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鄉村經濟倫理表現出務本重農、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幫互助，勤儉節約、量入為出等特征。隨著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變遷，傳統鄉村經濟倫理在現代中國也發生了一定變化。傳統鄉村經濟倫理思想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勤勞致富、物質利益為先；等價交換、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適度超前消費。轉型的原因主要在于鄉村經濟活動基礎的變化、鄉土社會基本特征的變化、鄉村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等。新時期，在現代鄉村經濟倫理的建設中，我們應該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加強鄉村經濟治理；開展經濟倫理教育，增強經濟道德觀念；加強鄉村誠信建設，樹立市場契約意識；推動“禮”“法”共治，重構鄉村經濟秩序。
關鍵詞：鄉村 經濟倫理 轉型 發展
產生于小農經濟社會的中國傳統鄉村經濟倫理，展現出深厚的“鄉土特色”，在傳統鄉村經濟發展和鄉村經濟秩序維系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種具有“鄉土”特質的經濟倫理思想隨著鄉村社會的變遷發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鄉村經濟倫理的現代轉型，深刻分析其轉型的表現及原因，探索現代鄉村經濟倫理的建設路徑對于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傳統鄉村經濟倫理的基本內涵
傳統鄉村經濟倫理是在長期的鄉村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調節人們經濟活動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中國傳統鄉村經濟倫理則在較長時間的封建制經濟條件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生活方式影響下形成。依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看，中國社會的鄉土性特征決定了鄉村成為社會的基礎性單位。“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對于鄉土中國的理解，我們可以從“鄉”和“土”兩個方面加以認識。在傳統的鄉村社會，土地是人們生存的根本，依靠土地進行農業生產來謀生是人們最普遍的生存之道。這種對土地高度依賴的生存方式，也決定了人們經濟活動的簡單性。“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伺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本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 [1]（3）所以，除了自然災害、兵荒馬亂、外出求學等情況，鄉土社會依農而生的人離土離鄉的情形是不多的。“傳統時代鄉土社會的基本特點是流動性極低，不可移動的‘土’決定了‘鄉’的穩定性。” [2]。在費孝通先生看來，在傳統鄉村社會里，形成了與西方“團體格局”不同的“差序格局”，這種“差序格局”也就影響了人們道德觀念的形成。“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 [1]（34）與“團體格局”中個人之間相互尊重權利、團體保障個人權利的特征不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體系以“己”為中心，強調“克己復禮”、“由己及人”，強調“孝悌忠信”。而傳統鄉村社會的秩序維持主要靠“禮治”。“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單從行為規范一點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一種行為規范。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 [1]（61）在鄉土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禮治以遵守傳統為重點，應對了鄉村生活問題，在秩序維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鄉土中國的社會特質決定了傳統鄉村經濟倫理的基本特征和內涵。“從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生產活動、交往活動和社會管理三個方面考察，傳統鄉村經濟倫理的主要特色在于：戀土重農的經濟價值觀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勤勉耐勞的道德品質；‘熟人社會’中呈現‘差序’特征的信任關系及由此形成的以人情為基礎的互助關系；服膺傳統規則的禮治社會及其中村規民約所體現的自治管理的倫理精神。” [3]總體上看，傳統鄉村經濟倫理表現出務本重農、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幫互助，勤儉節約、量入為出等特征。
第一，務本重農、勤勉耕作。土地是鄉村社會里鄉民的命根，農業生產是鄉民的主業。鄉民們從父輩那里慢慢學會耕作，鄉土社會地方性的特征使他們的活動范圍保持在較小的區域內，他們依靠土地而生。對于土地的依戀也不僅僅是中國農民的特點。“所有的農業文明都賦予土地一種崇高的價值，從不把土地視為一種類似其他物品的財產。” [4]孟德拉斯分析了法國及歐洲農村社會的變遷，指出了歐洲社會的鄉村化特點。“在加洛林王朝時期，歐洲完全是鄉村化的。沒有任何城市，只有住滿農民的鄉村，農民在領主的領地周圍組成村莊：這些領主自己組成了包容一切的整個社會。但他們自己也不過只是些尚武的農民。” [4]（21-22）歐洲的農民也表現出對于土地的依賴性。“傳統的農民耕種著祖傳的土地，從父親那里學會種田。對于這土地，他甚至了解更小的細節：如可耕涂層的結構和厚度，以及巖石、濕度、光照、地形，等等，這常常是因地而異的。這種知識作為常年培養、勞動和觀察的結果，是他所獨有的。在他看來，這是農業勞動者的基本技能。”[4]（41）傳統中國社會的重農抑商政策，則使鄉村社會勤勉重農的觀念深入人心。傳統家訓典籍中也有很多務本重農、勤勉耕作的訓示。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是一部較為系統、學術性強的家訓著作，這部教訓的《涉務》篇中強調了重農務本的問題。“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谷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5]重農抑商思想最早由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提出，經過儒家改造完善，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經濟發展中，成為基本指導思想。“法家的這種重本抑末論被儒家吸收和改造后成為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并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成為主流。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土，作為農民謀生的根基，被中國農民依戀崇敬乃至頂禮膜拜；農，作為一種社會尊重的行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得到至上的道德評價。”[3]
第二，信任熟人、互幫互助。中國社會的鄉土性同時造就了一個熟人社會。“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這感覺是無數次的小摩擦里陶練出來的結果。” [1]（6）在“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里，鄉村經濟活動是講求誠信、注重公平的。在一個“熟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熟悉自然會讓人們注重自己的行為，基于熟悉的狀況，人們之間也會有信任感產生。“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西洋的商人到現在還時常說中國人的信用是天生的。” [1]（7）可見，鄉村社會的信用屬于特殊的情感，源自熟人社會的自然而然。“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 [1]（7）當然，鄉村經濟交往活動的信任是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的，也即這份信任保持在熟人活動范圍內，超出這一范圍進入陌生人交往社會時，人們之間則講求公平交易。“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信任是在熟悉的基礎上建立的，因之，這種信任也僅僅限于‘熟人’的圈子。同時，信任的程度與熟悉的程度有著密切的關聯，呈現出十分顯見的‘差序’特征，即：在血緣與地緣上越靠近‘己’這個中心，就越熟悉，因而也就越容易產生信任并形成合作關系；相反，當在血緣與地緣上與‘己’這個中心漸行漸遠時，信任度也隨之降低，及至進入‘陌生人的世界’，信任基本無法建立。換言之，在鄉村社會的人際交往中發揮作用的，是‘特殊主義’而非‘普遍主義’原則。” [3]傳統家訓中也要求誠信待人，強調相處之道貴以誠。明朝王汝梅的《王氏家訓》強調以誠立身事不敗。“萬事須以一誠字立腳跟，即事不敗。未有不誠能成事者。虛偽詭詐，機謀行徑，我非不能，實不為也。非惟天不可欺，即人亦難瞞。”[6]明朝楊繼盛在《楊忠愍公遺筆》中寫道“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干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吾。寧容人，勿使人容吾。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吾氣。”[6]（307-308）
第三，勤儉節約、量入為出。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鄉村經濟生活中人們的道德品質表現。由于小農經濟條件下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在傳統鄉村社會的經濟消費觀上，人們一直秉持著崇儉戒奢的觀念。南宋倪思在《經鋤唐雜志》中通過對儉、奢的利害分析，強調了節儉、量入為出的思想。“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掩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 [7]一代理學大師、明末清初思想家朱柏廬在《朱子家訓》中的很多訓誡語句已成至理名言。“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籌謀，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節儉，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勿營華屋，勿謀良田。” [8]
二、傳統鄉村經濟倫理的現代轉型
經濟倫理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變化而變化。隨著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變遷，傳統鄉村經濟倫理在現代中國也發生了一定變化。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在近代化的歷史變遷中，經歷了劇烈的變化。中國社會遭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堅船利炮的侵略，西方倫理文化也侵入中國，從技術、文化、制度上變革中國的各種思想主張應勢而生。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瓦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給鄉村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即便是緩慢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新中國得以成立，社會主義改成完成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大地確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近年來，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工作在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實現三權分置。農村農業的變化發展中，傳統鄉村經濟倫理思想也發生了現代轉型。傳統鄉村經濟倫理思想的轉型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勤勞致富、物質利益為先。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升。一些農民的思想發生轉變，人心思變、人心思富，農民們精心經營自己的土地，中國農村生產力不斷提升。近年來，在城鎮化發展中，一些農民進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收入水平遠遠高于土地所獲收入。農民把自己的物質利益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絕大數人也是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工地上、工廠里、社區中辛勤勞動，獲得自己的報酬。還有一些農民，或開始創業，自己當老板；或學習提升，成為新型職業農民。當然，農民在物質利益為先的觀念支配下，不可避免地產生經濟利益至上的思想，比如，為了提高農業產量而在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等。
第二，等價交換、注重公平交易。隨著農村的發展，農業作業中的互幫互助在現在農村則不多見了，取而代之的則是相應的勞動支付相應工錢。這在沒有實現機械化作業的一些地方的棉花采摘、水稻插秧、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等勞動中表現較為明顯。一些農村勞動力結伴而行，尋找勞動機會，按日收取報酬。“改革開放以來，贛南農村地區的交換行為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隨著市場經濟日益深入人心，贛南農村地區的農業勞動也開始進入市場化。在原來，村民之間的農業勞動往來一般是屬于幫忙性質的，并不需要支付工資，最多就是相互間進行換工。隨著大量的農村年輕人外出打工，缺乏勞動力的家庭逐漸增多，所以到了農忙季節勞動力就非常緊缺。那些主要勞動力不在家的農戶再去請別的村民幫忙時，后者就會有些不愿意了，許多村民不再像以前那么爽快的幫別人。需要幫忙的村民就開始支付工錢請別人幫忙。這樣的做法在贛南農村地區逐漸成了一種趨勢。” [9]
第三，享受生活、適度超前消費。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的消費觀念也在悄悄發生改變，他們開始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質。特別是一些在城市里工作的農民工，回到農村后，會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改變自己的家庭成活，同時還會慢慢影響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農民的消費結構也發生變化，“吃”不再是消費的重點，在“穿”、“住”、“用”、“行”上都有根本改變，一些家庭在城市購買住房，一些家庭購買了汽車。一些青年人追求時尚，在城市里申辦信用卡，學會了透支消費。
鄉村經濟倫理思想發生現代轉型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鄉村經濟活動基礎的變化是經濟倫理思想轉型的前提和基礎。如前所述，當今的農業經濟基本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特別是土地經營權的依法轉讓，使農業生產與傳統的小農生產形成了根本區別。在此條件下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也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倫理觀念。還有一點，市場經濟對于農村經濟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競爭性、平等性等特征也使農民充分利用市場發展生產，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
其二，鄉土社會基本特征的變化是經濟倫理思想轉型的關鍵原因。當今的鄉村社會與費孝通先生所描繪的鄉土社會的特質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土”已不再是一些鄉村青年的命根，他們不再依靠土地謀生，而靠其他技術在城市里謀生，他們的活動范圍已然遠離土地，并且大大擴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導致對鄉村生活的認同感降低，他們大多更喜歡城市里的生活。而一些家庭在城市購買住房，則是離土又離鄉。“流動帶來了鄉土社會與外部世界全面深刻的互動，促動著自身的劇烈變遷。人與人之間長久穩定的交往預期弱化了，短期化、功利化的因素在日益主導農民的行為邏輯。表征社會地位的要素中，財富的權重越來越重，財富獲取方式的外向性導致鄉土社會內在的社會評價體系動搖，個體能動性空前增加。” [2]（P9）
其三，鄉村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是經濟倫理思想轉型的重要因素。當今時代文化發展中的交流、交鋒、交融也延伸影響到鄉村社會。互聯網技術、手機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也讓各種文化思想、價值觀念更快速地影響鄉村生活。一些農民還成為“網絡高手”，利用互聯網創業，成為農村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受益者。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則容易接觸各種文化。這些都對鄉村經濟倫理思想的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現代鄉村經濟倫理的建設路徑
現代鄉村經濟倫理的轉型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在前文提及的物質利益至上、超前消費等問題。在這些思想觀念指導下，農民則會產生拜金主義、過渡消費甚至浪費等問題。新時期，我們在現代鄉村經濟倫理的建設中，應該注重從如下四個方面努力：
首先，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加強鄉村經濟治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含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資源。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可以推動鄉村經濟治理工作。革故鼎新、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自強不息、敬業樂群等傳統美德，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在今天的鄉村經濟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在現代鄉村經濟倫理建設中，我們應該注重吸收、借鑒傳統鄉規民約、傳統家訓的積極內容，開展新時期村規民約、家風家訓建設。我國出現較早的成文鄉約，北宋時期的藍田《呂氏鄉約》從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方面進行規約，在當時的鄉村生活良好秩序的維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鄉約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還得到朱熹的修訂以及明朝統治者的重視及仿效推廣。明代大儒呂坤在《宗約歌》對勤業、節儉進行了規勸。“從來勤苦是營生，哪有青年自在翁？商賈離家千里外，農桑竭力五更中。富貴安閑難富貴，貧窮懶惰越貧窮。吃穿心何忍，多福多災天不容。癡兒蕩子愛閑身，幾個閑身是好人？男不營生多作歹，女無活做定思淫。艱難凍餓皆因懶，富貴榮華只為勤。天子萬機官萬事，肯容惰慢有凡民。”“圣賢美德儉為先，菲飲惡衣禹且然。口腹十愆昔所戒，衣裳三慎古來傳。饑寒但免即為福，飽暖生余是棄天。肯把糟糠作珠玉，怎教八口死兇年。難得饑寒不到身，粗衣淡飯未為貧。爭挑富日肉中肉，不記兇年人吃人。縱是有時休折服，如何不足去學顰。勸君儉素非慳 細，施些陰功與子孫。” [8]（390-391）這些勤業、節儉的思想在今天的社會發展中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其次，開展經濟倫理教育，增強經濟道德觀念。對鄉村居民開展專門的經濟倫理教育是必要的。此種教育可以幫他們樹立起經濟倫理意識，明確自己參與鄉村經濟活動應該遵循的各種道德準則，增強經濟道德觀念。經濟倫理教育的內容應該包括經濟與道德的關系，鄉村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倫理、交換倫理、分配倫理、消費倫理原則等。經濟倫理教育也應該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作用。在學校教育方面，鄉村中小學校的德育課程中可以在教學內容上突出講授勤勉勞作、誠實守信、愛崗敬業、公平交易、適度消費等倫理思想。當然，學校在開展經濟倫理思想教育時，要注重提升教育的實效性，不能把經濟倫理思想的教育變成道德說教，應該注重道德實踐。在社會教育方面，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則可以宣傳市場經濟的道德要求，增強人們的道德觀念。教育人們理解公平、效率、平等、競爭、誠信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道德觀念。社會教育可以把教育對象主要放在成年人上，通過專題講座、電影電視片展播等方式開展教育。家庭教育是鄉村經濟倫理建設中不可忽視的教育形式，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教育若能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有機結合，則會達到更好的效果。家庭教育中要求父母以身示范，教育子女重視道德修養，正確看待物質財富和個人消費，樹立科學的財富觀、消費觀。
再次，加強鄉村誠信建設，樹立市場契約意識。鄉村誠信建設是現代鄉村經濟倫理思想轉型中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人們都知道誠信對于個人、社會、國家的意義，但是實踐中，失信現象依然存在。現代鄉村農業生產中，有一種現象未引起廣泛關注卻不容忽視。那便是農民為了提高產量，過量使用化肥、過渡使用高殘留、高毒甚至劇毒農藥。有的農民在糧食歸倉后還大量食用農藥預防糧食生蟲。一些農民只在預留自家食用的田地里減少病蟲害防治次數。這些現象也反映出鄉村農業生產中誠信建設的迫切性。農藥銷售監管部門固然要加強農藥銷售管理工作，鄉村誠信建設更需高度重視。鄉村經濟交往中還有一些失信現象：一些包工頭、鄉村創業人員欠薪，一些人在經濟交往中不守諾言，一些鄉村經商人員知假販假等等。這些失信現象損害了鄉村經濟活動的秩序，也讓一些人對經濟發展中的道德退步感到失望。在鄉村誠信建設中，除了常規的宣傳教育工作以外，還可以發揮村規民約和家訓家風的作用。相關部門也可以通過鄉村正反兩方面真實的典型案例，讓民眾認清失信的代價以及講誠信的收獲。相關部門還應該樹立誠信典型，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近年來，一些地方對于農村“老賴”，在鄉鎮集市上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員的信息，通過照片和具體案情介紹，讓人們知曉失信人情況，達到較好的教育效果，這也是誠信建設的一種創新舉措。
最后，推動“禮”“法”共治，重構鄉村經濟秩序。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以“禮治”作為秩序維持的重要手段的。“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 [1]（68）在傳統鄉土社會發展的長期教化中，人們自然形成了對于傳統規則的敬畏，而當這些規則內化為人們的習慣之時，人們依靠法律、通過訴訟去解決問題的情況則是不多見的。但在今天農業的市場化發展中，人們的經濟交往增多，各種矛盾和沖突有所增加，傳統禮俗規則的效力在有些問題的解決上漸漸弱化，單單依靠傳統“禮治”已難以維系鄉村經濟秩序。當人們之間發生經濟糾紛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求助律師，走上法庭，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一定時期內，“禮治”或“法治”還會處于共生的狀態。在鄉村社會的利益糾紛問題的解決中，不同的人還會去選擇“禮治”或“法治”的途徑。“禮治”和“法治”的解決問題方式也不是完全對立的。所以，我們在鄉村經濟秩序重構的過程中，要推動“禮治”與“法治”的融合，使二者有機結合，更為有效地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營造公平、正義、和諧的鄉村經濟發展環境。具體而言，則要“汲取鄉土社會禮治資源的積極成分，構建鄉村法治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化解鄉村法治運行中的倫理沖突；樹立新型村莊領袖權威，實現法治秩序和禮治秩序的有效融合，滿足農民的公正性訴求。”[10]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宿遷學院法政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哲學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道德與文明》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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