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為啥留不住人，面對土地拋荒怎么辦？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工商業收入高于農業收入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說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無法提高。過去的農民負擔問題已經轉變為今天的農民發展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變遷。

可以說，當前的中國是沒有資金問題的。特別是農業地區的縣城銀行，儲蓄了當地居民數以億計的資金，可這些資金全部流出了最需要資金的儲蓄地，巨額的資金流向了城市、股市、房市。

中國發展農業的科學技術有問題嗎？高鐵、超級計算機都造出來了，發展農業的科學技術肯定沒有問題。在政策層面，連續發出了這么多惠農一號文件，可資金、人才等現代要素都仍然向農業、農村逆向流動，問題在哪里？在于對農業的投入低于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

在當前，有兩個趨勢：農產品的產量在增長，農業收入在下降。在農業生產中，機械化的水平高低與農民收入成比例關系。因而，從土地、技術、勞動力、資本、產業五個方面探索整合途徑，可政府的種種作為大多無功而返。農業的發展方式到底應該怎么樣轉變？不少人已經意識到勞動力要作為農業要素的整合重點，但農業的勞動力應該是怎樣的勞動力？難道是勞動力數量的相加？或是重新的排列組合？現代農民，難道就是一個身強力壯的簡單勞動力嗎？

如何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有人提出了農業機械化與合作化，這是一個老話題。毛澤東上個世紀50年代就提出農業機械化和合作化，認為“農業的出路在于機械化”，以及史無前例推向全國的合作化運動。這些偉大的理想，我們當前農村的現實基礎在哪里？

農業種地不掙錢，基層有句這樣的話：中央是口號農業，地方是口頭農業，農民是口糧農業。很多專家認為，中國糧食安全沒有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根據所謂的市場的供求，或許他根本就不清楚，大多數中國農民這樣一個龐大人口的糧食消費沒有進入市場交易。有人看到了土地流轉的非糧化和非農化，就進一步說明了農業的收入偏低。

什么是傳統農業？什么是現代農業？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是有效率的，農業的效率與規模無關。傳統農業的農民精打細算，對交易有著非常高的市場意識。農民不僅不愚笨恰恰十分精明，對經濟效益是非常敏感的。所謂傳統農業，我認為是與當前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水平而言。用當前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現代要素來提升農業，就是現代農業。落后于當前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水平的農業就叫做傳統農業。沒有用當前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現代要素來提升的農業就不是現代的，不是現代的就缺乏競爭力就是弱質的。

從人力資源方面來研究，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最關鍵的是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在新中國建立的前后，我們只有五、六億人口，不斷開荒盡可能擴大可耕地，而我們一直無法擺脫對饑餓的恐懼。改革開放以來，耕地面積在不斷地減少，而人口在大幅度地增加，特別是有不少的耕地在拋荒。如我老家，本來就人多地少，人均不到4分地，卻有很多耕地幾乎是沒有人種了，整整一個村子的稻田全都長樹了。然而，我們卻從此擺脫了對饑餓的恐懼。這是因為，通過毛澤東時代的掃盲，到后來九年義務教育逐步實施，我們國家的國民素質整體大幅度提高了。

以色列的農業是世界現代農業的典范，中國與之相比，中國的農民祖祖輩輩以種田為生，以色列的農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祖輩都不種田，自身也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但是，以色列的農民比中國的農民受過良好的教育。

美國的農業發展得很好，農業技術非常發達，最關鍵的是農民的文化水平很高。舒爾茨在《改造傳統的農業》一書中就提出，如果把美國先進的機械設備和先進的農業技術以及肥沃而遼闊的耕地轉移到印度，印度的農業現狀仍然無法改變，因為印度農民當時的文盲率太高，根本就無法使用美國先進的機械設備和先進的技術。

中國農業發展與美國農業的差距，至少是50年。與其說是市場體系的差距、農業技術的差距、現代裝備的差距等等，不如說是農業勞動力素質的差距。從這一個層面上面來講，首先，人是決定的因素，人力資源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中的核心作用。

再就是資源的配置問題。比如說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產品的均等化、社會保障能否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問題。同命不同價，同樣是車禍，農民得到的賠償就要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賠償，而且是政府的明文規定，這樣一些中世紀的“明文規定”能否盡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還有一個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相匹配的問題。比如農民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但現在的社會誠信普遍低下，經商的不說是無商不奸，但毒大米、毒奶粉、毒酒等假冒偽劣不斷上演；做官的不說是無官不貪，但一個個貪官粉墨登場，貪污從幾百萬數額到許宗衡的20多億無不讓人目瞪口呆；做學者的，論文抄襲比比皆是；做醫生的，收受紅包是公開的秘密；如果誰也不敢相信誰，怎么合作？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這一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特別是在世界性糧食危機和資源環境惡化的大形勢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它的意義已不僅僅局限于中國本身，更具有全球性意義。

（作者系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注：本文是根據作者在安徽大學“第四屆縣鄉干部論壇”上的講話錄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