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社會解組與社會控制理論雖能有效解釋鄉村青少年越軌現象，卻未能揭示鄉村“問題少年”現象發生機制的關鍵環節。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轉型過程中社區社會資本匱乏是導致鄉村少年越軌問題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因此，防范、矯治鄉村青少年越軌的思路之一是重構鄉村社區社會資本。
關鍵詞：社會變遷/社會資本/鄉村/問題少年
威廉·富特·懷特(William Foote Whyte)曾在《街角社會》一書中描繪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波士頓意大利人貧民區街頭不法青少年團伙的生存狀態。[1]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和“三農問題”的深化，鄉村街頭少年現象進一步突出。現在，不管是在大小城鎮，還是偏遠的鄉村街頭，都會發現一群群沉迷于電子游戲、追求吃喝玩樂、樂衷于打架斗毆、雞鳴狗盜、無所事事的“問題少年”。他們不僅使家庭頭疼不已，地方社區也深受其害。本文運用社會資本的理論討論鄉村街頭“問題少年”現象。
一、從社會解組、社會控制到社會資本
長期以來，青少年越軌研究多運用西方結構功能學派中的社會解組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與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社會解組論學派深受迪爾凱姆“失范”概念的影響，它把現代社會越軌行為的增加歸結為宏觀的原因，即快速的工業化和都市化。快速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減弱了歐美國家的社會控制從而導致越軌行為的增加。社會解組理論強調，完整的社會結構，良好的社會秩序，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和諧而交融的人際關系有利于人們遵紀守法，反之，動亂的社會環境和充滿矛盾的人際關系會使人行為失范或犯罪。越軌社會學中的控制理論則發展形成于二十世紀中葉。控制理論認為，犯罪的發生是犯罪行為的沖動與阻止它的社會控制或身體控制之間不平衡的結果。其基本假設是：所有人都有違反法律的強烈動機，因此背離規范是十分正常的。但為什么人們不越軌呢？原因在于絕大多數人和主流的社會制度有著緊密的紐帶和聯結，這種紐帶和聯結防止了他們做出越軌和犯罪行為。因此，并不是由于人們和越軌亞文化的紐帶才吸引他們越軌的，而是由于人們缺乏和主流社會的各種社會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區、宗教組織和職業組織等)的紐帶，才使得他們走向越軌的。[2] 最著名的控制理論家之一特拉維斯·赫希(Travis Hirschi)認為，人類從根本上來講是自私的生物，通過權衡潛在的利益和可能的風險而精心做出是否實施犯罪行為的決定。在《少年犯罪原因探析》(Cause of Delinquency)一書中，赫希聲稱，有四種紐帶把人們同社會和守法行為聯系起來：依附(Attachment)、責任(Commitment)、投入(Involvement)和信念(Belief)。當上述四種紐帶足夠強大時，這些因素讓人無法自由自在地違犯規則，從而有助于維持社會控制和遵從。然而，如果這些社會紐帶不夠強大，不良行為和越軌就會發生。[3]
如果說社會解組理論是從宏觀社會變遷的角度尋找青少年越軌的原因，社會控制理論則把注意力投向微觀的個體，并且希望把青少年越軌的微觀個體原因與宏觀社會變遷聯系起來。在上述兩種理論指導下，有研究從個體原因、家庭原因、學校原因、社會原因等方面歸納誘致青少年越軌的因素，并相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實，上述連接微觀個體與宏觀社會變遷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為缺乏有效的中間變量，微觀個體與宏觀社會結構的連接注定是脆弱的。本文將探討社區社會資本在溝通微觀個體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位置。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資本[4]成為世界范圍內的一個重要社會科學概念，西方學者開始運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研究越軌與犯罪問題。其中約翰·哈甘(John Hagan,1995)等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分析德國青年中的右翼極端主義和校園犯罪現象。他們研究的結論是，前東德地區雖然在東西德合并后經歷著快速的社會變遷，但學校和家庭依然擁有非正式社會控制的資源，由此形成的社會資本能夠限制青少年的右翼極端主義轉向和青少年問題的出現。[5] 哈爾波恩(D.Halpern,2001)分析了“芝加哥社區人文發展項目”的調查數據，試圖發現同一地區不同社區之間犯罪率存在差別的關鍵原因。研究發現，從社會資本對犯罪的影響分析結果來看，社會資本與犯罪率呈顯著的負相關。哈爾波恩認為是社區內部和社區之間成員相互的信任、利他行為和尊重，形成了一種社區的集體防范能力，從而使得整個社區能夠有效地控制犯罪的發生，譬如避免青少年拉幫結派及吸毒等行為。[6]科萊默(Ronald C.Kramer,2000)分析了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校園槍擊案件，他認為不斷擴張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如貧窮、不平等和社會排斥等是造成校園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社會結構性壓力削弱了家庭和社區提供社會支持與非正式控制的能力，而這些能力是阻止青少年暴力事件所必需的。[7]沙歌特(Susan Saegert,2002)等探討了社會資本與紐約低收入家庭犯罪之間的關系。[8]上述西方學者都論證了社會資本對預防和降低青少年越軌的意義。與國外研究情況相比，國內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少年越軌的文章還不多見。
本文所使用的是普特南(R.D.Putnam,1993)意義上(即比較宏觀層面)的“社會資本”概念。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指一種促進生產的社會關系結構(Social capital is a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內容包括網絡(Network)、信任(Trust)和平等互惠的規范(Norms of reciprocity)。[9] 普特南認為一種平等交換的規范有助于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而要發展這樣一種規范，必須透過社區成員間不斷的交往。社區成員之間的不斷交往可以克服囚徒困境“一次性博弈”中的機會主義問題。社區成員通過自組織的網絡不斷地聯系溝通，進而建立平等交換的規范、互信，以致有利于締造公共物品。[10]
二、實地調查：社會變遷與“問題少年”
“問題少年”在廣州農村又被稱為不良少年或者“爛仔”。2005年廣州市番禺區大崗鎮一下子給廣州市曙光少教所①(以下簡稱“少教所”)送來4名越軌少年接受管教。從表1的統計數據來看，曙光少教所收容的越軌青少年多數系外省或本省外縣人，廣州市本地被收容管教的少年數量反而比較少。這是因為本地社區和孩子家長考慮到少年的聲譽和以后的成長，一般不愿意送越軌少年進少教所，而是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對越軌少年由社區和家庭聯合予以矯治。所以，大崗鎮的“反常”行為一時產生轟動效應。
2006年6月24日上午，筆者到番禺區大崗鎮的南村和北村就當地“問題少年”情況做調查。③據南村吳村長介紹，該村屬于廣州市最偏遠的地方。北村村長給我們介紹：該村青壯年勞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普通家庭如果不外出打工，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村里賭博、賭六合彩有一些。村風尚好，但青少年在校學生有出軌現象，涉黑也存在一些，團伙性個別存在。村里不良少年有一些。有的小學沒讀完就在社會上混，小偷小摸。不良少年的產生和父母、家庭有很大關系，社會也有原因。應該說本村家長對教育還是很重視，但對于怎么引導、教育小孩家長卻跟不上，社會風氣也影響他們成長。小孩子要花錢，父母不給，就自己想辦法。一般說來，他們先偷家里，偷親戚，后偷鄰居，不做大案，小案常做。總體上，不良少年比以前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部分孩子從小就有不良習慣，呈兩個極端，窮的家庭沒能力管，富的家庭太嬌慣。學校的老師也沒有辦法管，老師公開要求學生，不學習沒有關系，但不要搗亂影響其他同學。現在當村干部很難，村民覺悟提高了。村內群體性事件近兩年少了，以前較多，主要是土地糾紛。村里魚塘發包，以前有涉黑勢力參與。近年來社會風氣越來越差。違法少年送少教所以前沒有，近年才開始，當時是因為實在沒有辦法才送少教所，這對在外社會青少年有警示作用。
從廣州市番禺區大崗鎮的情況來看，該地鄉村雖地處偏僻，卻也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洪流之中。在市場經濟沖擊之下，村民生活、村莊經濟、村治模式、村莊權利結構、村莊風氣等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相比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生活在社會轉型中的鄉村少年，面對道德缺失、價值多元、誘惑紛呈的社會，難免把持不住，墮落成為“問題少年”。
三、社區社會資本與青少年越軌
鄉村“問題少年”是近些年才凸顯出來的社會問題。一般認為，在計劃經濟時代，鄉村是不存在“問題少年”現象的。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強調“網絡”、“信任”和平等“互惠”的規范，認為社區發展的本質就是增進社區社會資本。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鄉村干部控制著村落絕大多數“稀缺性資源”和“結構性的活動空間”，[11]村民被嚴格限制在有限地域范圍內生產和生活。這種社會體制客觀上促進了村民之間的交往，在他們中間形成了各種形式的“信任”網絡，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平等“互惠”的規范。[12]所以，改革開放之前，村落社區社會資本具有一種再生產的能力，它使得鄉村青少年能夠基本按照社會預期的軌道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逐步解除了“國家”對鄉村“稀缺性資源”和“結構性活動空間”的控制，賦予農民較大的人身、經濟自主權；另一方面，村落社區社會資本也陷入流失并走向極度匱乏的窘境。
處于社會轉型中的大崗鎮的偏遠村莊，在市場經濟沖擊之下卻發生了社會解組的過程，其實質是一個村民之間“網絡”、“信任”和“互惠的規范”被破壞和消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村莊逐漸喪失了那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尚存在的、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能夠促進村落社會和諧再生產的社會結構——社會資本。世界銀行將社會資本分成緊密型、跨越型和垂直型社會資本。緊密型社會資本指家庭成員和其他具有緊密關系的人之間的紐帶，跨越型社會資本指不同類型的人之間較弱一些的聯系紐帶，主要是各類組織的成員紐帶，而垂直型社會資本指社區居民與那些對他們具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和人員之間的紐帶。一般來說，在這種社會資本模式中，普通農村社區的特征是具有很強的緊密型社會資本，較少的跨越型社會資本，基本沒有垂直型社會資本。相比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村民生活，當下村落社會不僅只有較少的跨越型社會資本，基本沒有垂直型社會資本，甚至連緊密型社會資本也在走向貧乏。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部分青少年，逐漸疏離了與家庭、村落、學校和親戚的關系，而是投入到陌生的城鎮和游蕩在街頭的問題少年群體，從而脫離了家庭、社區和學校的控制范圍，卷入越軌的行列，成為問題少年。
由此，我們可以形成社會轉型期鄉村青少年越軌的一般發展邏輯：社會轉型→社會解組→社區社會資本衰落→社會控制能力降低→青少年越軌。
既然我們發現導致鄉村青少年越軌的癥結在于轉型社會中村落社區的社會資本缺失問題，那么，防范、矯治青少年越軌的思路之一就應該從增進鄉村社區社會資本的角度入手。通過構建鄉村社區社會資本，把鄉村少年凝聚到社區中來，并利用社區資源搭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平臺。普特南認為透過一種市民參與的網絡，特別是由市民自主組成的經濟(如合作社)和社會團體(如福利互助組織、趣味團體等)，將促進市民間的合作。[13]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努力促進鄉村各種形式農民自組織的發展，提高村民的集體認同和村落社會整合度，應該成為鄉村工作的重要內容。
四、村落社區社會資本的建構
(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再建村落社會資本提供了契機
按照中央的提法，目前是中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世紀之初中央發動的新農村建設是“城市反哺農業”政策的具體體現。通過新農村建設，部分農村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村村通電、通車、通自來水”，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經過下一步的通訊、燃料、改廚、改廁等基礎設施改造，農村的面貌將會有更大的改觀。新農村建設通過外部資金、政策輸入村落，不僅可以改變農村臟亂差的局面，縮小城鄉差距，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更能提高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為村落社會資本再造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投入有限而寶貴的資金的時候，要清楚以下三點：(1)新農村建設必須依靠外界資源的引入，對此政府不能逃避帶頭多方籌資的責任；(2)外部的資金投入不能代替村民的資金投入和主體參與，外部資金在新農村建設中要發揮酵母和催化劑的作用；(3)外部資金不僅要投向基礎設施改造，還要扶持發展農民自組織的各種社團、協會和群眾活動等。
(二)扶持各種形式的農民自組織發展
普特南特別重視社團在形成社會資本過程中的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發展過程中，農村中也形成了一些同業群體和專業協會，但就目前來看，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同業群體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社團，另一方面，自發或非自發形成的各種專業協會，規模都比較少，組織動員能力有限，與農會或農協等農民組織在臺灣、日本、韓國農村發揮的作用相比，差距太大。現在迫切需要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民組織，生產型的農民組織可以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共同闖市場，提高農民開拓市場與抗擊市場風險的能力，生活娛樂型的農民組織則可以排斥社會丑惡現象，豐富農民生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在促進各種形式的農民組織的過程中，也需要國家的政策扶持以及外部的支援與指導。各種形式的社團組成了農民賴以交往的網絡，社團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的活動就促進了農民之間的互動水平，在頻繁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增加互信并形成共同遵守的規范。由此，村落社會資本就可能逐步豐富起來了。
(三)準確定位村民自治，使村政組織真正成為農民的“三自組織”
村民自治的初衷是把村民委員會建成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三自組織”。但就目前村民自治在全國發展的情況來看，村民委員會距離真正成為村民的“三自組織”還有相當差距。費稅改革后，番禺區大崗鎮村財政的情況算是比較好的，因為每年鎮政府負責下撥村集體行政事業經費，并出資給村兩委蓋辦公樓，配備電腦等辦公設備。更多的中國村莊在稅費改革后沒有了集體收入，在財政轉移支付還難以到位的情況下，因為沒有辦公經費和干部工資，很多村莊事實上成為“癱瘓村”。“癱瘓村”的狀況不僅上級政府不滿意，村民也有很大意見。在整治“癱瘓村”，重建村政組織過程中，我們應該反思既有的村民自治政策，何以農民戲稱村民自治“一事一議，一事無成”。為什么實行村民自治后，鄉村治理處于更困難的境地？村民自治組織難以成為真正的“三自”組織的原因到底何在？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和鄉村基層政治體制架構，村政組織都應該在村落社區社會資本建構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就要改變人們對村政組織職能的傳統認識，重新反思新形勢下如何正確定位村黨、政組織的職能和作用。村政組織應該與諸多農民社團一樣屬于農民群眾的自組織，只不過因為村政組織的村集體法人代表地位而使之可能成為聯結村民以及各種農民組織(社團)的富有活力的核心。
(四)村落社區社工(義工)工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借助新農村建設的機緣，通過農民自組織活動的顯著增加，具有再生產功能的“社會資本”可以在村落社區中逐漸豐富起來。在此過程中，還有一項任何現代成熟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社工工作制度必須及時引入村落社區。社會工作者可謂維持現代社會健康運行的潤滑劑，他(她)們活動在各個領域，工作涉及千家萬戶，為需要幫助的個人或團體及時獻上愛心。社會工作者的貢獻不僅在于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實際困難，更重要的是從他(她)們身上體現出一種博愛、奉獻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對于喚起人們的道德自覺，增強人際互信作用巨大，其對社區社會資本建構的意義自不待言。
村落社區社工工作制度的建立離不開政府的大力倡導。社會工作在鄉村的推廣首先要大力發揮傳統的共、青、團、婦、少等團體的作用，借助這些團體宣傳社會工作的意義并身體力行。同時，從行政管理、經費募集、人力動員、激勵機制、文化建設等方面逐步建立完善社工工作制度，保證村落社區的社會工作在制度保障下健康運行。在實際工作中，可試行社工工作日儲蓄制度，村民年輕時儲蓄一定數量的社工工作日，保證老年時享受相應數量的社會工作服務。通過社工工作制度成功引入村落社區，會徹底改變社區的群體生態，一個穩定、和諧、發展的新社區將展現在人們面前。村莊里的“問題少年”會及時得到社工的救助，其自身也會被吸引到社工服務的網絡中來。
注釋及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少年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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