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勞動者工資水平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繼續穩步提升，生活水平得到持續改善，這些變化既是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源于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直以來，合理進行收入分配、不斷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致力于解決的問題之一，也是廣大學者討論最為深入的熱點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收入分配改革越來越重視，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陸續出臺且日益全面、系統；改革力度日益加大，貫徹落實情況明顯改善，收入分配制度、薪酬制度、社會保障制、個人
所得稅制度、土地流轉收益分配制度等先后進行了諸多調整，這些改革政策和措施對促進勞動者工資水平和居民收入的較快提高，推動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調整發揮了積極作用。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收入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的問題研究進行了大量研究，為深入探討我國城鄉收入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指導。從我國城鄉收入差異的研究來看，有學者從城鄉收入分配差異的現狀①、深層次問題②、成因③、影響關系④、差異測度⑤、變動趨勢⑥、政策選擇⑦等角度進行了初步探討，但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有關中國城鄉收入差異的研究仍較缺乏，尤其是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變動及其影響因素方面的探討更是缺乏，現有的研究成果仍不足以反映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特征及其影響因素。與此同時，還有學者通過從財政的角度來研究其他因素與中國城鄉收入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探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因素，如從財政支出的規模和結構⑧、財政社會保障支出⑨、政府財政支出⑩、財政分權?、城市化與城鎮化?、財政政策與制度?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縱觀相關學者的研究，雖然有學者從財政的不同因素視角探討了其與城鄉收入之間的關系，有利于進一步探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因素，但從系統的財政支出結構視角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較少，從財政支出視角對中國城鄉收入分配進行系統分析，而且結合城鄉收入差距與影響因素視角對城鄉收入進行研究的成果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2000-2014年省際面板數據，運用Theil系數對中國城鄉收入水平差異進行研究，然后從財政支出的不同角度，運用基尼系數和相關計量模型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試圖為探討中國城鄉收入差異、影響因素以及解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提供經驗證據。
二、基于Theil系數的中國城鄉收入差異
（一）Theil系數公式
Theil系數又稱為泰爾系數，是20世紀60年代Theil提出的用來衡量地區差異的重要指標。Theil系數可將地區差異分解為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其差異值在0～1之間變化。Theil差異值越接近1，表明地區差距越大；反之，Theil差異值越接近0，表明地區差距越小。地區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的計算公式如下?（見公式1-3）。
其中，T總、T地區間、和T地區內分別表示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n為劃分的區域數量，Yi、Pi分別表示各大區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總人口的比重，Yij、Pij分別表示i區域的j縣（區、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總人口占所在區域的比重。用各差異與總差異的比值來分別表示各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率。數據來源方面，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5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1—2015年），各省（區、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通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年末總人口之積求得。根據中國區域劃分方法，可將中國劃分為東北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其中，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
（二）中國四大區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異的測算及比較
1.城鎮差異：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差異的測算。通過將中國31個省（區、市）劃分為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四大區域，采用2000—2014年中國31個省（區、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年末總人口數，運用公式1-3，對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以及各大區域的區內差異進行測算，并計算得到各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率。經計算發現，2000—2014年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居民收入的總差異總體上不斷減小，其Theil系數從2000年的0.01637減小至2014年的0.01041，表明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居民收入之間的差異總體上不斷縮小，并反映了中國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均衡程度進一步提升。從地區間差異來看，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地區間差異在2000—2005年之間經歷了先減小后增加的過程，其中2003年是一個重要拐點，該年地區內差異的數值大于地區間差異的數值；2005—2014年，地區間差異不斷減小，從2003年的0.00889減小至2014年的0.00537，這期間中國各省（區、市）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斷縮小。從地區內差異來看，地區內差異經歷了從2000年的0.00654增加至2002年的0.00879，隨后從2002年的0.00879逐漸降至2013年的0.00386，但在2014年又迅速增至0.00504。可以看到，2002—2013年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居民的地區內差異總體上不斷縮小。從貢獻率來看，除了2002年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的貢獻率出現大小更替外，2000—2013年，地區間差異的貢獻率均大于地區內差異的貢獻率，表明這期間地區間差異對總差異的影響較地區內差異要大。但2014年，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之間以及兩者的貢獻率之間都較接近，反映了中國城鎮居民收入的地區間差異與地區內差異都較接近。此外，從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區內差異來看，東部地區的區內差異最大，西部地區的區內差異次之，第三是東北地區的區內差異，最小的是中部地區的區內差異，這說明東部地區各省（區、市）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較大，中部地區各省（區、市）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均衡程度相對較高，而東北地區各省（區、市）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略有擴大。
2.農村差異：中國四大區域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差異的測算。通過將中國31個省（區、市）劃分為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四大區域，采用2000—2014年中國31個省（區、市）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年末總人口數，運用公式1-3，對中國四大區域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以及各大區域的區內差異進行測算，并計算得到各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率（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中國四大區域農村居民收入的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都呈現不斷減小之勢，表明中國四大區域農村地區居民收入的總差異、地區間差距以及地區內差距都呈縮小之勢，無論是地區之間還是地區內部，農村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都不斷減小，農村地區之間居民的收入均衡程度都不斷提升。從貢獻率來看，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的貢獻率逐漸接近并向中間靠攏。從區內差異來看，東部地區的區內差異相對較大，但總體上呈現較小之勢；而西部地區的區內差異次之，但西部地區的區內差異在2000—2007年呈增加之勢，在2007—2014年呈減小之勢；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區內差異則最小。
3.城鄉差異：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異的測算及比較。為進一步分析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異，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中國劃分為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其中，城鎮地區包括中國31個省（區、市）的城鎮地區，每個省（區、市）的城鎮地區為一個研究單元；農村地區包括中國31個省（區、市）的農村地區，每個省（區、市）的農村地區為一個研究單元。然后采用2000—2014年中國31個省（區、市）城鎮地區、農村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總人口數據，運用公式1-3，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以及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區內差異進行測算，并計算得到各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率（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地區內差異總體上相對較小，且自2002年以后總體上略呈縮小之勢，表明城鄉之間地區內部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總差異和地區間差異自2001年迅速擴大，并在2001—2006年略呈擴大之勢，2007—2014年又略呈縮小之勢，但總差異和地區間差異仍較大，其差異值是地區內差異的4～6倍，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仍較突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從區內差異來看，城鎮地區的區內差異從2000年的0.01620減少至2001年的0.00813，并在2001—2003年變動幅度不大。隨后從2003年的0.00787逐漸增至2005年的0.01080，之后在2005—2014年總體上略呈現縮小之勢，但其差異值仍較農村地區的區內差異要大；而農村地區的區內差異從2000年的0.00042迅速增至2001年的0.01138，隨后在2001—2014年總體上呈現減小之勢，表明農村地區內部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不斷改善。
三、財政支出結構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大多數學者選取的財政支出結構主要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支出，卻忽視了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和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對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收入及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故本文的財政支出結構主要選取了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PUB）、財政教育支出（EDU）、財政科學技術支出（TEL）、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EMP）、財政醫療衛生支出（HEA）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TRA）六個財政支出項目。首先建立回歸模型分別研究財政支出結構項目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情況，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GAP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該變量值越大，則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PPUB表示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于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有一定的時滯性，因而本文選取滯后兩年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作為自變量；PEDU和PTEL分別表示財政教育支出和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占當年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由于教育支出和科學技術支出對人們收入的影響效果存在時滯性，不能馬上顯現出來，因而均選取滯后一期的值作為自變量；PEMP、PHEA、PTRA分別表示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ai表示這些變量的系數，ui表示控制變量，控制變量有人均GDP的對數LNGDP，用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URB表示城市化率，即非農人口占各省總人口的比重；HP為各省（區、市）中小學在校人數占各省總人數的比重，用來衡量受教育程度。
以上所選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5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1—2015年），其中模型1和模型2采用的是我國31個省（區、市）2000—2014年各指標的面板數據。從所選取的原始數據來看，2000—2014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較大，財政教育支出、醫療支出、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財政交通運輸支出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雖然數據整體上升趨勢明顯，但各指標之間的變化幅度還是有細微差別的。其表現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先快后慢，其中2001年是轉折點；而農村居民收入則是先慢后快，2000—2006年增長速度較慢，2007年后增長速度加快。財政支出的六個項目中，教育和醫療支出增長都比較快，并且均是從2003年后開始快速增長，增長趨勢相接近。
（二）實證結果分析
從模型1回歸結果（見表-3）來看，中國財政公共服務支出、和財政醫療衛生支出（HEA）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TRA）的居民收入彈性為負，而財政教育支出（EDU）、財政科學技術支出（TEL）、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EMP）的收入彈性為正，其絕對值都小于1。各項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彈性不同，且同一財政支出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間的乘數效應大小也不同，城鎮居民收入的乘數效應小于農村居民。當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分別減少0.00184和0.00673個百分點；教育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增加0.00683和0.01957個百分點；財政科學技術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增加0.00681和0.01891個百分點；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增加0.00392和0.01407個百分點；財政醫療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減少0.00525和0.01423個百分點；財政交通運輸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減少0.00102和0.00314個百分點。
從模型1可以看出，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明顯不及其他幾個財政支出項目顯著，歸根結底是因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主要是用于公共部門或公共物品供給，居民都能享受到該支出項目所帶來的效益，而該效益是具有外部性和綜合性的，為全社會提供福利，但具體分攤到居民個人身上則看不出明顯收入彈性效果；財政教育支出（EDU）、財政科學技術支出（TEL）、財政醫療衛生支出（HEA）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TRA）四個項目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都是非常顯著的。這不難解釋，在已有的很多文獻里，相關學者都已經深入研究了教育和科學技術對收入分配具有明顯的影響效應，并且都是正效應。財政醫療衛生支出（HEA）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TRA）的效果也同樣顯著，并且呈負效應關系，原因是按照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根據配比原則，隨著醫療財政支出的增加，個人醫療保障支出部分也相應增加，醫療保險費用的增加將直接導致居民拿到手的實際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增加，公路、鐵路等交通運輸網絡更加全面，高鐵、飛機等交通工具供給也相應增加，刺激了人們改善出行交通方式，選擇價格高昂但更加快捷方便的交通方式或交通工具，這無疑會使居民收入減少。
經回歸模計算可知，PPUB、PEDU、PTEL、PHEA、PTRA的系數均為負，說明財政支出中滯后兩年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財政教育支出、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財政醫療衛生支出、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增大都顯著地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只有PEMP的系數為正，高達4.6732且較為顯著，這說明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與模型1里財政社會保障就業支出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影響效果不同的結論相吻合。在控制變量中，LNGDP的系數為正且非常顯著，這說明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倒“U”型現象。URB的系數也是顯著為負，意味著推進城鎮化發展和提高城市化率將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結論
本文利用省級面板數據測算了2000—2014年我國城鎮地區、農村地區居民收入的地區總差異、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并對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區內的居民收入差異進行比較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財政支出分別對不同地區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收入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研究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因素。
1.2000—2014年中國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居民收入差異總體上均呈現不斷縮小之勢，表明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居民的收入均衡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之間的城鄉收入總差異整體上仍然較大，城鄉收入總差異受城鄉的地區間差異影響較大，且是城鄉地區的地區內差異的4～6倍，反映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仍較突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解決城鄉收入差距較突出的問題。
2.城鎮地區的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分別在2005—2014年、2002—2013年呈縮小之勢，而在其他年份大多存在較大波動；農村地區的地區間差異和地區內差異都呈縮小之勢，表明農村地區居民的地區間、地區內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均衡程度不斷提升。同時，城鄉之間居民收入的地區間差距仍較大，地區內差距較小，反映了城鄉之間突出的收入差距問題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3.城鎮地區的區內差異從大到小區域排序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農村地區的區內差異從大到小區域排序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城鄉之間、城鎮地區的區內差異較大，而農村地區的區內差異較小。
4.財政教育支出、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和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比較顯著。但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不明顯。滯后兩年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財政教育支出、財政科學技術支出、財政醫療衛生支出、財政交通運輸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增大顯著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存在“U”型現象。
注釋：略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與戰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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