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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對話曹錦清:小農經濟與家庭經營

[ 作者:陳文勝?曹錦清?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7-03 錄入:王惠敏 ]

湖南省社科院于2017年6月5日在長沙主辦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會議期間《中國鄉村發現》主編陳文勝研究員與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就以上問題進行了對話,這是其中之一:小農經濟與家庭經營。

家庭經營是現代農業的一個有效方式

陳文勝:前不久陳錫文同志來長沙時聽他提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小農經濟作了三百多字的批示,高度肯定了小農經濟的歷史貢獻,應根據各個地方的情況確定相適應的農業經營形式,要發揮小農經濟在農業現代化中的優勢。具體已記不很清楚了,大致是這個意思吧。在中國農業發展處于千年變局的關鍵時期,總書記非常清醒和冷靜。小農經濟無疑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核心問題,而小農經濟的背后是農業家庭經營,小農經濟與家庭經營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和區別?

曹錦清:小農經濟與家庭經營有區別,家庭經營是以家庭為經營主體,包括小農、中農,還有大農。小農經濟指的是耕種面積多少。適度規模經營,是指以家庭為經營主體、現有的基礎條件能夠滿足經營的面積。

在近20年來我們看到養豬養雞工廠化了,完全服從工廠制度了。但種植業有著特殊性,要求家庭作為經營主體,世界各國都認為是比較有效的。但家庭經營的規模有大有小,所謂的小農經濟就是家庭經營的土地規模太狹小。可以把家庭經營分類,按照經營規模分成大、中、小,能夠滿足適度經營的都叫中農,與小農相區別,而且中農的家庭總收入主體是由農業來區分的。至于什么叫做小農,幾畝,幾十畝的或者是幾百畝,必須按照各國的國情來決定。

中國的小農經濟是家庭經營的一種極端形式,超小規模;美國的大農場是家庭經營的另一種極端形式,超大規模。而根據中國人多地少的特點、農民工轉移的特點,而且農業本身還有儲備就業的基本功能,決定了適度規模的大小,受制于農作物的種植結構。比如小麥的經營規模比水稻的經營規模大得多,種蔬菜的經營規模要比水稻的經營規模小得多。種蔬菜10畝就超負荷了,水果30畝就需要請人幫忙。所以,不同的種植業,適度規模的定義就不一樣,而且機械化的程度也不一樣。現在小麥的適度規模估計可以擴大很多。從信陽開始到黑龍江,連續收割三個月,基本上都是機械化了,家庭經營的規模達到一兩百畝都沒有問題。所以,家庭經營在今天仍然是現代農業的一個有效方式,尤其是種植業。

這樣一來,家庭作為經營主體,不是季節性雇工,是以家庭勞動力為主導,在適當的農作物結構條件下,現有的技術和物質裝備條件,夫妻兩個能夠耕作的最大面積就叫做適度規模經營。

當代中國家庭經營向適度規模經營的轉型勢在必行,大量勞動力轉移出來了,必須強調家庭經營對農業的有效性、適度規模的必然性。超大規模脫離中國的現實,而且超大規模要有一個預先存在剩余勞動力作為季接打工的存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要求。再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死了的話這個基礎也就不存在了,而美國是因為有墨西哥的季節農民工人存在為前提。所以,家庭經營作為農業的一種有效組織形態,決定了合作經營是家庭之間的合作經營。

理論上,目前的純小農靠那么幾畝地,已經很難生存了。小農其實是兼業的“兼農”,“兼農”又分“一兼”、“二兼”。以農業為主、外面打工為輔的叫“一兼”;以打工收入為主、農業收入為輔的叫“二兼”。純農、“一兼”、“二兼”的土地利用率是不一樣的。“二兼”是以打工收入為主,就是種點口糧,可能有三畝地就種一畝,另外荒廢也無所謂。還有兩熟就變一熟,一千斤畝產就變五六百斤,土地利用率最低。這是一個假設,是不是可以調研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

歷史上的集體化是由于忽視了馬克思的重大判斷

陳文勝:可以這樣判斷,中國農業發展只能是以家庭為主體的適度規模經營,家庭經營規模的大小由勞動力、技術及裝備水平以及種植結構這三個要素決定。中國農業不具有美國那樣的特殊國情,小農經濟將在中國長期存在,適度規模的家庭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曹錦清: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確實有一個重大誤判,他說農業也可以像工業一樣組織起來,在大隊形成內部的復雜分工,能極大地提高生產力。因為斯密講過,馬克思也講過,斯密在《國富論》第一卷里面講到了勞動,著名的第一章里面就是分工。就是說手工業只要把同等技術人集中在一起,內部會產生分工,分工以后就會使生產力極大增長。為什么分工會產生增長?福利增加了,勞動時間節省了,重復的勞動就可以機械化了。因此,就使得分散的家庭手工業和集中的家庭手工業之間有一個質的飛躍,使生產力十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地增加,這是斯密的觀點。但是斯密第二卷里面講到農業,說農業的分工不行,因為農業有一個自然生長過程。

關于農業分工不同于手工業分工,馬克思有一個重大發現,他說農業的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與手工業的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是不一樣的,由此帶來一系列差別。三大部門:畜牧業、種植業和手工業,手工業和工業的勞動即生產,畜牧業和種植業的生產過程并非全部是勞動的過程,不要低估馬克思這個判斷。

如果是鐵絲,把鐵絲截斷、彎曲、烤烘、定形等,可能有18道工序,理論來講原來一個人要完成18道工序,要尋找工具和場地變動等,這中間浪費了時間;如果18個人在一起做,每個人做一道工序,原來時間流程里面的工序在同一個空間里面的同一時間執行。農業不行,因為產品生產有一個自然生長過程,沒有辦法把播種、培育、插秧到收購同時在一個空間里面完成。所以,農業不可能形成類似于手工業那樣的密切分工,并因分工而引起精細、熟練、機械化,在農業當中是不行的。手工業這種分工不適合于農業,這就決定了農業家庭經營是最有效的生產方式。而且集體勞動還有一個勞動監督和管理成本的問題,工業生產的機器運作本身就監督了勞動,在流水線上就特別明顯,不需要監督的,過來了五個動作,完不成就死掉了。

而農作物下了秧自己生長,生產過程和投入的勞動過程是若離若即的,中間還有田間管理。畜牧業的牛羊放出去,是勞動過程,晚上趕回來是勞動過程,而牛羊自己吃草就不是勞動過程。所以,畜牧業、種植業與手工業的勞動時間完全不一樣,由此決定了分配方式不一樣、生產方式不一樣、生活方式不一樣,甚至決定了宗教形態不一樣。我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馬克思發現了把勞動和生產區分開來,他特別興奮。我也感覺到了這個問題,一讀馬克思這個著作的時候也很興奮,來回地走啊,太興奮了!

中國農民為什么天生就具備對市場和工業的適應能力

陳文勝:為什么中華民族向現代轉軌那么順利?農民那么順應于市場和工業,跟東南亞對比中國要快得多,比伊斯蘭國家要快得多,是不是可以從馬克思關于把勞動和生產區分開來這個理論中找到答案?

曹錦清:農業的勞動過程和產品生產過程,馬克思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要細細琢磨,慢慢體會。比如在這里栽一棵樹,植樹的過程是勞動過程,栽下去以后是自然生長過程,把產品的生產過程和付出的產品勞動過程進行區分,來觀察畜牧業與種植業的差異,以及不同畜牧業、種植業的差異。比如說水果與蔬菜差異及其與糧食作物差異,然后是與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的差異。區分概念之后帶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考察人類生產,影響到人類的勞動觀念,時間觀念。三種生產,畜牧集群要適應于現代工業,困難在哪里?種植業集群要適應于現代工業,困難在哪里?像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它是畜牧業、種植業與手工業“三業合一”的。只有手工業的勞動過程即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直接生產過程密切結合,多勞多得,一分勞動一分得。而畜牧業、種植業,多勞和多得之間的關系是模糊的,種植業的生產過程受氣候、土壤等等影響較大。這樣“三業合一”,家家基本上都有手工企業。

為什么中國的傳統農業要“三業合一”?因為人均耕地少,必須依靠手工業才能生存,男耕女織,甚至男性也織布也紡紗。如果本地沒有棉花,就買來棉花織布,手工業要占家庭經濟收入很大的比重。由于從事手工業的主要是女性,所以女性在家里地位肯定高,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觀念,這也是一個馬克思的一般原理。

中華民族是原始農業、半原始農業形成的生活方式,完全的一種生產經濟,沒有哪一個民族有著中國農民這樣對貨幣的靈敏反應。你增加工資就干活,一天可以干10個小時甚至干14個小時,全世界是沒有的。這就是馬克思觀點的延伸。因為中國農民是畜牧業、種植業與手工業三業兼于一身,種植業有大量的農閑時間,畜牧業以圈養為主,從而可以從事手工業。因為有了手工業的經歷,勞動即生產,努力工作就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通過這樣分析就更清晰了,發現很有意思。中國宋以來是男耕女織的傳統,是女織的手工業。到宋以后,那人多地少的地方手工業就可以發展起來。尤其是南宋以后,隨著海外貿易興起,一直到元、明、清的海外貿易,絲綢品貿易、瓷貿易很發達。絲綢貿易推進了桑樹面積的不斷擴大,而且不侵占耕地,丘陵地區和山區都可以種。如景德鎮的瓷器,是勞動密集型的,只要需要就可以擴大再生產。這就解釋了晚明大規模的外來白銀進來以后,沒有引起中國明顯的通貨膨脹,是因為通過擴大再生產來滿足了海外的需求。 

從經濟社會學視角來分析,就豁然開朗了。像中國這樣的民族,只要多勞就能夠多得,能夠改變自己的經濟處境。所以,宋以后就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之說,商業資本或官僚資本回到了土地,就加快了土地的流轉。這樣一種傳統“三業合一”的小農經濟,也可以說是小工業經濟,哪一個家庭都有手工業。像丘陵地區就有編織業,如編掃帚、編籮筐,所形成獨特的經濟社會生態,使得中國人天生就具備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適應能力。我們看到其他民族在這個社會轉型過程當中都搞得雞飛狗跳,不適應。如和印度一比,中國就適應得多。所以,不同的民族從傳統到現代具有不同的路徑,不能是一個模式。

30多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農民的成功,中國農民幾千年以來形成畜牧業、種植業與手工業的三業合業,對市場做出靈敏迅速的反應,快速地適應了工業社會的時間節奏和勞動節奏。天下為什么這么太平?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社會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要求不同的方言服從于統一的語言和文字,一交流都是普通話。由于語言、宗教的不同而產生的摩擦不斷地減少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形成了。所以,我下了一個判斷,秦王朝是文字統一,共產黨當代正在發生重大的事件是語言統一。14億人中有12億人口的漢語在接近于統一,這個是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歐洲有44個國家,有36種語言,這個語言不同引起了沖突,所以是以分裂為主,中國是以統一為主,這給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運行帶來多大的方便!

陳文勝: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戰爭和自然災害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非正常人口流動。而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的進程中,出現了有史以來就沒有這么大規模的流動人口,成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大流動時代,而且是最落后的農村、最貧窮的農民成為今天社會大流動時代的主力軍,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流動。不僅是促進語言的統一、國內市場的統一,而且對國家的社會融合、區域融合、民族融合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

(本文由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錄音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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