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湖南農業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1]
陳文勝
發展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僅關注如何提升生產要素的投入效率，也關注如何提升發展的動力、結構、質量、效益，改善就業、分配、消費、生態環境等因素。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是指在農業發展過程中既要積極實現農業的“數量”增長,更要注重農業發展的“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并由以往的數量型擴張向質量型發展轉變。只有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才能為湖南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注入新鮮活力，使農業生產再上一個新臺階，使農民收入保持持續增長，使農業加快邁向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發展新軌道。
1.發展規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縱觀人類農業發展歷史，經歷了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三個發展階段，[2]產生了“石化”農業、“綠色革命”、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四種思潮與行動。[3]原始農業和傳統農業雖然是一種生態化農業，卻始終無法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靠天吃飯，效率低下。進入工業革命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迎來了工業化農業，產生了“石化”農業思潮與行動，也被稱之為“現代化農業思潮與行動”。其農業發展模式是高投入、高產出，以機械化、化學化為基本特征，使用大量以石油產品為動力的農業機械和以石油制品為原料的化肥、農藥等農用化學品。“石化”農業的出現改變了全球糧食供應緊張狀況、在消除饑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如農田開墾和連片種植引起自然植被、物種和害蟲的減少；農藥和化肥的使用破壞了物種多樣性，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高能耗和高成本等問題突出，尤其是全球農業用地釋放出大量的溫室氣體，超過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30％，相當于150億噸二氧化碳，成為全球氣候變暖的一大元兇。為強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能力，有關專家學者和國際農業研究機構推動掀起了用新品種代替舊品種，用化肥代替有機肥，用灌溉代替雨養，用農藥控制病蟲的“綠色革命”思潮與行動，促成了東南亞和南亞發展中國家農業產值大幅增長，但導致了部分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破壞和環境惡化。隨著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西方學界出現了帶有復古色彩的自然農業思潮與行動：強調發展自然耕作方式，發展有機農業、生態農業、有機-生物農業、自然農業、生物-動力農業，推崇輪作間套作、生物固氮、施用堆肥、少免耕秸稈覆蓋、生物防治、生態防治、農林混作、林牧共生等，但因自然農業的低投入、低產出、低效益特征，雖然有利于喚醒環境保護意識，卻無法得到實際性的行動支持。在當代興起了“可持續農業”思潮與行動：倡導持續改善食物供應，增加農民經濟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合理利用資源、保護與改善環境，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推崇，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與目標。當前所謂的低碳農業、生態農業，主要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為特征，就是對“可持續農業”的直接回應。
在世界各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規律。約翰·梅勒提出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有三個必然階段：傳統農業階段、低資本技術農業階段（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過渡階段）、高資本技術農業階段（農業現代化階段）。[4]庫茲涅茨等研究發現，現代農業有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外匯貢獻四種形式的貢獻能力，對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保羅·羅赫對發展中國家1950年—1970年間工農業增長率的比較表明，工農業增長的相關性很強，每次農業的加快也能引起工業的加速發展。[5]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Ｗ·舒爾茨更是進一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有賴于農業的迅速穩定增長，而傳統農業不具備迅速穩定增長的能力，出路在于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即實現農業現代化。[6]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美、法、德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成功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日、韓、以等國緊隨其后，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致力于傳統農業的升級改造，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當前純粹意義上的傳統農業已局限在非洲及亞洲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農業現代化已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按照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理論去理解，現代農業是針對傳統農業而言，傳統農業的穩定是建立在其穩定的均衡狀態基礎之上的，構成這種均衡狀態的關鍵條件有三項：首先是技術狀況的穩定；其次是在不變的技術狀況下所形成的穩定的生產結構，即收入來源不變；第三是在穩定的生產結構條件下所形成的穩定的要素投入和要素邊際生產力，在這種狀況下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并不能增加農業收入。可見，為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必須打破傳統農業均衡的基礎，其核心就是改變現有的技術狀況，通過注入現代農業科技，促使農業結構發生變化，改變農業的收入來源，以此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使生產模式、生產方式發生變化，隨之是生產組織以及生產經營形式發生變化，這一過程就是現代農業過程，即用現代科技裝備農業，形成新的農業產業體系，以現代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理念推進農業提高農業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從而達到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由于生產結構的改變、新的產業體系和相應的經營管理體系的形成，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均得以提高，這勢
世界著名的競爭戰略大師、美國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對日本、韓國、臺灣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一個對比發現，18世紀、19世紀的農業產業粗放，是積極的生產要素起主要作用。到了當代，勞動力成本很高的美國以及資源十分匱乏、海嘯地震不斷的日本，農業能夠發展得很快，關鍵在于擁有人力資本這樣的高級生產要素。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增加就是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就有了創造性。美國的耕地減少了，但是美國的農業卻發展得很快，高素質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發揮著決定作用。[8]
湖南的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投入很多，農業產品的數量和規模很大，由于受制于勞動者的素質，品質和效益很難提升。按照農業發展的規律，改變湖南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業結構，核心是改變現有的勞動技術狀況，通過注入現代農業科技，增加人力資本，促使農業結構發生變化，改變農業的收入來源，以此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提高農業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刺激外部資金投向農業，從而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推進湖南農業現代化發展。
2.實踐經驗：提升國民經濟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農業是不可替代的戰略產業，以農業現代化為前提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安全是具有戰略地位的綜合國力，是一個國家不可或缺的核心競爭力。在工業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隨著農業的功能不斷提升，作用不斷擴大，實施農業發展競爭戰略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戰略選擇，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競爭日趨激烈。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不斷強化農業生產的擴張能力，通過高補貼政策、高技術支撐、高資本控制、高市場操縱等手段，取得在世界農產品市場競爭中的壟斷地位，主導了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走向。從戰略的高度來說，持續的農業現代化生產能力就是世界經濟戰爭中的“核武器”發展能力，擁有了世界農產品市場的壟斷地位，就擁有了影響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權。因為制造糧荒所具有的更廣泛的生物殺傷力，是制造任何武器所無法比擬的。[9]
但是，由于非農產業的高附加值和增長的快速性對后發國家和地區來說，具有難以抵御的誘惑力，使得農業發展的戰略位置最容易被忽視。如前蘇聯，過于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農業發展,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0]不少人認為這是導致這個超級大國走向解體的經濟原因之一。更為典型的是擁有豐富農業資源的拉丁美洲國家，他們曾經也經歷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二戰結束后，農業出口為拉美國家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外匯收入，卻沒有用于農業的再投資，而是投向當時處于優先地位的工業領域，這種以農補工的做法導致農業長期缺乏投資和技術革新，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工農發展失調，國民經濟被西方國家所控制，在日后產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形成犧牲農業成就工業的“拉美現象”，為發展中國家敲響了警鐘。[1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2008年的世界糧食危機中，遭遇嚴重的糧食困境如蘇丹、海地等40多個貧窮國家以及發生糧食騷動的墨西哥、印尼、菲律賓等國，[12]就是因忽視農業發展而喪失了國民經濟的主動權。
從國內來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和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農業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農業對國民經濟的支撐作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得到充分顯現。雖然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農民收入增長來源由過去主要依靠農業轉向越來越依靠非農產業，但在現代化的大潮中，農業被賦予了生態保護、環境調節、生物能源、觀光休閑、文化傳承、國際競爭等新功能；農業的屬性發展、功能提升、作用擴大對其作為強民眾生存之根、固國家經濟之本、增國際競爭之力的基礎地位更加突出。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業的發展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戰略高度：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后，農民增收的空間越來越難以拓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斷遞減，農田拋荒的形勢日趨嚴峻，糧食生產增長速度不斷減緩，個別大宗農產品如大豆的生產甚至全面萎縮，糧食綜合生產力不斷下降等，農業現代化建設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已成為新的歷史時期十分艱巨的戰略任務。有著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如果嚴重缺糧，即使全世界傾倉而出，也救不了中國。2007—2008年的世界糧食危機未能波及中國，是我們的幸運；但全球糧價上漲更是中國農民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我們卻無法分享到世界糧食市場的巨額紅利，大國農業成為了“口糧農業”，農業大國成為了旁觀世界糧食市場戰略利益的“口糧大國”，這不能不是我們的遺憾。
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農業雖不是能帶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戰略產業，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卻決定著國民經濟競爭力的戰略位置。必須站在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把農業現代化納入到提升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之中，把僅僅滿足于國內需求的“口糧農業”上升為服務于國家全球競爭的戰略產業，形成持續發展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并轉化為強有力的國際市場競爭優勢，提高在世界市場中的博弈能力，進而強化國內的糧食安全，從而掌握國家糧食安全的主動權，并上升為整個國家的戰略優勢。湖廣熟，天下足。作為“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古以來都是中國和世界的“水稻之鄉”，對于中國的農業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湖南農業現代化建設，不僅事關中國安天下穩天下的核心產業安危，而且對世界糧食安全都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3.現實需要：推進湖南農業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中國的“世界工廠”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階段，特別在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出口可挖掘的潛力越來越小，要大規模地擴大出口市場已經不再現實，再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興起，外貿主導型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越來越小。在人民幣升值、國內勞動力等生產成本不斷大幅度上升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工業產品價格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需要不斷淘汰低效能、高消耗的加工業，逐漸重點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的產業，我們正處于經濟轉型和戰略機遇的關鍵時期。農業是一切社會的基礎，擴大內需的最大市場在農村，縱觀現代社會的經濟現象，絕大多數的經濟危機都會在農業上找到出路，農業是經濟危機的避風港。只有通過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來全面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的大發展和廣闊的農村市場需求的大升級，從而全面擴大內需來推進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的順利轉型，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應對世界經濟形勢。[13]
對于湖南而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突破口在哪里？湖南6900多萬人，2009年的經濟總量是12930億元，人均GDP是2961美元，低于全國人均GDP的3000多美元，工業的貢獻率已經達到50.3%。[14]根據這一組數據來判斷，湖南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湖南2009年的投資貢獻率是64.7%，消費貢獻率是36.8%，出口貢獻率是-1.5%。消費貢獻率低于投資貢獻率28個百分點，比全國的消費貢獻率52.5%低了15.7個百分點。[15]要保持經濟可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消費拉動力和消費貢獻率，僅靠投資、修路在一定時期會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很難持續。根據馬克思關于社會擴大再生產理論，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最終要依賴于消費資料生產和個人消費，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原理，[16] 也就是消費資料的生產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原理。因此，湖南調結構、轉方式，重點是發展消費品產業和消費品工業。按照經濟學家霍夫曼的觀點，產業的關聯度有前向關聯、后向關聯、旁側關聯、旁側效應。霍夫曼主張，以后向關聯度最大的最終產品作為支柱產業。[17]在消費品中間，食品工業是提供最終產品的產業，它的后向關聯度最大，能夠帶動原材料、零部件、服務、物流等產業發展，彈力面很強，把它作為支柱產業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消費品工業的就業率相當高，投入100萬元的固定資產，重化工業最多提高到94個勞動力就業，而消費品工業可以提高到257個勞動力就業。湖南是勞動力大省，剩余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多，所以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可以在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上發揮重大的作用。湖南農業資源豐富，而消費品工業的60%-70%的資源就是來自于農副產品。湖南農村剩余勞動力達1200多萬，如果在本地發展消費品工業，把農產品生產、加工做好，產業鏈延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就業，就能夠解決湖南許多的社會、經濟問題。所以，湖南必須大力發展以農產品生產為主的消費品產業和市場，特別是要大力發展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消費品工業，這是湖南轉方式、調結構最大的現實需要。
新農村建設以來，湖南農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促進湖南經濟社會趕超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撐，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用現代農業的標準來衡量，湖南農業基礎薄弱、發展滯后、城鄉差距拉大的現狀并未根本改變，農業低產業化、低市場化、低集約化的現狀并未根本改變，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效率低、科技含量低的現狀也未根本改變；農業發展仍然走的是一條傳統農業之路，是一條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的“負重之路”，是一條產品競爭力難以提高的“低端之路”，是一條農民收入難以增長的“物本之路”。[18]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發展方式不優，在于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尚未根本改變。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和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結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經濟走勢聯系起來考慮，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無一不是建立在工業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協調推進的基礎之上。因為工業化并非化工業而是化農業，城市化并非化城市而是化農村、化農民，新型工業化必然涵蓋農業現代化。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就是農業的水利化、機械化、信息化、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標準化，生態化、組織化、企業化、專業化的過程，就是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的過程。因此，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就是新型工業化的過程，抓農業現代化就是抓新型工業化，沒有湖南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效地推進湖南新型工業化。對湖南這樣的農業大省，只有農業發展了、農民富裕了，工業化發展的成果（即工業產品）才能有更廣闊的消費市場。只有通過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來提高對工業品的消費，新型工業化才有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缺乏農業、農村的基礎承載力、資源保障力和消費拉動力，工業化與城鎮化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可以說，湖南現代化的最大困難在農業，而最大的希望也在農業。湖南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不僅對于推進湖南由農業大省向經濟強省跨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而且可以為農業大國的中國現代化帶來更多的啟示。轉變湖南農業發展方式，提升農業的核心競爭力，既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湖南經濟發展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的迫切需要，更是湖南在后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爭創新優勢、實現后發趕超的必然要求。
[1]本文系2011年省政府委托課題《轉變發展方式：湖南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其中一部分，課題主持人：陳文勝，課題組成員：王文強 劉新榮 陸福興 張黎等
[2] 周淑景：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3] 綜合了王幸斌的《論二十世紀影響全球性農業的主要思潮》（景德鎮高專學報，2000年第4期）和章家恩、駱世明的《現階段中國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實踐和理論問題探討》（生態學雜志，2005年第11期）的主要觀點。
[4]約翰•梅勒：《農業發展經濟學》，1996年英文版，第13章。
[5]保羅•貝羅赫. 《1900年以來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
[6]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商務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7]張冬平：《以現代農業建設 促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河南日報，
[8] 主要觀點出處：《人大教授李義平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人民網視頻演播廳，
[9] 陳文勝：《世界糧食危機下的中國糧食安全機遇與挑戰》，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8年5期。
[10] 詹真榮：前蘇聯共產黨處理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教訓，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3期。
[11]葉書宏：《“拉美現象”為中國敲響警鐘》，環球，2005年第7期。
[12]屈直言：《是糧食危機還是糧食戰爭》，中國青年報，
[13] 陳文勝：《世界糧食危機下的中國糧食安全機遇與挑戰》，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8年5期。
[14] 數據來源：《2009年湖南GDP增長13.6%》，長沙晚報，
[15] 數據來源：《湖南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局長張世平回答記者提問實錄》，湖南省統計局，
[16] 李秉忠：《學習馬克思關于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理論》，前線，1981年6期；參閱文獻：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 參見：史忠良主編《新編產業經濟學》第一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18] 徐明華：《加速推進轉變湖南農業發展方式》，湖南財政，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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