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誰是貧困戶？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的國家邏輯與鄉土困境
一、問題的提出
從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到目前全面開展的脫貧攻堅,中國的扶貧開發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扶貧瞄準單元和目標靶向不斷向精準化過渡。作為當前扶貧開發的核心理念,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提出為當前中國農村的反貧困指明了新的方向。所謂精準扶貧是指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構建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為科學扶貧奠定堅實基礎[1]。精準扶貧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主要表現為扶貧“對象—資源—主體”精準、扶貧“目標—過程—結果”精準以及“微觀—中觀—宏觀”的不同扶貧層級精準[2]。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對貧困人口進行有效地精準識別是決定扶貧資源到戶、到人和解決精準扶貧“最后一公里”問題的有效舉措。在目前各個地區的精準識別過程中已制定了不同的參照依據,如“五看法”“十步工作法”“九不準”等精準識別的一系列國家標準。作為一套國家性的識別標準,這些標準的實施對于精確識別貧困人口和精準幫扶貧困人口均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但是,據筆者在一些地區的調研發現,不同地區在科學論證基礎上所建立的識別標準在實施過程中遭遇到了鄉村熟人社會一整套鄉土邏輯的挑戰,具體表現在村民對貧困戶評選過程中持有各種意見,甚至由于扶貧資源分配的不公頻頻出現上訪和糾紛。令筆者好奇的是，在國家較為嚴格的貧困識別標準和體系之下為什么在一些貧困地區對于貧困戶的識別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為什么按照嚴格的國家標準識別后仍有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無法被識別出來?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精準識別遵從一條什么樣的邏輯?基于以上幾個方面的問題,筆者通過對西海固地區一貧困村精準識別過程的學理分析,索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以期為今后的精準識別提供相應的決策參考。
目前學術界針對精準扶貧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精準扶貧的制度解析和實施困境方面[3],對于精準扶貧過程中精準識別的研究仍然較少。在僅有研究中,有的論述了精準識別實踐過程中在自愿申請、民主評議、貧困識別標準、公示公告和審核等環節中存在的問題,認為應該從加大精準扶貧的政策宣傳力度,強化對村干部監督、考核和教育等方面來解決此項問題[4];有的則基于Alkire-Foster 的多維貧困測度模型,以粵北山區農村家庭為例,多維度定量測算出了主要貧困地區、貧困村、貧困維度和貧困家庭,并提出了相應的扶持對策[5];另外,有的則利用OLS模型和Logistic模型進行農村貧困家庭的識別,發現較高的貧困線有利于提高極端貧困人口的預測和瞄準的準確性[6];還有的在國內外現有研究基礎上從貧困識別、貧困加總、貧困分解三個模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貧困規模的測度體系以及反貧困效果的評價體系,認為政府扶貧政策達到的目標的不同決定了其扶貧手段的不同, 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城市貧困問題, 政府必須制定出親貧困增長戰略[7]。縱觀不同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是采取定量的方法來預測貧困線和進行貧困識別,帶有很強的時效性,而在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指導思想的脫貧攻堅階段,缺乏對精準識別過程中的國家邏輯與遭遇到的鄉土性困境展開有效的討論,基于此,本研究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來嘗試回答這一問題。
二、田野調查概述
作為“三西”扶貧開發陣地的寧夏西海固地區一直是中國扶貧開發的重點地區,也是中國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確定為“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地區”。從國家實施“三西”扶貧開發以來,這里開啟了中國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先河。A村是該地區一個典型的貧困村,該行政村現有4個村民小組,共229戶,人口1 159人,其中98%的村民屬于回民。A村2016年識別出貧困戶74戶,占到了該村總戶數的32%。從生產生活條件來看,A村地處山區地帶,農民主要以種植玉米、胡麻等為主,常年干旱、缺水成為困擾農業生產的主要障礙,筆者訪談中聽到這里村民常說的一句話“靠天吃飯”。2016年7月筆者所在的“農村減貧與發展研究”團隊在該村開展了為期兩周的住村調研,主要就精準扶貧過程中村民普遍反應強烈的精準識別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在調研過程中采用深入訪談的方式就A村精準識別的流程及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有效的考察,希望進一步完善精準扶貧過程中精準識別的一系列不足,為脫貧攻堅階段貧困戶的有效識別提供有效的政策參考。
三、貧困村A村精準識別的過程分析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對于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是進行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的基礎,如何有效地識別出村莊中的貧困人口需要一套切實可行的衡量標準和參照依據,所以使用什么樣的衡量標準需要各個地區制定較為細化的識別清單。以下筆者將對A村的識別體系進行分析,以期探析在精準識別過程中國家邏輯和鄉土邏輯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張力,以及這種張力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次邏輯。
(一) 第一輪精準識別:國家邏輯的執行過程
1.村民的申請。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村里采取村民自愿申請的方式通知村民遞交申請書,為了便于統計和考慮到一些農戶的文化水平,A村所在的鎮政府專門向農戶印發了統一格式的貧困戶申請表,然后村委會通知需要申請的村民到村委會領取。在前期的申請中有131戶向村委會提交了申請表,占該村總戶數的57%,申請的戶數遠遠超過了上級政府分配給A村的貧困戶名額,這也為后面的評選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2.村委會的評選。在村民將貧困申請書上交村委會后,村委會按照上級所制定的“九不準”和縣上所制定的“五看法”對貧困戶進行了首次評選。“九不準”的內容為：(1)農戶舉家外出打工1年的；(2)家庭成員中有財政供養人員的；(3)家庭成員是村兩委負責人的；(4)家庭成員在中心集鎮、縣城以上城市購置商品或營業房的；(5)家庭成員購置非生產經營性機動車輛,或者購置生產經營性機動車輛價格在2萬元以上的；(6)家庭成員購置大中型農業機械價格在2萬元以上的；(7)家庭成員在中心集鎮、縣級以上城市有經營實體的；(8)經營家庭農場，是種養大戶的；(9)“農轉非”的。在A村的精準識別過程中,滿足以上九個條件的農戶都不能被評為貧困戶。除此之外還要對農戶的基本情況進行摸底,摸底過程中采取“五看法”,并以打分的形式來認定貧困戶。五看法的內容為:一看房；二看種植和牛羊；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兒女上學堂；五看信用良不良。按照這套標準,每一項里面都設置了具體的參考標準,并且設置了相應的分值,得分越高說明貧困程度越深。
按照“九不準”和“五看法”進行刪選后,在前期131戶申請貧困的農戶中確定了98戶,然后村委會成立了貧困戶評審小組,又對這98戶進行了二輪識別,評審小組的成員分別為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民監督委員會主任、村委會會計、3個村民代表和2名村委委員,共9名成員。為了保證評審小組人員構成的多元化,9名成員分別來自4個村民小組,其中人口最多的一組4名成員,二組2名,三組2名,四組1名。評審小組成立后對98戶貧困戶通過投票的方式進行了再次刪選,按照投票票數必須達到2/3的規定,評審小組評選出了72戶貧困戶,但是在貧困戶名單公布之后,有11戶貧困戶對其評選產生了異議并要求評審小組對其進行進一步復核。為了能夠精準識別到每一個貧困戶,評審小組又對這11戶貧困戶進行了再次審核,審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筆者將以案例的形式呈現,雖然這4個案例不能一一代表這11戶每戶的實際情況,但是足以表征出精準識別所遭遇的一系列鄉土困境。
(二) 第二輪精準識別中所遭遇的鄉土困境
案例1:馬某是A村的上一任會計。在第一輪精準識別中按照“九不準”和“五看法”的評分標準,馬某被列在了貧困戶備選清單中。但是在投票時卻落選,究其原因是馬某當時在村委會當會計時得罪了不少村民和村干部,因此群眾對他的評價不好,所以在投票中大家都不愿意投馬某。但是從馬某的家庭情況來看,家里不僅供有一名大學生,而且馬某的愛人常年有病,每年的開支達幾萬元。按照“五看法”的標準馬某的得分較高,按理來說應該被評為貧困戶,但是在投票過程中卻落選了。最后,評審小組又對馬某的家庭情況進行了再一次識別,發現馬某的家庭的確較為貧困,只是因為在村民中的影響和名聲不好,所以才在貧困戶的投票中落選。
由此可以看出,在第一輪按照國家的程式化、標準化的識別策略,雖然將馬某確定為了貧困戶,但是在后期的投票過程中卻遭遇了落選,因為在第二輪的識別過程中仍然需要村干部和村民的隨機投票,而在此過程中,凡是能被投票的農戶都已通過了所謂的“九不準”和“五看法”的識別,已經被列為備選清單,在第二輪識別中還必須經過村莊一級的民主投票,而在此過程中,以農村熟人社會為場域的社會互動中,勢必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帶有某種關系和人情因素，這也是在貧困戶評選過程中所遭遇的鄉土困境的第一個層面。
案例2：張某也是A村中的貧困戶申請者,家里有一輛兩年前買的拖拉機,當時買時價格為2.2萬元,因為這一條張某符合了“九不準”當中的第六條,“家庭成員購置大中型農業機械價格在2萬元以上的”。在第一輪的精準識別中張某因為這一條被排除在了貧困戶名單之外,但是張某給評審會的人員反映自己的拖拉機已經開了兩年,現在價值遠遠不到2萬元,雖然按照購買時拖拉機的價格自己滿足“九不準”當中的第五條,但是,現在拖拉機的價值已經遠遠不到2萬元,所以應該按照現在的價格來估算。令張某困惑的是,在實際估價中到底按照原價還是現價仍然沒有詳實的參照依據,何況按照“五看法”的標準來評估時,張某的得分很高,所以理應被評為貧困戶，但是張某僅憑“九不準”當中的第六條被排斥在外。
精準扶貧要求對于貧困戶的收入以及財產情況作出詳細的估算,但是通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由于識別技術和評估工作的落后性,對于貧困戶的財產和收入情況很難做出精確的估算,在識別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在精準識別的第三方評估方面缺乏有效的技術支撐,對于農戶的收入以及財產缺乏一套切實可行的評估體系;另一方面,在農村不規則的社會中,農民對于自身財產和收入狀況缺少明確的概念,很少有農民能對自己每年的收入、支出以及現有的財產做出比較精準的計算，這也給目前政府的精準識別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案例3:李某是A村四組的村民,其哥哥在第一輪和第二輪精準識別后被評為貧困戶,但是李某卻沒有被評為貧困戶,所以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李某對貧困戶評審小組反應“我和我哥哥的家庭情況差不多,為什么他被評為貧困戶,我卻沒有被評為貧困戶,如果要評的話我們弟兄倆都應該被評為貧困戶,如果不評則都不評,否則我就要到縣上上訪”。在經過這樣一番鬧騰之后,評審小組經過商議后為了確保公平,決定將李哥哥從貧困戶名單中刪掉,至此,李某才沒有了意見。
在對農村貧困人口精準識別過程中,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一直是困擾當前有效精準識別的一大主要原因。正如上面案例所呈現的,面對貧困程度相似的目標群體,如何進行科學、有效地精準識別才能確保精準扶貧的公平性?例如按照現行國家貧困標準,人均年純收入在2 300元以下的被評為貧困戶,但是一些處于2 299元的人就無法享受貧困戶的待遇,在農村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過程中這種現象尤為普遍,而且在一些地區因為貧困戶的識別而引起的上訪不在少數。在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貧困人口沒有被精準識別到,不是因為貧困名額的限制而是在農村社會中普遍所存在著的公平觀念,一些地方因為貧困戶評選中存在的分歧而使一些真正貧困戶沒有得到確認。為了避免有些村民因為貧困戶評選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和因糾紛而產生上訪,一些村干部寧愿放棄一些貧困人口名額。村干部在糾紛調解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 開始逐步舍棄長遠考量去維持地方性文化共識而一味地追求暫時利益，單純地以完成糾紛調解任務為目標[8]。從而以維持基層的穩定成為各級行政組織所追求的目標，這也是一些貧困人口長期以來無法被識別到的一項主要原因。
案例4:在A村精準識別中,據村里第一書記反映,有些真正貧困的農戶長期被排除在貧困戶名單之外,是因為在以民主投票評選貧困戶的過程中他們不能被精準識別。村里的楊某、張某、劉某3個貧困戶是村里最為貧困的,但是在這幾年的貧困戶民主評選過程中每年都會落選。從這3個貧困戶的家庭情況來看，他們在村莊里面基本屬于家族勢力較弱,農業生產技能水平較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社會關系的村莊中最弱勢的群體。而且這些人也是村民眼里村莊中最老實的人,但是往往是村莊中的這部分群體在貧困戶的民主參評過程中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被評為貧困戶。在民主評選過程中,評選小組人員基本屬于A村中的精英人物以及家族勢力較雄厚的人員,如村干部、村莊中的小老板等,這些人員長期把持著村莊的政治事務,控制著村莊中的一切經濟活動和外界的交往,通過這些人評選出的貧困戶大多屬于他們的親朋好友和相關利益群體,真正的貧困戶卻被排斥在了貧困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民主決議在有些情況下也將失去一定的功效。在較為復雜的人情社會中,民主決議雖然在貧困戶的識別過程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使貧困戶的識別實現完全有效的公正與公平,在精準識別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漏洞。鄉村社會中的“精英”是村級民主管理制度創新的具體實踐者和操作者,“精英”人士的素質高低與能力強弱直接影響到村級民主管理制度創新的進程、質量和成效[9]。而貧困戶評審小組成員，即村干部作為這種“體制內的精英”并沒有將精準識別中的村級民主發揮到最佳,仍然需要外來力量的干預。從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村級民主在遭遇精英治村時仍然處于失靈狀態。在村莊中,評選出真正的貧困戶需要健全的村級民主,而這也是目前貧困治理過程中對于村級治理和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迫切要求。
四、精準識別遭遇鄉土困境的學理分析
在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所遭遇的鄉土困境，已經成為脫貧攻堅階段學術界需要認真探究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技術難題,并將此歸納為“瞄準機制的簡約性要求和社會環境的復雜性現實”之間的矛盾。精準扶貧所遭遇的這種鄉土困境是農村社會所具有的屬性和特質所決定的,這種屬性和特質不但反映了當前農村貧困治理中所存在的普遍性問題，而且也是在精準扶貧中需要認真考慮的重要議題,從當前精準扶貧所遭遇的鄉土邏輯來看,其主要原因從學理層面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農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與精準識別的困境
在農村熟人社會的場域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建立在一定的關系基礎之上的,這種關系主要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互惠、互助、人情來往以及村莊公共性活動之中。在村莊日常生產活動中所涉及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都將受到熟人社會的影響。人情構成了中國熟人社會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禮俗的基本內涵,熟人社會因“人情”被整合為“親密社群”。在熟人社會中,人情首先指的往往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經典的解說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10]。在由熟人社會所構成的農村場域中,貧困戶的識別也受到了熟人社會的左右。在這種由關系、人情所建構起來的場域中,一切正式制度或將面臨失效的境遇,貧困戶的識別標準在這種場域中將面臨熟人社會特質的影響,農村社會中的非正式制度將會對國家簡約性的治理邏輯造成一定的影響,以致于在精準識別過程中,熟人社會所建構起來的關系脈絡成為了精準識別的重要參考依據。在農村熟人社會中,精準識別中的識別方主要以村干部以及村里的精英人物為主,這部分人在村莊通常擁有較好的社會關系,主導著整個熟人社會網絡,也受到了村民的擁護。在貧困戶的精準識別過程中,村干部傾向于將與自己關系密切的朋友以及親屬作為貧困戶的篩選對象,在這種所謂的差序格局中,貧困戶的評選標準就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消解了國家一整套的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熟人社會中所建立起來的自己人認同逐漸替代了國家的一系列標準。一旦形成了自己人的認同,則在這個自己人的圈子內,就不再完全按規則、契約、法律或利益來行事, 而按照人情、面子的邏輯來行動[11]。正如在貧困戶的識別過程中評審小組所建立的自己人圈子摒棄了精準識別中的規則和章程,而將熟人社會中的非制度性因素作為精準識別的參考標準,貧困戶的識別發生了較大的偏離。所以,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必須明確地認識到這樣的一個基本常識,即中國農民并非全是經濟人,而社會人、道德人,而是一些生活在熟人社會中,并受到熟人社會中的各種習慣、默契、承諾乃至擔憂所約束的人[12-13]。
(二)農村社會的不規則性與精準識別的困境
從農村社會的基本屬性來看,仍然屬于一個不規則的社會,這種不規則的社會是由農村社會的特質所決定的。在這種不規則的社會中農民對于自己所擁有的財產以及收入等所得沒有精確的概念和計算。貧困戶對于自己的收入、財產等擁有情況更是較為模糊,在對貧困戶的收入和財產狀況進行訪談時經常會聽到諸如“差不多”“大概”“幾乎”“可能”這種模棱兩可的詞匯,貧困戶仍然遵從著一種“過日子經濟”的邏輯,貧困人口對于自己財產擁有情況的模糊性給精準識別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在農業社會,農民的算計是缺乏交換的算計,是如何對僅有的“存量財富”進行精打細算的算計,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種“過日子經濟”[14]。農村社會不像城市社會,在以小農為主導的農村社會中，農民對于諸如收入以及自己的財產擁有狀況的流入與流出缺乏精確的估量。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15]。而在這種生活邏輯中,貧困戶的社交網絡極其有限,農業生產、生活中粗放式的“過日子”思維缺乏對于年收入、支出的精確計算和估量。另外,農業收入的零碎化和不穩定性也從客觀上使得貧困戶的收入并不明朗。
(三)農村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與精準識別的困境
孔子早在《論語·季氏》中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的重要思想。在農村精準扶貧過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長期以來是困擾精準識別的最大障礙。尤其是在幫扶措施精準到戶之后,按照國家人均年純收入低于2 300元可以被評為貧困戶的標準,有很大一部分人徘徊在2 300元左右,形成所謂的“臨界戶”。這些人生計普遍較為脆弱,面臨返貧的可能性較大,而當外界扶貧資源向村一級輸入時,諸如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收入水平、貧困程度相似的農戶誰被評為貧困戶就成為一個較為困難的問題。在農村社會中,大家對于資源的獲取總是持有一種追求公正、公平和普惠性的心態。在行動中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能夠得到的好處來計算得失, 而是根據與周圍人的收益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自己的行動中得到額外的好處農民的這種心理構成了他們特殊的公正觀念”[16]。當面臨農戶總體水平相差不大的取舍困難時,一些地方只好采取“輪流坐莊”或者平均分配扶貧資金的做法來應對這些沖突和矛盾[17]。在農村社會中這種平均主義觀念和依附于平均主義之上的公正觀念，使得貧困戶的精準識別難上加難。這種觀念的滋生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了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以小農為單位的農業生計模式，以及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小農意識。這種以小農為主體所形成的一系列生產關系和生計模式，已經內化成了貧困戶的一種選擇和長期秉承的生活觀念,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要在貧困治理中打破這種格局，仍然需要諸如城鎮化、新農村建設以及非農化這些新措施的有力配合。
(四) 村級民主的不健全與精準識別的困境
在精準識別過程中，村級民主是確保貧困戶評選公平、公正的政治保證,作為最為公平、公正的民主評議機制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仍面臨一定的失靈,看似較為合理的村級民主實際仍然作為一種傀儡而存在著,這與當前基層的政治生態與民主能力建設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1)在目前的村級治理中,扶貧資源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精英捕獲,所謂“精英俘獲”指的是精英通過不平等的權力進入資源分配過程，最終獲取了大部分的資源收益，導致扶貧資源不能有效抵達貧困人口[18-19]。在貧困戶的評選過程中,村委會的評審小組通常傾向于將貧困戶的名額分配給自己的親屬或關系較好的村民,這種執行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貧困戶獲得扶貧資源的機會,導致貧困瞄準靶向的偏離,扶貧資源流向了非貧困群體。即在村級民主的實施過程中,熟人社會所建立起來的精英群體網絡消解了基層民主的功能。(2)在農村社會分化的大背景下,由傳統農民分化出來的、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強勢群體較大程度上控制了社區資源及其配置,對于涉及整個社區發展的事務也是由這些人說了算,形式上的民主參與并不能改變弱勢群體在社區強勢群體面前的不利位置[20]。農村社會中所形成的這種社會分化使貧困群體處于弱勢地位,當面對一些優惠資源的注入時往往失去話語權,貧困戶評選過程中基層民主的作用也將不復存在。(3)在村莊的社會分層中,一些特困戶已經被甩出了村莊場域之外,對于貧困戶的評選信息閉塞、政策知曉度低。另外,一些特困戶長期持有一種自卑、無助和“破罐子破摔”的心態,陷入了一定的貧困陷阱,在貧困群體內部彌漫著較為濃厚的貧困文化。所以,在民主決議所針對的貧困戶備選名單中,已經出現了目標群體的靶向偏離,備選清單中的貧困戶并非村莊中真正的貧困戶,這也間接導致了民主決議的失靈。
五、結語
精準識別的精準性是精準扶貧的前提條件,也是決定脫貧攻堅成敗的基礎性工作。在當前的精準識別過程中，國家邏輯與鄉土邏輯二者之間的張力仍然是困擾精準識別的最大障礙。當國家程式化、標準化、數字化的識別邏輯遭遇鄉土社會的一系列特性時給精準識別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從執行邏輯來看：(1)農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導致了精準識別目標靶向的偏離,造成國家一系列識別體系功能的退化與消解;(2)不規則的鄉土社會中，農民生產生活中的模糊性對國家追求精確化的邏輯產生了相應的矛盾;(3)在農村社會中,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正、公平思想使得精準識別難上加難;(4)農村民主決議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處于一定的失靈狀態。
在脫貧攻堅階段,面對精準識別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要充分考慮到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基本特征,從鄉村社會的實際出發,探索精準識別的鄉土邏輯。而在此過程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使國家程式化、標準化的識別體系與鄉村社會以社區為單位的熟人社會一系列規則相結合,即將國家的一整套識別標準嵌入到鄉村社會的規則體系之中。目前,從各個地區精準識別的推進過程來看,國家所設置的一整套識別體系仍然處于主導地位,也在貧困人口的識別過程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是從實施的情況來看,在落地過程中一些標準仍然統得過死過嚴,執行過程較為機械,造成一些地區貧困戶的評選引起了較大的分歧和爭議,給基層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面對此種情況,在今后的精準識別中,必須在國家的識別體系之下,建立一套符合各個地區實際情況的鄉土性規范,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通過參與式的村級貧困治理方式來使貧困戶的評選既要實現其對國家的認同又要實現對于村級地方性規范的認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
致謝:本文為筆者2016年7月份在寧夏西海固地區調研后所形成的思考,感謝一同調研的王琳瑛、徐加玉、賀莉、渠鯤飛、吳娟幾位同學在小組討論時給予的寶貴意見。同時本文也是筆者2016年12月份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第八屆博士生學術論壇所提交的論文,感謝在分論壇上點評老師給予的建議,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減貧與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