成合力在中國普遍的層面上是否存在。我跟孫老師聊，孫老師說利益相關者的共識有四個要求，第一是農民覺得特別好能得益，第二是政府能夠支持，第三是項目要可持續，第四是項目的設定人要有興趣，即純粹性，觀點不受政府的左右。用案例來告訴黨什么更有利于農民、更有利于社會，但有時候這些有利于不一定符合官員的利益，最終我們是否能夠形成合力和共識？我個人可能看得悲觀一點。今天是我們的縣鄉干部論壇，可能我說的不對，請大家批判。今天上午，孫君老師說今天的政府官員有實踐、有理想、有文化，這些我都不否認。我做了這么些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做調研，跟很多干部接觸過，各個層級的干部我都接觸過，我感覺八十年代的干部水平是受影響的，理論知識和他本身的素養較差。現在的干部，鄉里的干部，縣里的干部，包括更高，確確實實有文化、有素養，對很多問題認識很深刻，你跟他們聊，尤其是在飯桌上閑聊時，他們對一些問題看的很深刻，對現實的抨擊，對時弊的針砭很厲害。但是，到具體工作時他們還是按照錯的，他們明知道是錯的他們還要那么做，為什么呢？形勢比人強，他要服從他整個的利益考慮，這是最可怕的！如果說他不知道錯，稀里糊涂的犯錯誤，可以理解！但是，現在這些干部有能力、有知識，知道那是錯的，還必須那么做，否則的話無法在政治生態環境中生存。我們講現在“合力”的問題，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但是政府的官員考慮工作的優先序，和農民需求的優先序是不一樣的。農民考慮的優先序是短時間不能見效的、不能馬上出彩的，政府的官員要的東西是短平快的、馬上能見影兒的。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到處破壞文化，有的地方叫縮村讓地，有的地方叫掀村騰地，有的叫拆建并院，各地的口號不一樣，但是做法都是一樣的，都是扒農民的房，然后讓農民上樓把地騰出來，增減掛鉤，占補平衡，接著賣地，土地財政，土地金融。
前兩年我們跟陳錫文同志一起開會，他說我看到了各地興起了拆農民房子占地的熱潮，這種熱潮一直到現在還繼續存在。如果說沒有政府的號令，沒有文件，沒有精神，各地都在盲從地做這個事兒？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邊有他們的利益驅動，這個方向和我們最重要的合力的方向——我們最終要的，是不一樣的，只要盡快賣地就行了。我們所做的事跟當官的心中的郝堂村是相差很大的，如果說我們沒有資源，而且又要發展，我們要出政績的話就要快，要快的話就是資本和權力結盟，然后就是走一條傳統的發展道路——資本為主導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就跟郝堂村的道路是不一樣的。所以昨天佳佳帶我去，我說郝堂我看了，我想看一下附近不是試點的村，然后我看了佛山村，佛山村看了之后就給我一個跟郝堂村巨大的反差。佛山村就是老板發展模式，兩個老板，一個老板是馬德記，馬德記搞了一個合作社，合作社的社員把茶葉都賣給他，他等于是壟斷的。他這個合作社掌握了一萬多畝茶園，三個村的茶園，搞了兩個基地，一個二百多畝，一個三百多畝，他搞了兩個大型炒茶機，一個是炒綠茶的，一個是炒紅茶的，三百多萬。他現在在建一個茶壇，就是祭祀的茶壇，然后建一個茶圣堂，是陸羽的茶圣堂。以我的體會，他以后可能搞茶博物館、茶文化等等，也是孫老師設計的，也是政府購買，專業施工隊，佳佳介紹說，錢不是問題。然后我路過了一個咖啡廳，一個正在建造的咖啡廳，跟碉堡一樣鋼筋水泥的，聽村里人講這個咖啡廳并不是很大，用了五十噸鋼筋，說這五十噸鋼筋可以建十層的高樓，然后后邊有山，把整個山推到，把咖啡廳蓋上，在外面看跟一個土窯一樣，但里邊是一個現代的咖啡廳，有八個衛生間，底下鋪磚上邊木板，是一種高端豪華的，我看到這個聽他們說完，當時就深深感到資本的力量。咖啡廳搞起來，茶壇搞起來，茶文化搞起來，整個兒看就是一種資本的主導，而且利益出發底下可以接受先進的理念和做法，這么有品味、原生態的東西很吸引人，他們可以做。但是，我們講的農民的主體地位，參與主體，決策主體，授予主體就根本談不上了。所以，郝堂村這個草根式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由外力協作者來推動的，和以資本為主導、為支配的，哪一個在中國目前占統治地位？應該還是資本類的。
正像佳佳說的，會不會以后他們到我們這兒來看一看，最后又都到咖啡廳這兒？最終我的理解是郝堂的草根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發展會不會依附于資本為主的發展，等于是為資本為主導的發展服務呢？我想這個應該是我們極力避免的。我們看到了一種無奈的、清醒的趨勢。但是，我個人認為，未來真正有生命力的發展還是郝堂這樣的發展，這種發展要慢一些，時間要長一些。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以這種發展模式作為主導，可能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觀、科學發展觀能夠落實，中國的小康社會的建設才能夠更好地實現，我們真正的偉大民族的復興就可能存在！如果走那種資本發展方式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是在走老路，我們應該堅持一種以人民為主導的，習主席講了多少次以人民為主導的！這樣的話我們的科學發展就最終能夠實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本文根據作者于2012年12月3日在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講話錄音整理而成）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3年1期）總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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