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是脫貧攻堅中重要機制，但需要對二者概念和各自功能作用進行重新反思，論文對此進行了探討，進而通過對精準扶貧機制創新的系統梳理發現，精準扶貧強力推動以來，我國扶貧開發機制的總體特征是外源巨力推動下內源發展，外源推動占據重要地位，內源發展相對較弱但逐步顯現，未來將必然呈現“內外融合”創新趨勢。而這種機制完善創新效果和程度，則取決于外源推動的可持續能力、外源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能力、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的技術手段與實施策略等四個約束條件，由此論文提出了完善精準扶貧機制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精準扶貧；外源推動；內源發展；融合發展
一、理論反思：內源發展的淵源
（一）內源發展理論的興起
內源發展理論的興起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是發展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解決非均衡的區域發展問題產生的理論范式。戰后，發展中國家落后地區的發展模式是一種外源發展，即通過政府、企業開發援助落后地區，促進區域的發展，重點是提升落后地區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水平。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較為普遍的城鄉對立的二元格局，這些國家的鄉村地區出現持續的衰敗，大量的貧困問題也隨之凸顯。在解決此類問題上，“增長極理論”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占據主流地位，強調立足城市和工業，通過城市和功能的一體化，通過增長極的帶動和傳遞實現區域的均衡發展，即先進地區通過經濟增長的擴散帶動落后地區，最后實現經濟在空間上的均衡，其機制就是所謂的“涓滴效應”。這種“極化增長”一直主導國際發展戰略，但實踐中效果并不突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并沒有產生“涓滴效應”，城鄉的對立、農村的貧困等重大問題并未解決。20世紀70年代后,區域發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增長極理論愈發難以在實踐上調和區域非均衡的矛盾，之后也出現了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但此類理論并未解決城鄉對立、農村貧困、區域失衡等重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亨利·明茨伯格發現發達國家都是通過內生發展實現現代化的，但發達國家在戰后卻一直強調第三世界陣營要通過全球一體化的方式實現現代化，他認為這極不合理，提出第三世界陣營到了內生發展的時候，內生發展理論開始逐步登上歷史舞臺。1974年，聯合國大會在《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中提出：“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實行自己認為最適合自己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而不因此遭受任何歧視。”這實際上就是“內源發展”的理念。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ld財團在聯合國總會報告“世界的未來”中，提出“內生式發展”概念：“如果發展作為個人解放和人類的全面發展來理解,那么事實上這個發展只能從一個社會的內部來推動。”此后，由聯合國推動，內生發展理論不斷完善，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了弗朗索瓦·佩魯的《新發展觀》一書，提出了“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發展理論，在2000年聯合國和平文化國際會議上發表了《馬德里宣言》，宣布了在四項新契約的基礎上促進全球內源發展計劃的必要性，即新的社會契約，承認人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新的自然或環境契約，包括保護世界生態環境的長期計劃和即期措施；新的文化契約，以防止文化的單一性，維持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性，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性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新的道德或倫理契約，以確保構成我們個體和集體行為準則的價值和原則全面落實。宣言提出，要積極促進以知識和內部能力為基礎的全球內生發展。自此，內源發展作為一種理念和理論框架被廣泛地接受。
（二）內源發展理論的內涵
“內源發展”作為區域經濟學的概念或者說分析框架，與其他概念最大的差異在于沒有一套固定的模型或者具體的定義，這也是國內目前“內源發展”概念泛化的主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大學組織了一批研究項目，深入探討“內源發展”，包括“內源型”(endogenous)和“外源型”(exogenous)的對立,歐洲學者們在研究南歐鄉村地區發展戰略,也不斷豐富了內源發展的理論，主要的提出者包Musto、Friedmann、Garofoli、Haan&Van der Ploeg。隨著理論的發展，主要形成了四種流派：第一，Vander Ploeg and Long的社會動員說，內源發展是本地資源的社會動員過程，本地資源由本地動員、本地控制、本地決定，利益最終也留在本地。第二，Garofoli創新能力說，即內源發展意味著一種轉換社會經濟系統的能力；反映外界挑戰的能力；促進社會學習，引進符合本地層次的社會規則的特定形式。換句話說，內生式發展是在本地層面進行創新的能力。第三，宮本憲一的本地自治說，認為內源發展要基于本地的資源發展，要保護環境，要開發復雜的產業領域，要建立廣泛的自治制度。第四，聯合國《馬德里宣言》的發展能力說，即提倡基于知識和內部能力的全球性的發展能力。
雖然內源發展理論目前還未有較為統一的定義，但以上四種流派至少表達出以下幾點共識，可以較為準確地體現內源發展的內涵：第一，內源發展的目的在于提升本地的發展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這些能力又來源于本地資源本身，可能是具體的物質資源，如環境、土地、礦產、作物等，也可以是非物質資源，如文化、傳統、風俗等。第二，內源發展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應該是本地的人群。尤其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內源發展的主要參與力量應該是本地人群，受益者應該主要是本地人群。第三，內源發展可以是外部資源的本地創新，即應對外部反應，進行外部學習和改造的能力和過程。
（三）內源發展理論中的“內外關系”
對于內源發展和外源發展的關系，國內學界對其的理解有簡單化之嫌。仍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對于內源發展的認識采用“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和“完全是自然發生的”社會發展方式。認為由于內源式發展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進行的，在空間尺度上具有獨特的地域或民族特色，從時間向度上來看各歷史時期的社會交往也不充分。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日本學界有關研究已經對此問題有所回應，即內部和外部的交流與合作對于實踐內源發展模式的成功與否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此觀點也成為日本地方自治體合并浪潮的一個理論依據。因此，內源發展和外源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區隔，但并非完全對立，內源發展也并非完全獨立于外部環境，其內和外的關系在于外部對內部的推動，內部對外部的學習和創新。
此外，國內對于內源發展簡單化理解的另一原因在于模糊了內生增長和內源發展的界限。內生增長理論強調經濟的進步取決于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外部力量的推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核心力量在于內生的技術進步。由于內生增長理論強調內部資源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和根本力量。內生增長理論和內源發展內涵上的交叉，導致對于內源發展的理解出現了內源發展和外源推動的簡單對立。
二、創新轉型：外源推動下的內源發展
（一）外源推動：國家仍然是推動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主要力量
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國家對貧困地區的重視已到無以復加之地步。隨著脫貧攻堅的進行，貧困人口持續減少，脫貧攻堅難度遞增，剩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較深，內源發展能力持續減弱（目前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的就占42%）。貧困地區層面，改革開放40年來，仍然沒有脫貧的地區，其發展現狀已經表明了其內源發展能力的水平。因此，對于這些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國家有必要進行及時的干預，且有理由進行超常規的干預。從精準扶貧以來的實踐來看，也是如此。總體來看，精準扶貧以來，外源推動的基本趨勢逐步加強，國家仍然是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主要力量：國家對于貧困地區的政策傾斜、資源投放逐年加大；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創新基本圍繞“國家—社會”意義下的“國家”層面進行，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不斷創新；外源推動機制的主要方面也進一步完善。總體來看，國家通過以下三種方式，極大地推動了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
1.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資源傾斜
國家通過對貧困地區資金、人力、政策三方面的傾斜，極大地推動了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進程。十八大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下降至2016年底的4335萬，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4.5%，國家對于貧困地區的投入并未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而減少，考慮到“剩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較深，減貧成本更高，脫貧難度更大”（《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但中央仍然逐年增加對貧困地區的投入。
第一，投入了巨量資金。中央財政扶貧金額從2012年的332億元上升至661億元。中央財政扶貧金額對促進貧困地區的發展效果有限，實際上國家對于14個連片特困地區攻堅規劃的投入更能說明問題，2012年開始實施的《“十二五”期間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攻堅規劃》共投入逾19萬億元，用于改善14個連片特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其中大部分用于基礎設施建設。
第二，投入了巨量人力。我國向12.8萬個貧困村選派的駐村幫扶工作人員達40萬人之巨，貧困村第一書記選派也全部到位，平均每村3到5名干部。這些干部基本接管貧困村有關脫貧攻堅的日常工作，對貧困村的脫貧攻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投入了巨量政策資源。精準扶貧以來，中央層面不斷出臺推動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政策，以《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為核心構建了脫貧攻堅的頂層設計。中央和地方圍繞脫貧攻堅也出臺了大量助推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政策，據我們粗略估計，中央和行業部門出臺的扶貧政策超過100項，全國各省出臺的“1+N”系列文件接近500項。總的來看，有以下幾類：第一類，中辦、國辦，國務院扶貧辦出臺的有關完善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的政策文件。有關精準扶貧工作的各個環節基本都出臺了相關的政策，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等，國務院扶貧辦出臺的《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關于改革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機制的意見》《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等。第二類，行業部門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的政策文件，此類文件多為多部門聯合印發，旨在直接支持貧困地區某一領域發展。國務院扶貧辦等16部門印發的《關于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中國證監會《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出臺的《關于實施光伏發電扶貧工作的意見》，幾乎所有涉及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領域都有相關的支持政策，政策供給量空前。第三類，片區牽頭部委針對牽頭片區出臺的特殊政策，主要是14個連片特困地區片區攻堅規劃涉及的18個牽頭部委，這些部委的職能基本涵蓋了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方面，各個部委針對片區的實際情況，在政策上給予了傾斜。以國土資源部門牽頭烏蒙山片區脫貧攻堅實踐為例，國土資源部出臺了《關于印發建立國土資源部烏蒙山片區基層扶貧聯系點意見的通知》《關于支持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的若干意見》《國土資源部對口支援贛縣振興發展工作方案（2013—2020年）》。第四類，地方政府出臺的“1+N”系列文件。地方政府圍繞精準扶貧機制建設和具體推進，出臺了“1+N”系列文件，“1”一般是諸如《關于深入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實施意見》等總文件，“N”是貧困地區發展各個領域的具體實施推進措施，各省都出臺了“1+N”系列文件，有的省相關政策文件數量甚至超過20份。
2.創新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
精準扶貧以來，各地圍繞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展開了大量的創新實踐，通過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的創新有效地提升了脫貧攻堅的效率。探索建立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合力攻堅”的脫貧攻堅責任機制。
第一，責任機制創新實踐。精準扶貧伊始，即對扶貧開發各級的領導責任有具體的要求，中央在各種場合通過不同方式強調精準扶貧要切實落實領導責任，不僅要堅持黨對精準扶貧開發的統領工作，還要強化扶貧開發工作的領導責任機制。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央、省級政府、基層政府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具體的責任定位做了詳述。2016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了《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正式明確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合力攻堅”的脫貧攻堅責任體系，并就具體責任進行了細化。各地也就有關內容進行了探索，基本是通過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或《脫貧攻堅軍令狀》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領導責任。
第二，瞄準機制創新實踐。建成了符合各地實際的精準識別機制，貧困瞄準的精準程度大幅提升。精準扶貧以來，在扶貧工作機制方面最大的創新之一就是瞄準機制，各地圍繞“扶貧對象精準”探索建成了符合各地情況的瞄準機制。從實踐情況來看，各地的做法基本是對貴州省威寧縣迆那鎮“四看法”的應用和創新，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適合各地情況的貧困瞄準機制。除了通過“四看法”完善瞄準機制之外，各地還在精準識別過程中加入了民主測評的方式，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為確保精準識別全過程公平公正，在識別過程中，采取“兩入戶、兩評議、兩審核、兩公示、一公告”程序識別貧困戶。
第三，監測機制創新實踐。貧困監測機制進一步完善，以大數據技術為手段的貧困檢測技術愈發成熟。一方面，精準扶貧以來，統計部門和扶貧部門的貧困監測機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統計部門有國家統計局定期公開出版的《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向社會各界發布我國農村貧困狀況和減貧成效。扶貧系統，有國務院扶貧辦牽頭開展的貧困監測系統，例如自2014年起，國務院扶貧辦信息中心牽頭每年就14個連片特困地區的片區攻堅綱要實施情況、資金投入情況、項目開展情況等內容進行監測，并撰寫了《<連片特困地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規劃>實施監測報告》。另一方面，以大數據為技術手段的貧困檢測技術愈發成熟。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大數據為主要手段的各類“扶貧云”大幅提升了貧困監測的精準性和實用性。
第四，考核評價機制創新實踐。完善的貧困縣考核機制已經建成，第三方評估廣泛開展。2014年，《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提出由主要考核地區生產總值向主要考核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轉變。此后，中組部、國務院扶貧辦制定《關于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從操作層面對改進貧困縣考核工作提出了九點更為具體的意見。自此，各地以這兩個文件精神為基礎，對于貧困線考核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都開展了廣泛實踐，貴州省、甘肅省較早地建立了貧困縣考核機制。2015年11月，《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要抓緊出臺中央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要加快出臺對貧困縣扶貧績效考核辦法，明確指出要大幅度提高減貧指標在貧困縣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指標中的權重，建立扶貧工作責任清單。2016年2月《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出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對照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審定的年度減貧計劃，就工作進展情況和所取得的成效形成總結報告，報送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2016年4月《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要求建立嚴格、規范、透明的貧困退出機制，促進貧困人口、貧困村、貧困縣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2016年10月《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出臺，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構建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合力攻堅的責任體系。此外，精準扶貧以來，第三方評估機制從無到有發展迅速。2014年，中國科學院曾開展過一些第三方評估的工作，2015年《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要求要“建立對扶貧政策落實情況和扶貧成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此后，第三方評估活動如雨后春筍，各地扶貧系統委托高校、科研單位開展了廣泛的第三方評估活動，地方政府甚至出臺了有關第三方評估的相關管理辦法。
第五，資金使用機制創新實踐。由于條塊分割，長期以來各類資金使用分散、效率不高問題制約著扶貧工作推進。2014年，《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在改革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機制中，重點強調要以脫貧攻堅規劃和重大扶貧項目為平臺，整合扶貧和相關涉農資金，集中解決突出貧困問題。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的意見》，希望通過賦予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的自主權，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此意見選擇部分貧困縣試點，一些提前試點地區通過財政涉農資金整合也確實收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2017年2月16日，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關于做好2017年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將涉農資金試點范圍推開到全部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連片特困地區縣，這意味著所有貧困縣將可以統籌使用20大項涉農資金，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也確保資金投向最重要的方向、最關鍵的環節、最準確的對象，實現精準扶貧。
3.創新外源扶貧機制
精準扶貧以來，中央也非常注重通過完善精準扶貧的外源推動機制，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增強脫貧攻堅的效果。
第一，駐村幫扶機制創新實踐：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增強貧困地區發展動力。健全干部駐村幫扶機制是2014年《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的六項機制創新任務之一，也是精準扶貧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分體現的標志之一，由于中央對駐村幫扶的高度重視，駐村幫扶制度建立得很快，各地積極探索精準扶貧新形式，大力開展干部駐村幫扶工作，到2015年11月已基本實現駐村工作隊對貧困村、貧困戶的全覆蓋。2016年以來，各地駐村幫扶機制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大幅完善。各地做法基本相同，就駐村幫扶各項制度和機制進行了完善、細化。
第二，社會扶貧機制創新實踐：定點扶貧和企業幫扶吸納社會力量。社會扶貧與專項扶貧、行業扶貧互為補充，由于其機動、靈活的特點，減貧效果往往也非常明顯。因此，精準扶貧以來對社會扶貧機制的完善和創新也高度重視，2014年12月，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指出要培育多元社會扶貧主體。從2014年至今的兩年多實踐狀況來看，定點扶貧、企業幫扶都產生過巨大的效果，形成了一批創新模式。從定點扶貧來看，精準扶貧以來，幾乎所有的市級以上的政府職能部門和某些國有企事業單位都參與到部門定點扶貧過程中，其幫扶對象也覆蓋了貧困縣、鄉、村三級。從企業幫扶來看，精準扶貧以來產生了諸如萬達、恒大集團定點企業扶貧的“萬企幫萬村”新模式，效果極為顯著，以恒大集團定點幫扶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為例，到2016年12月，僅1年時間，恒大已幫助大方縣8萬多人初步實現脫貧，完成總脫貧任務的45%。
第三，片區攻堅機制創新實踐：區域發展帶動精準扶貧機制協同推進。2011年出臺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指出“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主戰場”，作為中長期的扶貧戰略規劃，從戰略上明確了片區攻堅的扶貧開發，又從制度設計上對連片特困地區給予了諸多保障，之后片區攻堅成為扶貧開發工作重要的指導思想。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指出“堅持精準幫扶與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開發緊密結合”。精準扶貧以來，片區攻堅機制在貧困地區的區域發展上作出了貢獻，為區域經濟發展帶動貧困地區脫貧提供了動力。從片區減貧與發展的成效來看，片區貧困人口下降幅度快于全國貧困地區平均水平，片區貧困人口的人均純收入增速也明顯高于其他貧困地區。以2014年片區攻堅監測數據為例，截止到2014年12月，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貧困人口減少為3518萬人，比2013年下降623萬人，降幅達15%，比全國平均高0.1個百分點。2014年片區貧困發生率為17.1%，比2013年下降2.9個百分點。2014年片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724元，比上年增加767元，增長12.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1.7個百分點。
（二）內源發展：貧困地區的內源發展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1.貧困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較快，貧困人口增收能力不斷增強
區域經濟增強是貧困地區內源發展的應有之義，此外，內源發展強調發展結果有利于貧困地區本身，因此區域經濟帶動貧困人口增收的能力也是考量內源發展的重要指標。從精準扶貧以來的實踐看，貧困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較快，帶動貧困人口增收的能力也不斷增強。
第一，經濟發展明顯快于其他地區。由于精準扶貧以來對于貧困地區超常規的投入，貧困地區區域經濟速度明顯快于其他地區，以2012年至2014年數據為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GDP總量分別為33095億元、37097億元、40702億元，比上年增加12.1%、15.7%、9.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第二，貧困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增長明顯快于其他地區。貧困地區層面，收入方面，以2016年數據為例，2016年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比上年增長1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高于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6.3%。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5.6%，高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2%，也高于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實際增長率。消費數據方面，2013—2014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累計增長27.8%，年均名義增長13.0%,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0.5%,高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2015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名義增長11%，也高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貧困片區層面，以2014年為例，片區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724元，比上年增加767元，增長12.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1.7個百分點。2014年片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302元，同比增長12.9%，高于全國201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9892元）同比增速（11.2%）1.7個百分點。
第三，貧困地區吸納就業的水平明顯增長。就業半徑是衡量某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業半徑既能反映城鎮化水平和經濟發展的水平與質量，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城鎮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從貧困地區就業半徑的變化來看，2008年，全國貧困地區勞動力在省外就業的占68.4%，本省外縣的占19.3%，本縣的占12.3%。到了2014年，勞動力外出地區中，縣內鄉外占26.3%,省內縣外占29.8%，省外占43.8%。兩者相比，在縣內就業的比重從12.3%上升至26.3%，增長超過一倍。說明精準扶貧以來貧困地區縣域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吸納就業的能力明顯增長。
2.產業扶貧模式創新初步形成了內源發展的基礎環境
貧困地區的內源發展，核心在于產業扶貧，產業扶貧不僅能夠直接促進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更重要在于通過參與產業發展、參與市場活動全方面提升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的個體能力。精準扶貧以來內源機制的重要成果就在于產業扶貧創新模式不斷推陳出新，初步形成了內源發展的基礎環境。精準扶貧以來，在產業扶貧模式創新方面，形成了以下幾種有影響力的產業扶貧模式。
第一，企業帶動模式。這種是長期以來我國產業扶貧實踐形成的主流模式，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合作組織或其他組織的參與，帶動貧困人口增收，公司+農戶、“訂單農業”是基本形式，此外，還形成了諸多的派生形式，比如“公司+農戶+基地+市場”“公司+基地+農戶”“公司+農戶+黨支部”等。第二，大戶帶動模式。即通過一些在生產、銷售有特長的農戶帶動，實現貧困人口增收。包括所謂“能人帶動”“抱團經營”等形式，大戶帶動實際上也是企業帶動模式的派生形式。第三，集體經濟帶動模式。即通過集體經濟的壯大，帶動貧困人口增收。此模式主要是一批依托優勢資源和扶持政策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明星村，各村將村集體經濟收入重點支持貧困戶。精準扶貧以來，除了傳統的明星村之外，依靠扶貧政策，誕生了一批集體經濟強大的村莊。第四，新型產業和新技術帶動模式。依托近幾年興起的新技術，例如大數據產業、電商扶貧等帶動貧困戶增收。也有依托近幾年增長較為迅速的國民經濟行業，較為典型的是大數據產業扶貧，貴州省依托大數據綜合建設試驗區，在數據資源的積累和應用上有了一定基礎，精準扶貧以來，貴州全面著手布局大數據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保持在32%以上，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帶動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第五，非農就業模式。依托生產和流通環節有大量非技術性、低強度的工作機會的勞動密集型農業產業，貧困人口通過參與生產，為他們提供大量的工資性收入。第六，政策帶動模式。此模式主要是依靠精準扶貧以來中央扶貧的各類獎補政策支持，通過獎補扶持政策與資源開發對接，讓貧困戶在產業發展中受益，較為典型的是小額信貸扶貧，大部分地區將小額信貸資金通過掛靠經營和保底分紅的形式帶動貧困人口增收。
3.綠色減貧模式創新極大地提升了貧困地區內源發展的能力
綠色減貧是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各地因地制宜，結合地區的發展特點，提出的創新扶貧模式。綠色減貧的地域特征較強，目前得到官方認可的綠色減貧模式創新是移民搬遷扶貧、光伏產業扶貧、旅游扶貧三項扶貧工程。我們認為，資產收益扶貧也是綠色減貧的重要方面。
第一，易地搬遷扶貧。易地搬遷是我國扶貧開發過程中將區域發展和綠色減貧相結合的最重要經驗模式之一，也是實現2020年全部脫貧“五個一批”重要路徑之一，著力解決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易地搬遷扶貧能夠直接解決貧困地區資源約束、市場約束等重大問題，大幅提升貧困地區內源發展能力。
第二，光伏扶貧。光伏扶貧是有效利用光伏發電產業對貧困地區、貧困人口進行精準扶貧的新型扶貧模式。精準扶貧以來，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聯合下發多個指導性文件規范光伏扶貧。從全國總體來看，光伏扶貧是綠色減貧新途徑，開辟了貧困人口增收新渠道，達到綠色減貧效果。
第三，旅游扶貧。旅游扶貧是連接生態保護與減貧的有效橋梁，是綠色減貧創新最有效途徑。精準扶貧以來，國務院扶貧辦與國家旅游局合作，啟動貧困村旅游扶貧工程。旅游扶貧在當前的綠色減貧機制中已經起到重要作用，在未來的綠色扶貧中將占據主導性位置，伴隨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旅游扶貧在貧困地區內源發展過程中還將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四，資產收益扶貧。目前已有省份以“資產收益扶持制度”扶貧，先行開展探索。各地做法大體類似，即利用各類支持資金入股企業獲得分紅，或參與生產。資產收益扶貧機制能夠把細碎、分散、沉睡的各種資源要素轉化為資產，整合到優勢產業平臺上，擴展貧困人口生產生存空間，讓其享受到優質資源，實現脫貧致富。
三、影響精準扶貧機制創新的核心約束力
（一）外源推動的可持續能力
如前所述，精準扶貧以來扶貧開發機制創新的主要力量在于外源推動。實際上貧困地區內源發展能力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外源推動可能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還將占據主要地位，精準扶貧以來的超常規外源推動舉措的持續能力，將影響到未來扶貧開發機制創新的程度。
第一，各類扶貧資金減貧績效的邊際效應逼近極限。一方面，扶貧資金的條塊問題還需要時間去解決，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在政策上已經允許扶貧資金的統籌整合，但由于種種原因，此類問題在實踐上的解決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另一方面，金融扶貧資金的效率比較低。此類金融扶貧在地方實際運作大多是通過掛靠經營和保底分紅的形式進行，貧困人口實際只能獲取資金的少量利息，其資金的扶貧效果受到一定的影響，其政策的科學性仍需完善。此外，財政資金的整體效能比較低下。有人指出，2016年中央和地方在扶貧上合計投入了1000億元。按照減少1000萬貧困人口規模計算，人均扶貧投入資金超過1萬元。但按照數據和過去兩年的通貨膨脹率來計算，2016年中國的人口貧困標準也就在3000元左右。從投入收益比來分析，國家在扶貧投入上的轉化率其實只有30%左右。
第二，動員能力接近極限。精準扶貧以來的扶貧開發實踐具有很強的“運動式治理”意味。運動式治理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于由于缺乏合法性基礎因此需要不斷地消耗動員的資源。精準扶貧以來，海量基層干部投入脫貧攻堅工作，大部分干部并未完全脫離本職工作，精準扶貧已是額外工作。再加上“白+黑、5+2”的工作節奏，基層干部忙得一塌胡涂，甚至不少基層干部已有怨言，這對國家的動員能力是一種考驗。就目前來看，在脫貧攻堅層面，國家對基層的動員能力接近極限，亟需精準扶貧工作常態化。
（二）外源推動的供給側改革
精準扶貧以來，巨量資源投入貧困地區，如何更好地激發內源發展，如何更進一步推動精準扶貧機制的創新，仍然需要在外源推動方面進行供給側改革。中央一直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實施推進以來，我國各類扶貧政策在瞄準程度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時至今日，扶貧政策的供需雙方在精準匹配的層面上，仍然有進步的空間。總體來看，精準扶貧實施以來，扶貧資源的供給總量很大，但在供給過程中對需求側的重視遠遠超過供給側的重視。第一，扶貧資源大量供應，但始終還未重視其效能的進步與優化。第二，扶貧資源的馬太效應仍然存在，扶強容易扶弱難的情況沒有得到改觀。第三，一些需求側最需要的扶貧資源仍然得不到保障，各地產業扶貧傷農的現象時有發生，住房、醫療、養老三座大山壓力仍在。
因此，未來一個時期精準扶貧還需同步推進精準扶貧的供給側改革，從供給側發力。不斷增強扶貧舉措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尤其在未來一個時期，絕對貧困狀況相對緩解、相對貧困逐步凸顯的狀況下，我國貧困人口的地區分布、致貧原因、資源需求將會發生巨大變化，必須多從供給端發力，在增加扶貧供給總量的同時，扎實推進農村扶貧供給側改革，以適應未來我國貧困狀況轉型。此外，精準扶貧本質就是一場扶貧供給側改革，貧困地區情況千差萬別，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各不相同，只有結構性施策，精準施策，才能提高扶貧成效，做到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三）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能力
無論是外源推動還是內源發展，由于貧困地區區域經濟發展難以吸納足夠的就業，也難以吸引貧困人口回鄉創業，大量青壯年勞力外流，造成貧困地區空心化，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的激發有限。城市化造成的貧困地區“空心化”問題，對貧困地區的脫貧機制創新都會造成很大挑戰，“空心化”導致部分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能力持續弱化，這可能是未來精準扶貧需要解決的重點難點問題之一。貧困社區內源發展能力的弱化會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貧困地區由于內生動力的不足有可能持續衰弱，雖然通過脫貧攻堅可以讓貧困人口脫貧，但貧困地區由于缺乏發展的動力而持續衰弱。二是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增加了貧困代際傳遞的風險。雖然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明確指出要健全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和殘疾人關愛服務體系，但此類問題的根源在于區域發展的非均衡，可能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去解決，在此期間，國家的戰略選擇、制度安排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的技術手段與實施策略
無論是精準扶貧之前還是精準扶貧之后，我國扶貧開發機制中一直有一些旨在推動貧困地區內生動力的舉措、政策、實踐創新長期以來效果欠佳乃至失敗。例如扶貧小額信貸，在地方實際運作大多是通過掛靠經營和保底分紅的形式進行，貧困人口實際只能獲取資金的少量利息，大量的政府貼息反而貼給了各類企業，其政策的科學性仍需完善。
又例如產業扶貧中的精英俘獲現象，即普惠性的資源被精英群體所占有，實際上精英俘獲在扶貧的其他領域也很常見，由于產業扶貧項目往往有“門檻”限制，精英俘獲現象尤為突出，一般情況下所謂“扶富不扶貧”的現象就是精英俘獲。目前對于精英俘獲的研究很多（左停曾在一篇文章中對精英俘獲做過一個簡單的綜），也開了很多藥方，但精英俘獲現象在精準扶貧前后普遍存在，尚未得到較好的解決。之前有研究指出瞄準機制完善后精英俘獲現象會有所緩解，但精準扶貧以來，瞄準技術得到很大提高，精英俘獲現象并未有緩解。
再如，扶貧政策、項目的后期維護和可持續性發展問題。精準扶貧以來，一些扶貧項目和扶貧政策的設計對后期維護可持續發展的考慮還比較欠缺，導致后期維護和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扶貧效果曇花一現、扶貧項目重復建設仍然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貫穿于扶貧開發的全過程，無論精準扶貧前后，均未得到好的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還有賴于外源推動機制和內源發展機制的一些技術手段和實施策略的改進，有的可能還依賴于扶貧開發機制之外的體制機制問題的完善。但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的技術手段與實施策略本身，對于未來幾年精準扶貧機制的創新發展具有很強的約束作用。
四、完善路徑：內外融合——超越內源與外源
（一）內外融合：超越“內源—外源”二元對立的思維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外源發展和內源發展本無對立關系，內部和外部的交流與合作對于實踐內源發展模式的成功與否具有決定性作用。外源推動與內源發展目的都在于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并不因發展動力的來源指向不同而不同。實質上無論外源推動還是內源發展，單一的動力來源均難以推動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生計，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疊加的區域、自然問題與人力資本問題，本身就限制了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的作用空間。因此，需要發揮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共同的優勢，對二者進行超越，即實現內外融合。在不斷完善外源推動、內源發展的扶貧機制的基礎上，在體制和機制上使二者融合。
實際上，始于2011年的片區攻堅戰略，就是內外融合較為成功的案例，其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指出“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主戰場”，作為中長期的扶貧戰略規劃旨在通過區域發展帶動貧困地區脫貧，既從戰略上明確了片區攻堅的扶貧開發戰略，又從制度設計上對連片特困地區給予了諸多保障，之后片區攻堅成為了扶貧開發工作重要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以后，精準扶貧戰略的提出，對肇始于“片區攻堅”提出了相當的挑戰，理論界和實踐界開始疑惑“精準扶貧”是否意味著“片區攻堅”戰略的終結，為此，我們還專門撰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兩年片區攻堅戰略確實不如以前重視。因此，在內外融合的層面上，有必要重新審視精準扶貧與片區攻堅的關系，在戰略和制度上重新對其進行明確。
（二）提升貧困治理能力，重點解決約束精準扶貧機制創新的四類問題
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有關精準扶貧機制創新的四個約束條件，即外源推動的可持續能力、外源推動的供給側改革、貧困地區的持續衰敗、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的技術手段與實施策略，四個約束條件的解決之道均有賴于貧困治理能力的提升。其涉及的資金效率、動員能力、供給側改革、精英俘獲和具體的扶貧措施的可持續性問題等等都與治理能力有關，其在貧困治理范疇之內，也在國家治理能力范疇之內。因此，未來精準扶貧機制的創新，還有賴于貧困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國家治理層面，精準扶貧的四類約束問題可能都將成為一個技術問題，成為治理策略的選擇問題。就目前的選擇來看，亟待在貧困治理的結構上進行完善：盡快出臺有關反貧困的法律制度，對扶貧開發的有關決策制度、參與制度、財政制度進行完善，做到有法可依；盡快對國務院扶貧辦的職能定位進行調整，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穩定的反貧困機構，整合現有反貧困的資源和職能，解決“九龍治水”的問題；在具體的治理策略上，有必要對第三部門、企業、個人參與程序進行明確。
（三）把綠色減貧提上脫貧攻堅的決策議程
精準扶貧以來，貧困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取得明顯進步，綠色減貧機制也初步建立。但從綠色減貧的實踐來看，綠色減貧還未作為專門的減貧機制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綠色減貧的理念還未如精準扶貧、綠色發展深入人心。實際上，綠色減貧是可持續最強的共享發展模式。貧困地區人口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生存技能較落后，自身減貧能力弱，主要依靠政府的單向扶持。然而綠色減貧措施的實施，要求發展方式從外源向內源的根本轉變，構建出新的綠色扶貧動力機制。從宏觀層面看，國家從綠色發展角度出發，利用當地自然資源，建立相應的綠色扶貧項目，通過培訓貧困人口專業技能，拓寬其就業和收入來源渠道，從而提升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從微觀層面分析，貧困人口從被動的接受式扶持變為主動的積極減貧。此外，綠色扶貧戰略因地制宜，結合地區的發展特點，提出不同的扶貧模式。因此，如何嚴格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貧困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明確貧困地區綠色發展的總基調，切實把綠色發展融入到扶貧脫貧和精準扶貧行動中、項目中、資金投入中和每一個幫扶措施和扶貧產業發展培育中，將是未來減貧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加大綠色生態減貧理論是實踐探索，是未來扶貧脫貧機制創新的一項重要而長期的任務和目標。
（四）不斷探索創新產業扶貧模式
如前所述，外源推動和內源發展落腳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產業扶貧是實現可持續生計最重要的手段，產業扶貧不僅能夠在經濟上促進貧困人口脫貧，還能夠通過提升貧困人口的組織化水平、參與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從而不斷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重點依據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在產業扶貧的內容和產業扶貧模式兩個方面進行探索。在產業扶貧的內容方面，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等高新技術方式，結合綠色產業、金融平臺、物聯網、互聯網進行探索，爭取能夠利用貧困地區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在產業扶貧的模式方面，主要是探索貧困地區不同市場主體的組織方式，政府、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電商平臺、科技公司等等市場主體如何合作，最大程度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同時，在參與企業經營和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提升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
文章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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