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為例
《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英文版已于1990年7月出版。其后應上海學術界同仁的邀請，就區域史研究方法的角度自我介紹了這本新書，也談到舊作《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F把講稿略加修改，加以發表。
一、華北與江南對比
我這本書花了相當的篇幅，把長江三角洲與華北平原作對比;這可能是這本書研究方法的特點之一。舉一個主要的例子:我在研究華北平原的過程之中，得知該地從清初開始，發展了相當數量的使用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種農場占了華北總耕地面積的約百分之十。它們一般的規模是100至200畝，雇傭了3至8個勞動力，在生產糧食之外，主要生產棉花。它們很明顯是伴隨華北農業商品化而興起的。一個小農因種植經濟作物而致富，添置土地，逐漸達到10。至200畝的規模。
華北如此，江南又如何呢?我在沒有開始研究長江三角洲農業史之前曾經推測:江南商品化程度遠高于華北，經營式農業按理說應該更高度發展，說不定會呈現一種農村“資本主義萌芽”的跡象。
但是使我驚奇的是: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業雖然在明代后期可能相當普遍，但到清代逐漸衰落，本世紀已基本無存。本世紀三十年代的調查資料(包括土改時華東軍政委員會的《江蘇省農村調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以及滿鐵對江南地區6個農村的深入調查)證明:當時三角洲農村之中普遍都是一家一戶的小耕作，每家以自家勞動力耕種小塊上地，平均一戶約5至10畝，而整個蘇、松、太地區可以說基本沒有依賴雇傭勞動、規模較大的經營式農場。
問題是:為什么?是因為水稻經濟的特點?還是因為江南勞動力比較昂貴?抑或地主經擠比較發達?抑或其他的理由?
十年研究，我得出的是這樣一個解釋:長江三角洲的農業，通過高度商品化—主要是棉花和蠶桑—形成了一種過密型的家庭生產?；啿冀洕托Q桑經濟所需勞動力要高出簡單的糧食種植數倍。這種商品化本身便是勞動集約化的一個主要形式。新加的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家庭的輔助性勞動力:利用婦女、老幼、以及男勞動力的業余時間來養蠶、縹絲、紡紗和織布。這是一種我稱之為高度“家庭化”的生產，它是在商品性生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蘇州府的絲織產品供應全國，而松江府的棉布則“衣被天下”。它的特點在于使用報酬低的家庭勞動力，低于市場上男勞動力的工資的報酬。這樣，建立了一個生命力極強的生產體系。依賴雇傭勞力的農場無法與之競爭。在江南地區的長時期人口壓力與商品化之下，這種家庭生產體系排除了雇傭勞動的大農場，而形成了我所謂的“過密型增長”的農業體系。
這種農業的特點是它可以提高總產量與總產值，但它對每勞動日所賦予的報酬則逐漸遞減。一個農戶可以通過輔助勞動力的使用，或提高每勞動力每年工作的日數—譬如從一年勞動180日提高到250日—來提高每年的總收入，但每勞動日的平均報酬卻因邊際報酬遞減而降低。這是通過每勞動日平均報酬降低而達到的增長，與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勞動生產率大規模提高不同。這個現象我稱之為“沒有發展的增長”，下面再討論。
上而舉的華北與江南對比的例子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江南的高度商品化所帶來的不是小農經濟的崩潰，而是它的進一步完備，不是經營式農場的進一步發展，而是它的沒落;不是現代式的每勞動日報酬的提高，而是它的降低。但這種過密型增長可以推動總收入的提高，也可以推動商品化，它實際上是江南相當高度的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基礎。這是華北與江南農業史對比所得出的一個主要的結論。
二、歷史與現實對照
我這本書研究方法的另一特點是把歷史與現實相互對照，相互闡明。革命后的新中國，農業總產在三十年中從原己高度集約化的基礎上再提高了三倍，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這同時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增加了三到四倍:其來源包括五十年代大規模的動員婦女投入農業生產，每勞動力每年勞動日數的提高，以及農村人口成倍的增長。其結果是:每勞動日報酬—也就是農村的工分值—停滯不前，或甚至于降低。于是，在集體制下延續了過去六百年的過密型增長。革命之前，這個增長主要是通過商品化的形式進行，我稱之為“過密型商品化”。在革命后的江南地區，則是在集體制下提高勞動集約化。在松江縣地區，解放前基本上是一年一茬水稻，投入勞動力不到20個工。到六十年代后期，全面推廣雙季稻，實行一年三熟制，每畝每茬投入30工以上，每耕地畝投入勞動力達100工。兩個時期的基本經濟邏輯是一致的:在人口壓力之下，通過過密型式在固定的耕地面積之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兩者形式不同，原理一樣，相互比較之下，可以說明中國農業生產的一個基本趨勢。
認清這一長期的趨勢，有助于我們理解農村十年改革的意義。海外的學者以及中國部分提倡市場經濟的人士，特別強調種植業中生產責任制所起的作用。但是，長江三角洲說明了另一種狀況。以松江縣為例，它的種植業產量的高峰期是集體制下的1978到1979年，而不是責任制下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各種主要作物的產量不是停滯不前，就是降低。責任制所起的作用不是推動種植業產量的提高，而是種植業中的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通過農村舊副業的復興，以.及新副業的發展，舊的和新的小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村工業的發展，把壓積在種植業上多余的勞動力，從種植業中轉移出來，從而提高了種植業中每勞動日的報酬—即使總產量與總產值降低了，但因為投入勞動力的減少，從而一反過去六百年的過密化，提高了每勞動日的效率與報酬。農村種植業上的勞動力的報酬提高了，從新舊副業以及農村工業上又得到了新的收入，因此總收入顯著提高，從而導致了江南農村的初步繁榮與現代化。我認為這是農村六百年來第一次經歷的真正的現代化型的發展，也是該地區改革的主要成績。
從歷史的角度，縱觀近六百年江南地區的農村經濟史，有助于說明農村十年改革的意義。同樣地，從當代的農業經濟來回顧過去，可以說明農村歷史的基本現象。革命后三十年農村人民收入的停滯說明了沒有發展的過密型增長的事實，從而突出了六百年來的過密化的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改革之中長江三角洲種植業中的現象，進一步說明過密化與現代式發展的區別:由于農村種植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種植業在產量與產值沒有增長的現實之下，呈現了單位勞動日報酬的提高:松江縣華陽橋鄉的一個勞動日的報酬，從六七十年代的1元錢提高到今日的10元錢。①畝產量雖然沒有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但是每勞動日的報酬是無可懷疑地上升了。我把這現象稱作種植業中的“沒有增長的發展”，以區別于過去的“沒有發展的增長”。
這里應該進一步說明，我認為發展、現代式的發展的基本定義應是每勞動日生產率以及每勞動日報酬的提高?；谶@種發展才會有現代社會，惟有在現代化了的經濟與社會之中才可能讓大多數的人民從為糊口而耕作中解放出來，才可能由極少數的人來解決大多數人的吃飯問題(美國務農勞力僅占全勞動人數的4%以下)。我認為這是“現代化”的最基本的含義。人口壓力推動下的總產量和總產值的增長不應等同于發展，不應等同于現代化。
三、跨學科的研究
讓我回到研究方法的主題上來。我的華北與江南這兩本書綜合了一些不同學科的方法，可能也應算本書的另一特點。
1。經濟人類學首先是人類學，尤其是經濟人類學的方法。它類似國內的所謂“社會調查”，尤其是毛澤東的深入解剖一個麻雀的方法。基本的做法是深入一個點，最好是自己去“蹲點”，甚至與該地民眾“三同”，藉以了解微觀層面的實際。對國外的學者來說，這個方法尤其關鍵。有的美國學者用建立于西方經驗的分析模式，配合一些中國經濟的宏觀數據，來研究中國農村，結果把中國的小農生產想像為美國式的平均600畝以上的資本主義式的家庭農場，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與國情。類似這樣的研究有時能夠在宏觀層面上得出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在微觀層面上則往往完全違背實際，使國內的學者感到啼笑皆非，完全搭不上線。我自己深感對國內實際生活情況缺乏感性認識，為了避免完全離譜的錯誤，特別強調需要配合實地調查，從微觀層面的事實逐步上升到宏觀的概念分析。但我深覺自己對農村生活接觸十分有限，了解不足，只能希望沒有犯了引人笑話的錯誤。
從另一角度上看，人類學的深入微觀單位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答歷史上的一些基本問題。舉例說，僅僅依賴明清時期的史料，不大容易解答農業經濟中勞動的不同的組織方式，尤其是家庭耕作與雇傭經營，對生產所起作用的間題。我們在方志與農書資料的片斷之中，只能得到一些線索，而不可能清楚證實家庭勞動力與雇傭勞動力生產單位的不同。這種區別，只有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下搜集的資料與數據之中，才能得到明確的證實。我在《華北》一書中，用了許多篇幅，比較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小生產的不同，依賴的便是三十年代中國和日本經濟人類學家們所作的調查。在《江南》這本書中，同樣地使用了這種資料，另外附加以我自己從訪問農村人民的過程中認識到的一些道理。我對農村家庭生產單位的特征的一些分析，便主要得自于這種實地的調查資料。對于集體化三十年下的進一步過密化，以及“沒有發展的增長”的一些認識、也主要得自在松江縣華陽橋鄉的實地調查。該鄉的一位老農說得最清楚，我間他:工分值為什么長期徘徊于1元上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沒有顯著增加?他說得很簡單:“產量是提高了，但分的人也多了?！?
2.扎基于社會史與人本價位觀念的經濟史和經濟學
在人類學之外，我這本書也受社會學的影響。我個人認為，經濟史以及經濟的研究應扎根于社會史和社會學。當代的經濟學，有完全脫離人們實際生活的強烈傾向。它把所謂“經濟”作為一個脫離社會實際的抽象概念，只考慮一些似乎具體而其實是虛設的數量，諸如國民經濟總產值及其成長率、人均收入及其上下、價格運動、資本積累等等。我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史的過程中，特別深刻地感到，一個社會假如其大部分人民仍處于為糊口而勞動為狀態之中，它的總產值及其成長率再高也是假的。如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民仍然貧困，它國家軍力再龐大，大工業再雄厚，城市人民生活水平再高，人均收入再高，也還不過是一個落后的國家。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恩在內，分析經濟的出發和歸結點都在勞動人民，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社會科學應受人本精神的指揮，脫離人本的價值觀，便脫離我們學術研究應有的基本精神。但今日的新古典經濟學，則住往脫離了勞動者這個基本因素，把它和許多其它生產要素(包括資本、物質資源、上地等等)并列。這樣的經濟學往往只考慮到經濟效益(亦即是利潤)，而忽視了社會效益。即使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國內，似乎也有這種傾向。其實再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資本生產率，若不能為大多數人民創造幸福，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算是真正的發展。因此，我在《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這本書中，一再區別只提高總產值的經濟增長，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報酬的真正的經濟的發展。我把經濟發展定義為大多數人民勞動生產率和報酬的提高。中國長時期的過密型增長，乃是不帶發展的增長。
社會史區別社會不同階層和階級，著眼于人們之間的關系，可以糾正今日經濟學的偏向。社會經濟史同時考慮社會變遷中的經濟因素與經濟現象中的社會因素。國內有些青年學者，仿效在今日經濟學影響下的狹窄的經濟史，把經濟史等同于簡單的產量或技術研究，甚或只是價格運動的研究。這樣的研究當然可能創新，說明一些過去忽視的間題，但不應視為可能取代廣義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四、從實際到理論再回到實際的認識方法
最后，談談我們大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面臨的認識論問題，即如何聯系理論與實際。我們在歷史研究的認識過程中，必須理論與史實并用，好比雙手的并用，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不在用那一只手，而是如何將雙手并用。大家在培養研究生的過程中，大概都有過相似的經驗:概括能力強的學生往往不夠扎實，而有耐心仔細探索事情真相的學生則往往缺乏概括能力，不能夠聯系分析模式與史實。最理想的是有能力雙手并用的學生。
今日西方社會科學重視模式創造過于扎實的研究。能夠探討事實真相的研究不受重視。學者們普遍的態度是:優秀的青年學者都搞模式;只有能力較低的青年學者才從事實證性的研究。經濟學界這個傾向特別顯著，認為最高的成就是理論性的貢獻，次之是方法技術性的貢獻，最低價值的才是實證性的研究。因此，，現在一般的經濟系都不一青聘請以一個國家的經濟為專業的學者(美國所謂地域專家)，認為這是最低層的人才。各系都以脫離實際的理論與方法教授為骨干，經濟史普遍受到輕視。
社會學系、政治學系和人類學系都有類似的傾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首先的要求是分析模式的建立，區別青年學者的質量，首先評量的是其理論能力，實證研究被視為末端。
這種學風造成了全社會科學界的嚴重的危機。最優秀的青年學者一個個輕視實證。搞起研究來，不是純粹搞理論，就是從理論模式出發，尋找一些符合既定理論前提的事實作為依據，便算是研究。絕少數學者面對實際，從事實基礎上建立概念逐步形成模式。
我認為，一般運用的社會科學分析模式貌似客觀，其實基本出發點常常脫離不了政治性的理論。今日的經濟學的主流，純悴是創于資本主義歷史經歷的理想化，一些極其復雜的公式，都建立于理想化了的市場經濟的前提。而年輕學者們，往往以理想化的模式代替實際，研究之中，盡量為抽象的模式的設想尋找實證。一些關于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便是很好的例子。他們把歷史上的中國農村想象為美國式的農場經濟，把一切經濟抉擇想象為適應價格運動而追求最高利潤的行為，完全忽視了中國農村人口過剩以及市場經濟不完全發展的問題，和廣大農民為糊口、為生存而生產的動機。
這種研究混淆理想與實際，它的最大的錯誤在于教條性地信仰市場經濟的萬能，認為唯有市場經濟才能促進生產發展，認為有了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就必定會跟著有經濟發展。
但是，他們忽視了中國明清以來農村經濟早已高度商品化的事實。1350至1850年的五百年之中所呈現的棉花革命—在開始時農村無人衣棉;到結束時，農村人民無不著棉布。十九世紀中葉，根據徐新吾先生的研究估計，中國農民可能有將近一半植棉、紡紗、織布，供應自己穿著，也供應另一半不植棉的農民的穿著。這個事實及其五百年來的形成過程，就說明了農村經濟商品化的核心內容。但是，伴隨而來的只是我前面說的經濟過密化，而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五百年來的商品化沒有導致農村經濟發展，而只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停滯，農村人民的持續貧窮，糊口經濟的長期延續。
其實，夸大市場經濟作用的不僅是國外的學者和亞當·斯密傳統的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派。馬克思本人也同樣認為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前提。而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亦都認為市場經濟必定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伴之而來的社會的兩極分化。惟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才可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病而又能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這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新古典資本主義經濟學同樣地認為商品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資本主義道路之外唯一的選擇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兩大理論普遍支配著大家對中國農村歷史及其發展與出路的認識。在史學界，這個概念被演化為“資本主義萌芽”論—通過證實國內市場的形成來證明資本主義的萌芽。
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考慮這個理論信條。市場的刺激可能是有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但它絕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中國的歷史經歷便證明商品化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被剝削推動:地主出賣租谷便是一個例子。它也可能受人口壓力推動:過密型商品化便是這樣的例子。它也可能被為求生存而不是謀利的動機推動，歷史上，中國人民種植商品作物便多出于這種動機。這樣的商品化不，一定會導致資本積累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
過去大家可能過分相信計劃經濟的作用。但今日也許有人犯了相反的錯誤:賦予市場經濟以同樣的魔力。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商品經濟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和在什么樣的形式下才能起推動發展的作用?在改革十年之中，通過市場調節，把生產資料供應到鄉和村的工廠企業，肯定對農村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并不證明市場經濟全是，計劃經濟全非;私有制全是，集體制全非。試問;若沒有計劃工業援助農村工業，改革十年中的鄉村工業能否同樣地發展?若無社隊行政體制，鄉村企業能否同樣地積累工業化所需的資本?
當前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江南農村過去不發展和最近發展的經歷?
我認為我們今日應從實際出發，逐步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模式。這種模式可能部分地相同于過去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理論，但也可能超出它們的范圍之外。中國歷史與現實所顯示的可能是一種兩不符合的第三種，或另一種模式和理論。中國的歷史及其現實需要的理論模式可能應是兩者混合而又具備獨特性質的新模式。探索這條道路，須在現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新的理論，而不能由舊的理論來支配我們的認識。這就是我這本新書的中心論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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