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概要：
1. 實證研究表明，迄今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主要是向城鎮體系兩端集聚。
2. 三、城鄉統籌背景下的小城鎮發展 國際上已有研究證明，欠發達國家的城市體系在初級階段傾向于首位分布，而經濟高度發展國家的城市體系傾向于位序-規模分布。
3. 趙教授演講的題目為《城鄉關系演進與小城鎮發展》，旨在將小城鎮發展置于城鄉關系及城鎮化進程中來討論。
編者按
2017年8月26日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召開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小城鎮規劃學術委員會2017年年會暨“小城鎮特色化發展”學術研討會，特邀了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趙民教授做主旨報告。趙教授演講的題目為《城鄉關系演進與小城鎮發展》，旨在將小城鎮發展置于城鄉關系及城鎮化進程中來討論。
趙教授演講的題目為《城鄉關系演進與小城鎮發展》，旨在將小城鎮發展置于城鄉關系及城鎮化進程中來討論。希冀回答兩個基本問題：（1）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國家，從二元走向一元有怎樣的理論解釋？發展演進有哪些階段？（2）小城鎮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及在城鎮體系中的角色如何？報告分為四個部分。
一、城鄉關系演進的理論分析
1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與“劉易斯轉折點”
劉易斯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其要點為，發展中國家農村地區的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大大低于城市工業部門的生產力，如果工業部門按固定的“制度工資率”提供就業機會，農業部門低于“制度工資率”的勞動力就會轉移到工業部門去。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工業部門不斷吸收，農業部門的工資率終將會沿著它的邊際生產力曲線而提高，即形成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或稱拐點（圖1）。
圖1.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
跨越“劉易斯轉折點”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正是在這里（第一拐點），勞動力從近乎于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進而，經濟增長方式從主要依靠勞動和資本等要素的投入轉向主要依靠勞動生產率的全面提高（第二拐點），二元經濟最終融合為一元經濟。
我國轉型發展的宏觀戰略目標與“劉易斯轉折點”的內涵具有一致性。目前我國工業與農業的邊際生產力差距仍較大，但勞動力供應已經出現了拐點；這一狀況甚至與同處東亞的發達經濟體的歷史經驗也不吻合（圖2）。出現這種現實與理論認知偏離的原因是研究模型的預設條件與當今中國發展的現實條件并不完全相同。
圖2.亞洲其他國家/地區出現劉易斯轉折點時的城鎮化率
2托達羅改進的二元模型
托達羅認為影響人口遷移決策的不是實際的工資收入，而是“期望收入”。（1）農村勞動力的城市轉移取決于在城市里獲得較高收入的概率和對相當長時間內成為失業者風險之間的利弊權衡；（2）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決定了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而這又導致了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趨嚴重。
由上述分析可導出，政府要注重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發展，鼓勵農村綜合開發，增加農村就業機會，緩解城市人口就業壓力。亦即托達羅很重視農業部門和農村發展，似不贊成勞動力過快地流向城市。而劉易斯等的理論似隱含著應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城市工業部門，并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
一些學者認為“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在中國出現；也有學者不認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
3我們的研究觀點
劉易斯和托達羅理論所對應的制度環境及社會過程，與我們的國情并不很吻合，尤其是實際的微觀抉擇機制很不同。
我國大規模的勞動力產業間轉移和區域流動及回流，一方面標志著我國勞動力的城鄉統一市場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亦揭示了我國城鄉之間的兩元結構仍然存在，勞動力市場仍具有地域性的特性。這與我國幅員遼闊、區域發展的差異很大有關。
我們曾在相關論文中分析過，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已跨過“劉易斯轉折點”的第一拐點，并正在邁向第二拐點；而以四川為代表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則還難以判定已經跨越了第一拐點。因而對我國經濟社會從二元到一元化的演進階段的認識，對產業及城鎮化發展目標的確定，均不能一概而論。此外，經濟效率也不是唯一準則，特大城市有其發展的機理，小城鎮也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就城鄉關系發展而言，最終目標是要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和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和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但這是一個循序演進的過程，有其階段性特征和目標。
二、城鄉關系演進的階段劃分
在城鄉發展的不同的階段，對應于城鎮化率和生產力水平，發展訴求和政策目標必定會很不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城鎮化水平約為11%，至1970年代末也僅為18%；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工業化，主要是靠內部積累，包括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可以說在起步階段基本上無暇顧及農村。
改革開放后，曾經歷了農田承包、村鎮企業發展及小城鎮建設的熱潮，進而又轉到了大搞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城市拓展；政策驅動的經濟發展，成就很大，但也出現了農村人口無序流失、環境破壞等問題。之后政策不斷調整，強調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并且城鎮要帶動鄉村、工業要反哺農業，城鄉差距要縮小；全局而言，目前已基本已經進入了城鄉統籌的發展階段
當城鎮化水平到了70%以后，國民經濟往往進入了高度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的農村人口、農業人口的比重進一步變小，城市型經濟和城市人口的占比進一步上升；城鄉社會保障、城鄉公共服務、城鄉要素市場等都有必要、也有可能實現一體化。在這個階段，國家對農村、農業的補貼力度將很大；但國家的惠農總支出不一定很高，因為農村人口數量已經很小。在這個階段，不但城鄉關系趨于和諧，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也將形成合理的網絡，共同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三、城鄉統籌背景下的小城鎮發展
國際上已有研究證明，欠發達國家的城市體系在初級階段傾向于首位分布，而經濟高度發展國家的城市體系傾向于位序-規模分布。在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大中城市和小城鎮理應進一步整合，互相分工和協調發展。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方針已經明確：一是強調城市群的作用，“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二是重提控制特大城市規模：即特大城市要適當疏解經濟功能和其他功能，推進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向外轉移；三是重視中小城市的作用，把加快發展中小城市作為優化城鎮規模結構的主攻方向；四是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推動小城鎮發展與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區功能相結合、與特色產業發展相結合、與服務“三農”相結合。對此，學界有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的產生源于立論的數據基礎與思考維度；而中央政府必定以國家治理為最高準則。
據六普，我國城鎮人口中的40%（約2.6億）住在建制鎮鎮區（含縣城）。2000-2010年間，跨省人口流動數據實際上僅占人口流動總量的30%左右，而其余70%左右則為省內流動。跨省流動人口在主要流入地主要表現為“進入300萬以上大城市（即特大城市，下同）”，導致人口流入地區的“強市弱鎮”格局逐漸強化；而在主要流出地省份內部的流動人口則較多“就近（本縣市區內）進入縣城和鎮區”（表1）。這一“就近城鎮化”及“小城鎮發展”的態勢不容忽視，背后定有其成因機制。
從最近幾年（2014、2015、2016）的全國農民工調查報告看，農民工的增長幅度已經非常小（期間僅為2.75%）。從2015年全國農民工流向看，外出農民工跨省流動進入大城市的占比較大；而省內流動則較多進入小城鎮。本地農民工（本鄉鎮）加上省內鄉外（跨鄉鎮），合計達1.5億多人，占農民工總量的 54%，主要是進入小城鎮，體現了就近城鎮化和兼業化的趨勢。
任何人如果做了這些分析，恐怕就不會再偏執于大城市；大城市、小城鎮的發展有其各自的真實需求和規律性。
四、結論
關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問題的討論，在城鎮化水平將會持續提高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爭議的焦點在于城市發展的規模問題，即是否應該秉持“市場決定論”或“規模效益論”，亦即存在著大城市重點論和小城鎮重點論之爭。前者的理論基礎在于新經濟地理學提出的人口增長帶來的集聚效應、規模收益、分工深化、經濟擴散效應等；后者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國情論，即認為以小城鎮為基礎的“分散型”城鎮化模式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就近服務農村、兼顧社會公平等多方面的優勢。
實證研究表明，迄今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主要是向城鎮體系兩端集聚。但是兩端地區——3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與縣鎮地區，對于城鎮化發展的意義很不同，前者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后者則是關系到國家的基層治理。其中，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持續發展對于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意義主要在于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并形成具有競爭力的區域性、全國性和世界級中心。而縣城和鎮的健康城鎮化，除了一般的經濟社會意義外，主要在于“國家治理”的落實；盡管縣鎮層面的城鎮就業人口的工資水平、行業分工水平等均不及大城市，但這一層面的城鎮發展可兼顧“安居、樂業”等多方面的目標，同時還可服務廣大的農村地區，對于我國的社會穩定和抵御周期性經濟波動具有重要意義。
流動人口主要在城鎮體系“首末兩端”上集聚的空間特征，是與流動人口的“經濟家庭”理性選擇有關。即每個農村家庭趨于將其勞動力置于最佳的市場配置——希冀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時，經濟家庭的行動邏輯還在于最大化家庭資產和效用，并最小化風險。
人口流動的“經濟家庭”理性選擇，既導致了一定時間內有相當規模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高等級城市集聚，而在流出地則主要集中在縣域和鄉鎮地區的情形；同時也形成了流出人口在目的地的不穩定“異地流動型城鎮化”與留守在家鄉的“就近兼業型半城鎮化”的不同態勢。
由此可見，治理策略的制定既要把握發展的宏觀態勢，也要基于對個體“經濟家庭”的真實訴求和比較利益的深刻認識；而對迄今的“農民工市民化”等政策目標則是有必要加以反思。
作者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規劃實施學委會副主任委員、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城市規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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