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嵯禂底鳛楹饬咳珖杖氩町惖闹匾笜?，對衡量城鄉收入差異并不適用。本文采用城鄉居民收入、消費以及恩格爾系數的數據歷史地考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及消費結構的差異，分析了我國居民收入差異的現狀與原因，認為主要是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及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與帶有單邊壟斷特征的勞動力市場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農民自生能力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出路。
關鍵詞：收入差距/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不完全競爭市場
中國經濟直到目前仍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在城鄉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的差異。江丕寅、余鵬冀[1]39-40雖然也研究了城鄉收入差距，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就業不充分，應致力于擴大就業，但他們運用基尼系數說明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這只是就全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及收入分配不平衡進行探討。但基尼系數并不能用來具體研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用基尼系數計算的只是城鄉混合后的收入差異程度，而且由于技術上和理論上的原因，對于這種二元經濟，計算城鄉混合基尼系數①也非常困難[2]109。在分析城鄉差異原因方面，劉樂山、何煉成[3]129-133從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及信息服務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公共產品的城鄉供給差異是城鄉居民收入差異擴大化的原因；在黃正平[4]46-48認為，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原因在于經濟的公平與否。本文采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消費差距以及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的數據歷史地考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及消費結構的對比，通過對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的原因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不僅考慮到表面化的一些原因，而且分析了其深層次的原因，即戶籍管理制度、財政二元分割體制及其導致的教育壁壘、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現狀
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更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配置機制和城鄉各自內部的收入分配制度。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在迅速提高的同時，差距也在不斷變化。1978-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但是1985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漸拉開，并有持續擴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雖然農民人均純收入20多年來穩定快速增長，名義年均收入增幅達到14.30%，但是進入“九五”以來，出現了連續4年增幅下降的現象。增長幅度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特別是1999年增長幅度僅為2.22%，大大低于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另外，農民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增長持續減緩。1999年農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名義收入比上年增長2.2%，實際收入增長3.7%，均是幾年來增長幅度最低的。近年來農民收入的減緩不僅持續時間長，且減緩幅度較大。從名義收入看，自1995年以來已連續5年減緩，且收入增長平均每年減緩6.1個百分點；從實際收入看，自1997年以來已連續3年減緩，且收入增長平均每年減緩3.1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收入則增長穩定，從統計資料來看，城市居民實際收入雖然呈波浪型增長，但增幅明顯，實際收入自1997年以來連續3年保持穩定的增長速度，其中，1999年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為5854元，名義收入比上年增長7.3%，實際收入增長8.5%，比上年增加3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一個先縮小后擴大的變化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84年改革開放初期，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5倍開始下降到1984年的1.83倍；第二個階段是1985-1988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小幅度擴大后出現比較穩定的階段，基本上維持在2.2不到的水平；第三階段是1989-1994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第四階段是1995-1997年，收入差距有很小縮小，之后進入第五個階段1998年以后，收入差距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5]24。1999年城鄉收入差距為2.65:1，若按可支配收入計算，城鄉差距為3:1；若只考慮貨幣收入，差距擴大為4:1；若考慮城市居民享有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各種福利性補貼，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5～6:1。1999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854元，比1995年增加157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10元，只增加了632元。1999年之后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不斷創造建國以來的新高。
從生活消費支出對比來看，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是不斷波動的，但整體上呈不斷擴大趨勢，從1985年的2.1升至2004年的3.3，上升了1.2倍。
從恩格爾系數的對比圖我們也可以看出城鄉的差距及變化趨勢。恩格爾系數是消費者食品開支占總消費開支比重。一般地，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有減小的趨勢。
從整體上看，由于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使二者的恩格爾系數都呈下降趨勢，說明消費結構中食品開支占的比重都在下降，但二者的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具有不同的特征：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在整個時期都在比較穩定的下降，幾乎沒有反彈，這也和城鎮收入持續較快上升有很大關系；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在改革開放的前九年(1978-1989)中下降較快，從1978年的0.68下降到1989年的0.55，之后又有連續8年恩格爾系數都高出這個數值，直到2000年后恩格爾系數才降到低于0.5的水平，這相當于城鎮1995年的情況。說明改革開放初期，農村聯產承包制改革作用是顯著的，特別是在1984年以前，農村改革體制效應和市場化（提高農產品價格）效應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到1984年為止，體制變革效應已經發揮殆盡，1985年糧食購銷體制的調整又使糧食價格大幅度回落，農民收入進入徘徊階段。之后農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取決于非農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取決于因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的時起時落而波動。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糧食價格趨于提高，農民收入才開始又有較快增長。[6]46-47這些變動也較明顯地反映在恩格爾系數的變化上，在1989年以前，城鄉恩格爾系數的差距在縮小，到1989年時，城鄉的恩格爾系數基本相等（達到0.55），然而之后，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又開始上升。
（三）儲蓄差距擴大
居民儲蓄是其收入的增函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必定反映在居民儲蓄上，從居民儲蓄差距上也可以看出城鄉的差距。根據從中國金融年鑒統計所得的數據分析整理得到，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1999年才達到30.89%，但是占人口30%左右的城鎮居民占有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總額比例最小的1984年也達到了63.9%，而1999年竟高達81.2%，自1996年后，所占比重基本維持在80%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1991年城鎮居民人均存款余額為農村居民人均存款的近10倍，差距十分懸殊。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擴大原因除了農村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以外，還有其產生發展的經濟根源與社會制度根源，也可以說是使其存在的表層與深層原因。
（一）表面上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快于農村，主要有以下原因：
1.農業基礎薄弱，結構不合理，勞動生產率低。農業投入不足，從1986年以來，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嚴格受制于經濟實力，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對農業投入極其有限。由于市場經濟下，價格受控與市場波動，農藥、化肥價格一路攀升，農戶投入增長的比率遠高于產出增長的比率，造成了種糧食不賺錢。農業生產基礎薄弱，不利于農戶收入的持續提高；種植業結構趨同，品質不高，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低，增產不增收；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健全，流通不暢，農業產業體系發育不完全，特色不明顯。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2000年，我國農業的GDP份額已下降到15.9%，而農業的就業份額仍然在50%左右。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3.93倍擴大到2000年的5.29倍。2001年和2002年我國農業的GDP份額分別降至15.2%和14.5%，但就業份額仍然保持在50%，這就進一步表明，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相對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7]57
2.農產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變化，加大了農民增收的困難。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尤其是進入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產品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以往的長期短缺轉為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且部分農產品供過于求的狀態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低迷，而且國家糧食收購政策有統購統銷到合同定價到國家定購等的不連續性，從而使農民增收越來越困難。
3.農民負擔過重。相對意義上農民負擔過重，表現為農民收入增長跟不上實際負擔的增長，但由于農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已經構成了沉重的負擔。80年代后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負擔卻不斷上升，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545元增長到709元，而同期人均農業稅便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也由1988年的28.86元增長到1991年的44.55元，農民負擔（農業稅、提留、統籌三項）支出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從1988年的7.2%增長至1991年的8.3%。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負擔，則1991年農民負擔約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3%。農民稅費等經濟負擔過重，也是與城市居民相比較而言的。據統計，1999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為5854元，農村居民僅為2210元；城市居民個人調節稅起征點為月收入800元，按稅法規定，月收入800～1000元者適用稅率為5%。農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可要交的稅費卻遠高于城市居民。
4.農業中非農產業不發達，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現，大量青壯勞動力就業無門，造成農民收入低下且增長緩慢。近年來，農民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呈下降趨勢，自1996年以來，鄉鎮企業發展速度連年回落，從1996年的21%下降到1999年的14%，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減弱，對農民收入的貢獻率下降。目前我國每個農村勞動力物化在農產品中的勞動量每年不超過80個勞動日，農村絕對過剩的勞動力至少有1.5億。另外據測算，我國農村未來20年仍將有1.2億～1.8億剩余勞動力。1.5億現有剩余勞動力和未來新增剩余勞動力的出路顯然在城市和城鎮，但是我國城市化和城鎮化發展嚴重滯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要求。
與我國工業化水平相比，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1952年滯后5個百分點，1978年滯后26個百分點，1999年滯后12個百分點（以目前30%名義城鎮化水平計算）。城鎮化水平低決定了大量從農村農業城鎮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將滯留在農村。小城鎮建設的滯后、總體水平低，影響了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勞動力轉移。小城鎮可以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能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使第一產業人口下降，二、三產業人口增長。但是，按國際標準統計，我國小城鎮人口占城鎮人口比重目前只有37.8%，比通常標準低7.2個百分點，就是說，少吸納約3235萬人。[8]57-58
（二）從深層次方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源在于以下幾方面制度原因
1.戶籍管理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是農村勞動力流動所面臨的勞動就業、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系列不平等對待的制度基礎。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志著二元戶籍制度正式確立。條例規定，沒有城市公安部門的批準，農民不得將戶口從農村遷往城市。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方針，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增長實行政策加指標的雙重控制方法。根據政策規定，只有少數幾種特殊情況才有資格申請將農村農業戶口轉為城市非農業戶口并遷入城市。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農民只能世世代代居住于農村，只能世世代代當農民，戶籍制度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城鄉間的戶口壁壘一方面將城市和農村割裂開來，限制了人口、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阻礙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降低了經濟投入的產出和效益；阻礙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使農業經營規模難以擴大，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和購買力受到制約。另一方面，即便有大量的農民涌入城市務工經商，但由于沒有城市戶口，幾乎不可能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不可能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機會和待遇。
2.財政二元分割體制。由于二元就業制度和戶籍制度不允許作為國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農民和市民共同占有國有生產資料，所以造成了城市居民獨占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的事實。于是，城市居民就成為國家和全民的唯一代表。這樣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政府在財政收入分配上的二元投入。城市居民以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為基礎來發展城市，并且獨享城市發展的經濟和文化成果，國家（包括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成為城市居民獨有的財政收入，僅用于城市的建設和市民的發展，而農村建設和農民發展完全由農民自己解決。由于人數相對較少的市民占有著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且能夠增值的、能夠帶來最大利潤和稅收的現代化大工廠、大企業、大公司等國家生產資料，而人數較多的農民卻只擁有較少且難以增加的社會資源（19億畝土地）。在這種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的前提下，城市和農村各自獨立發展，其結果可想而知。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必須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但是，目前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并沒有注重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如1994年稅制改革，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稅收返還額是根據上年的基數來確定的；且政府向居民的轉移支付主要集中在城市。隨著改革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可政府卻沒能負擔起應負的責任，資金投入往往不夠，廣大農村居民實際上是被排除在保障范圍之外的。
3.農民所處市場的不完全競爭。這是基于以上兩方面制度自然派生的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改革開放后非國有經濟快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產生較大需求，隨著城鄉交通與城市限制的放開，農業機械的大面積推廣，釋放出大量勞動力，可以長年在城市里成為城市勞動力的后備軍。而大量初等文化程度又缺乏一技之長的勞動力，就形成的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供給的賣方，城鄉收入的懸殊差距使得他們的保留工資極低。早在上世紀40年代，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張培剛曾經根據不完全競爭理論，分析了我國當時的農民作為買者購買非農產品時幾乎完全處在寡頭壟斷或獨家壟斷之下，付出較非壟斷情況下為高的價格，作為賣者其農產品被買方壟斷，得到的價格卻較在完全競爭時為低。[9]57-63這種狀況在當今的中國仍然存在，最多只是壟斷程度的不同而已。農民擁有可以出售的要素基本上就是勞動力。農業結構中非農產業部門不發達及城市化水平低使得自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低，龐大的剩余農村勞動力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競爭出售者，城市中廠商就成為勞動力的壟斷購買者，農民工資自然較低、收入不穩定、甚至工資被拖欠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其出售的農產品，且不說沒有產品差異的糧食作物，即使有產品差異的經濟作物，由于農產生產的分散和沒有合作統一的銷售組織，往往難免被壟斷低價購買的命運，再加上農產品作為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彈性，豐產時要么大量積壓，要么“忍痛”甩賣。而農民作為買者，所購生產投入的化肥、柴油、農藥及生活消費品，如農民子女所購買的教育、醫療基本上還是賣方壟斷，所付出的價格也要比純粹競爭時要高。兩個方面使得我國農民受到“雙重剝削”。
4.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不能得到有效保證。二元的社會結構必然帶來二元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當等級制度和身份制度明確地把農民排斥于城市就業的大門之外后，社會保障及福利制度就直接與城市戶口聯系起來了。有了一紙城市戶口，就意味著可以享受各種各樣的如養老、失業、醫療、生育和工傷等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而對于那些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則只能望洋興嘆。早在1951年2月，政務院就發布了《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又進行了修改。該條例詳細規定了城市國營企業職工所享有的各項勞保待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勞保待遇，國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單項規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來的。至于城市集體企業，大都參照國營企業的辦法實行勞保。除上述在業人員享有勞保待遇外，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會福利制度還保證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多種補貼，在業人口可由其所在單位近乎無償提供住房。公共事業負擔城鄉有別的二元體制決定著中國農民只能自己出錢辦福利。在城市，一切公共設施的建設經費和開支均由國家、政府和全民單位負擔。但在農村，農民必須自己出錢辦中小學、辦醫療、文化事業、道路、水電幾乎農村中的一切公共設施。
5.城鄉土地制度的不對稱，使農村無法與城市平等地分享由發展機遇帶來的資源收益。由于農民土地權利的殘缺，造成農民應有的土地權利得不到保護。城市土地的使用者所擁有的是蘊涵產權性質的使用權，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土地使用權是不具有這一性質的，這種不對稱產生了許多有法不依、有禁不止的“制度縫隙”。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在承包期間發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土地，而實際情況卻是，城鎮擴張中用地數量激增，導致農村耕地銳減，特別是那些城郊農民在失去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土地后，又要面臨城市的消費，其境況就更可想而知了。2003年我國實有耕地面積18.5億畝，比1996年底整整減少1億畝；糧食播種面積也比1998年歷史最高水平相比減少了2億畝。占全國面積6%的耕地減少無疑使得農業固定資產嚴重流失，根本上造成農民生存和生活狀況的下降。[9]57-63自1995年之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劇的擴大，更多的是因為城鄉居民財產增長的差別所致：農村居民長期使用的土地的價值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以平均每年6.3%的速度下降，而城市居民財產增加幅度大大高于農村居民的增加幅度，二者相差近10倍。城鎮居民財產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房產價值的增加，與這一時期城鎮公有住房的加速私有化過程分不開。[10]7
三、對策與思考
要解決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差距，并非一蹴而就實現，關鍵在于根本解決長期以來形成不公平的制度因素。只有解決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產權不對等的土地制度、不平等的福利制度及帶有單邊壟斷特征的農產品及勞動力市場等導致城鄉差距的深層原因，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農民自生能力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和消除城鄉差距問題。目前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
（一）深化農村改革，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是要在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關鍵是要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盡快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消除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各種有形和無形障礙，要以制度創新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推動城鄉的統籌發展。這要求：消除體制政策障礙，包括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土地受益制度。
（二）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消除農民“低素質障礙”，加強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農民收入的提高不需要農民有太高的文化素質的話，那么時隔20年后的今天，科技與文化在收入中的影響已經成為不爭的實事。而我國農民素質的狀況不容樂觀，提高農民素質以成為當前農村工作的一項緊迫任務。這就要求加大對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投入。轉變社會上歧視農民的觀念，給農民以平等的“公民待遇”，吸收農民進城；把提高農民素質體現在農村工作、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中，時時處處都使農民受到文化的熏陶，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提高素質。對于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也不容忽視，以防他們成為新一代教育有缺憾的一代。對于農民工在城市的子弟，享受與城市同等的待遇學習，進一步縮小教育的差距，為他們的發展提供均等的機會。
（三）發揮政府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農民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改革。我國的經濟改革，不管是城鎮還是農村都是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仍然離不開政府的作用?？s小城鄉收入差別、農村公共物品提供、制度供給（如建設農產品銷售協會與農民協會）等都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支持。必須尋找政策到達農戶的恰當傳導途徑和實施載體，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為切入點，進一步完善農民增收的政策體系。
注釋：
①它只是衡量全國收入差異的一個指標，把全國所有城鎮和農村看作一個整體，按全部國民收入在這一整體中的分配狀況計算得出，對衡量城鄉收入差異是不妥當的。因為，比如農村人口中的高收入者很可能會超過城鎮人口中的低收入者，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見董靜，李子奈，修正城鄉加權法及其應用，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5)）。我們可以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使基尼系數擴大，但不能說基尼系數擴大就一定是城鄉收入差距引起的。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城鄉各自內部收差距都會使基尼系數擴大。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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