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是中國第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頭銜的總理，擁有經濟學博士和法學學士學位。一位省委書記在參加了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感慨：中國找到了一位非常懂經濟的總理！
1994年，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該論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學獎。
習、李執政這兩年，隨著中國社會城鎮化的建設與發展，這篇論文重新被人們提及和討論，并且2013年5月有外媒稱該論文成為現在中國政府制定城鎮化方針與農村政策的指導性文件。筆者也是頭一次看到篇幅這么短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原版刊出該論文一共17頁，就是這么多字。
李克強于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1991年發表該論文，1994年獲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該論文是他的博士論文。本篇李克強博士論文導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先生。該論文的價值和意義在于:1，打破了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界的權威，道明了我國經濟是三元結構，開啟了經濟學界對三元經濟結構的研究浪潮，因而學術價值巨大；2，對我國城鎮化與農村發展的政策制定具有最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堪稱對國家發展貢獻巨大。
《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
作者|李克強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 中國傳統經濟中二元結構的特點, 決定了我國不能走從傳統農業社會直接轉變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道路, 而必須經歷一個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并存的三元結構時期。這種三元結構已在中國形成。由二元結構轉變為三元結構, 并不意味著距離國民經濟結構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長了, 而是加快了結構轉換的進程。作者分析了三元結構在我國形成的客觀條件、意義及其相互關系, 分析了推動三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的條件, 并且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正文：
迄今為止, 世界上眾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 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演化, 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因此, 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 首先必須實行工業化。但是, 在不同的國家, 推進工業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也會表現出選擇的差異。10 年來中國農村工業化的興起與發展, 使中國走上了獨特的工業化道路, 國民經濟呈現出嶄新的局面。分析與研究其演化的歷史進程和趨向、生成的特定條件、發展中的特殊課題以及可能選擇的對策, 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新變化
如果將中國的工業化放到10 年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 那么不難發現, 它經歷了階段性的變化。由于階段性目標不問, 衡量標準不同, 也就自然會有道路與方式的不同選擇。
中國在50 年代開始的工業化進程基本上是以城市為依托、以爭取工業最大產出的增長為目標的。在20 多年以至更長的時間里, 中國工業以相當高的速度增長。然而,上述過程是與農村相分離的, 中國農民實際上沒有直接參與。一方面, 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職業非常有限, 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安置在農村, 并且主要是從事種植業,另一方面, 由于采取了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 特別是推行十分嚴格的戶口政策, 限制人口的自由遷移, 使得農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
不僅如此, 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還是在農業生產率很低的條件下發動的, 可以說,工業的高速增長是用犧牲農業來實現的。在這段時間里, 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和稅收等形式, 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積累。這種以農業支付工業增長的方式使得農民的負擔過重, 其結果必然是, 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極為緩慢, 甚至出現負增長, 從而使農業人口的收入十分低下, 再加上政策的限制, 在農業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發展包括工業在內的非農產業的勢頭。中國農村不僅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而且城市與農村的差距也相對擴大了。
因此, 可以這樣說, 從建國初開始的中國工業化進程, 雖然推行了近30 年, 發展速度也不慢, 但由于只直接涉及少部分人, 并未進入全面推進工業化的時期。或者說,雖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為實現工業化奠定了一定的墓礎, 但工業部門只是處于建立階段, 尚未進入擴張階段, 還遠未實現工業化。如果說這種工業化的方式在爭取工業最大產出的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 那么這種增長的內涵則是相當貧乏的, 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也是不成功的。
誠然, 應當注意到, 在70 年代末以前, 從某種程度上說, 中國已經開始在農村中興建農村工業, 但其所占國民經濟總體活動水平的比重并不明顯, 發展目標又不明確,且幾起幾落。因此只能看作是為未來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動作了必要的準備。
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新變化發生于70 年代末期。這一新變化的發生條件是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的推行。聯產承包制實行后, 保證以農業支付工業增長方式的基本手段之———統購統銷體制被打破了, 加之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大幅度上升, 使農民釋放了長期受到壓抑的生產積極性, 農產品產量迅速上升。農業生產率的較大幅度提高導致農村中出現了大量的公開化的剩余勞動力。在比較利益機制的馭動下, 農民自然開始面向收益較高的非農產業。而在城鄉經濟和社會體制依然分割的情況下, 興辦鄉鎮企業就成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選擇。鄉鎮企業的崛起, 標志著中國農民開始了直接進入工業化的進程。
中國農民通過進入鄉鎮企業直接參與工業化進程的勢頭之迅猛是空前的。到1988年, 鄉鎮企業職工已占到全部農村勞動力的近1/4, 職工總數達9500多萬人。就在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利益機制的驅動大規模轉向鄉鎮企業的同時, 國家也逐步確立了農村工業化的目標, 改變了70 年代末期以前單一依托城市推進工業化的方針, 并且提供種種優惠政策來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 是采用了工業利潤返還的方式, 從而促成了鄉鎮企業以超常的速度增長。
鄉鎮企業的崛起形成了中國工業化全面發展的新局面。它己成為農村工業化的主導方面和基本途徑, 而農村工業化又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中國工業化進程由此出現新的生機, 國民經濟結構也由此而發生了重大變革。
二、三元經濟結構的形成
在中國農村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 農村工業部門得以生成, 從而使國民經濟結構呈現嶄新的局面。推進工業化的實質就在于使國民經濟結構發生變革, 最終實現現代化。因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 對工業化進程的分析也就是對結構轉換過程的分析。
(一)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性
阿瑟·劉易斯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 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 即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與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 這無疑是一種相對落后的國民經濟結構。推進工業化的結果就是要使這種經濟結構發生變革, 使異質的二元結構轉換為同質的一元結構。
中國在推行農村工業化之前, 二元經濟結構是國民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但是,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還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果對一般的二元經濟結構進行橫向解剖的話, 可以發現, 其中包括三個重要方面: 1.產值構成; 2.就業狀況; 3. 居住方式。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性就在于, 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數量巨大, 從而使得在工農業產值構成較為迅速地變動過程中, 勞動力的就業狀況高度穩定, 農村居民居住方式的變遷則基本停滯。
與發達國家相比, 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特征是, 農業份額顯著地大, 而非農產業的份額顯著地小。中國在50 年代初推進工業化之時正是呈現這樣的特征。據統計,1952年中國工農業總值構成狀況是: 農業總產值占5 6. 9% , 工業總產值占43.1%。在70 年代末期以前的近30 年里, 隨著以城市為依托的工業化的高速推進, 中國的產值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按照我國的統計, 到1 9 7 8 年, 農業總產值占2 4.8 % , 工業總產值占7 5. 2 %。按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的統計, 取1 9 7 7一1 9 7 9 年的平均數, 農業所占比重為37 % , 工業則占到了50 %。
那么, 是否可以說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變動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 勞動就業結構的改變和居民居住方式的變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而在70 年代末以前, 中國農業產值份額的下降一直是在農業勞動力份額基本不變的條件下發生的。在19 52一19 7 8 年長達26 年的時間里, 我國農業勞動力份額保持了驚人的穩定, 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之比由31 . 7% 略降至31. 5 % ; 農業勞動力占社會勞動力之比由88 .0 % 降為7 6. 1% , 年平均也只下降了0 .5 6% 。如果從農業人口份額變動情況看, 則同樣具有超常的穩定性特征。據統計, 1949年我國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是10 .6 %, 農村人口占89.4% ; 到1 9 7 8 年, 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7. 9 % , 農村人口仍多達82.1%。在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比重上升45 個百分點以上的過程中, 城鎮總人口比重的增長卻不到8 個百分點。
根據二元經濟潔構理論, 二元經濟結構的核心問題是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剩余勞動力的消除是由二元結構轉換為一元結構的最基本標志。但由于70 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國工業化的戰略重點是放在發展資金程度較高的重工業, 能夠吸收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甚微, 而且由于農業人口增長迅速, 農村勞動力總數非但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了。正因為中國的人均耕地數量逐年減少,且大大少于世界平均值, 因而與其他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相比, 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就更為嚴重。在1 9 5 2一1 9 7 7年的25 年中, 中國農村人口增加了5 5 .6 % , 而耕地面積卻減少了1.3 億畝, 全國農業人口對耕地的人均占有量從3.29 畝減少到1.85 畝。這就使得中國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不僅以潛在形式存在, 而且數量巨大。這種典型的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也從客觀上造成了轉換二元結構的困難, 而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又決定了農業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極低, 甚至為零。可以說, 這也是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性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應當承認, 產值變化仍是衡量國民經濟結構變動的一個重要度量指標。但即便如此, 如果進行國際比較的話, 中國的情況同一些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相似, 只是略高一些。據世界銀行統計的數字, 19 7 9 年中國農業產值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為34 % , 而印度為38 %, 低收入國家一般在38 % 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為15 %,發達國家則一般在5 % 以下。[ii] 可見, 中國同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二元結構的國家相比, 仍有相當的差距。
誠然, 對產值結構進行國際比較是不足以說明中國二元結構的特性的, 但如果對就業結構和居住方式進行比較的話, 便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它的特性了。據統計, 在7 0 年代, 亞洲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農村非農就業比重介于25 一45 % 之間, 其中印度為24% , 南朝鮮為25 % , 印尼為27 .7 % , 馬來西亞為37 % , 菲津賓則為40 % 。這些數字均不包括季節性和臨時性非農活動。[iii]這些國家比我國農村當時達到的非農就業比重要高得多。僅就與我國生產結構中農業比重相似的印度來看, 也超出我國10 個百分點以上。中國二元經濟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 恰恰說明了它自身的強度。與此同時, 人口結構也存在著相當的差距。世界銀行《19 8 5 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資料表明, 中國人口城市化的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大體只相當于低收入國家水平, 而且處于平均線以下。據統計, 1 9 8 3 年, 世界上低收入國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22 % , 當年中國則為21 % , 還低于印度3 個百分點。中國城市化的速度也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發展速度。中國人口城市化進程緩慢的事實, 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二元經濟結構的剛性。
當然,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優劣也是具有相對性的。它優于處于最不發達狀態的經濟, 因為它畢竟已經建立起了現代工業部門。但是, 隨著中國城市工業經濟的高速增長, 二元經濟結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被強化了, 經濟上已形成了分野程度明顯的兩極。如果依舊發展下去, 工業產值份額也可能會繼續上升, 但其結果只能使二元經濟結構愈加強化, 從而延緩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的進程。
(二) 結構轉換方式的選擇
經驗表明, 以城市為依托、以爭取最大產出為目標來推進工業化, 是不可能實現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整體改造的。那么是否可以一舉打破城鄉分割的體制, 建立起兩個系統間在勞動力轉移和居住方式變遷方面的緊密聯系, 從而使二元結構直接向一元結構轉換呢?
根據劉易斯的理論, 二元結構可以直接向一元結構轉換, 這種理論也稱為“兩部門經濟發展理論” , 它大致符合許多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的歷史經驗。至今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效仿這一轉換方式。然而, 采用上述直接轉換方式的許多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至今并未取得多大進展, 因為事實并不是象“ 兩部門經濟發展理論” 描繪的那樣, 城市現代工業的容納力和吸引力要比預想的小得多, 特別是由于在現代化進程中資本集約化程度提高等原因, 城市現代工業的就業增長率必然大大低于生產力增長率。而且, 城市也不僅僅存在著現代工業部門, 同時還存在著城市傳統部門。城市傳統部門的收入水平之低相當于農村的最低生存費用, 但由于畢竟沒有土地條件的制約, 因而也還是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這種城市傳統部門。西方經濟學家對拉丁美洲和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考察表明, 在這些國家確有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出, 但所流出的大部分卻未被現代工業吸收, 而是被城市中的傳統部門或貧困部門吸收了。這可以說是在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間勞動力轉移尚未展開的條件下, 提前開始了農村與城市間的人口轉移。這種人口向城市傳統部門的集中形成了城市貧困社會, 二元經濟結構固然因此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改變, 但并非向良性循環的方向發展, 從一定意義上說, 是惡化了。
如果中國走上上述道路的話, 后果將更加嚴重。因為經過強化的二元結構使得城市工業的吸納力更小, 甚至不足以容納城市本身新增的勞動力。同時由于農村的上地資源缺乏, 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將不僅是受比較收益機制的推動, 還要受到農村排擠人口機制的驅動。其結果會使城市傳統部門惡性膨脹, “ 城市病” 的特征將更加顯著。問題還在于, 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不可能將兩種經濟部門有機地聯結起來, 反而會增加二元結構轉換的復雜性。
當然, 也可以用行政性的強制方法將剩余勞動力只是導向城市工業部門。實際上, 中國在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曾不同程度地采用過這種辦法。但向工業企業中硬性安排勞動力, 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 而且隨著工業增長的波動, 也會產生就業增長的波動。例如50 年代末曾有過一次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集中轉移,而伴隨著農業總產值的大幅度下降, 工業生產也出現了負增長。因此, 60 年代初, 又不得不將1 8 0 0 萬已進入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強制遣返農村, 結果顯然是適得其反。
據上所述, 不論從怎樣的角度論證, 理論和事實都證明, 在中國直接由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是不可能的, 這也與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性有著直接的關系。換句話說, 不論是通過農業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還是依靠在城市中擴張工業部門來轉換二元結構, 都不僅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現實的。那么, 只能把注意力轉向農村, 就地實現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通過弱化二元結構的強度, 來打破固有的平衡, 形成國民經濟結構的新局面。
(三)農村工業部門生成的依據及其變革性意義
鄉鎮企業的崛起使中國農村工業部門逐步生成, 它既不同于現代工業部門, 又有別于傳統農業部門, 成為介乎于兩者之間的新興部門, 從而使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 中國國民經濟呈現出了三元結構的新局面。
在一定意義上說, 農村工業部門等同于鄉鎮企業, 這是因為鄉鎮企業的主體是工業企業, 而農業企業所占份額特別小, 又在生產流程中與工業企業有直接聯系, 鄉鎮企業在運作和經營方式上還是自成體系的。因此, 通過對鄉鎮企業的分析, 完全可以得出農村工業部門成立的基本依據。
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來考察, 鄉鎮企業經過10 年的高速增長, 已成為社會總產值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在1 9 8 0 一1 9 8 8 年間, 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每年平均遞增3 3 . 2 % , 而同期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只遞增11.8 % , 鄉鎮企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社會總產值增長速度。在這期間, 全國社會總產值增量中鄉鎮企業的貢獻占3 1.3 %。鄉鎮企業在社會總產值中所占份額愈來愈大, 已從1 9 8 0 年的7.7 % 增加到1 9 8 8年的26 % , 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替代的經濟部門。
作為在農村推進工業化的結果, 鄉鎮企業的發展改造了農村的產業結構, 也變動了勞動力就業結構, 并且呈現出與農業經濟異質的特征。這些都表明, 它不僅是中國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革性力量, 而且已使農村工業從農業的母體中分離出來, 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部門。
在我國這樣的農業國, 農村經濟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本成分, 鄉鎮企業的興起則打破了我國農村生產結構一直保持以農業為主的傳統格局。1 9 78 年, 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 農業產值的比重高達70 % , 隨著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 1 9 8 8 年農業產值的份額已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下降到4 6.5 % , 非農產值由1 9 7 8 年31 .5 %上升到1 9 8 8 年的53.5%。農村經濟中非農業產值超過了農業, 這顯然標志著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 農村工業部門已經生成。
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在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生產結構的同時, 又使勞動力就業結構產生了重大變化, 它打通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通道, 農業就業份額的下降明顯加劇。據統計, 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社會勞動力的比重由1 9 7 8 年的71.4 % 下降到19 8 8 年的57 . 8 % , 下降了1 3 .5 個百分點, 下降速度是1 9 5 2 一1 9 7 9 年平均下降速度的12.6 5 倍, 在這1 0 年間, 鄉鎮企業職工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又由9.2 % 提高到了2 3.8 2 % ,提高了14.6%個百分點。
這說明我國農業產值和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的趨勢正在從異常狀態轉向正常狀態。
鄉鎮企業不僅以它不同于農業的勞動運作方式, 而且以它不同于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表明, 它確實是一個脫離出農業經濟的自成系統的新興經濟部門, 只要將農村工業與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進行比較, 便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明顯差距。
從表中可以看出, 每個農村工業勞動力創造的產值是農業勞動力創造產值的4 倍以上。這種勞動生產率方面的明顯差距, 表明了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運作機制。
由于農村工業部門是在農村工業化的過程中產生的, 它從農業部門分離出來以后便進入了中國工業經濟運行的流程, 因此, 在中國現行的統計方法中, 鄉鎮企業的產值是列入工業總產值之中的。然而, 由于鄉鎮企業是在農村就地生長起來的, 這一農村工業部門雖然不同于農業部門, 但從總體上說也尚未進入現代工業的行列。它與城市工業部門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 從勞動生產率水平看。根據結構轉換的理論, 兩種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差異, 而鄉鎮企業的水平與城市工業企業則有較大的差距(見下頁表2 )。
從表中可以看出, 雖然鄉鎮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 但即使以1 9 8 8 年鄉鎮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與1 9 8 7 年城市工業企業相比較, 還不及其一半。如果從縱向比較, 只相當于城市工業企業70 年代中期的水平。
其次, 從裝備情況看。企業的物質裝備程度是與勞動生產率呈正相關關系的,1 9 8 7 年城市工業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原值約1.88 萬元, 是1 9 8 8 年鄉鎮企業的5倍。目前鄉鎮企業人均固定資產規模只相當于城市工業企業50 年代中期的水平。鄉鎮企業的裝備基本上是城市工業提供的, 一般來說, 是在城市工業采用了較為先進的設備后, 將其淘汰下來的設備轉讓給鄉鎮企業的。從總體水平上看, 鄉鎮企業的物質裝備水平明顯低于城市工業。但為了擴大鄉鎮企業的基本建設規模, 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仍要繼續接受一定敬量的城市工業的舊設備。
其三, 從建立的方式看。鄉鎮企業基本上采用以勞動來替代資本的方式。
據測算, 在城市工業部門, 每增加一個勞動力, 重工業需要投資2 0 0 0 0 元, 輕工業也需投資6250 元, 而在鄉鎮企業, 每安排一個勞動力就業, 約需投資15 0 0。元, 只相當于城市工業部門平均數的15 % 左右。差距如此之大, 說明鄉鎮企業進入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程度很高, 進入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程度很低。當然, 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 鄉鎮企業的發展才扭轉了勞動力轉移滯后的趨勢, 適應了鄉鎮工業勞動力技術素質較差的特點。
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差別在于, 它的就業人口基本上仍屬于農村人口。在中國農村工業化所導致的就業結構迅速變動的過程中, 農業人口的下降速度卻仍然相當緩慢, 目前我國農業人口仍高居80 % 以上[iv]。這種現象可以表述為農村工業化超前和城市化滯后。從發達國家結構轉換的歷程看, 它不僅表現為社會經濟結構中工業部門的建立和擴張, 而且表現為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在一般情況下,這兩種變化是同步進行的。由于城市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意味著現代化, 因而以農村人口為其基本成分的中國農村工業部門就不可能具備現代化的基本條件。
當然, 也應該看到, 鄉鎮企業在中國的迅猛發展, 促進了小城鎮的蓬勃興起。由于農村工業有共同使用能源、交通、信息和市場等其他公共設施的客觀需要, 以及實行專業化協作的客觀要求, 因而鄉鎮企業自然地向原有的和近年來形成的以農村貿易為主的集鎮集中, 而這種集中又促進了集鎮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事業的發展。據統計, 從19 8 0 一19 8 7 年, 中國的建制鎮總數由26 0 0 個增加到l0200多個, 7 年間增加了近3 倍, 建制鎮人口也由0 . 58 億人增加到2. 43 億人, 增加了3 . 2 倍。建制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 已由5.9% 上升為22.4%。此外, 農村還有未建制的鄉級集鎮5.8 萬個, 也是農村小城鎮的組成部分。這就使得農村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呼吸到了現代生活方式的氣息。但是集中在建制鎮的人口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人口, 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還只是兼營土地的兼業戶, 仍然是實行糧食自給。這就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呈現較為復雜的局面。
通過將農村工業部門同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進行比較, 我們不難發現, 農村工業部門既具有推行工業化的特征, 又不具備已經現代化的條件, 因此可以把農村工業部門看成是具有近代工業性質的部門。這樣,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結構就呈現三種系統并存的局面, 即傳統農業系統、近代工業系統和現代工業系統。
由二元結構轉換為三元結構并不意味著距離國民經濟結構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長了, 恰恰是使向一元結構的轉換在中國的條件下成為可能與現實, 加快了結構轉換的進程。因為作為第三種結構的農村工業部門是以轉換結構的形式出現的, 它的中間性質使其成為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之間的橋梁。中國農村工業部門的形成, 首先是改造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產值構成, 其次是扭轉了就業狀況的變化嚴重滯后于工業產值份額上升的趨勢, 再次是為中國農村城市化提供了客觀需求和可能性。
已有的經驗表明, 基于主要依靠在農村就地轉移勞動力、推動農村城市化的給定條件, 農民要大規模地直接參與工業化進程, 只能通過進入農村工業部門來實現, 只能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 因此, 走三元化道路就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
三、三元經濟結構的相互關系
中國農村工業部門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的,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 是在農村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夾縫中生長起來的, 它與農業的相互作用和與城市土業的相互聯系決定著其自身的演變過程和發展方向, 關系到國民經濟結構的轉換。因此, 以農村工業部門為基點對三元結構的相互關系進行深入分析, 有助于比較準確地把握新的工業化進程中的成果、問題和難度。
(一) 農村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關系
根據經濟學所揭示的一般規律, 農業中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余勞動力和剩余產品. 應該是農業中的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要使中國工業擴張, 不僅需要將隱蔽的剩余勞動力表面化, 而且需要農業提供必不可少的農產品。因此, 農業對工業的增長不只是消極地輸送勞動力, 而且還有著積極的意義。
中國農村工業部門的生成正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為前提條件的。然而, 中國農業部門與農村工業部門的作用并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 后者也反過來直接促進了農業的進一步增長。這是因為, 農村工業部門是在農村就地生成的, 不同于已經工業化國家所采取的直接向一元結構轉換的方式[v]。農村工業部門與農業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使得它順乎自然地給農業增長以多方面的貢獻。
農村工業部門對農業增長有著直接的貢獻。在19 7 8 一19 8 8 年的10 年間, 鄉鎮企業用于以工補農、建農的資金達162 . 8 億元, 相當于同期鄉鎮企業實現利潤的6% 以上。這在近些年國家對農業投資不斷減少的情況下, 就成為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 鄉鎮企業在其剛剛勃興之時對農業的支持更為有力: 19 8 0 年以前鄉鎮企業以工補農資金每年高達20 多億元, 19 7 8 年至19 8 3年間平均每年也都在13億元以上。[vi]鄉鎮企業的發展還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逐漸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 而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又通過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農戶轉化為農用資金。統計分析表明, 農業發展與農民的收入水平是具有高度相關關系的。鄉鎮企業中還有一部分是生產農用產品的。在整個國家農用工業發展遲緩的情況下, 鄉鎮企業中這些產品的生產無疑是增加了市場的有效供給。
另一方面, 農村工業部門通過支援農村建設來促進農業的現代化, 相對間接地支持了農業的增長。鄉鎮企業對農村集鎮建設、教育事業和集體福利事業等的資金投入, 逐步改變著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環境。又由于鄉鎮企業與外界的聯系與交往迅速增加, 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帶動交通運輸業和商業服務業的發展, 這也就會使農業生產越來越大程度地超出狹小地域的限制, 更加擴大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交換, 促進農業生產的商品化。
但是, 農村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作用, 不只是正效應, 同時也有負效應。由于中國農村工業是從農村母體中脫胎而出的, 而傳統的中國農業又十分的孱弱, 這就使得農村工業從誕生起即可對農業進行“ 反哺” 。但另一方面, 正因為農村工業部門與農村所依賴的資源基礎幾乎完全相同, 而傳統農業過于落后, 農村工業也有可能更多地吸引農業的養分。
從資金方面看, 鄉鎮企業與農業使用相同的銀行系統和其他資金來源, 因而利用資金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據統計, 1 9 8 6 年和19 8 7 年兩年, 鄉鎮企業貸款額大幅度增加, 從而使得農業貸款減少。農民對生產的決策也有改變, 在農業與農村工業間作出投資決策的選擇時, 農民更多地把收入剩余轉向了后者。
從勞動力方面看, 中國固然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但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也是存在一定條件和范圍的。由于中國農業長期以來是采用傳統的操作方式, 它要求有相對高體質的勞動力, 而農業勞動力向農村工業部門轉移時, 首先轉出的是勞動素質較好的勞動力, 這是因為農村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高于傳統農業部門, 而農村中的青壯勞力在觀念上又更易受非農產業的吸引, 這樣就在某種意義上造成了“ 人力資本” 的流失, 使得農業部門存在剩余與“ 不足” 并生的情況。
從土地方面看, 由于是就地辦企業, 因而幾乎所有地區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都不同程度上占用了農用耕地。全國鄉鎮企業在吸納9 千多萬農業勞動力的同時, 也占去1億畝耕地。而且因為在鄉鎮企業生產活動中土地的獲利率遠遠高于農業的獲利率, 在比較發達的地區, 鄉鎮企業正不惜占用大量的優質農田, 結果導致本來已十分緊張的農用土地資源更趨緊張。此外, 由于農村工業部門的技術、規模等方面的原因, 還使環境污染在農村擴展, 對土地及其農作物產生危害。
對農村工業部門對農業負效應的嚴重程度作出準確評價是十分困難的, 但是從總體上看, 它對農業部門的正效應是大于負效應的, 因為它的生成與發展畢竟大大提高了農村經濟的整體效率, 增加了農村的財富量, 而且成為10 年來農村經濟增長的主動因。更為重要的是, 它成功地實現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而這恰恰是衡量利弊程度的主要尺度。
(二)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的關系
農村工業基本上是復制城市工業, 兩個系統在產業結構上存在著高度的同構性。由于鄉鎮企業發生與發展的分散化, 使之覆蓋了和整個工業部門范圍相同的工業行業。在國家確定的40 個行業中, 除了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外, 農村工業部門都進入了。雖然參與程度不高, 而且在一些行業所占份額特別小, 但畢竟占有一席之地。
中國的經濟長期以來屬于短缺經濟, 鄉鎮企業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城市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方面的某些不足, 增加了有效供給。從消費品供給方面看, 由于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多屬勞動密集型產業, 而在鄉鎮企業中輕工業又占有較大比重, 因而鄉鎮企業的產品已成為消費品市場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從生產資料供給看,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增加市場的生產資料供給方面也成為一個重要支柱。不僅如此, 鄉鎮企業本身還是工業品市場的消費者。就全國范圍看, 在構成鄉鎮企業的大部分工業生產的那些產品類別中, 城市工業均占決定性的份額。從需求導致供給的意義上說,農村工業部門也是促進城市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發展的一支推動力量。
雖然農村工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在地理位置和部門管理上基本是分割的, 但兩個部門之間仍然有著直接的聯系。許多鄉鎮企業與城市工業企業之間存在著多種類型的合作關系, 它們通過合資經營、簽訂轉包合同或其他協議等手段來進行生產方面的協作。農村工業部門對城市工業部門的這種合作方式, 顯然有利于工業經濟流程的合理化。
然而, 正如對農業部門存在著正負方向的影響一樣, 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之間的關系也有不協調的一面, 兩個系統在產業結構方面的高度同構性造成了大量摩擦的產生。
首先, 兩個部門之間爭奪資源的矛盾十分突出。能源和原材料本來就是制約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 瓶頸” , 而鄉鎮企業在某些特定行業中的進入度過大。在城市工業加工能力已經飽和的情況下, 過多地興辦超過可利用資源總量的重復加工項目, 就必然擠占本來應該屬于城市工業的部分資源。再由于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差, 資源利用率低, 又造成能源和原材料的嚴重浪費, 這就使得兩個部門之間的資源爭奪戰加劇。
其次, 兩個部門之間爭奪資金的矛盾愈益明顯。作為新生成的農村工業部門, 特別是在其迅速擴張的過程中, 不僅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積累解決全部資金問題, 而且對銀行信貸資金有著更大的依賴性。可以說, 鄉鎮企業資產的形成, 主要是來自企業信用的擴張。1 9 8 4 年以來, 鄉鎮企業之所以形成超高速增長的態勢, 銀行貸款資金(包括農村信用社) 的大量增加起著主要推動作用。就農村工業部門信貸資金來源的走向看, 目前在一些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 銀行儲蓄早已更多地來自工業收入, 農業剩余的積累作用已越來越不重要。而在落后地區, 雖然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農業剩余, 但在農業不發達的情況下, 這種積累也是很有限的。這就更為直接地推動了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爭奪資金趨勢的形成。
再次, 兩個部門之間爭奪市場的矛盾較為激烈。由于鄉鎮企業生產了范圍廣泛的各種工業產品, 并且已經進入了中國的絕大部分國內市場, 這就自然要與城市工業企業爭奪市場。在農村工業部門生成之初, 由于城市工業部門留下許多不能填補的需求缺口, 加之城鄉居民收入急劇提高又產生額外需求, 使得鄉鎮企業在市場上呈現很強的活力。然而, 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其已不再只是拾遺補缺的部分, 而成為重要的經濟部門, 它廣泛進入與城市工業部門相同的行業所造成的對市場的激烈爭奪, 不僅加劇了結構性失衡的矛盾, 而且對鄉鎮企業自身的發展甚為不利。因為在十分擁擠的市場中, 較晚進入者很難占據有利位置。從總體上看, 目前在許多工業品市場上, 鄉鎮企業曾居于的決定性地位或能起的重要作用, 正逐漸衰落或減退。一個生成不久的經濟部門卻面臨可進入的市場領域并不寬廣的局面。
毫無疑問, 農村工業部門對城市工業部門既有補充又有爭奪, 但從10 年的發展過程來看, 總體上是補充大于爭奪, 這不僅在于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彌補了城市工業部門在產業結構和產品供給方面的某些不足, 擴大了對城市工業部門產品的需求, 推動了工業產品總量的增長, 而且在于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成功地進行了豐富的勞動對稀缺的資本的替代。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 資金極端短缺和勞動力極為豐富是兩個基本的特征。因而, 能否實現豐富的勞動力要素對稀缺的資金要素的替代, 以及替代程度的大小便成了決定工業經濟增長的關鍵。而農村工業部門的生成與發展則是充分地進行了豐富的勞動要素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替代, 這種大規模的替代, 總體上說是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
(三)對三元經濟結構的總體考察
如果進一步對三元結構進行總體性考察, 那么不難發現, 由于農村工業部門的生成與發展使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之間建立起了結構性聯系, 彌補了斷裂層, 因而也就必然造成國民經濟流程發生有利于結構轉換的變化。但由于居三元結構關鍵部位的農村工業部門正處于成長過程之中, 它所引發的矛盾與體制上的沖突交織在一起, 又很容易使結構轉換產生新的難度, 使其自身發展較易陷入困境。
首先應當看到, 由于農村工業部門是在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之間生長起來的, 它使不同質的部門在生產流程中形成了明顯的關聯性, 為結構轉換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在農村工業部門生成以前的舊有的工業化模式中, 國家是直接了當地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進行高積累, 然后集中向高有機構成的重工業方向發展, 結果從產業聯系的角度看存在著很大的斷裂層。這是因為, 農業部門的后向聯系效應較低, 但農業部門可能引發的前向聯系卻與重工業的后向聯系幾乎無法銜接。而農村工業部門生成后則大大改變了這一狀況, 它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作用均較強。一方面, 它大力發展了以農業部門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 以農產品為原料的鄉鎮輕工業企業就占到鄉鎮企業總數的一半以上, 從而大大增強對農業部門原料產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 農村工業部門比較偏重于為城市工業部門提供原料和半制成品。這就使得農村工業部門基本上可以與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聯系相銜接, 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產業之間的聯系效應。
然而, 正由于農村工業部門是在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夾縫中生成的, 這種特性又使它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兩個部門發生矛盾和沖突。值得注意的是, 經過10 年的發展變化, 三元結構之間已開始出現新的偏差。一方面, 由于中國的農業部門過于落后, 在農村工業部門經過幾年的迅猛發展以后, 農業部門很快就不足以為其提供可靠的基礎了, 而且農村工業化的高速推進也使農業部門表現出難以承受的現象; 另一方面, 近些年來, 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城市工業企業的增長速度, 沒有形成適當的比例增長, 而在鄉鎮企業中, 發展最快的又是重加工工業, 這種向重加工工業的傾斜發展, 又給基礎工業造成更大的壓力. 使工業經濟結構全面扭曲的現象更為嚴重。從問題的表象上看, 一系列矛盾沖突的焦點在于鄉鎮企業的超高速發展, 它作為一把雙刃劍, 與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相爭奪, 一方面造成了農業發展的停滯, 另一方面又推動了工業經濟發展波動狀況的加劇。但最直接的后果還是農村工業部門自身的發展產生波動, 甚至受阻。據統計, 19 8 9 年鄉鎮企業的單位數比1 9 8 8年減少了1.04 % , 企業職工人數下降了1. 87 %。這些征兆表明, 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已經面臨困境。
三元結構的深層次的矛盾和沖突還表現在各個部門有著不同的運營機制。由于市場體系發育的滯后和計劃與市場機制未能有機結合, 使得三元結構之間正常的商品化聯系尚未建立。
農村改革后, 農業部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場機制的調節, 但出于種種原因,國家對農產品的價格仍然起著決定性的調控作用。正是因為農產品與工業產品比價不合理的狀況仍然存在, 而且近年來“剪刀差”縮小的速度又減緩, 因而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的正常的市場聯系并未建立。在這種條件下, 農業部門和農村工業部門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利益機制所造成的驅動作用便過于有力, 加之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示范效應, 農民又自然會把過量的資金、土地和勞動投向農村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說, 雖然農業直接向工業“ 納貢” 的方式已經改變, 但間接地支付農村工業部門增長的潛在問題仍然存在。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則在經營機制上存在著重大差別。城市工業部門基本上是由計劃機制調節的, 而農村工業部門則是受市場機制調節的。問題的復雜性在于, 兩種不同經營體制的部門之間的競爭很容易發生畸變。農村工業部門的優勢在于企業經營方式的靈活性, 但由于市場體系的不完善, 其競爭方式往往是不規則的; 同時, 在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 國家對資源的調配仍然具有控制權, 也很容易使基本上受計劃體制支配的城市工業部門占據極有利的地位,而且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 農村工業部門在體制上的某些優勢也會逐漸減弱。
從總的趨勢看, 農村的生產要素在相當程度上仍將不斷地流向農村工業部門, 農村工業部門也必然要向城市工業所顯示的方向發展, 這說明比較利益機制在發揮其正常作用的一面。但是, 由于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沖突與體制上的弊端, 使得這種走向出現了某種偏差, 從而可能導致新的斷裂現象發生。
四、推動三元結構發生轉換的條件與對策
(一)推進三元結構的發展
繼續推進三元結構的發展, 也就意味著仍然要促使農村工業部門不斷擴張。三元結構不發展, 向一元結構轉換就無從做起。叢總體上看, 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作為一個基本事實將會較為長期地存在。按照一般的說法, 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現時仍有1 億人左右, 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 / 3 。而且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輕型的年齡結構, 使今后一二十年內將面臨勞動力增長的新的高峰。據預測, 農村每年要新增勞動力近1 0 0 0 萬個左右, 因此, 到本世紀末, 每年至少要轉移近1 0 0 0 萬個勞動力。但即使是在農村工業部門迅猛發展的10 年間, 平均每年也只能吸收5 00 多萬人, 相當于應容納勞動力的一半左右。由此推斷,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農村勞動力的增量必然大于轉移量。
即便從國際比較來看, 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也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日本從1 8 71年的明治維新開始到1 9 7 1 年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由8 4.9% 下降到1 7.4 % , 花了1 00年的時間。俄國則用了1 10 年的時間使農業勞動力由7 7 % 下降到1 9 8 2 年的2 0 %。而中國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 就業結構的轉換就更加呈現落后性。由于中國農村工業化真正興起的時間并不長, 與農村工業化進程的特定條件相聯系, 三元結構作為一個歷史性的發展階段, 將會較長時期地存在, 但相對而言, 又是加快了實現結構轉換的進程。因此, 農村工業化并不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措施, 在宏觀政策上也不能把鄉鎮企業只是看作農村經濟的一個方面, 而應從結構轉換的高度繼續推進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
(二)促進三元結構的演化
誠然, 三元結構局面較為長期存在是出于現實的需要, 是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可能選擇, 但這并不是絕對合理的, 最終還是要轉變為一元結構。因此, 在三元結構發展過程中, 還必須把它看成是結構轉換中的一個轉換性結構, 從而盡可能地為向一元結構過渡創造條件。
不可否認, 結構轉換的最根本問題還在于占中國人口80 % 的農村居民的現代化。城市化的實現可以看作是三元結構轉換成為一元結構的最終標志。但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 城市化的滯后發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因為城市化的費用高昂和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過大。然而, 如果沒有人口不斷地較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 農村工業部門效率低下、技術落后、信息閉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變。
不僅如此, 還會制約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形成, 影響農業收益的提高, 并且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資源的較大浪費, 其結果, 很可能是三元結構出現新的剛性特征, 給國民經濟結構的最終轉換帶來新的難度。
因此, 既要看到農村工業部門的生成為勞動力結構轉換開辟了現實途徑, 也應該重視它所提供的人口結構轉換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農村工業部門發達地區已表現得十分明顯, 甚至已成為現實性。這就需要根據農村工業部門趨向于集中分布的產業特點, 因勢利導, 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 并不失時機地進行交通運輸等設施的建設, 逐步發展中小城市。與此同時, 農村工業部門的擴張, 也必然會推動城市之間、地區之間商品經濟的發展, 促進包括勞務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的發育, 從而使已經進入農村工業部門的農村人口繼續向現存的城市轉移。當然, 要促成這一狀況的發生與發展, 還必須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 使戶口政策等隨之松動。
向城市化方向發展, 還有利于農村工業部門自身產業結構的改善和擴大就業容量。從國際比較來看, 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 只有工業與第三產業大體保持相似的就業份額, 才能保證工業化進程的順利進行。中國的農村工業化也應基本符合或相對適應這一發展規則。但目前中國鄉鎮企業中的工業與第三產業的份額是不成比例的。1 9 8 8 年鄉鎮企業的就業份額中, 工業占60 % , 而第三產業僅占22.4% , 兩者相差約38 個百分點, 過于懸殊。但在推動城市化逐步發展的過程中, 必然會產生對包括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較大的需求, 促使第三產業就業份額和人數穩定上升, 從而有利于農村工業部門向現代化的方向演進, 使其在發展趨向上更符合結構轉換的要求。
城市化的逐步推進及其所促成的農村工業部門自身產業結構的變化, 從根本上說將有利于中國農村工業化從“數量型”過渡到“ 質量型” 。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也是對10年來中國農村工業化目標的修正, 使這一過程注入較多的現代化因素。但這并不等于說, 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可以迅速由數量型模式轉為質量型模式。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就業結構的轉換與人口結構的轉換完全同步, 而在于兩者之間需要有一個合適的比例,呈現相同的趨勢, 從而促進三元結構的不斷演變, 使之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環的軌道。
從推進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流程來看, 也應當是多層次發展的。目前鄉鎮企業的職工總數雖然有9 500多萬, 但完全脫離土地的不到其中的一半。也就是說, 大部分還是兼營土地的兼業戶。無疑, 隨著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和向城市化推進, 這些兼業戶將會逐步放棄土地, 但后繼的兼業戶仍會不斷出現。這是因為中國農村有著龐大數量的剩余勞動力, 而從農業生產的特點看, 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又不一致, 農業剩余勞動力中必然有較大一部分是季節性剩余, 不可能都離鄉轉移。這一流程從一個方面說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注定是個不斷演進的過程。
(三)協調農村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關系
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基礎, 更是中國農村工業化的基礎。10 年來, 中國農村工業部門的迅猛發展, 主要是基于農業發展的支撐, 但農村工業部門的擴張并未能獲得穩定提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持。農業部門的低速發展甚至停滯和農村工業部門的高速推進形成鮮明對照, 己成為中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 協調兩者間的發展關系愈益顯得刻不容緩。
那么, 能否說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在總體上看已經過量了呢? 不能。如果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 目前中國農村工業部門的發展還遠不充分, 在一些農村非農產業發達的發展中國家, 非農就業人口早已達到農村就業人數的70 % 左右, 農村制造業人口占農村非農就業人口總數的比重也已達到50 % 左右。而在中國, 1 9 8 8 年全部非農產業勞動力僅占鄉村勞動力總數的23· 8 %。因此, 問題并不在于農村工業部門是否應繼續得到長足的進展, 而在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應該與之相協調, 在發展速度上應當保持適度的比例。但是使兩者在速度差距上呈現逐步縮小的趨勢, 主要不應依靠減緩農村工業部門的增長速度, , 更不能一味扼制其增長勢頭, 而應該側重提高農業的增長率。從總體上說, 后者的提高也不能采用以農村工業部門反哺農業部門的方式, 就兩者的發展關系而論, 應當是逐步實現各自基本上依靠自身的積累獲得自我發展。
應當看到, 在總的格局上, 農業為工業發展無償提供積累的狀況仍然存在。農民受比較利益機制的驅動轉向農村工業部門在方向上是正確的, 問題在于, 農業的比較利益過低, 這主要表現在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合理。因此, 必須調整工農業產品的價格,逐步實現工農業產品的基本等價交換。考慮到提高農產品價格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壓力和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 可以不采取一次性消除“ 剪刀差” 的方式, 而是使之不斷縮小。與此同時, 國家還應用增加對農業投入的方式來補償農業的利益損失, 至少應當把從“ 剪刀差” 中抽取的支付城市發展的資本轉化為農業投資, 從而為農業的增長增加動力, 為農業依靠自身積累發展創造基本條件。由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因而協調的方式也不能是整齊劃一的。對于鄉鎮企業剛剛起步的地區尚不能排除依靠農業進行積累, 對于鄉鎮企業發展已經具有相當雄厚基礎的地區, 也不應斷絕企業利潤向農業的回流。
農業依靠自身積累發展的實現還有賴于土地產權體制的改革。現有土地關系下農業經營的規模不經濟問題遲早要得到解決。從為未來農業的發展創造環境條件的角度考慮, 對那些大量占用耕地、嚴重污染環境、給農業生態造成破壞的鄉鎮企業, 必須進行嚴格限制。只有農業得到長足的進展, 農村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協調發展的局面才能完全形成, 其結果將是對農村工業部門的擴張形成更加強有力的推動。（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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