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四十年，我國城市發展很快，城市變多了、變大了、變高了、變靚了。有專家成為“造城運動”。未來三四十年，我國駛向現代化的列車，實行“雙輪驅動”，在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將有更多的政策和人才、資金、技術等資源“上山下鄉”，振興鄉村。通過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推動經濟和社會高質量發展、中高速發展，到32年后的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
去年10月十九大已經吹響振興鄉村的進軍號；今年初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十二條意見。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了國家發改委商有關部門編制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國家規劃”）；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下午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第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加深對這一重大戰略的理解，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鄉村振興戰略的覆蓋面廣，任何地區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都要首先和充分考慮鄉村振興問題。下面從三個方面，談談對貫徹落實“國家規劃”的一些學習體會，不妥之處請指正。
一、從總體上深入理解鄉村振興戰略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而且關系國家大局，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的總要求，統籌推進六大建設即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科學有序推動五個振興即“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促進“三個全面”即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和農民全面發展。
振興鄉村要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有序地推進。從全國來說可總結為三大重點任務：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更好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其他重要農產品的數量和質量；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全面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幸福；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更好激發農村內部活力并優化農村外部發展環境。各地情況不同，要因地制宜地明確本地具體的重點任務，根據任務統籌推進有關措施。
“振興”二字是針對“不興”問題而言的。一方面，建國近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無論從數字還是從感覺看，農業農村的巨大變化都是舉世矚目的。另一方面，要找出相對“不興”的薄弱環節，即“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按照問題導向，思維和行為都要“有的放矢”。“不興”的問題就是今后工作主要的“放矢”之“的”。
無論從全國角度講，還是從一個地區的角度講，在處理“錦上添花”與“雪中送炭”的關系上，都要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資源用在“雪中送炭”上。強化薄弱環節，是實施振興鄉村戰略的長期性、艱巨性任務。
工作中要堅持“三個導向”即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和目標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圍繞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和民生短板，讓億萬農民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個最”和“三個感”，突出了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和目標導向。
（以上六組數字，合起來就是“2056333”）
二、振興鄉村需要處理好的四個重要關系
今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要處理好四個關系，下面談談學習體會。
（一）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的關系。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謀長遠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兩句古語可以古為今用，賦予時代新意。
根據“國家規劃”，全國的長期目標是“到2050年如期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此前分兩個時間節點：一是“具備條件的鄉村，到2022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二是“大部分村莊”“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各地區要依照國家規劃科學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或方案，要對全部村莊按照2022年、2035年和2050年三個時間節點，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進行科學分類。
地方五年規劃或方案，要把解決近期突出問題作為重點，同時對中長期愿景和戰略性措施做出展望及其規劃。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能提脫離實際的目標”。貧困村的脫貧攻堅要做到“三個不”即“目標不變、靶心不散、頻道不換”。
（二）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關系。
我國四十年改革的經驗表明，頂層設計源于以往的基層經驗，同時指導未來的基層工作。改革初期，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政策，源于安徽小崗村等經驗。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和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浙江等省新農村建設的經驗。
“國家規劃”等頂層設計，既明確了方向道路，也有很高的含金量，可以說是“道術兼備”。各地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積極探索中央頂層設計的落地點和“施工圖”。基層探索出的新經驗，也為今后優化頂層設計提供實踐案例。
“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鄉村振興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創舉”，要按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規律，積極穩妥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三）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
政府好比“看得見的手”，市場好比“看不見的手”，要“兩手抓，兩手硬”。很多事情，沒有政府辦不了，不靠市場機制辦不好。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政府要做好規劃，加強指導，加大資金支持力度，為市場主體的進入和發揮作用，不斷改進服務和監管方式。
“國家規劃”中提出了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加大支農投入力度、提高農業風險保障能力；同時還提出了完善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提高農民參與程度。還要“鼓勵工商資本到農村投資適合產業化、規模化的農業項目”。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帶動農村老鄉，這是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要措施。
（四）增強群眾獲得感和適應發展階段的關系。
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長期以來的大量事實說明，農民最討厭形式主義和‘形象工程’，在今后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要堅決杜絕。
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發展目標不同。記得幾十年前老家農村開會，干部在會上講將來農村“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農民當成笑談，結果“會也開完了，人也走光了”。那時農民最關心的是吃飽肚子的問題。現在農民最迫切需求的什么，農業農村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必須要調查了解清楚，才能有的放矢地確定目標和措施。
三、將“和合”理念全面融于鄉村振興行動
我國優秀傳統思想中“和而不同”、“和為貴”的理念，跨越時空，在當代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當今世界合作共贏的模式越來越多。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多方面融于了“和合”理念。下面結合對規劃的學習體會，從十個方面談談“和合”理念與鄉村振興行動的融合。
（一）黨群結合。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取得的。
各級領導干部，都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好黨和群眾的關系，按照“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一致性”原則辦事，防止“只對上不對下”或“只對下不多上”兩個極端，否則，最終會出現上下兩頭都不滿意的結果，這樣的案例不少，值得借鑒。最近頒發并與10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違反政治紀律、群眾紀律等的處分做出了明確規定，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在認真學習的基礎上和認真執行，既維護大局、保護群眾利益，也保護自己。
“國家規劃”中提出，“落實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要求。縣委書記要當好鄉村振興‘一線總指揮’”。“國家規劃”中基本原則提出了“八個堅持”，其中第一是“堅持黨管農村工作”，第三是“農民主體地位”。黨群關系就是主帥和主力軍的關系。
“國家規劃”中提出，“落實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要求。縣委書記要當好鄉村振興‘一線總指揮’”。“國家規劃”中基本原則提出了“八個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和“農民主體地位”是其中兩條。黨群關系就是主帥和主力軍的關系。
黨在農村工作中縱覽全局、協調各方，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健全黨管農村工作領導體制機制，干部配備上要優先考慮，要“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一懂兩愛）的‘三農’工作隊伍”。同時要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前提是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尤其是為農民排憂解難。
（二）人才融合。
振興鄉村，關鍵在人，人才振興是產業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等多元振興的前提和保障。人才振興既需要調動鄉村內部人才的積極性，也需要更多外部人才參與、融入鄉村，支持、幫助鄉村振興事業。
“國家規劃”中提出“搭建社會參與平臺，加強組織動員，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參與協調推進的鄉村振興參與機制”。要發揮社會各界的積極作用，在人力、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凝聚鄉村振興的強大合力。
有條件和可能的地方，要“促進鄉村振興國際交流合作，講好鄉村振興的中國故事”，在共贏多贏的同時，為世界鄉村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產業振興的角度來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領頭人與新型職業農民結合至關重要，前者好比“導演”，后者好比“演員”，二者更多更好地結合，才能演好產業振興的“大戲”。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新型職業農民，分別是先進生產關系和先進生產力的重要體現，要加快培育“兩個新型”，使二者廣泛結合、相得益彰。
2012—2017年，連續6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新型職業農民提出要求。據有關部門發布的信息，截止2017年底全國的新型職業農民已超過1400萬人，到2020年將達到20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200萬人，比前幾年的增速（平均每年增加100萬左右）快一倍多。目前，70%以上的示范縣基本建立起“教育培訓、規范管理、政策扶持”的三位一體的培訓制度，今后要擴大范圍、提高質量。
截止2017年底，全國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和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等新型經營主體290萬家。
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對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投入，比如歐盟，長期來一直重視培養青年農民，將一定比例的預算專門用于支持40歲以下農民從事農業。
近年來，我國各地在總結我國經驗和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加大了培育“兩個新型”的力度。比如吉林省，2017年先后選派6批次139名新型經營主體領頭人分赴法國、日本、韓國等交流學習；同時組織青年農場主多批次到浙江、江蘇等學習培訓。
我國今年中央財政安排補助資金20億元，分層分類培育新型職業農民100萬人以上。
今后，各級政府在人財物各方面應加大培育“兩個新型”的力度。新型經營主體的帶頭人和骨干，應更多地由新型職業農民擔任。
（三）城鄉融合。
“國家規劃”中把“堅持城鄉融合發展”作為一條重要原則。長期以來，“三農”為城鎮化、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后城市和工業有條件也有必要加大對“三農”反哺、帶動力度。
要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另一方面使人、財、物多方面的公共資源，更多地向“三農傾斜”。通過市場和政府兩只手，才能實現“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局面。
（四）產業融合。
隨著“互聯網+三農”、“互聯網+品牌”和鄉村生態游、文化游、采摘游等多種新業態的發展，一二三產融合已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近年來提出并正在推行的一二三產業融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產業化經營的升級版。
在總結過去經驗并借鑒日韓等國經驗的基礎上，各級政府已經出臺一系列引導和支持政策。三產融合可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豐富和共享利益鏈，各地都取得了很多好的經驗，比如山東省大力發展“新六產”，上半年在濰坊召開了現場會，濰坊市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也相應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加深產業融合有多種實現形式，尤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國家規劃”中也提出，“培育發展家庭農場，提升農業專業合作社規范化水平，鼓勵發展農民合作社聯合社”。用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形式，發展現代農業并加深產業融合，是發達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共性經驗，我國也有很多成功經驗，目前還有很大的潛力，需要采取綜合措施加以發揮。
（五）功能融合。
“國家規劃”中指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在編制規劃和實施項目時，要盡可能考慮融合功能、一舉多得態與產業、文化與產業，要更好地融合；提高農民收入水平要與提升農民精神風貌要更好地結合；使鄉村美麗與鄉風文明有機結合。
很多地區的發展，過去出現了“重生產輕生活，重經濟輕生態、輕文化”等問題，已經開始糾偏。今后鄉村振興事業，要用系統論的觀點，辯證地、動態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使鄉村多功能更好地融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防止顧此失彼。
（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中國古代就崇尚“天人合一”理念，這一理念在當代也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國家規劃”中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原則，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天人合一”理念的現代版、升級版。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一是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二是要堅持和落實好“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三是要“加快轉變生產生活方式，推動鄉村生態振興，建設生活環境優美、生態系統穩定健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七）統分結合。
我國“三農”的很多問題，都與生產經營和生活居住分散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大量實踐證明，解決生產和居住過于分散與提高質量、標準和效率的矛盾，帶有普遍性的經驗，就是實行統分結合的原則。
解決生產過于分散的問題，一是通過土地流轉等方式推進逐步規劃化生產經營；二是對生產經營規模小的分散農戶，實行“N個統”，包括統一技術、標準、供種、肥料、服務、銷售等，把“分”的積極性和“統”的優越性結合起來。
解決居住過于分散的問題，是提高道路、物流網絡、供排水設施、農村能源、信息網絡、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必然要求。
近二十年來村莊整合的進展較快，從自然村情況看，2000年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就減少到270萬個，現在約200萬個，平均每年減少近10萬個，平均每天減少二百多個。今后，要按照“國家規劃”中提出的要求，在調查村情、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規劃為“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并類”四類”村莊，循序漸進，分類推進。
在鄉村振興中要加強古村落保護。目前我國公布了4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共4153個傳統村落，在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中，平均每個縣不到2處，全國60多萬個行政村中平均100多個村中有一個傳統村落。在順應自然村較快減少趨勢的同時，要加大傳統村落的保護力度，傳承鄉賢文化，挖掘文化基因，留住“鄉愁”，這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八）自治法治德治結合。
對于鄉村治理理念，“國家規劃”中提出，“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
對于自治，需要在協商、選舉、決策、管理、監督等多方面，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在理念和行為上防止“為民做主”“代民做主”。
對于法治，首先要提高干部和農民的法治意識和素養，依法行政，并加強對農民的法律服務。
對于德治，要深入挖掘和傳承農村優秀道德規范，結合時代特征，強化道德教化，使向上向善、孝老愛親、愛國愛人、重義守信、勤儉持家的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體、互相補充，要協調推進、同步加強，并“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建設好平安鄉村和幸福鄉村。
（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結合。
廣義的生活富裕，不僅包括物質生活，還應包括精神生活。
對于物質生活與人倫教化的關系，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孟子都有精辟論述。孔子在周游列國時就提出，百姓應該先“富之”，后“教之”，即富教結合；孟子也提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為了讓更多農民更快地富起來，要更好地解決中低收入農民的就業和增收難問題。無論是近期的“全面小康”目標，還是長遠更高水平的“生活富裕”目標，都要使廣大農民尤其是低收入農民持續較快地增加收入。
要進一步重視平均數字下掩蓋的低收入群體收入低的問題，采取更加有力的精準扶貧和鞏固成果措施。很多農村，多種渠道籌集的扶貧資金作為貧困戶的股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9年6月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可以說，現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結合，從一定意義上上說是古代富教結合的升級版。“國家規劃”中對于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明確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持續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倡導科學文明生活，不斷提高鄉村文明程度”。
農民的文化水平比較低，“倡導科學文明生活”的任務很重，比如大健康問題，首先要使農民懂得什么是健康，如何才能健康。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不是沒有疾病，不是不虛弱。健康是軀體、心理、人際適應和精神道德上的良好完滿狀態”。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世衛組織在維多利亞宣言中提出的“合理膳食、適量運動、戒煙限酒、心理平衡”健康四大基石。
（十）傳承與創新結合。
五千年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化，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國家規劃》中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有效途徑”。
在深入挖掘農耕文化所蘊藏的優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的過程中，要結合時代要求古為今用，“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創新是中央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改革創新、激發活力”是“國家規劃”中提出的八條重要原則之一。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部工作，都要貫徹落實“改革創新”的理念。同時，要處理好改革創新與傳承的關系，處理好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改革創新的手段要更好地服務于鄉村振興總體和具體目標。
上述可概括為一組數字“2056333410”，即20個字總要求，5個振興，6大建設，3個全面，3大任務，3個導向，4個關系，10個和合。對這些應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促進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作者系發改委農經司原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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