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繼老區土地改革獲得成功之后，新區土改逐步展開。1950年6月，召開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對于這項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為了征求地方意見，他事先把我們幾人叫到北京，有華東的劉瑞龍（華東土改委員會副主任），中南的黃克誠（湖南省委書記）、劉建勛（湖北省委副書記）和我（中南局秘書長兼中南土改委員會副主任），座談了兩三天，我們匯報了當前的情況和今后土改的意見。有一天，少奇讓我們列席中央的一個會議（好像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之前，毛主席單獨接見了我們幾個人（那時他還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說，少奇同志叫你們來出點主意，你們兩個大區是新區土改的大頭，兩個大區的人口合起來有兩億幾千萬（當時新區人口共3.1億），你們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們民主革命留下的一個“尾子”。但這個尾子還不小，是個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設本錢就大了，你們有什么意見？于是，首先由劉瑞龍介紹了一下華東的經驗，大意是說：要避免過去土改的缺點，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準備。但是封建勢力的抵抗還是很厲害的，不能低估。進了城以后，替地主說話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說：城里的人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然要說話，這可以逼著我們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著問中南方面的意見，我就先推黃克誠談，黃說他只知湖南一個省的事，省里政治情況比較復雜，有起義部隊，統戰情況更復雜。土改反封建既要徹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輪到我時，我匯報了幾點，一點是說中南準備把農村工作當做當前的中心，這是中南局已經向中央請示過的。我們把農村搞好，就可以保證城市的供給，而且可以有一個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另外一點，農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劃一個階段，搞清匪反霸，減租減息。這一步所以重要，因為實質上它是個政治斗爭，是為了建立農民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先集中打擊目標，把農村最惡劣的稱霸一方的封建勢力當權派和國民黨的武裝匪徒掃除一下，同時發動農民，建立農會，通過這個斗爭發現一些積極分子，搞個組織基礎。說到這里，毛主席說，這一步很重要，這個安排很好。政權是根本，一國如此，一鄉也如此，基層政權搞好，國家政權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他還叫我回去寫個報告。后來我回去寫了個東西由中南局轉報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義電復中南局表示同意這個部署，說：“我們同意杜潤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縣普遍發動群眾，進行減租退押反霸及鎮壓反革命的斗爭，整頓基層組織，將此作為一個階段，接著轉入分田階段，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華東、中南許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經過了這樣的秩序。過去華北、東北及山東的土改經驗也是如此。”這個電報還發給華南分局并告華東局等。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豐富了中國土地改革的政治內容。盤據于全國鄉村的豪紳地主統治，被農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權，中央政府號令可以上下貫通無阻，這為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前提。國外曾有些學者評價中國土地改革，認為農民所得土地無多，意義不大，他們恰恰忽視了通過土改對基層政權實行民主改造，對于國家發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這次會見，我又提到，據我們調查，發現地主和富農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多，最高50%，沒有70%的情況，這個數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數目字有差別，所以將來可分配土地的數量不會太大。如果不動富農，光分地主土地，只有40%左右，無地少地農民數量很大，不夠分配。鄧子恢同志主張動一下富農的出租土地。我事先聽說，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周總理訪蘇期間，曾向斯大林談到土改問題，毛主席提出，中國將對資本家和富農采取一種新的政策。蘇區時代對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實行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以及將土地打亂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好。因此新區土改準備保存富農經濟。這個政策擬寫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說：中國的富農與蘇聯的富農不一樣，蘇聯的富農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工人階級現已獲得政權，而富農人數較少，又沒有站在反革命一邊，保留富農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勵農民發展生產。
這次我被派來參與土改法定稿，遵囑將子恢同志建議先向少奇同志轉述一遍。少奇同志說：中央一致主張保存富農經濟，不過有意見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聽了我們的意見以后說：土地就那么多，它是個客觀事實，說多了并不就變得多，說少了也不會變少。你們有調查，有第一手材料，我們當然聽你們的。全國怎么樣，還弄不清楚，將來都會搞清楚的。至于富農問題，中央的意見還以不動為好，“富農放哨，中農睡覺，有利生產”。貧農將來分地少，有困難，我們有了政權，可以從另外方面想點辦法（當時講了許多條）。后來關于富農問題，中央決定基本不動，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這就是《土改法》規定的，各省有權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征收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種種的原因，新區土改中不征收富農出租土地的地區是較少的。
中央此次會議，先討論婚姻法草稿，后討論土改法。記得一位老同志講到土改中要引導農民注意節約，分田后不可大吃大喝。毛主席插話：“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興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難阻。”主席這里既講理又講情，這一點，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通過關于土改的這次談話，我還感覺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聽別人講話，具有實事求是、從善如流的風度。
二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醞釀考慮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并提議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負責農村工作。1952年11月，決定調鄧子恢同志組成中央農村工作部。中組部通知我和鄧老一塊來，鄧老任部長，我擔任秘書長兼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即農業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鄧老）。我們來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見毛主席，向他報到。毛主席在住處接見我們，說關于農村問題，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要求把開展互助合作當作新時期一項歷史任務。其中正式提出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你們農工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的積極性，而不要挫傷它。還說：我們不是說過上下兩篇文章嗎？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會主義嘛；就農村說，土改已經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調你來做農村“統帥。”鄧老說：還是主席統帥，我們當助手。中南地區互助合作還沒提到議事日程，全國老區和東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經有了一些經驗，搞得很不錯了。我們需要一個調查研究學習的時間。毛主席接著說：杜潤生同志，咱們見過面，下面農村情況如何？我說：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農經濟的天下，小農經濟是手工經濟，力量單薄，思想還不夠穩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進，得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加以引導，不搞不行，太著急也不行。鄧老插話：河南提出允許“四個自由”（即后來毛主席批他的“四大自由”，在這之前這四個“自由”中央通過新華社信箱講過，全國各大區都倡導過），發布告示，讓農民放心，這個布告還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著說，對于新區，還是生產壓倒一切，上級發的任務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強烈。毛主席說：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這個吧。遵主席指示，我們為中央起草了《關于部署農村工作應照顧小農經濟特點的指示》和《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此外，農工部還為中央起草了《關于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這兩個加上《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共3個文件，毛主席都親自過目，批示合出一個小冊子，題為《當前農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討論發展互助合作，重心還放在辦好互助組和試辦初級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毛主席講，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更多一點時間，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的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離開它就會犯“左”的和右的錯誤。可是，也就在這一時期，農工部下去的同志回來反映，某些地方的合作化有一點“冒進”。對建立生產合作社，黨內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還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應限制富農發展和兩極分化，適當地動搖私有制，把互助組織再提高一步，辦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華北局領導和劉少奇同志對此有不同意見，毛主席認為山西的主張是正確的。在下邊也有類似的分歧意見存在。在討論總路線的政治局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論點，說不可確保，就是要動搖。不久又批評“四大自由”，認為這都是錯誤的。看來，批評“四大自由”（即雇傭、借貸、租佃和貿易的自由）是指鄧子恢，“鞏固論”據說是批劉少奇，實際上從他們二人的講話記錄中沒有找到這種說法。但確有人有這種主張，主席當時是借題做文章，教育大家，沒有明確是針對誰說的。
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們見了一面，把問題講得更明白了。他說：現在我們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總路線含義是什么？總路線就是過渡到社會主義。什么叫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在橋上，就是過橋，不是跳過去，要一步一步走過去。說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個提法不準確。意思是說，新民主主義就是過渡時期。我們原來認為，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階段”，是五種經濟并存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形態，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開始對非國營經濟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會見時還說：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富裕農民走上社會主義不一定是自愿的。我們國家叫人民民主專政，實際是無產階級專政，這里面就有改造農民的任務。記得好像就是在這次會見時，他還說：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農民怎么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350億公斤，這都是他們的收入嘛，難道不是改善嗎？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個工人創造的價值高，生活條件也不一樣，當然收入會高一些。問題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觀點，我們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談到這里，主席留我們吃飯。席間，他又講了一個重要觀點：共產黨必須一貫堅持搞好工農聯盟，但建立聯盟的基礎，過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這個新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陳伯達和廖魯言傳達了毛主席說的有名的那段話：“‘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又說，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一套“確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難矣哉”！同時還批評了農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對冒進，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階段，主要是發展互助組。1953年這一年里參加互助組的農戶約有40%，其中常年組約占1/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量還很少。年底毛主席講話后，就將“以發展和鞏固互助組為中心環節”的方針，改變為主要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并提出要攤派數字，要有計劃。到1954 年春，全國初級社由1萬多個發展到7萬多個。各地方已出現有一點強迫命令的現象，這一年又開始實行統購統銷，農村出現緊張。據統計，從1953年~ 1954年糧食年度，國家實際糧食收購392.5億公斤，比上年多收89億公斤，增長29.3%。老百姓對統購統銷不習慣，對取消糧食市場不知是怎么回事，怨聲四起。本來統購統銷可以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是一種戰時經濟措施，現在把它做為總路線、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實施，強求農民接受，當然有困難。當時中央農工部為避免全面出擊，建議合作化應穩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給中央寫報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單純追求數字，努力先辦好這7萬個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真正是自愿的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因此4月開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主要目標就是辦好這7萬個社，主張發展一批，辦好一批，穩步前進。一直到1955年春，始終是這個態度。這和毛主席這個時期一連串促進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是不協調的。
現在回顧一下，有幾個觀點，當時由于受它們的支配，成為后來人們所批評的保守傾向的內在因素。這就是：（1）盡管毛主席說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并說明新民主主義就是“過橋”，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們當時的學習和理解，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個很長的發展階段，有多長呢？至少要有三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起碼是15年。總路線就是這么說的，按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及以前的《新民主主義論》，都說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這個過程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時間，不然就構不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所以人們腦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基礎和思想準備；（2）土改之后，農民才由地主那里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他們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經營發展家庭經濟。對于貧農而言，他們是有困難的，但不能因為有困難，就把他的私有權拿走。搞互助組，農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體經營，多數農民就缺乏思想準備。因此，土改結束后，我自己從新區來到中央，頭腦中依然帶著當地農民的愿望：要有一段發展個體經濟時期。認為這樣對生產有好處，也能和農民對土地的要求銜接上。合作化早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剛滿足，馬上又改變，是不利于生產發展的。（3）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線，是由點到面，循序而進，從低級到高級。互助組有了社會主義萌芽，然后萌芽長大，進而辦合作社。但按這個程序去實踐，需要有時間。中國這么大，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工業發展也要有個過程，沒有工業的支持，農村生產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心里認為，按15年時間，在其分配上應該是先慢后快。起步過快，由點到面、循序漸進就會落空。總之，我們的調子是防急、求穩，這終于引出后來毛主席的批評。在這以前據說毛主席曾召集劉少奇、彭德懷、鄧子恢談過一次話，批評對社會主義不熱心，告誡不要重犯1953年錯誤。毛主席幾次提到此事，彭德懷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的發言中也有所檢討。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視。1953年初華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頓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到初級社，陳伯達向主席反映說，農村工作部反冒進變成“冒退”。農村工作部講防止急躁冒進是事實，但并未直接干預，整頓工作是由地方主持進行的。
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們幾人去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和我參加。當時由我們簡略地談到：現在統購統銷和合作化搞到一塊兒了（繼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1955年度購糧445.5億公斤，增加53億公斤），有幾個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區，糧食任務重，合作社辦得急了一點，不但追求辦社的數字，還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農民殺豬、宰羊、賣牲口、不上糞，春耕受了影響。但全國大多數地方還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組辦得不錯，貧農對互助組是很歡迎的。互助組能解決勞力、牲口、農具缺乏問題，那些富裕戶缺勞力，貧農缺牲口，他們自己協議好，互相等價交換，所以受歡迎。毛主席聽過后就講了那段最有名的話，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提出現在有些地方要停下來整頓（如華北、東北），有些地主要收縮（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發展（如新區），“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實際上類似的方針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關于整頓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發展，著重鞏固”。這次談話以前，在3月8日，鄧子恢還跟我說：毛主席囑咐要重視黨和農民關系，農民負擔很重；五年實現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1/3的農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達到50%。毛主席還對譚震林說，到明年10月可停下來整頓一年。此時，我們以為主席和我們之間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實，這只是戰術上暫時的一致，不是戰略上的一致。他對于各方面報來的關于農村存在的緊張情況不能不予關注，因而對我們提出的某些緩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戰略部署，并沒有任何變化。并且他這幾年已形成了一種印象：黨內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級干部，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講什么確保私有財產，公私一律平等，靠小農經濟吃飯，這種思想阻力，必須打破，為總路線開通道路。當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預期的信息時，就認為這才代表著事物的本質、主流，那種不符合理性予期的信息，就認定是表面現象，非本質的支流。他主張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顛倒主次。為促進社會主義事業，不能不著重批判那些非本質的支流的宣揚者。了解了這一點，也許可能對毛主席這一年中態度近乎突然的變化作出合理的解釋。后來，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都有過按是否符合“大方向”來判斷思想是非的做法。把這個問題簡單化，曾使人們產生離開對具體事物具體分析的方法，陷入認識的誤區。
1955年春，正當準備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貫徹“三字”方針時，農村傳來更多的信息，黨與農民的關系存在某種緊張狀況，南方以浙江問題最為嚴重。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即政法辦）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分別派出工作組調查，回報說：該省在1954年春只有2000多個社，到1955年春增加到5萬多個，占農戶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擴大了約50倍。在辦社中嚴重違背自愿原則，強迫命令。提出“抓兩頭，帶中間”，“向中農進攻”等口號，大反“小農經濟”和“自發勢力”。1954年浙江糧食征購共25.1億公斤，占總產量的38%，農民留糧嚴重不足，并多給單干農民派任務，以統購統銷來促合作化。全省耕牛減少5700多頭，豬、羊減少1/3至1/2，賣家具，吃種糧、逃荒、要飯、賣兒女、老弱餓死等現象累有發生。1955年當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來到北京，鄧子恢和譚震林（當時任中央秘書長、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即地區辦公室主任）等人，與江華一起開會研究怎樣處理浙江問題，決定用中央農工部的名義，給浙江先發個電報。電報發出前，曾送給陳伯達，托他轉呈毛主席，陳回電話說：“主席同意”。鄧老隨即出國訪問匈牙利。
電報發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們的建議。譚震林同志再次召集會議，決定由江華同志給省委去電話，請省委下決心處理農村問題，同時請農工部和中央二辦派人就地商量執行辦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辦負責華東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會議上取得共同認識：關于合作社問題，能鞏固的全力鞏固；群眾意見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強迫命令的、維持不住的，“堅決收縮”。原不準備開大會，省委提出開會才能統一思想，于是開了個干部大會，由我講了話，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霍士廉同志做總結。后來毛主席批評說堅決收縮的決定是在“驚慌失措”下做出的。當然，我在用語上有毛病，如說到“下馬”，但這只針對浙江地區的那種無法鞏固只能收縮的社講的，并沒有讓整個合作化工作下馬，更不是讓全國合作化下馬。實際上有一批辦不下去的社，硬撐下去，必將影響當前生產。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浙江的農業社由5萬多減少到3萬多個，共減少1.5萬多個。當時估計河北省也應收縮，河北表示已經搞過了，不再動了，我們去看了看，就沒有再搞。這樣加上河北和山東自己收縮的，全國一共減少了2萬多個合作社（以后，曾被誤傳為上20萬個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這樣傳開了），社的總數也由67萬個變為65萬個（在1954年中僅僅是10萬個）。1956年浙江把原來收縮的社又都恢復了，但在1957年這里又出現退社潮和自發包產到戶現象。
4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匯報農村的情況，譚震林同志做了補充，主要講浙江的問題。會議上有幾位同志發言，都主張把重點放在已經辦起來的社，盡量鞏固。最后少奇同志講了一段話，大意說；問題的核心是個如何對待中農的問題，所謂強迫不強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對待中農的問題，強迫也是強迫中農，自愿也是叫中農自愿。為了保證中農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發展，做好鞏固工作。中農看見社辦好了，就會自動來敲門，那時候我們把門開開。他們自愿，我們歡迎，這可以保證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會議提出，當前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4月底，毛主席從外地回來，帶回他對農村情勢的新判斷。5月1日他到天安門觀禮，對譚震林說，合作化還可以快一點。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莊稼都長得很好，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很高。麥子長得半人高，誰說生產消極？辦合作社的積極性也高。但給合作社說好話人不多，柯慶施說下邊有1/3的干部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這和上邊有關部門領導不無關系。從此主席就認定所謂農村存在緊張，農民不滿統購，合作化有強迫現象等等說法，一概是“發謠風”，因而進一步強調要反對保守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這次會上，毛主席強調合作化出點亂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講這一點是右傾表現。談到“停、縮、發”的三字方針，主要方面是“發”，尤其在后解放區“基本是發”，3月份所提“三字經”內涵，已有所改變。這次會后向到會各省分派了發展合作社數字，并決定到明春搞100萬個社。在這次會議上，各省（市）負責同志反映中央農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視。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少奇同志主持，批準了100萬個社的計劃。響應杭州會議精神，對保守傾向也有所批評。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開了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主席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迎接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反對右傾保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講話的基調，就是這個會上定的。毛主席在會后找鄧子恢，提出100萬個可以再添30萬個，搞130萬個，看怎么樣？鄧老說回去考慮考慮。鄧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處負責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認為還是堅持100萬個的原計劃。第二天鄧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講了很多，其中包括發展合作社的計劃要照顧群眾覺悟水平和干部領導水平，培養會計就需要時間等等道理。主席聽了很不高興，不以為然地說，100萬就行，多30萬就不行？我看不見得。7月18日，毛主席給我批了一個條子，說：“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四五月間）的各項材料，如報告、各人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我就送去一些東西，以后廖魯言他們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來的材料，毛主席就開始編《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在這基礎上擴大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寫越起勁。后來認為右傾保守不僅是鄧子恢的問題，而是全黨的問題，于是決定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解決。會前書記處召集我們開會，小平同志傳達主席原話，說：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中央決定召開全國地委書記以上會議，各省市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部長、副部長都參加。
接著在10月份召開了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在會上，首先由鄧老和我兩人做了檢查，承認落后于形勢，接受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在這次會上特別強調指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高潮即將到來，處在大潮中間的某些人還是像小腳女人走路，總嫌別人走得過快；合作社是能辦得好的，既然現在能辦好，為什么以后不能辦好？10萬個能辦好，100萬個、130萬個就辦不好？能辦小的就不能辦大的？能辦初級的就不能辦高級的？說沒有干部，干部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成長嘛！他指出特別是把中農劃為上、中、下三類，我們只要團結貧雇農、下中農，就爭取了多數，就能保證合作化健康發展。少數富裕中農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評具有保守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立場上說話，提出不能夠認為先工業化、先機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說我們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動工業化。他強調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浙江“堅決收縮”合作社是驚惶失措的表現。現在人們看到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是在7月講話稿基礎上經過兩次修改于10月發表的，此件和7月31日會議文件有差別，其中許多問題，如明確提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批評“小腳女人走路”，“從富農富裕中農立場出發”，批評“下馬、上馬一字之差”，關于辦大社和高級社等等，都是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講了后來加進文件的。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另有提綱，有許多話沒有上文件。
會后不久，中央開會討論農工部錯誤問題，當時有人提出鄧子恢檢討不夠，毛主席說，鄧子恢同志反封建還是很堅決的，此次犯錯誤是做了檢討的，是可以改的，向來對犯錯誤做檢討的人都不滿意，都說他檢討得不夠，我看差不多了。陳伯達提出，鄧子恢犯錯誤，杜潤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說，杜潤生同志是經驗不足問題，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別的問題。合作化是新問題，沒有經驗，下去干一個時期就好啦。陳伯達那樣講我，使我回想起過去和他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我給他留下一個“很不謙虛”的印象。記得1954年有一次談話，他說資本主義初期，家庭手工業變成作坊的工廠，作坊里頭集體作業，有了分工，于是生產就增長了一倍兩倍，難道農業集體化就不會有這種變化嗎？我多少年后才知道這是毛主席講過的話。我當時只憑直感就說，恐怕農業和工業不一樣，工業把工人聚集在一個房子里邊，手工業老板能夠直接監督管理，農業分散在廣大的土地上進行生產，維持勞動紀律，更多靠自覺，如果不自覺，就會磨洋工，還可能減產。他覺得我的思想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教導，不尊重馬克思，不聽毛主席的。此外還有幾個小的爭論，其中一個是關于初級社和高級社的，我說高級社可能難辦，他說不比初級社難辦。在這次中央會議上，他想把我的問題往政治問題方面掛鉤，可能與此次頂撞有關。毛主席在那次會上給我和鄧老說好話，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允許人們犯錯誤、改錯誤，一看二幫。有錯，進行嚴格批評，同時又給予信任，對這種愛護干部的精神，我們都是感覺到的。
今年是毛澤東100周年誕辰，我回顧的這段歷史，也已是40 年前的往事，這段往事，歷史發展本身已作出或還將繼續作出正確的評估。自然，作為親身經歷者，我們個人也可從中獲得某些新的認識。
鄉村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億萬農民向往社會主義美好遠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場偉大的探索和試驗，這個運動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效應。不論人們對這個事業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變化和差異，絕不能動搖我對毛主席的基本認識。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20世紀中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人物，盡管他晚年也有重大失誤，但更偉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績。當他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歷史變動的趨向，從而做出戰略決策時，他那披荊斬棘，一往直前，相信群眾，藐視困難，百折不回，義無反顧，務求必成的氣概，以及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貫堅持，都是極具特色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史上樹立的前無古人的業績和他的理論成就，無疑已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部分寶貴遺產，永垂青史。
我想謹借此文，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懷念。
（作者簡介：杜潤生，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先后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杜潤生文集（1980—2008）》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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