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國際比較發現，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就其所處發展階段而言仍然偏高，因此，在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進程中，農業勞動力轉移任重道遠。本文指出，在勞動力結構調整仍然滯后情況下所出現的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現象的背后，存在一個深層的悖論，即雖然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和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使農業生產開啟了機器替代勞動的過程，但是，農業未能像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實現與非農產業在勞動生產率上的趨同。本文嘗試從戶籍制度制約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業經營規模制約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方面，闡釋這個悖論產生的原因。在進行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借助發展經濟學的3個經典模型及其所強調的勞動力轉移重點任務，對進一步實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 勞動生產率趨同悖論 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
一、引言
中國在開始改革開放之時，就面臨著一項歷史遺產，即農業中積淀下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業生產實行家庭承包制改變了缺乏激勵性的生產隊集體勞動和平均分配方式，使得這種勞動力剩余顯現出來。進一步地，在人民公社體制和票證制度等被廢除之后，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轉移，并在迄今為止的整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具有特征性意義的現象。這個過程又與一個特有的人口轉變階段相重合，即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顯著高于依賴型人口增長速度。這賦予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經濟以快速增長的特點。
秉持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文獻，長期忽視這樣一種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不愿意看到自身理論假設與這種發展類型特征之間的抵牾。它們不僅把劉易斯創立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束之高閣，也對具有典型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誤讀和誤判。相反，早期發展經濟學很好地解釋了這種經濟發展類型，迄今仍然有助于人們認識特定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特征。
首先，劉易斯稱之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或二元經濟發展。在其著述中，他闡述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以及這個伴隨著資本積累擴大和工業擴張的勞動力轉移過程，同時就是一個特殊階段的經濟發展過程，并且可以成為具有二元經濟特點的國家的發展模式。
其次，同一過程也可以稱為“庫茲涅茨過程”。庫茲涅茨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化的分析，揭示了劉易斯模型暗含的假設，即由于勞動力等要素從生產率低的農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因而，從國民經濟層面上看，勞動生產率可以不斷得到提高。這個由于產業結構變化而導致生產率提高的過程，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庫茲涅茨過程”。
最后，即便多數新古典經濟學家無視這樣一個發展類型或階段，索洛式的經濟增長類型對于認識二元經濟發展依然具有啟示意義。一方面，新古典增長可以作為對二元經濟發展類型進行反事實觀察的一個參照系。前者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勞動力短缺，因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存在，從理論上就暗含了打破新古典增長中資本報酬遞減魔咒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既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終究要消失，新古典增長可以被看作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結束之后的下一步走向或歸宿。
在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中國呈現出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特征。與此同時，相比經濟史上其他類似的發展經驗，中國的這個發展過程也具有明顯特色，即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解除對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使剩余勞動力得以退出低生產率的農業和農村，跨城鄉、地域、產業和行業流動，進入城市和沿海地區的非農產業。因而，這一過程也發生著經濟體制的轉軌。
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勞動力轉移，完全體現了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改進。1978～2015年，整體勞動生產率（實際勞均GDP）提高了16.7倍，其中，資源重新配置所做出的貢獻達44%。勞動力轉移和資源重新配置也是兌現人口紅利的過程，即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報酬率、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較快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較大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幅度，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
最終，中國經濟迎來了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根本性變化。正如劉易斯理論所預期的，一旦非農產業吸納轉移勞動力的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增長的速度，一個經濟體終究會到達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后，勞動力短缺成為一種常態，并且拉動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在中國，這個轉折點以民工荒的形式最初顯現于2004年。2010年后，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轉變為負增長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這種負增長通過對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資本回報率、資源重新配置等經濟增長因素的不利影響，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因而，經濟實際增長速度自2012年以后出現常態下行。
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無疑從客觀上要求經濟發展類型從二元經濟發展轉向新古典增長。相應地，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需要從與特定人口機會窗口相關的要素驅動型轉向更加可持續的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轉移的潛力已經耗盡。本文論述表明，發展經濟學經典文獻對于認識中國勞動力轉移的潛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著眼于探索如何把勞動力轉移過程進行到底，通過揭示這個發展階段勞動力轉移的關鍵環節，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資源重新配置過程尚未完成
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經濟發展創造的奇跡得到普遍的認同和贊嘆。這一發展成就不僅僅表現為GDP總量的增長，還表現在由諸如城市化進程體現的結構變化上。例如，1978～2016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僅遠快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39%），也明顯快于更具有可比意義的處于相同人口轉變階段的“晚期人口紅利國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處于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65%）。
城市化本身就反映了人口和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直接從農業勞動力比重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這一指標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6年的27.7%。筆者的估算則顯示，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效果比統計數據所揭示的更為顯著，近年來實際農業勞動力比重可能再低10個百分點左右。這種轉移效果也表現為城鄉普遍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以及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率持續上漲。這會進一步導致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弱化，這個變化如果發生過快，則會使經濟增長減速超過可以承受的程度。
固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可能永遠享受人口紅利，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終究也會消失。相應地，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問題在于，中國勞動力轉移的潛力真的耗盡了嗎？是否還存在改善勞動力供給和重新配置的空間呢？下面，本文把中國放在一個國際比較的視野來觀察，通過數據來回答這個經驗性問題。
圖1顯示了89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與農業勞動力比重之間的關系。圖1（a）和圖1（b）都嘗試揭示同一個事實。圖1（a）顯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農業勞動力比重降低。這來自于發展經濟學的一般規律（或被稱為鐵律），即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同時，農業就業份額下降。圖1（b）將圖1（a）進行局部放大，以便把中國所處的位置突出出來。從圖1（b）可以看出，相對于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是偏高的。即便按照筆者重新估計的數字，即農業勞動力比重比這里顯示的數字低大約10個百分點，這一比值也仍然處在偏高的水平上。
再進一步看，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繼續下降具有很強的緊迫性。中國正處在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過渡的階段。在圖1（b）中， 2015年人均GDP處于中國水平之上至13000美元（當時，大約12600美元被世界銀行定義為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分界線）之下這個區間的國家被標識了出來。其中，所有國家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都顯著低于中國。通過計算除中國之外的其他14個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的算術平均值，可以發現，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入場券，是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12.6%左右。也就是說，中國要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話，農業勞動力比重需要再降低15.7個百分點。即便按照筆者所估算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中國也還有約6個百分點的距離需要縮小。
如果把這些國家作為未來若干年內中國人均收入趕超的對象，它們也應該被作為就業結構轉變的直接參照。也就是說，中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回避的任務，就是進一步降低農業勞動力比重。問題在于，為什么在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較高的時候，中國勞動力轉移速度就放慢了？例如，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年度平均增長率從2007～2012年的3.6%下降到2012～2017年的1.0%。勞動力轉移速度的這一減慢，似乎成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農業就業份額下降”規律的一種例外情形。對這個“例外”做出解釋，有利于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領域的制約因素，以便打破勞動力進一步轉移的瓶頸。
三、勞動生產率趨同悖論
按照經濟學原理，當農業就業份額下降特別是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時，農業與非農產業生產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格局就會得到調整。這個調整過程不言自明的結果應該是出現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趨同——即便不是數學意義上的同一化。然而，事實卻是，隨著農業勞動力比重的下降，雖然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得到了大量轉移，并且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但是，預期的勞動生產率趨同現象卻沒有出現。
在以前的研究中，筆者曾運用統計數據和自己重新估算的數據，分別計算了以勞均增加值表示的三大產業的實際勞動生產率（參見蔡昉，2017）。總體來看，1978～2015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提高了5.5倍、13.5倍和5.2倍（基于統計數據），或9.0倍、11.7倍和4.3倍（基于筆者自己估算的數據）。由于這里關心的是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之間的相對水平及其變化，所以，將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基準（即令其為1），進而觀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及其變化（見圖2）。由圖2可以看出，與經濟理論所預期的不同，三大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之間沒有發生顯著的趨同。
進一步來看三大產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和相對現狀。從基于統計數據的計算結果看，按照1978年的不變價格，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一直大幅度地高于第一產業，其2015年的實際勞動生產率達到第一產業近16倍的水平；第三產業盡管沒有這樣的增長勢頭，但是，其2015年實際勞動生產率也仍然保持在第一產業4倍多的水平上。如果按照筆者重新估計的勞動力分布數據計算，在1990年之前，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與另外兩個產業勞動生產率趨同的變化狀況；此后，其差距拉開；到2015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8倍多，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相對于第一產業而言其差距是降低了，但絕對差距仍然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大約3倍。
從發展經濟學的意義上說，這里顯然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一系列預期發生的現象皆發生了：不僅大規模的剩余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乃至迎來了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特征的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而且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明顯的資本替代勞動現象，具有明顯勞動節約型特點的農業機械化快速推進；另一方面，上述現象應該導致的結果卻沒有出現，即沒有出現勞動生產率在產業間的趨同。與此相關的一個統計表現則是：農業的就業份額下降滯后于產值的下降。
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現象并非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所獨有。即便是如今的發達國家（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也曾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大大快于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過程需假以時日，兩者之間的離散現象會持續較長時間。或者說，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之間的趨同，要到人均收入達到很高水平時，農業勞動力被充分輸送到非農產業時才真正開始。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分別取決于分母效應和分子效應，前者受勞動力轉移程度的影響，后者則受到農業生產方式的制約。并且，分母和分子又是互為條件的，例如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生產方式之間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阻礙農村勞動力徹底轉移的戶籍制度的頑固存在，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解釋因素，即其仍然發揮著干擾經濟發展規律、阻撓生產率在產業間趨同的作用。如果進行深入考究，即從農業生產函數角度來分析，就很容易發現另一個始終沒有發生變化的事物，那就是農業的經營規模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擴大。
從實行家庭承包制后的調查數字，到1997年和2006年的兩次農業普查數據，乃至最新的估計數據，每個農戶平均耕地面積大體保持0.67公頃未變。這個規模僅相當于世界銀行定義的小土地所有者（2公頃）的1/3。在這樣狹小的土地規模上持續追加節約勞動的物質投入，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報酬遞減。蔡昉、王美艷（2016）的研究表明，把改革初期1978～1984年的情形與2007～2013年的情形進行對比，糧食生產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提高了數十倍，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則顯著地降低了。
事實上，在農業生產物質費用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正是由于出現嚴重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才導致勞動生產率未能伴隨資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表示的是每個勞動力創造的有效產出，而最終產出不僅取決于勞動投入，還取決于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土地面積的制約導致資本報酬低下，抑制了農業產出效率，勞動生產率也不能得到預期的提高。歸根結底，勞動生產率趨同悖論的產生根源在于農業生產方式沒有從根本上實現現代化。或者也可以說，資本深化或資本勞動比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生產方式的現代化。
四、是時候討論第二個轉折點了
筆者在之前提出、爭辯和研究劉易斯轉折點時，主要的工作是做出了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 ，當時面對的主要狀況是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部分學者由于誤以為劉易斯轉折點是以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達到一致為標志的，因而否定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鑒于此，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之前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意回避了第二個轉折點的問題。勞動生產率趨同悖論現象在第一個轉折點之后愈顯突出，因為此前政策的關注點尚在于解決勞動力過剩從而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極低問題，此后則越來越重視既定的勞動力投入下農業產出的增長問題。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話題，即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問題，而這在理論上與第二個轉折點密切相關。雖然本文未必要得出第二個轉折點到來的判斷，但對其進行討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圖3顯示了二元經濟發展從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的全過程。其中OYX為農業總產出曲線。這個發展過程的起點是存在過剩勞動力，以OL表示最初使用的全部勞動力。勞動力轉移即從L向左移動，直至L0點之前，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都是零。從總產出曲線看，從Y點左邊開始，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開始為正數，即曲線上每個點的斜率均大于0。所以，L0或Y點代表著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該點之后，隨著勞動力繼續轉移，勞動邊際生產力逐步提高，并向OX曲線的斜率所代表的勞動的平均生產力趨近，直至到達勞動力轉移的L1點（對應著產出曲線上的Z點），即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此時，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與勞動的平均生產力相等，即Z點的切線與OX平行。這就是所謂的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或商業化點），標志著二元經濟發展的結束。此后，如果勞動力繼續轉移，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開始大于勞動的平均生產力，農業中的工資便不再是由制度所決定的對勞動力平均生產力的分享，而是在勞動力市場上由邊際生產力決定。
問題在于，從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開始，既然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不再為零，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就要求（平均）勞動生產率提高，否則，這個轉折點便被拉尼斯和費景漢（參見Ranis and Fei，1961）所不幸言中而成為食品短缺點。可見，這個轉折點十分重要，此前是勞動力轉移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此后則要求通過生產方式現代化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以支撐勞動力的繼續轉移。足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要求，是隨著勞動力轉移的進程而不斷增強的。由于到達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之后，二元經濟發展變為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長，已經不再是劉易斯等發展經濟學家所討論的關注點。然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如此重要，以至于真正關心經濟發展本身而不是滿足于構造理論模型的經濟學家必須要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在從第一個轉折點到第二個轉折點乃至其后，無論在哪個階段上，都必須高度重視勞動生產率問題。
所以，筆者在圖3中增加了一條曲線OX'，表示農業勞動的平均生產力在OX基礎上的提高。這樣的話，勞動生產率提高所支撐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就可以繼續進行下去。從圖3中可以看到，勞動力可以從L1進一步轉移至L2這一點，與之對應的則是總產出曲線上的Z'點，該點的切線與新的勞動平均生產力曲線OX'平行。也就是說，農業就業份額的下降是無止境的。目前，世界銀行定義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23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平均農業勞動力比重僅為4%。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主動提高，便是持續的勞動力轉移或農業就業份額下降的支撐。
在以往的研究中，筆者論證了中國已經于2004年迎來劉易斯轉折點。因這個轉折點以普通勞動者的供給短缺及工資上漲為特點，而并不以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相等為條件，因此，這里所說的劉易斯轉折點，實際上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謂的“第一個轉折點”。從那之后，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趨勢愈演愈烈，特別是在勞動年齡人口于2010年之后出現負增長，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加快消失。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迎來了第二個轉折點呢？一方面，從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當然是一個必須由經驗研究回答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從操作層面看是難以回答的。從本質上說，以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是否為零作為判斷第一個轉折點的依據，以及以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是否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相等作為第二個轉折點的依據，都是理論意義上的界定，而在統計意義上并沒有如此簡單的確定性。畢竟，估計一個生產函數并不意味著完美刻畫經濟活動本身，各種制度安排和其他干擾因素會使統計表征與經濟現實產生偏離。
另一方面，就經濟現實而言，以估算勞動邊際生產力的方式對轉折點是否來臨做出判斷也并非必要，畢竟，經濟現實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真實表現，比經濟學家所估算的生產函數中的系數更為可靠。首先，第一個轉折點會以此前從未發生過的勞動力普遍短缺，特別是由此導致的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更能證明自身。之所以需要識別這個轉折點是否到來，是因為它標志著二元經濟發展的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對于經濟和社會政策具有全新的涵義。其次，第二個轉折點的到來，最終也將表現為農業不再是向外輸出勞動力的產業，就業者的進入和退出不再是趨勢性的，而是一個常態的職業選擇，他們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隨時隨地發生雙向流動。
而且，轉折點其實只是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事實的一種特征化概括，其政策含義在于從中認識特定發展時期最突出的問題，找到打破制約的途徑。因此，討論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并不意味著需要做出其是否到來的判斷，本文也無意于估算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而是把農業就業份額下降作為一個持續的過程予以觀察，著眼于揭示不同階段的理論和現實要點以及相應的政策含義。
五、勞動力轉移的三個階段
在發展經濟學文獻中，有3個最經典的勞動力轉移（流動）模型，分別為劉易斯模型、托達羅模型和費-拉尼斯模型，分別由Lewis（1954）、Todaro（1969）、Ranis and Fei（1961）獨創性地提出，相互之間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互補性。需要指出的是，這3個模型都對勞動力遷移進行了全過程的理論闡述，而并非各自對應著不同的發展時期或遷移階段。
但是，每個模型最突出的貢獻點卻不盡相同。例如，劉易斯模型強調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為零，因而，工業在擴張的過程中，能夠以不變的工資水平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托達羅模型強調勞動力遷移（來自農村的）推力和（來自城市的）拉力，以及各種力量的均衡對遷移過程的影響；費-拉尼斯模型則強調第一個轉折點（或如他們所稱的“食品短缺點”）之后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
在抓住每個模型最突出的貢獻點之后，為了更好地概括和刻畫中國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一些特征化事實和對應的挑戰，本文把勞動力轉移或遷移過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將其分別稱為“劉易斯轉移階段”“托達羅轉移階段”和“費-拉尼斯轉移階段”。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也指出了每個階段在圖3中所對應的區間，以及標識重要階段變化的轉折點。
第一是劉易斯轉移階段。這個階段在圖3中表現為L到L0階段，其特征是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為零，因此，轉移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始終保持不變，減少勞動力對農業生產不會產生不利影響。所以，這個時期的勞動力轉移是“無條件的”。在中國，這個轉移過程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即家庭承包制從局部探索到全國范圍推廣的時期，終止于2004年，那時，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特征的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或食品短缺點就到來了。
在口徑上具有一致性的外出（或離開本鄉鎮）農民工數量調查可以追溯到1997年，本文對其進行一定修正后與2001年以來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連續數據進行了銜接（見圖4）；本文研究也獲得了2001年以后的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數據。雖然此前沒有可得的工資數據，但根據國家統計局負責人介紹2004年一項調查時的說法，此前20年間農民工工資沒有實質性增長，僅為600元左右。按照這個思路，本文假設了一個1997年的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水平，并按照每年1%的增長率與2001年實際調查數據相銜接。這樣，從圖4可以觀察到，以2004年為轉折點，之前表現出勞動力無限供給和工資不變的特征，之后呈現出勞動力供給彈性減小和工資迅速上漲的趨勢。
第二是托達羅轉移階段。這個階段在圖3中表現為L0到L1階段，即跨越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之后，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開始為正，但仍然小于平均勞動生產力。由于非農產業對轉移勞動力的需求保持強勁，勞動力短缺與工資上漲持續存在。自2004年跨過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之后，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就一直處于這個階段。圖4中以農民工為代表的非熟練勞動力供給增長的減慢和工資的加速上漲，恰當地刻畫了勞動力轉移這個階段的特點。
由于此時農業中已經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形成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推力與非農產業工資提高的拉力同時并存的局面。此外，勞動力流動的推力和拉力還來自一系列體制因素，并且往往不是期望的方向。例如，以戶籍制度為依據的城市對外來勞動力的排斥政策，就產生了不利于勞動力流動的反推力。因此，在這個階段，要推進相關制度改革才能使勞動力流動暢通。
第三是費-拉尼斯轉移階段。這個階段在圖3中表現為到階段，即跨越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之后，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已經大于平均勞動生產力。根據理論假設，到了這個階段，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已經相等，似乎勞動力流動已經不再系統性、單向性地僅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相應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也不再存在，而應該是有來有去的雙向流動，因而，本來沒有必要再劃分出一個特殊的勞動力轉移階段。但是，有兩個理由使得本文仍然要關注這個階段，甚至超前關注這個階段。第一，為了實現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無縫銜接，需要把理論上做出的發展階段劃分在現實中予以突破，模糊其邊界。第二，實際上，在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的下降幾乎不存在下限，甚至各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相等也只具有理論意義。因此，仍然可以預期農業勞動力的持續且大幅度轉移。而之所以把這個階段冠名為“費-拉尼斯轉移”，重在強調必須靠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支撐和驅動勞動力轉移。因此，為了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以及打破“勞動生產率趨同”悖論，本文雖然以這個階段為落腳點進行討論，卻旨在強調這個任務是貫穿所有階段的。
六、結論和政策含義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大規模轉移，農業勞動力比重相應顯著降低，但是，無論是從國際視角進行比較，還是從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未發生預期的趨同現象看，都表明中國的“庫茲涅茨過程”尚未完成。國際經驗表明，農業生產方式實現現代化從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僅是推進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必需（進而提高整體勞動生產率），而且是國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四化同步”的要求就是要避免農業勞動生產率滯后對整體經濟產生“拖后腿”效應。當前，妨礙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繼續進行的因素是體制性的。
戶籍制度仍在發揮阻礙轉移勞動力在城市穩定定居和就業的功能。城鎮化速度是史無前例的，而戶籍制度改革卻采取了漸進方式推進，兩者的節奏并沒有實現完全同步，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形成了一個缺口。常年外出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被統計為常住城鎮人口，卻沒有獲得城鎮戶口，使這個城市化過程在微觀層面上呈現出農民工個人的終身就業周期“有來有去”的特征。只有推進并完成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才能保持勞動力轉移持續進行并使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沉淀下來。
不能實現徹底的身份遷移，農民工就缺乏在城市穩定居住和就業的預期。同時，農村土地流轉在上制度存在缺陷，即不能使農民以可支配產權的形式對土地進行重新配置，導致土地流轉不充分，不能按照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要求實現規模擴大。從農民工的構成可以看到，不徹底的轉移造成對土地流轉的障礙。在2017年2.87億農民工中，40.0%只是在本鄉鎮內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他們還會兼顧農業生產；46.7%為離開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其家庭其他成員仍然在農村務農；只有13.3%為舉家外遷，可能具有轉出土地的意愿。此外，在年輕人外出務工而留下的務農人員年齡偏大的情況下，農村較低的人力資本也會構成對使用現代化生產要素的制約，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國際經驗表明，以城市化率提高和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為標志的結構變化，是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并不能有所例外。因此，圍繞這個結構變化要求，應該聚焦兩個互為條件的目標繼續推進改革：一是繼續推動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真正把農業勞動力比重降下來；二是堅持推動以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立為主要內容的土地制度改革，實現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至少要完成這兩個關鍵領域的改革，才能在推進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加快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最終消除二元經濟結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9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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