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所謂的合作化運動，特指興起于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區的互助組，成就于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社，終止于1970年代末的農村人民公社。之所以說農村合作化運動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獲得的促進是革命性的，是由于在整個合作化運動時期，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精神狀態、社會關系變革之激烈、迅速、徹底和廣泛，都是史無前例的，直到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它的深刻沖擊力。農村合作化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農民全部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啟發了農民的階級覺悟，給幾千年來一貫如斯的中國鄉村帶來翻天覆地的政治社會變革，并使幾乎全部的農民得以親身參與這一革命性的現代實踐進程。農民們被社會主義理想激勵著，一步步踏入現代社會。中國農民的現代性獲得是一個具有解放性意義的進程，也是一個艱難曲折尚待完成的進程。合作化運動盡管缺陷重重，但卻是中國農民現代性獲得過程中的一座豐碑，它是理想、勇氣和激情的產物，是新中國建國60年來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最偉大探索。
關鍵詞:農民；合作化運動；現代性
中國農民現代性的獲得，稍晚于中國城市的現代化，但最晚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民就已經被卷入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起云涌的鄉村建設運動，把現代性帶進內地鄉村；而中國農民現代性的普遍發展，則是通過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完成的。合作化是中國乃至世界鄉村發展史上最激烈、最廣泛的一場社會變革，它使中國農民的現代性獲得了革命性、普遍性的發展。
一、“合作化運動”及“現代性”的界定
本文所謂的合作化運動，特指興起于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區的互助組，成就于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社，以及終止于1970年代末的農村人民公社。中國共產黨對農業、農民、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循序漸進地采取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即人民公社)三種形式，合作化運動相應地也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對于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評價，學者們一直爭論不已。農村合作化是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全面評價它的成敗得失，并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的重點，只在試圖闡明農村合作化運動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普遍性影響。對整個農村合作化運動，筆者的基本看法是：
1．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
2．這場實驗從互助組開始，經過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完成；
3．它最后以失敗告終；
4．合作化運動留下了豐富的社會遺產；
5．沒有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熏陶，就不會有后來席卷中國城鄉的現代化浪潮。
“現代性”是一個近些年來在學術界頗為流行的術語，有關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棟。提起現代性，人們通常會想到合理化、世俗化、商品化、工業化、城市化、官僚化和全球化等歷史趨勢，也會想到現代科技、全民教育、民族國家、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社會現象，當然還會想到文化領域中的現代主義，甚至更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文化。就現代性本身的內涵來看，張輝有一個界定：精神取向上的主體性、社會運行原則上的合理性、知識模式上的獨立性。謝立中以西方文獻材料為基礎，對“現代”(modern)、“現代性”(modernity)、“現代主義”(modernism)和“現代化”(modernization)，作了仔細的梳理和辨析，他認為，泛指意義上的“現代性”就是任一個“現代”時期或該時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種性質或狀態，以新奇性、飛逝性為特征；特指涵義則專指十七世紀以來的新文明。“現代”是更為一般的概念或術語，“現代性”可以界定為“現代時期”、“現代狀況”，“現代主義”可以界定為一種社會思潮或文化運動，“現代化”可以界定為實現“現代性”的一種過程。
筆者認為，農民的現代性，就是農民在個人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方面有能力適應現代生活的新狀態，獲得現代性是一個過程，是從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可以稱為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和社會，首先必須著眼于具有現代性的人的培養。在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中國，要推進現代化，就要使農民的社會身份、生產手段、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發生相應的變化，成為具有“樂于接受新的經驗，面向未來的趨向，強調計劃、個人效能感以及類似素質”的人。
二、合作化運動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革命性促進
我們之所以說合作化運動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獲得的促進是革命性的，是由于在整個合作化運動時期，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精神狀態、社會關系變革之激烈、迅速、徹底和廣泛，都是史無前例的，以致直到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它的深刻沖擊力。合作化運動的目標是深遠的、革命性的，同時它給中國農民的現代性帶來了革命性發展。
(一)合作化：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
有學者認為，合作化的動因，是出于大規模工業化對農村糧食的需求。“對于一個從來沒有張羅過工業化的黨的領導人來說，對“一五”計劃這種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高度的重視和過分的陌生，往往導致過分的緊張，因此在糧食和農產品供應問題上，采取了過分的反應。”
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并且流傳甚廣，但很顯然，它低估了毛澤東所主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宏偉目標。“通過合作化消滅貧困，消滅差別，消滅剝削，達到全體農民的共同富裕，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理想，這成為農業合作運動的根本動因。”
曾經對中國的社會改造持悲觀立場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先生也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凡在中國生活過的，幾乎誰也不會相信，一場不管多么勢不可擋的革命能把難以推動的中國改造過來。”但“共產黨人是真心誠意地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是要把農民變成公民，使農民大眾參加現代生活，進行技術化的生產，并積極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年輕一代的美國人類學者黃樹民先生也發現，“新中國政府十分清楚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前方有潛在的歷史陷阱，于是大力推行集體化來解決馬爾薩斯所提出的關于人口論的挑戰，打造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甚至連對合作化運動持負面評價的學者，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信念：“主導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在傳統社會主義理念支配下，追求一種‘社會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的主觀選擇。”瑏瑠
消滅私有制，把個體農民變成合作社社員，是社會主義者的偉大理想。中國農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組織變革，就是一項試圖使被稱為“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的偉大社會試驗。合作化的根本宗旨，根據毛澤東的設想，是在農村“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縱觀毛澤東和其他合作化運動領導者的有關論述，不難發現，合作化的目標廣泛且深遠，包括：完成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在農村實現社會主義；互助合作，消除貧困，防止兩極分化；通過合作對抗小農經濟分散性缺點；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實現農業機械化；增加糧食產量，增加商品糧供應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為重工業產品的銷售提供市場，支持現代工業的發展；更有效地收取農業稅，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積累資金；推廣新技術；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活動；興辦公共事業；造就新型農民；改造農村社會。
中國農村以合作化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因為糧食問題引發的一時之舉，而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孜孜以求的革命理想。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共產黨人，并不是將這種理想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變成了一項史無前例的革命實踐，席卷了每一個——哪怕是最偏遠的鄉村，使每一位農民都得到了農業合作化的革命洗禮。同時，合作化消滅了土地私有，把貧富不均的個體農民變成了平等的公社社員。
(二)合作化：農民的組織、動員和參與
合作化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農民全部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啟發了農民的階級覺悟，給幾千年來一貫如斯的中國鄉村帶來翻天覆地的政治社會變革，并使幾乎全部農民得以親身參與這一革命性的現代實踐進程。
關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特點及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消極影響，國內外學者多有論述。費孝通先生早就看到，中國“鄉土社會是個傳統社會”“靜止是鄉土社會的特點”“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美國學者費正清也指出：“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從前，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臺灣學者張玉法先生在研究中國區域現代化進程時發現，在傳統中國，影響現代化的社會因素有社會穩定度、社會心理與社會組織三個方面。在社會組織方面，家族制度及家族結構性質影響最大。中國社會是以家庭為中心，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個人受家族的保護，缺乏公忠為國的精神；也不易培養合作的精神，不易與社會和國家建立關系。因此合資企業不易組合，即使勉強組合，內部也常有問題。對社會而言，家族是生活的單元，由于重視血緣關系，遠親親如近鄰。修橋鋪路被認為是為祖宗積德的善行，但為社會服務的精神沒有。就家族本身而論，因為家族是一個相依為命的血緣團體，一個家族只要有一個人出頭，家人即可分享其成果，從而影響到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中國的財產繼承制度不采取長子繼承制，而采取諸子平分制，使資本一度聚集以后，旋又分散。
英國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羅素于1921年初到中國時就發現，中國人的愛家心是強烈的，愛國心卻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會方都陷于沉痼的狀態之中。因此他強烈呼吁：“假如你們欲保持你們的獨立，必須把那對于家族的愛忱，移到國家上面去。家族的團體太狹，不足以適應現代的需要。一個種族，若只圖扶助家族，像中國人扶助得那般熱烈，那么，就不能發達對于公共事業上的忠誠和熱心。近代的國民，不能發達這種忠誠和熱心，是難望興旺的。”
1924年，力圖改造封建中國而建立民主主義中國的先驅者孫中山也痛切地感到：“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是一盤散沙，這個原因在什某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于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意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至于說到對于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有極大犧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孫中山雖然力圖改造整個中國，但他卻功敗垂成。只有毛澤東及他發起的一系列革命運動，在農村主要是通過土地革命和合作化運動，才徹底打倒了宗族主義，改變了中國、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
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鞏固家庭”的口號，只有和上述種種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才是革命的口號。農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壞的，農民進軍隊進工廠就是一個大破壞，就是紛紛“走出家庭”。實際上，我們是提倡“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的兩重政策。“農村家庭從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什么書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只能經過群眾運動。”
這個打破鄉村寧靜，打破家族式社會組織，打破傳統價值觀及一切迷信和宿命的群眾運動，就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合作化運動使中國農村同時完成了三重變革：一是政治變革。建立了不同于舊政權的人民公社，并且使這個政權的控制和動員力量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比任何時代更有效、更深入地調節著農村社會；二是經濟變革。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以這個公有制度為基礎的集體勞作方式，打破了傳統的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勞動組織方式；三是文化變革。建立了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新的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直接沖擊甚至焚毀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村落文化。遍布于鄉村的寺廟、祠堂被拆，族田等財產被沒收，家族活動被禁止，甚至于家族內的祭祀祭奠等都被作為封建迷信而成為改造的目標。
“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完成，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最富有意義的進展之一。首先，它是社會改革和制度改造的巨大成就。這一改造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納入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之中——這是一個比工商業的社會主義化要艱難得多的任務，因此它也是一個需要我們詳加闡述的成就。”“現代革命解脫了歷史的束縛，它將農村民眾也帶入了政治生活。”至于土地改革對整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多大作用，目前尚無定論。這次運動的主要成就在政治方面，舊勢力被剝奪了經濟財富，其中有些人被處死，作為一個階級，它已威風掃地。然而，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土改以事實證明了舊秩序的軟弱無能。農民現在可以充滿信心，毫無顧慮地支持新制度。農村中一些舊的組織和機構，如氏族、寺廟、私密幫會，紛紛被新型組織所取代，這些新組織發揮著教育、調節和經濟作用。從貧農和中農中涌現出村干部這一新的權利階層，共產黨的階級觀念大大開闊了他們的視野。總之，20世紀的新世界為農民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里參與活動提供了手段。
合作化運動作為一種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摧枯拉朽，給中國農村和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1)建立工農商學兵高度一體化的人民公社，黨支部、團支部、民兵營等政治和行政權力積極地介入每一個鄉村，把分散的農民改造成了人民公社這個大集體中的一員——即公社社員；(2)人民公社掌握了資源的分配權，使其能對鄉村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3)人民公社用集體化的生產方式，打破了傳統的以一家一戶為中心的分散生產組織方式；(4)合作化運動用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代替傳統的價值觀念；(5)合作化運動徹底改造了農村和農民，在廣大鄉村實現了政治和社會重建。
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長期以來只在上層和中層發生作用，而不能有效地管理鄉村。“沒有人在創造鄉村一級的新秩序上取得成功”，費正清在研究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后發現。而人民公社的建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全體鄉村農民納入到完整的正式組織。并且人民公社直接同國家權力相銜接，成為鄉村生活的組織者、動員者和管理者。在人民公社這個強而有力的權威面前，家族和家庭所承擔的傳統角色就基本上被瓦解了。而村級組織(生產大隊)，直到人民公社被解散30年后的今天，依然頑強地存在著，并成為目前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支柱，雖然它的名稱已由“生產大隊”改為“村民委員會”，它的組織動員能力也已大大削弱。
(三)農村合作化：農民步入現代生活
農村合作化不僅使農民得到了現代革命的熏陶和歷練，也不僅僅是啟發了農民的階級覺悟，激發了他們的生活熱情，提高了政治地位，最重要的，是使每一處鄉村的每一位農民，即使身處窮鄉僻壤，遠離城市，也開始一步一步進入現代生活，從而徹底擺脫了費孝通先生所言的“靜止”“孤立”和“地方性”，與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連結在了一起。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使農民翻身做了主人，從而激發出巨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早在土地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就確定貧民無產階級是自己在鄉村的基本依靠力量，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平分土地，推翻豪紳地主官僚政權，建立農民政權。這些原則的推行意味著在鄉村建立新型的組織，啟發了農民的階級覺悟，同時這也成為農民無產階級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主要來源。
美國人類學者黃樹民先生通過對中國的實地考察也發現，中國農村公社雖然存在諸多缺陷，但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從而使得現今的市場改革可行。首先是公社義務教育的推廣，為農民灌輸了普通型的現代觀念，如中國公民、無產階級、共產黨員等，并以此逐漸取代了傳統農民世界中的狹窄的家庭、地域、語言和宗教界限。新建構的公民身份允許在農村無產階級中打造新人，他們不受地理界限的束博。后改革時代激增的民工數量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是大大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政權、族權、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而合作化運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削弱了以父系家長制為中心的家庭紐帶對婦女和年輕人的禁錮。”“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毛澤東這一思想指導下，20世紀50年代中國婦女出現了脫盲熱，婦女識字班、夜校直到夜大學層出不窮，婦女識字率大大提高。為鼓勵婦女更多地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毛澤東還鼓勵婦女：“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得到。”自此以后，中國婦女真正頂起了“半邊天”。
第三，大量農民進入公社和各級政府。在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看來，“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為數極多的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木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的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而在整個合作化時期，大量的農民革命者進入公社管理機構，進而步入各級政府，甚至走上領導崗位，進入城市，打破了傳統社會的階級分隔。“特別重要的是，8億農民取得了參加合作經濟實踐的經驗，培養了一大批有經驗有管理能力的干部和人才，為后來的進一步改革準備了物質和精神的條件。”
第四，改善了農村的衛生保健狀況。在合作化時期，中國的農村診所在人均收入沒有太大增長的情況下，成功地改善了醫療狀況，這在世界各國中是獨一無二的。很多學者將這一成就歸功于資源的再分配：將資源配置到低成本高效率的方面，如環境衛生、食品分配、預防地方病和流行病等，而不是高科技醫學、醫療精英培訓和對復雜的城市醫療中心的投資等開銷巨大見效緩慢的方面。
中國合作化運動期間政治制度的兩個特點，即中央計劃和農村公社經濟，推動了資源再分配能力的發展。中央計劃提供了將投資從城市醫療轉移到農村醫療的政治保障。農村公社經濟建立了清晰的衛生系統框架，并且提供集體收入以便資助包括保險在內的農村公社衛生項目。因此，中國能夠在基層發展預防保健和醫療保健。這個項目的關鍵和標志是“赤腳醫生”，他們作為連接村莊、公社醫院的咨詢網的一部分，在各個衛生所工作。另外，政府對預防醫療意識形態的許諾，通過“愛國公共衛生運動”得到政治化，并在廣泛的農村公共衛生部門和婦幼保健所的網絡中得以制度化。人民公社解體后，從集體所有制向個體家庭所有制的轉變及農村保健部門市場的引入，已經損害了預防部門的工作及整個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直到2003年“非典”以后，這種狀況才得以逐步扭轉。
第五，獲得大量的現代技術和現代設備設施。傳統鄉村的農民，往往滿足于世代相傳的生活經驗和生產技術作為謀生的基本手段，缺乏學習新技術的愿望和動力。而合作社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廣泛的技術革新。大躍進時期(1958—1961年)，人們打著科學的旗號造成了實際的生產混亂，然而隨后的十幾年里，人們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學耕作，帶來了實際利益。國家培養了大批的農學家和獸醫，并廣泛地扎根農村。他們能診治染病的植物和動物，為左鄰右舍提供預防治療建議，鼓勵產品的更新換代，從而改善了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模式。農業合作化以后，在工業生產發展的帶動下，農村的交通、電力、機械都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植樹造林、興修水利、普及文化教育、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建立商業網點，使很多地區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除此之外，人民公社在土地整理、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以及荒山改造、道路建設、村莊規劃、社會治安等方面，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報紙和無線電廣播的普及，更把鄉村納入了傳播國內外新聞的網絡，從而把傳統農民一步步引入現代社會。
從以上諸點可以看出，無論是根據阿列克斯·英克爾斯對現代人的界定，還是根據我們對農民現代性的定義，中國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獲得的現代性都具有革命性。“1950年代根本改變中國的三大改造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手工業改造，實際上都是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合作化運動所拉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合作化運動改變了整個中國也不過分。”
三、傳統與現代：合作化運動中的割裂與延續
雖然討論合作化運動成敗得失的文章汗牛充棟，但我們還是想換個視角，來看看合作化運動中傳統與現代的割裂和延續問題。毫無疑問，毛澤東所推動的合作化運動是反傳統的，毛澤東希望通過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改造中國農村和農民，以實現整個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通過暴風驟雨式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改造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宏偉目標基本實現了，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歷程卻蜿蜒曲折，直到1980年代后，才柳暗花明，一日千里。
由此，許多學者在反思，合作化運動與傳統鄉村的割裂是否過于決絕？過早過快？換句話說就是，傳統和現代能否調和？
贊同者認為，現代性首先意味著物質與技術層面現代同過去的某種斷裂，現代是對過去的一種全面性的超越。現代工業取代了傳統的手工業，現代農業取代了傳統農業，現代服務業取代了傳統商業，現代教育、現代科學技術取代了傳統教育、傳統技術，所有這一切，將人類文明置于一個全新的物質與技術基礎之上。現代性同時意味著精神與文化層面現代同過去的某種斷裂，現代是對過去的一種全面性的超越。民族認同，國家意識，人的尊嚴，社會公平與正義，理性、進步與創新的追求，全新的時空觀念和對未來的期待，超越了傳統的地域性、血緣性以及權勢性認同，超越了以往的價值追求與思維方式，為現代文明的構建塑造著具有現代素質的現代人。
反對者則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關系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概而言之，在現代性中傳統文化有三種可能的處境。其一，傳統文化中的有些因素是不利于現代性的發展的，或者說是現代性的“文化障礙”。其二，傳統文化中的有些因素是“中性的”——它們既無礙于、也無助于工業化的發展，這些因素在現代性中仍有生存空間。其三，傳統文化的有些因素可能會有利于現代性的發展——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與(早期的)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而在其它文化中也可能存在與資本主義有親和性的因素。在這種情形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性處于一種互動和對話的狀態：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塑造了現代性的地方性格，而現代性也以某種方式保留或重建了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
20世紀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秉持的就是一種調和理想，但這些實驗最終卻無一例外地失敗了。因此，問題似乎又回到了百多年前的原點，即改良還是革命？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一個意志堅定、深謀遠慮的革命者。從1949年前的武裝斗爭，到1949年后的合作化運動，乃至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直秉持革命理想，使用革命的辦法，改造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民。早在1927年他就堅信，改造農村和農民只能通過革命，而不是改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利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利。”同樣毫無疑問，毛澤東是最后的勝利者。
改良者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本文不能對此做出回答。環顧世界各國，既有通過改良走上現代化的國家，也有通過革命走上現代化的社會。歷史不能假設，不能回頭，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看中國的這場革命給我們留下了哪些遺產，這些遺產對我們的現在又意味著什么？
現代性無疑是人類關于發展和進步的恢弘史詩，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意義重大且深遠。中國農民的現代性獲得是一個具有解放性意義的進程，也是一個艱難曲折尚待完成的進程。農村合作化運動盡管缺陷重重，但卻是中國農民現代性獲得過程中的一座豐碑，它是理想、勇氣和激情的產物，是新中國建國65年來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最偉大探索。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東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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