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現象與演化機制
摘要：新時期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在演化邏輯和方向上存在著一致性, 二者通過農業價值鏈實現了協同演化。基于此特征事實, 本研究刻畫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的演化過程軌跡及其所蘊含的特征現象, 然后運用協同演化分析框架, 從互動機制、學習機制、變異及選擇機制3個層面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機制進行解析, 以揭示二者實現協同演化的深層次原因。最后, 從建設農業價值鏈, 奠定金融創新的基礎;轉變思路, 強化農業金融業務創新;明確分工, 建立農業金融合作機制3個方面提出了新時期促進金融創新、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政策建議。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 促進四化同步發展”的戰略。“四化同步”是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的最新注釋與核心內涵, 也是“三農”工作里程碑式的決策戰略, 意義重大且深遠。但實踐中農業現代化卻是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短板[1], 成為“四化同步”的結構性矛盾與諸多亟待解決問題的關鍵。國外經驗與實踐映照均將矛盾源頭指向超小的家庭經營規模, 這也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普遍認同[2-4],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超小的家庭經營規模是致使中國農業現代化成效不顯著的主要約束。為應對上述問題, 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推動“四化同步”協調, 現行的基本政策操作是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通過不斷創新適度規模經營形式, 充分發揮其在促進農業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推動作用[5]。新時期隨著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推進, 金融服務創新隨之成為熱點問題。發達國家農業發展歷程充分表明, 金融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核心力量, 發達國家正是借助金融力量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但相比家庭分散經營的模式,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強度、需求層次都存在顯著的不同, 金融創新所賴以生存的制度框架也就不同, 如何進行金融創新以適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就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為此, 本文在刻畫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中金融服務創新的特征現象和解剖演化機制的基礎上, 提出新時期中國金融服務創新的思路和政策調整邏輯, 為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1、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的演化過程
首先來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演化過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源于規模經濟, 是指在既定條件下, 適度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使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趨于合理, 以達到農業最佳效益[6]。因而,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 政界和學界試圖通過體制創新, 在家庭經營的制度框架下, 尋找農業發展新契機, 探索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道路, 以避免農業萎縮、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國際競爭力[7-8]。其中一個有益的探索就是農地的規模經營, 即在土地要素和流轉市場發育較好的情況下, 農戶家庭向專業生產大戶、家庭農場方向轉變, 實現土地規模經營。一時間眾多學者堅信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并認為一定條件下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可以近似體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9]。雖然農民就業和收入多元化、城鎮化和市民化為土地適度集中創造了條件[10], 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業發展不應急于追求土地規模經營, 由于土地產權制度和土地交易制度的限制, 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諸多因素的制約, 農民市民化過程異常艱難, 能否通過土地規模擴大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模式仍受制于自然稟賦、市場條件、財政補貼和制度約束等現實因素[11-12]。甚至有學者通過實證指出, 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低, 現有農地規模經營的條件下, 經營農地的規模越大, 農戶越貧窮[13]。因此, 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模式不具有實質性影響, 也不具有全局性、長期性作用, 存在重大政策缺陷[4]。
鑒于此, 中國開始聚焦整個農業產業, 試圖尋求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新路徑、新方法。理論研究表明, 如果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環節的專業化市場水平和發育程度較好, 交易效率較高, 農戶同樣可以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參與縱向分工, 通過服務規模經濟實現產業規模經濟。為此, 有學者基于家庭經營加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才真正構成農村經濟制度的完整表達的制度邏輯認知, 主張通過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來支撐和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14-16], 即通過在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等產業環節提供規劃指導、生產資料購置、排水灌溉、病蟲害防治、除草、收割、倉儲、加工乃至銷售等服務, 以“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等價值鏈形態形成利益聯結體, 在現行家庭經營的框架下實現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并且學者一致認為, 隨著市場化改革深入與分工分業的深化, 家庭經營卷入社會分工活動, 依靠社會化服務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發展客觀要求基本轉變為現實, 土地規模經營就轉化為服務規模經營并成為多種因素的共同表達函數[4]。服務規模經營模式使成員共享各農業價值鏈環節的增值利潤[17], 彌補了大市場條件下家庭經營的功能性缺陷[18], 解決了技術手段不足、風險抵抗能力差和交易費用過高等問題[19-20], 成為中國小農基礎上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新模式, 引領著未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與演化方向。
其次, 來看金融服務演化過程。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效的金融服務供給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題中之意, 與中國金融體系變革和農業產業發展同步。若對演化過程進行解構, 基本上可以劃分為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型和金融機構主導的“自下而上”型2種模式。
在“自上而下”型模式中, 針對傳統金融機構支農效率低下、服務流程迂回、服務方式單一的現實發展困境, 中國從存量和增量2個層面啟動了以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資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機構試驗和推廣為特征、金融機構創新為導向的大刀闊斧的農村金融改革, 試圖通過構建多層次、多類型和復合型的金融體系來滿足農業經營主體及農業融資需求。改革的出發點是農戶參與正規信貸市場程度偏低和正規金融機構“小農排斥”的客觀約束[21], 雖然現實中小農戶與農業金融服務需求相互交織, 但問題關鍵點并不同[22], 小農戶有效金融服務需求不足根源于抵押物缺失、信息不對稱所生成的“金融排斥”[23-24]。而農業融資難則是傳統農業風險大、收益低的特質性風險致使受盈利驅動的正規金融機構并不愿意向農業提供金融服務[25], 或通過信貸配給實施人為管控和壓抑, 無法觸碰到農業融資有關風險和交易成本問題[22]。可以說, 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自下而上”型模式中, 隨著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以及農業經營主體內部的裂變, 農業產業鏈不斷拓展, 協同性增強, “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農超對接”等利益聯結和價值鏈形態不斷涌現。在成為推進農業現代化具體實踐途徑的同時, 也使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額度增大、期限延長且通過價值鏈相互交織, 單一經營主體或單一產業環節的融資問題將直接制約整個農業產業。政府主導的以金融機構創新為主題和滿足農戶小額化金融服務需求的“自上而下”型創新模式顯然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的農業融資要求, 無法改變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疲軟的事實。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 金融機構“自下而上”轉變創新模式, 以農業價值鏈為平臺載體, 圍繞農業價值鏈開展產品和服務創新, 向分布于不同價值鏈環節的經營主體打包供應價值鏈金融服務。這種批量化、平臺化的服務創新思路, 有效解決了“自上而下”型的金融機構創新發展中的制度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問題, 而且強化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戶和金融機構的有機聯系, 形成了風險共擔、合作共贏和互促監督的良性局面。這已成為新時期化解小農戶、涉農中小企業等由于資金缺乏而使農業經營活動陷入困境的一種有效方法, 也順應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價值鏈演化方向, 是在中央政策方針指導下探索金融支持農業發展的新途徑, 引領金融服務創新的新思路。
2、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的演化特征現象
縱覽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的演化軌跡, 可以發現, 作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新形態的服務規模經營實際上是土地規模經營形態在農業價值鏈上演化的必然結果。農業金融服務的新形態———農業價值鏈金融服務也是在“自上而下”的金融機構創新陷入發展困境后, 金融機構以農業價值鏈為依托, 向分布于農業價值鏈不同環節的參與主體供給系統性金融服務的約束誘導型創新的體現。總而言之,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均沿著農業價值鏈在演化和發展, 在演化邏輯和演化方向上存在一致性。或者說, 二者通過農業價值鏈實現了協同演化, 存在著以下特征現象。
2.1 金融創新“機構觀”向“功能觀”轉變
從中國農村金融體系和農村金融創新歷程來看, “機構創新觀”起著重要的作用, 這可以從最新一輪的金融體系改革中尋求到經驗支撐。如中國銀監會在2006年頒布的《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就明確指出, 要進一步放寬金融準入條件, 引導境內外的銀行資本、產業資本和民間資本到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小額信貸公司和資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金融中介組織。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農村金融機構類型單一、覆蓋面狹窄、服務效率低下和競爭不充分的現實困境, 但隨著新型金融機構的發展, 與其相關的法律和制度革新卻相對滯后, 這種金融創新不但沒有起到提升金融效率和化解“三農”“金融排斥”的問題, 反倒陷入金融機構不斷衍生, 但農業融資依舊困難的尷尬境地。而農業價值鏈金融的出現則化解了這種困境, 從整個農業價值鏈出發, 通過信用捆綁機制, 使農業價值鏈上的所有參與者與利益相關主體的融資需求都得以滿足和實現, 不但化解了“機構創新觀”下金融機構成長與農業融資難并存的問題, 而且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務的運行效率和效能, 在農業價值鏈上實現了金融普惠、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良性格局。農業價值鏈金融的出現和發展軌跡, 體現出金融創新的“機構觀”向“功能觀”轉變的內在邏輯, 反映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在價值鏈上協同演化的特征現象。
2.2 單向支撐向雙向互動轉變
長久以來, 農業產業在金融政策錨定與金融資源分配中處于劣勢地位, 相比較其他產業, 農業自身的弱質性特征以及生產周期長、收益低、風險大的發展現實, 使其更容易受到金融業趨利本性的影響。雖然受政府政策引導, 各類金融機構的支農熱情有所提高, 但仍無法實現普惠, 存在顯著的內部配給問題。商業性農業銀行扶持的重點對象是農業龍頭企業以及扶貧開發、農村城鎮建設和農村電網改造等利潤較高的領域[26], 而大多從事傳統種養業生產的農戶和農業中小企業則由于缺乏金融機構偏好的不動產抵押物、信用水平低以及廣泛存在的信息不對稱, 其生產性的金融服務需求長期受到壓抑, 成為新時期農業融資難問題的重要表征。也是從這個層面, 中國“三農”政策取向中一直強調金融的支持、支撐作用, 但就其實質而言, 這種關系仍是政策引導下的單向、非自愿的關系。但隨著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 農業生產函數由單一要素表達向多要素聯合驅動、交促發展的復合型生產函數轉變, 農業生產可能性邊界被拓展, 農業生產的目的也由傳統農業下的“自給自足”向現代農業下的“收入最大化”轉變, 農業生產效益、利潤水平顯著提升。而且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發展等農業現代化建設領域也都需要大量的資金, 金融機構存在支農的內在動力與利潤訴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改變了金融供給的制度框架和服務動因。此外, 就經營主體而言, 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的過程也是農戶內部結構性裂變和分化的過程, 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土地合作社和工商企業為代表的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但金融服務需求強烈、需求類型多樣, 而且更能滿足金融機構供給金融服務的抵押物偏好, 金融支農存在盈利和風險分擔的客觀條件和現實基礎。綜上所述,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與金融服務創新的價值鏈上的協同演化, 改變了政策引導下的單向行為, 形成了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雙向因果關系。
2.3 個體排斥向群體共生轉變
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信貸配給較為嚴重, 信貸供給方要么給予借款申請者少于其申請額度的貸款, 要么直接拒絕某些借款申請[27]。在這樣的情況下, 農戶和中小農業企業由于財務能力弱、信用水平低和缺乏相應的抵押擔保, 往往成為正規金融機構排斥的對象且長期處于被排斥狀態, 導致對正規金融機構產生了懷疑和抵觸心理, 進而陷入“自我排斥”的惡性循環。筆者在重慶的調研樣本顯示: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資金的籌集渠道仍主要來自親戚和朋友, 僅有35.6%的農戶通過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足以印證以上事實。但在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政策引導下, “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農超對接”等價值鏈主導型新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形態不斷涌現, 不但使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間形成了有效的利益聯結和協同配合的局面, 而且農戶也通過農業價值鏈改變了其所處的劣勢地位。因為在價值鏈的聯結下, 其融資問題能否得到滿足將直接鉗制整個價值鏈甚至農業產業的發展。因此在新形勢下, 金融機構立足于農業價值鏈全局, 進行價值鏈金融創新已是必然趨勢。這不但根治了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對稱和“金融排斥”的傳統頑疾, 而且實現了農業價值鏈增值與合作剩余創造。因此, 個體排斥向群體共生轉變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協同演化的重要特征現象。
3、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的演化機制
如果說特征現象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創新協同演化的外在表征, 那么有必要對其中隱含的深層次原因進行剖析, 這就涉及二者協同演化的機制。總體來說,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格局的形成體現的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體、金融中介組織與環境嵌套、互適和融合的事實, 是組織行為、產業環境和制度因素不斷作用的必然結果。按照演化經濟學的分析范式, 解析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創新演化機制主要從演化的互動機制、學習機制、變異和選擇機制3個維度展開, 力爭全面、系統地揭示二者協同演化格局形成的原因。
3.1 互動機制
互動機制揭示的是組織行為的變遷, 調整既受到環境的約束, 又能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實現行為調整, 進而改變環境。當然, 這種互動性并不是組織本身所具有的固有屬性, 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產生的。從這個維度來講, 互動機制是實現協同演化的前提和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條件。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中, 得益于農業價值鏈,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體 (包括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與金融中介組織間實現了信息對稱和共享, 并由此改善了農業信用環境和制度環境。長久以來, 農村金融信用環境的相對落后使得農業金融支持相關的制度安排無法實施, 或者說推廣農業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極高[28], 不良的信用環境使金融中介組織與農業經營主體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但隨著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價值鏈演化, 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通過價值鏈連為一個整體, 并通過“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和“公司+合作社+農戶”等形成協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這種農業生產與經營的高度組織化引起的直接結果就是將原本離散化、碎片化的信息轉化為農業價值鏈整體信息, 并在農業內部以及上下游之間實現了信息共享。當然, 這也利于農業價值鏈外部的金融中介組織共享信息, 有效化解了金融中介組織和農業經營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改善了農業金融服務供給的信用環境。此外, 通過農業價值鏈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 也改變了家庭經營農戶無法滿足金融中介組織抵押物偏好的現象, 通過農業價值鏈上與核心企業的信用捆綁機制或者達成的各類市場契約, 分布于農業價值鏈前端和后端的“金融排斥”主體同樣可以從金融機構那里得到信貸支持。更為重要的是, 農業價值鏈上下游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農戶提供的各類商業信用, 也滿足了農戶生產經營過程中對資金的需求。通過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的聯動, 拓展了金融服務范疇, 進一步優化了金融創新的制度環境。
3.2 學習機制
學習機制揭示的是金融中介組織與環境互動中不斷調整其行為和實現利益聯結的過程, 從這個層面來講,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協同演化的學習機制考察的就是金融機構自身如何實現其行為調整以及金融機構同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如何實現共生的過程。可以從以下2個方面來解釋: (1) 當小農家庭經營內嵌至社會化分工, 其效率空間與農業生產經營邊界被打破并沿著農業價值鏈向外部擴展, 生產規模經營向產業規模經濟轉變, 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金融服務供給主體存在通過協作削減交易成本、實現利益共贏的可能性與動機, 金融服務供給主體基于不對稱信息獨占壟斷利潤的“穩態”被打破, 并被經過多方博弈形成的獲取對稱剩余權利、合理分享合作剩余的“新穩態”取代。 (2) 在價值鏈上金融服務內涵邊界被拓展, 形成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如果相應制度安排及時跟進, 農業價值鏈上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可能是潛在金融服務提供者, 以及成長并演變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之, 隨著目前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準入門檻的降低, 金融機構的業務競爭、市場競爭不斷加劇, 而競爭機制可以降低金融機構服務供給的邊際成本, 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傳統金融服務供給主體勢必通過學習機制尋找其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在價值鏈上的新結合點, 形成協同演化格局。
3.3 變異和選擇機制
變異和選擇機制強調的是協同演化過程中既定特征的變化和系統內新事物的創造和產生, 解讀的是當環境發生變化后, 組織被迫尋找新技術和新的組織形態。發生變異后, 組織的行為模式也會發生變化, 從這個角度來講, 變異后形成的多樣性格局是選擇機制能夠運行的必然條件。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的變異和選擇機制揭示和反映的是金融技術創新節約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交易效率, 引起系統內新金融產品的產生和金融中介組織行為的變革。一般而言, 金融技術創新主要包含交易手段、交易方法甚至物質條件的變化。但本研究認為,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新格局的產生, 可以從交易手段和交易方法的變革中得到解答。抵押貸款和擔保貸款是當前中國農業貸款的主要形態, 抵押和擔保是貸款的必備條件, 這也是長久以來制約農業經營主體貸款可得性和加劇涉農金融機構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29-30]。但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所引致的制度框架重構催促下, 這樣的問題通過抵押品范圍拓展、信息不對稱性化解和信用傳遞機制就可以迎刃而解。具體而言, 隨著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 土地經營權、林權和倉單等不具有傳統抵押物屬性的物品在政策指引和相關配套設計的帶動下, 具備了抵押品的特性, 拓展了抵押品的范疇, 增強了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可得性。同時, 隨著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 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價值鏈形成了分工協作、相互監督、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的利益共同體, 以及基于產業環節的各類契約所形成的社會信任網絡及社會資本形態。這實質上有效替代了擔保物的風險, 增強了信息透明度, 緩解了農戶貸款信息不對稱程度, 降低了貸前的甄別、審核和貸后的管理成本, 并在組織框架內生成篩選和匹配機制, 自動規避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 抑制了信貸配給和排除現象[31]。此外, 在農業產業化的帶動下, 不但傳統分散經營的農戶組織性顯著增強, 而且更為重要和值得關注的是其單個生產行為直接關系到整個價值鏈的價值創造和農業產業鏈的成長,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連為一個整體并相互制約、相互影響,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農戶擔保的外在驅動和內在需求。農村新型經濟組織將單個農戶與金融機構建立起聯系[32], 實現了信用共享與傳遞。這樣變異后所形成的多樣化格局直接導致了價值鏈金融形態的產生, 依托農業價值鏈供給金融服務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協同演化的必然。
4、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協同的政策建議
4.1 建設農業價值鏈, 奠定金融服務創新的基礎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主要是通過農業價值鏈實現了協同演化。農業價值鏈是金融服務創新的前提基礎, 引領著新時期金融服務創新的思路, 因此要加快農業價值鏈建設, 為金融服務創新尤其是農業價值鏈金融服務創新奠定基礎。具體來說: (1) 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探索農戶家庭經營基礎上的適度規模經營新業態。未來相當長時間內, 農戶仍舊是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占據較大比重, 這是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中不容忽視的既定事實。在農戶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實現途徑中一個重要探索, 就是讓產前和產后的各類產業組織為農戶提供各種社會化服務, 提高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和實現服務規模經營, 這是中國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重要政策選擇。 (2) 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發展價值鏈主導型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選取特色性、競爭性農產品, 立足比較優勢, 優化區域布局, 力爭形成“一村一品”。同時, 加快農產品市場建設, 打通農業價值鏈環節和延長產業鏈, 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適度規模經營。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形式選擇上, 鼓勵多種類型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 發揮市場在農業資源和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3) 雖然價值鏈利益聯結和分配由市場決定, 但在農業價值鏈的穩定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覷。為此, 政府應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 規范價值鏈運行秩序, 保護農戶權益不受侵害, 為農業價值鏈的穩定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4.2 轉變思路, 強化農業金融業務創新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格局形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現象就是金融創新由“機構觀”向“功能觀”的轉變。因此, 在實踐操作層面, 要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創新的協同發展, 就應轉變思路, 強化農業金融業務創新。國外經驗和中國發展實際充分表明, 農業金融創新和其他產業不同, 在中國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現實背景下, 推動農業金融業務創新的關鍵就是要解決農戶融資難的問題。而且通過價值鏈, 農戶的融資難問題已經傳遞至整個農業價值鏈, 直接制約著價值鏈的成長和競爭力的提高。而農戶融資難主要的癥結就是抵押擔保問題, 新時期主要可以從2個方面予以化解: (1) 創新金融制度和技術, 拓展擔保物、抵押物范疇。探索利用林權、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戶房產、資金往來所形成的農業應收賬款以及農戶同龍頭企業簽訂的“訂單農業”合約進行抵押貸款、質押貸款或者設計針對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為滿足農戶融資需求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2) 創新擔保形式。依托農業產業化經營中所形成的各種利益聯結形態, 鼓勵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各類中間商為農戶提供貸款擔保, 切實解決農戶擔保難的問題。
4.3 明確分工, 建立農業金融合作機制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金融服務創新協同演化促使了價值鏈金融模式的產生。一般來講, 價值鏈金融活動包括價值鏈內部金融活動和價值鏈外部金融活動。價值鏈內部金融活動發生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之間, 是典型的“商業信用”, 而價值鏈外部融資活動則主要發生于價值鏈上的農業經營主體同金融中介組織之間, 是典型的“銀行信用”。可以說,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金融服務創新的協同演化, 不但拓展了農業融資范疇, 而且使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實現了同步發展。相較于正規金融機構, 非正規金融機構和農業經營主體間的互動性更為頻繁, 信息共享更為充分, 交易成本更為機動靈活, 服務方式更為豐富多樣。但囿于現行制度框架下的“只貸不存”政策影響, 非正規金融機構在支農方面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為此, 應明確分工, 發揮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優勢和非正規金融的支農效率優勢, 建立農業金融合作機制, 滿足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中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資金需求。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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