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突破與快速發展，過去以城鄉二元結構為依托，以“政社合一”為組織形態的傳統農村社會治理模式已經逐步瓦解，而新的城鄉統籌發展的有效路徑與“鄉政村治”的治理體系卻遲遲未能建立健全起來。可以說，當前中國農村正處在一個破舊立新的社會轉型期，或正在經歷一種鳳凰涅槃和浴火重生的必然過程。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推進農村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屬于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有大量的持續性的財力投入，才能水滴石穿，事竟功成。
當前農村社會治理正面臨許多嚴峻挑戰，這些挑戰不一定以缺錢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經濟市場化的氛圍下，最后往往還得依靠經濟力量的“刺刀見紅”來擺平和搞掂。
習近平同志曾經明確指出：“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深化農村改革，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村和諧，維護農村穩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需要更好地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但是，不少基層黨組織與這種“戰斗堡壘”的要求相差甚遠，主要問題一是功能作用在虛化；二是領導班子在弱化；三是黨員群眾在退化。
這個問題看起來是比較純粹的政治問題，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問題。因為決定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作用大小與領導班子戰斗力強弱的核心要素和根本緣由，其實不在村級干部隊伍的具體素質，而在村級集體經濟的整體力量。
我們以前在思維模式上有個老套路，叫“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認為一個村子能否實現農業繁榮、農民富裕、農村進步的目標，關鍵就在于必須有一個戰斗力、向心力、凝聚力很強的黨支部和一個能帶領群眾致富、廉潔、公道、正派、有奉獻精神的班長。現實中也確實有很多這樣的先進典型，像江蘇華西村的吳仁寶、山西大寨村的郭鳳蓮、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湖北省堯治河村的孫開林、官橋八組的周寶森等等。因此，這個老套路讓我們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選拔和培養優秀人才上，而忽視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多層面的制度體系對于人才的反作用。
然而，改革開放40年來，這些優秀村官始終只是鳳毛麟角，他們點起的星星之火，至今沒有形成燎原之勢。包括安徽小崗村在內高達99%的廣大農村仍然還是死水一潭，消極地等待國家和社會的支持才能呈現出有限的變化。所以我斷定：希望通過“伯樂”找到“千里馬”來給農村造福只是一個良好愿望。因為當前盛行市場經濟，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價值觀念和制度基礎來保證大批量帶有社會主義優秀“基因”的村官能夠像雨后春筍那樣破土而出。
目前在不少農村，“村兩委”在群眾中的向心力、凝聚力、戰斗力越來越微弱，甚至到了“講話群眾不聽，許諾群眾不信，指揮群眾不動”的危險地步。
為了推進農村社會治理，我們現在采取最普遍的辦法是派遣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到農村去“包村”的辦法，再由包村單位選派干部到基層任“第一支部書記”或村委會“第一副主任”職務，以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但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包括鄉鎮政府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與運行秩序，經過編制部門的嚴格核定之后，每個崗位的配置可謂“一個蘿卜一個坑”。倘若人員被長期抽調，勢必影響單位正常的履職盡責。這種“按下葫蘆又浮起了瓢”的搞法，往往使得很多單位的工作變成了“一地雞毛”。
爭議比較多的是選調大學畢業生到農村當“村官”的事情。當年的初心，可能覺得大學生群體的文化素質高，法制觀念強，朝氣蓬勃、思路活躍，正好彌補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短板”。決策層十分期待大學生擔任“村官”之后，能夠激發村級組織的活力，給農村注入了新思維與新動力，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快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產生巨大作用。但很多大學生選擇當“村官”是對嚴峻就業形勢的權益之計，或抱著實踐鍛煉、豐富閱歷的動機為以后報考公務員和研究生積累資本，往往對工作缺少熱情，不思進取，僅把自己當成農村的匆匆過客。更重要的是，大學生“村官”的戶籍大都留在畢業學校所在城市或生源地，按照村民自治的有關法律并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能擔任村總支書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等這些“名不正言不順”的職務，造成了大學生“村官”既不是學生，更不是農民，也不是合法干部的混亂格局。
嚴格地講，上述這些搞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的問題在哪里？就在于“缺錢”！
要想把農村社會治理好，就必須向農村社會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水平與質量，讓廣大農民群眾實實在在地體驗到越來越高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這也是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重要內涵。但在實際操作中，每年一萬多億元的涉農財政支出，真正到農村生產前線和農民群眾手中的錢并不多。一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務長期欠帳，提供的方式方法也不盡合理。
同時，對于一些微觀領域的公共服務與公益事業，國家不可能全部“兜”起來，還得要由村級組織依靠集體經濟來自力更生。但是，絕大多數行政村的公共財產早已分干賣盡，債臺高筑，成為名副其實的“空殼村”。以湖北省為例，全省現有26292個行政村，負債數為25503個，占97%。村級凈債務總額為55億元，村平20.8萬元。雖然國家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后不斷地加大對基層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但仍然難以維系村級黨組織正常履行職責所必須的運轉需求。
也就是說，“村兩委”要想充分發揮功能作用，就必須有能力緊密圍繞農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辦好事謀幸福，這樣老百姓才能把干部當親人，愿意親近，聽你指揮，服從管理。由于集體經濟長期缺失，村干部沒有任何合法的經濟手段去給農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遇到困難只得“等、靠、要”上級政府的支持方可解決，村“兩委”的執行力、戰斗力以及在廣大農民群眾心目中的向心力、凝聚力便自然會一落千丈。這樣的話，無論誰去當“村官”，腰桿子照舊硬不起來。
反過來看，當前我國各地那些先進的農村黨支部與村委會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戰斗堡壘的功能作用，努力朝著“領導堅強有力、群眾生活富裕、村務管理民主、鄉風文明進步、公益服務完善、社會穩定和諧”的目標奮勇前進，其中最為核心的東西，就是背后有強大的集體經濟力量在支撐。
因此，要強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實施振興鄉村戰略，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等各項工作中，最緊要、最關鍵的事情是積極探索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和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力量。
作者宋亞平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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