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師社會地位現狀已是人所共知，但對于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變遷我們卻普遍缺乏充分了解，也未能進行結構性分析。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致力于改善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而較為忽略鄉村教師社會地位的現狀是如何形成的；我們一直致力于提升鄉村教師的經濟待遇、社會聲望乃至權利享有，而較為忽略其經濟待遇、社會聲望和權利享有的現狀為何如此；我們一直認為鄉村教師如同其他職業，通過提升以“經濟待遇”為核心的政策支持就能夠改善其社會地位，而忽略了社會結構性變遷對其產生的巨大影響。無論是作為身份的存在，還是作為職業的存在，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均受制于兩大因素影響：一是一般性教師的群體特征；二是城鄉社會結構。由此，在縱向層面，鄉村教師因循一般教師社會地位的運行邏輯，而在橫向層面卻服從于城鄉社會結構性變遷。因此，鄉村教師作為社會結構中的重要群體和組成部分，其地位變遷被裹挾到社會的整體性變遷過程中。正是廣泛的社會結構性變遷，才致使鄉村教師社會地位沉降有余而提升乏力。
一方面，知識城市化取向導致鄉村教師知識權威弱化。知識是教師存在的根基。人類社會的知識擴展迫使后來人必須接受特定的知識教育，才能更好地定位自我，以及積極地參與社會生產與勞動分工。部分知識群體因循社會需要而介入這種特定的教育活動，并以此為謀生職業，這就形成了教師群體。就此而言，教師一方面扮演著知識搬運工的角色，把特定的知識內容傳授給學生，另一方面也履行著教育服務的角色，為社會、家長和學生提供知識教育服務。因此，教師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在于：一是社會對知識教育的需要程度，二是社會對教師所開展的教育服務的肯定程度。換言之，教師所儲備知識的數量、質量及結構決定了其社會地位，即知識是教師參與職業分工與競爭的核心依據。在傳統鄉村社會，鄉村教師所儲備的知識不僅在數量和質量上處于優勢狀態，而且能夠契合鄉民日常生活需要，這維護和加持了鄉村教師在鄉村社會的知識權威和職業性尊嚴。然而，近現代以來，我國在知識領域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知識體系的建構邏輯由側重于農業生產的經驗歸納轉向于注重工業化的實驗驗證，并在實踐中服務于以城市化為主導的現代化建設。這給鄉村教師帶來雙重沖擊：一是鄉村教師在知識數量、質量和結構層面處于比較性劣勢。鑒于競聘上崗，城鄉社會發展差距的拉大導致城鄉教師呈現層級化特征，鄉村教師在受教育程度和知識儲備上處于職業劣勢。加之地處鄉村遠離城市，鄉村教師因遠離以城市化為取向的知識生產，而無法及時把握知識前沿。二是鄉村教師工具性價值和社會需要感的降低。鄉村教師既定的知識劣勢，使其在應試考選制度中，未能有效推動鄉村學生的教育進階和身份轉換；在對未來生活的定義和準備中，未能為鄉村學生提供精準的城市化知識導向；在鄉村社區服務中，無法與鄉民需要有效對接。正因如此，現代鄉村教師作為職業存在所憑借的知識權威急劇弱化。
另一方面，社會發展取向外擴性與道德秩序弱化導致社會道德支持力量瓦解。鄉村教師天然處于教師職業系統、教育層級系統以及社會分工系統的三重弱端，但其社會地位的升降與否對社會有著極高的依賴性。在傳統社會，以農為主的發展模式側重于自給自足，在靈魂塑造上側重于內省反思和道德修煉，由此萌發和強化了長者秩序和師者倫理。傳統社會所建構的“天地君親師”，即是以“血緣關系”為主軸，延伸到神權、政權和族權領域，并把教師納入其中，賦予其道德規定性。歷史也證明，“尊師”在鄉村社會有著廣泛的共識和強有力的道德支持系統，其不僅體現在人才選拔的教育工具層面，更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精神價值層面。近現代，我國逐步確立的重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在這一主題下，社會發展呈現外擴取向：一是以經濟和效益為中心，以生產和占有生存性資源為行動出發點；二是傳統社會結構被瓦解，推動個體的解放與崛起，注重個體價值的實現與表達；三是疏于人性的彰顯和社會道德秩序的維護。如此，便形成了側重物性增長而輕視精神發展，以及強調個體發展而怠忽社會道德建構的雙重社會局面。作為社會末端的鄉村社會漸次卷入其中，并發生劇烈變遷：一是經濟邏輯主導了鄉村社會運行，倫理關系被經濟關系所取代；二是傳統“長幼秩序”倫理結構瓦解，支撐“尊卑”的社會結構趨于松散。是故，當前鄉村社會裁量社會事務的準線有時由“義理”轉換為“利益”，社會道德感和自我約束感降低。在此背景下，鄉村教師之于鄉民而言是一種職業生計，抑或為工具性存在，如此“師生關系”的倫理底色逐漸淡化，其葆有的道德榮光逐漸暗淡。
綜上可知，鄉村教師雖地處鄉村，但在工作和身份屬性上已與鄉村社會系統脫離，其社會地位提升很難仰仗于鄉村社會的支持，而是轉向依賴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支持。有鑒于此，為提升鄉村教師社會地位，除卻增強薪酬待遇的政策供給，還應著力于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幫助鄉村教師增加知識儲備、優化知識結構和提升知識品質，以此強化鄉村教師的專業化特征和教育服務質量。通過開展針對性、系統性且多元化多層級的職后教育培訓，提高鄉村教師的知識數量和前沿性知識，以及把知識轉換為教學和把握前沿性知識的能力，以此提升其服務鄉村學生認知世界和定義未來的質量。確如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所指出，我們應向“教師揭示這樣一個道理：他的工作效果取決于他的知識和素養，取決于他讀些什么書，怎樣自學和怎樣充實自己的知識”。二是充分認識鄉村教師工作的道德意義，制度性維護鄉村教師的道德榮譽。盡管社會分工的市場化與精細化愈發凸顯勞動群體的職業化與專業化，多數具有道德標簽的傳統職業隨歷史大勢逐漸祛魅化，但是鑒于教師的工作對象特殊性、工作調控空間自主性和社會責任重大性等特點，其職業的道德特征不言而喻。尤其對于鄉村教師而言，其面對著鄉村社會與學生的雙重弱勢，更需社會道德支持。2015年頒布的《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也明確提出，要“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在制度層面規范和維護鄉村教師的道德榮譽。這包括，一方面建立從國家到地方的多層級榮譽體系，讓鄉村教師得到全方位立體性社會支持；另一方面設計道德規范與教學能力并行的榮譽評選制度，讓多數鄉村教師有道德榮譽獲得感。如此，明確了鄉村教師支持政策的供給指向性，為鄉村教師社會地位的提升提供助力。
（本文系陜西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人口向城流動背景下陜西農村教師職業吸引力問題研究”（SGH16B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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