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化”趨勢VS“失語”
我們先回顧一下蘇寧集團孫為民先生的講話。孫先生在發言中講到的“五當模式”，即投資在當地、納稅在當地、就業在當地、服務在當地、造福在當地，從而帶動本地發展。這是現在社會企業的一個重要趨勢。很少有人關注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后，全球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在地化（localization）”。幾乎所有標榜著“現代化”的企業，都在強調我們不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而是以追求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企業，即“社會企業”。當國內還是按照教科書思路在講“企業一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實際上這個東西已經過時了。現在我們講得更多的是“社會利益”，即“共同性”和“在地化”，這是一個新的變化。所以蘇寧等企業的做法是非常新潮的，體現的是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改變。
公益，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各方面、多種多樣的利益集團廣泛參與而形成的一個社會化過程。現在，很多網上熱議的東西，會讓人感到似是而非，因此很多人問：現在到底怎么回事？其實，事情不那么復雜，就是中國人按照一直沿用的發展方式，走到了一個不得不被人關注的地方。
這個世界自從殖民化以來（約300年左右），已經形成了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用這個話語體系來看，中國的發展是錯的，但不能否認的是，現在中國發展的這種層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驗過程。我覺得，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各種各樣混亂解釋不了，原因在于我們自90年代以來完成了一個對自己傳統話語的解構過程，形成了一套比較美國化的話語。之后，我們突然發現：我們不再擁有用自己話語解釋自己的經驗過程了，我們“失語”了。知識分子的“失語”，只是一個群體的問題。但如果這個社會失語，則會產生一種混亂：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結構一定是越來越多多樣化的。而當各種各樣的利益群體都想表達的時候，我們能用什么樣的話語來表達？
主流話語很難解釋，但大家也找不到到底要用什么話語來解釋。我曾經說，我覺得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孔子，《禮運大同篇》就像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但如今，我們很少人能把《禮運大同篇》背下來，并跟《共產黨宣言》進行比較。我們自己把自己話語體系毀掉已經一百余年了，而現在開始在某些利益作用下開始的復古，比如祭孔，則有很多商業色彩。要摸索出如何用自己的文化、話語體系解釋我們國家這一百多年的發展，需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如今，我在努力做這樣的工作，因為我已經退休了，并且不太在乎別人如何評價我。所以，我對很多社會熱點問題是不回應的，因為只有靜下心來，才能踏踏實實去做話語重建工作，數十年之后，才有可能讓后人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解釋能力來解釋我們自己的經驗過程。而如今，我們不能做到這樣的時候，這個世界（特別是在中國）的話語體系是混亂的。我也希望大家原諒，我不是在批評什么，因為這種（失語）已經是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年代到“師夷長制以制夷”的時期（都存在）的問題，不是我們現在的人的問題，而是幾代人連續下來的問題。
轉型：必然的選擇
今天要講的重點，我原來是放在“社會化參與”上，想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結構性的介紹，因為公益就是一個社會化參與的過程。但我發現，大家需要聽的并不是一般的社會化參與，所以作了一些調整，首先要得說清楚人類沿著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無論是我們國家這種模式還是西方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基本上都是人類在進入資本主義歷史300年來所做的努力。我們且不用意識形態去評判，我們只是說，人們的努力是可貴的，但是，每一個努力既帶來收益，也帶來代價。我們以往的話語更多關注收益，較少關注代價。因此，越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利益群體，就越多地占領收益、而“甩掉”成本。我的研究則相對關注“成本何在”、成本由哪些人承載？而當人類的弱勢群體無法承載（這種成本）、人類主導群體也無法承載其在獲取收益時甩掉的成本時，這個成本就轉化成了資源環境的破壞。比如今年，氣候變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現象，根源在于人類追求的是收益，甩掉的是代價——這些代價，最終是被資源環境承載了。所以，中國人在這些問題的演進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我們從追求資本主義的產業資本時代，到進入新世紀我們開始追求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時代，我們幾乎是亦步亦趨地按照這個發展規律在走，只不過因為這個國家是后發國家，并且有長期的、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傳承，因此走的是舉國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特點：比如走得快，但是從內涵上看幾乎沒有什么大的差別；比如在產業資本階段走的很快，現在成了世界上制造業產量占全球最高比重的國家（已經高達25%以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制造業產量是中國生產的。但這一點并不值得驕傲——因為1840年以前，中國的制造業產量（即實體產業的產量）是世界三分之一，現在是四分之一，這形成的是一個淺淺的“U型曲線”，并不值得我們當代人驕傲。同時，因為是制造業國家，所以當我們的制造業“產量最大”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是貿易總量最大的國家，進而也成了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這本身是一個客觀的過程。
走到這步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少的資源，這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破壞程度，幾乎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如果以碳排放來看，2005年以前，美國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國，而2005年以后則變成了中國。在這種矛盾面前，我們唯一的選擇是：轉型。于是，中國從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2006至2007年提出“綠色增長方式”，2017年正式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實際上，在我們進入21世紀，因資源嚴重短缺、人口膨脹、發展產業資本而造成嚴重污染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提出轉型，不是現在。而到2012年則正式把轉型理念定義為生態文明發展戰略，這就是現在所說的“21世紀發展不再沿著過去傳統西方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文明繼續走下去”，因為我們走不下去了，污染太嚴重、資源環境破壞太嚴重。比如北京，一年365天里有300多天都是霧霾天。現在，整個華北都是大的霧霾區。在這種情況下，不轉型為建設生態文明，是不行的。
所以中國要轉型，這個轉型別人也不理解，因為其他國家的條件比我們好，無論是歐洲、美國，條件都比我們好，日本盡管是人口稠密、資本發展也很快，但它是海洋國家，是島國，來點海風就把污染吹掉了，而我們國家不一樣。我們國家東部地區幾乎沒有東西走向的山脈，所以南方的工業污染和城市污染，隨著氣候變暖不斷而向上頂推，推到北方、西方就形成了混合污染。疾病，尤其是惡性的癌癥越來越嚴重。
農村政策三段式演化
轉型是必然的，要轉型必須要有新的投入、新的生產方式，而且還要對舊的生產方式承擔起巨大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從某程度上來說，就是代價。而我們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完全改成了美國教科書的話語，所以無法解釋我們這種轉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轉型是一步一步來的。中國農村政策發生了三段式的演化。
第一階段，是三農問題的提出。我們自90年代以來就認為，不能簡單強調農業，因為農業被作為產業，這是很晚的事。什么時候農村被作為產業？中華民族農業文明歷史已上萬年，農業什么時候被當作產業了？在西方，農業被作為產業，這是殖民化的產物。在中國，農業被作為產業，是1950年代以后。農業本來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把農業作為產業，這條路現在已經走不下去了。它的所有矛盾已經爆發了。“農業是產業”的這種政策思路，已經走不動了。
所以，鄉村振興是什么戰略？是個符合生態文明轉型的、替代性的戰略，追求的是鄉村“百業興旺”而不是“農業的產業化”。所以，無論是愛德（等社會組織）還是蘇寧（等企業），做的不是做簡單的農業，而是農業的新業態，即農村多元產業的混合。只做“農業”，是不太可能太有出路的，無論主管部門怎么說，我還是想告訴大家，其實我們得看，從政策提法上，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產業化甚囂塵上的時候，我們提出不能單純強調農村產業，應該強調的是“三農問題”，最終，經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一系列的復雜矛盾，到新世紀之初，“三農問題”被中央接受并作為重中之重；接著又提出“新農村建設”；而到現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當農業終于走不動的時候，我們提出了“鄉村振興”。
希望大家理解這樣的變化過程。我想告訴大家，既然現在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作為主要矛盾，那么我們就要了解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因為這是“不平衡”中最主要的部分，而農村中的文化裂化、治理缺失，則是最主要的“不充分”。
世界農業類型形成與劃分
世界上的農業，呈“三分天下”之態，這是伴隨著殖民化而來的。殖民化是世界上一部分地區太過被偏遠化、太貧困了，所以演化成了這部分地區崛起的過程，被叫作“殖民化”。隨著殖民化，世界農業產生了三大類。
第一類是殖民地農業，它不承認原住民的財產權利，而承認外來人口成為占有資源的主體。于是就有了由外來人口為主的大農場，比如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大農場，這些大農場，都是由外來者、殖民者當農場主。當我們很多有識之士到了這些國家，看到這些大農場之后，認為我們國家也應該搞這種大規模產業化，我認為是不對的，除非我們先把我們自己作為原住民“干掉”，直到原住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低于2%——所有能發展大農場的國家，原住民比例都低于2%。比如美國的原住民就只有52萬人左右，而且集中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
這些殖民地的大農場農業根據它的經驗形成了“教科書”，而這些“教科書”現在變成了我們的教科書體系中的內容，所以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怎么能從事我們國家的“農業”？我們現在的政策主流關注“怎么樣把大農場模式搬到中國來”，但往往忽略了“大農場的農場主全是外來者”這個事實。實際上，我們民國年間就“搬”過（西方的經驗），那時候知識分子的頂層設計就是美國幫著完成的——結果失敗了。而現在我們還在“搬”，“搬”不來的時候，就認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導致“沒搬好”，有些人甚至說，失敗是因為“搬得不徹底”。但“徹底搬”的前提，卻是需要“把我們自己干掉”。
現在，世界上以原住民為主的大洲，只剩亞洲了。亞洲是原住民占比最高的大陸。亞洲的現代化國家，日本，100%原住民，并沒有大農場農業。日本的農業，平均規模是兩公頃。亞洲的次等現代化國家，韓國，也沒有大農場。比較現代化的中國臺灣，同樣沒有大農場。
我們往往不愿意就近看看旁邊，非得去看美國，美國不是原住民大陸，也不是原住民國家，中國是典型的原住民國家，亞洲是世界上僅存的原住民最多的大陸。原住民大陸、原住民國家是學不了殖民地國家的，農業方面尤其學不了——這一點，無論各位有多少的批評，我都請大家先冷靜下來，做一點比較。我畢竟是在這方面做了幾十年研究、做了大量的國別比較的。
第二類，是殖民地宗主國的中小農場農業，典型代表是歐洲。歐洲現在只有小農場，沒有競爭力，于是歐洲的農業整體轉向綠色主義，隨著中產階級崛起，歐洲出現了城鄉融合，市民下鄉經營農業。歐洲的小農場中，60%是市民當農場主，而不是農民。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大批的市民去到鄉村，為了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打造一個小小的農場經濟——這是典型的綠色主義，這個群體，叫“新農人”。如果我們的政策能夠適當地引導這種城鄉融合，讓市民到鄉村跟農民聯合創業，那將會打造一個新的業態。這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們不可能簡單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之前有過這樣的嘗試，卻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甚至現在，很多私人的投資進入農業，以為自己能夠創造一個新的農業模式，卻也紛紛失敗了。我們也不能怪那些老板跑路，他們真的實在干不下去了。所以，這是國情決定的。
大家請記住：世界農業三大類——大農場模式只能在殖民地，連殖民地宗主國都搞不成。原住民國家和地區（日韓臺除外）無論多現代也只有“小農業”，而且以農戶經營為主的。
總結來說，就是：農業的類型差異很大，互相之間不能照搬。在別的方面，我們可以相信“普世價值”，在農業方面，千萬別相信。
鄉村建設：不可照抄外來經驗
為什么東亞都能夠進入工業化？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門檻面前都摔倒了，而東亞國卻進去了——進入工業化的東亞國家或地區，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都是受到典型的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或地區，比如日本、韓國、中國等。這些進入工業化的東亞國家或地區，不管實行什么政治制度，歷史上都反復實現過“耕者有其田”，用更正式的詞語來表述則是“均田免賦”。1950年和1980年，我們國家都實現了“均田”；2006年，我們正式開始“免賦”（取消農業稅）。我們重復了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有過的歷程。只要是實現了均田的國家，都進入了工業化——實行“均田免賦”是進入工業化的門檻。擁有大量資源的拉美，為什么進入不了工業化？因為這些地方沒有經歷均田免稅的歷史過程。
當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沖突是恐怖主義的沖突。但恐怖主義能靠反恐解決嗎？恐怖主義發生，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在金融資本時代，只可能越來越大，而根本不可能縮小。
我經常被西方大的投資機構請去做“知識更新”，幫他們提升知識層次，因為他們需要了解中國在發生什么。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就知道了，在金融資本領域中，“收入”從一開始就是高的，為什么？是因為金融資本市場是追求流動性的，是掙快錢的。為什么貧富差距會拉大？農業完全沒有流動性，一年流動一次，春種、夏鋤、秋收、冬藏，一個投資進去，一年滾動一次，怎么可能有收益呢？“脫實向虛”是資本經濟的客觀規律，不能人為擋住。只要發展金融資本經濟，就一定會出現收入差別的迅速拉大。對中國而言，我們還有另外一套制度——黨組制。大的金融機構都有黨組，都由黨來管理。這是我們現在的客觀國情。
世界上按照一般的發達國家的制度體系來建立本國制度的，幾乎都不可能緩解本國的問題。現在主要問題，是全球都發生三大資本過剩，即產業資本過剩、商業資本過剩和金融資本過剩。它們導致的成本代價，向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轉嫁——所以公益領域的工作目標，是扶助弱勢群體，緩解資源環境帶來的破壞。但社會必須理解：這些也不是單靠我們的努力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最終還是要面對三大資本過剩所導致的全球危局。如果我們不能根本改變這種危局，那我們所作的努力也只能算微乎其微。
鄉村振興：社會化參與推動雙穩態結構
社會化鄉村振興的現實意義，既然我們認識到城鄉不平衡是最大的平衡，農村中的文化、治理等方面的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那我們就得看這些問題是怎么產生的。
上面說到的這些問題，其實產生于中國工業化。我們既然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制造業崛起過程是產業資本崛起，帶來的是嚴重污染和社會矛盾拉大等問題。如果進一步搞城市化，污染只會更嚴重。于是中國早在2005年制定新農村建設戰略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大規模向農村投資了。這對所有到農村振興產業的人來說，都意味著官方替我們墊付了機會成本。如果這些人現在選擇的投資領域是合適的，將會獲得持久的機會收益。而按照原來農業發展方式走規模化道路，已經造成多種的問題，包括嚴重的污染、食品不安全和各種各樣社會沖突等。
這些年，我和我的團隊在各地開展了一些鄉村建設的工作。我們不搞集中的辦公室，也沒有專門人的投資，我們稱為“社會化廣泛參與大平臺”。這些做法，其實是把世界通行的做法做了中國化改造。其中比較值得我們借鑒的是我們從2003年開始實踐的六位一體零排放立體循環生態農業試點。還有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在新農村中發起的草根運動。值得一提的是，農業本身就是文化，“十里不同風”，我們各種各樣的鄉土社會文化是農業社會存在的基因，只有把文化發展起來，我們農業社會才能夠長期生存。
我們強調：生態農業只能靠社會化，靠資本化是實現不了生態農業的。社會參與是形成保障的體系，大家都重視安全食品安全，但食品安全不可能靠發標簽，也不可能靠企業制定標準，最好的辦法是社會參與，只要有市民參與，農業一定是安全的，我們推進的是社會參與式的食品安全體系，推進的是城市市民和農民聯合組織，最終實現的是讓農業回歸文化本質的社會生態農業。
這樣的實踐對國家的意義是什么？我認為是有助于國家的雙穩態結構，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
首先看社會結構。剛才說到“均田免賦”，是因為歷史上只要有了“均田”的朝代，都會有至少200年左右的朝代穩定周期，今天的中國之所以在反貧困領域取得這樣重大的成績，重要原因是在于讓農民有了自己地資產。1950年和1980年兩次分地，是中國產生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小有產階層”。我們的農民，是“小有產者”。這些年我們存在的貧困問題，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把教育、醫療領域推進市場，變成高收費。一旦農民讓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學，就有可能變成貧困戶；家里老人生病了，就變成貧困戶——因為這些領域收費太高。所以我們客觀地看，會發現貧困不是農業造成的，貧困是外部教育醫療等社會生活的高收費造成的。所以，如果在反貧困過程中，不對這些（高收費的）領域下功夫，而純粹走到鄉村去對貧困戶做工作，那恐怕是找錯對象了。所以，要維護中國小有產者的財產，讓社會更穩定。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大家都應以中國已經崛起、并且規模是世界第一大的中產階級為目標。中產階級的消費是引領性的，在歐洲，它變成綠色主義消費潮流；而在中國，它正在轉型，引領著旅行等領域的新風尚。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多的改變，源于中產階級的崛起。在這個社會上，最不穩定的、最缺乏輿論導向的就是中產階級。同時，中產階級文化程度較高，表達能力空前地強，所以社會輿論容易出現失序，這也是正常的社會現象。社會底層和中層，都容易處在變動之中，相對穩定的是大資本，而在我們國家則是具有政治化意義的大資本，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再看經濟結構。如今的中國處在一個“建設性的負債過程”，本來不必按照西方的金融資本制度來建設本國的金融資本制度。但麻煩的是，這要從“教科書”改起，因為現在整個體系都不是用來解釋中國情況的制度體系。所以我們今天跟美國發生如此強烈的對撞，卻難以解釋自己的困境，這時候，人民的沖突就真的發生了。
我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這一過程，同時做好自己的份內工作，尤其是公益事業的從業者。當客觀世界的“亂”不能左右的時候，我們至少還有一些地方是穩定的。因此，我們必須踏踏實實地把鄉村建設做好，這樣，當發生一些不可預見的“亂”時，我們的鄉土社會還是穩定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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