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要求。充分發揮小農戶的積極作用，必須科學認識小農戶發展面臨的生產弱勢、市場弱勢、資本弱勢和政策弱勢，優化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銜接的技術形態、組織形態、人力形態、制度形態、服務形態、產業形態等“六大形態”。
【關鍵詞】小農戶；鄉村振興；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內容，是在新的歷史方位下農業農村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要求。目前，在中國十三億多人口中仍有約六億的農民，即使將來城鎮化水平到了百分之七十，還會有四五億人生活在農村。小農戶大量且長期存在，是由中國的資源稟賦決定的，也是中國與一般農業發達國家不同的地方。中國農業現代化不會是美國式的大農場模式（機械技術-制度變遷），也不能與東亞式的小規模家庭農場模式（生物技術-制度變遷）簡單等同。基于此，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是一個短期部署，而是一個長期戰略。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小農戶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小農戶的地位和作用，將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的軌道，實現兩者的有機銜接，走出一條符合中國獨特資源稟賦的“中國道路”，切實解決好農民和農業問題。
一、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積極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是重要一環。
（一）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產業興旺的要求
舒爾茨提出的“理性小農”思想，顛覆了學術界對農民落后、愚昧的認知傳統，他認為農民和其他經濟主體一樣，能夠在自身特定約束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實際上，小農戶作用的積極發揮對于實現產業興旺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小農經濟的土地單產效率高。家庭承包制下的小農戶相對于大農戶有土地生產率上的效率優勢，這一觀點已為諸多學者論證。小農經濟的優勢主要在生產領域，由于管理精細且無需外部監督，因而交易成本較低，同時，小農經濟與我國農業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吻合，社會效率高。在我國很多地區，由于地理條件限制，只能采用小農戶的經營形式。即便是大農業企業，如今仍然多依賴與小農戶簽訂合同或訂單的方式來經營，而不是采用資本主義雇工經營方式。
第二，小農戶是農業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力。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產品需求結構也會相應轉變，將從熱量性食品過渡到到保護性食品為主。小農戶會根據市場上消費需求的變化整合自身要素，拉動產業結構調整，從傳統的糧食種植向果蔬種植以及種養結合的飼養業轉化，從而實現農業領域的“去過密化”和單位土地農業產值的提升，黃宗智將其稱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第三，小農戶能形成產業融合的助動力。人們多樣化個性化需求的滿足需要大量復雜而細膩的手工勞動，小農戶經濟恰好便于提供這種勞動形態，這是大規模生產所缺乏的。小農戶不僅可以提供符合個體需要的豐富且綠色的農產品，還可以利用此優勢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健康養老等產業，提供休閑、觀光等功能，有利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二）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生態宜居的要求
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繁榮農村，必須加快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水平，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生態安全方面，長期以來，小農戶順應農業生態規律，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產出滿足生產生活需求的農產品，維持了農業的可持續生產力。反之，在工業化的影響下，規模化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可能采取破壞生態環境的手段，比如濫用化肥、農藥以及無限制地對農業的索取，忽視農產品生產的生命周期和規律。
生態多樣性方面，“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小農戶在一代代生活傳承中，將文化與自然通過自己的生產和生活連接起來，給予了村落自然載體與文化的功能，維持村莊這一生命共同體的多樣性、完整性，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城鄉關系方面，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但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身份難與職業流轉同步，很少能在城市安頓下來。因此，堅持以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有利于維護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為返鄉農民提供保障，發揮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作用。
（三）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鄉風文明的要求
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其中，小農戶的作用不容忽視。
一方面，小農精神是鄉村文明重要組成部分。小農的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品行，敬畏自然的傳統以及尊重和利用規律的智慧，是突出的鄉風文明，指導農民處理自然與社會，當下與未來的關系。
另一方面，小農戶是傳統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小農不僅是農業經濟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在小農戶的日常生產生活中凝練出生活化、趣味化的鄉規民約、村土文化。在親朋接待、婚喪嫁娶中的禮俗中、在耕種收獲的勞動中、在歲時節日的禁忌禱告中，在日常生活的規約、勸誡中，小農戶潛移默化地了解、認識、感受、接受鄉村文明，也創造鄉村文明的載體，并成為他們生產生活中的一部分。有的在當代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式保存著，仍在影響一代代人。
（四）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治理有效的要求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微觀基礎，鄉村治理水平關系黨和國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實，也關系農民切身利益，小農戶作用的發揮有利于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一方面，小農戶作用的發揮有利于形成農村治理的“德治基礎”。鄉土社會小農戶從彼此熟悉中得到信任，形成了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親疏遠近的“差序格局”的人際網絡，社會關系以“己”為中心，一層一層推出去。這種推己及人，克己修身的個人道德觀，行為規矩的禮俗及基于熟人社會而產生的社會信用構成了鄉土社會的秩序。理想的鄉土秩序會使得人自動守規矩，不必有監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于身外的力量，而在于熟人社會內化的習慣和良心，這成為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的重要補充。
另一方面，小農戶作用的發揮有利于形成農村治理的“自治基礎”。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村民自治以來，農民主人翁意識不斷增強，政治素質和民主法制觀念得到提高。村民自治使社會主義民主賦予廣大群眾的民主權利從基本制度和法律規定，變為普通民眾最廣泛的實踐，反映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
（五）積極充分發揮小農戶的作用有利于實現生活富裕的要求
“養家糊口”“過上好日子”是農民從事經濟活動的最樸素的目標。農民生活富裕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之一，也是我國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必要條件，成為黨和國家農村工作的當務之急。
第一，小農戶仍占“大多數”。習近平總書記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苦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農村貧困群眾大多是小農戶，并大多生產方式落后。在發展現代農業過程中發揮小農戶的作用，可以增強他們內生發展動力，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實現農民增收，使得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第二，農民的基本生活仍靠“兩柄拐杖”維持。改革開放以來，小農家庭往往半工半耕，維持家計。在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兼業并且不失去土地，不僅滿足農民對家庭生計的需求，更能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二、科學認識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下小農戶面臨的發展弱勢
小農戶與現代農業不同的特性、運行規律和發展機制決定了兩者銜接必然不是一帆風順的。只有科學認識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銜接的弱勢，遵循現代農業的發展規律，才能實現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的提升。這些需要克服的弱勢，概括起來就是小農戶的生產弱勢、市場弱勢、資本弱勢和政策弱勢。
（一）小農戶的生產弱勢
關于傳統農業的定義，舒爾茨認為“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可稱為傳統農業，其基本特征是貧窮但有效率”。而現代農業的主要特征則是社會化大生產，這必然要求生產規模的擴大、集中和專業化分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要求間還存在較大差距。
一是小農戶現代物質裝備和科技創新能力低。在傳統農業中，農產品生產通常由數量眾多但分布較散的小農戶承擔。小農戶采取家庭經營方式，精耕細作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土地經營規模小，耕地細碎化。所采取的工具和方法也較落后，科技創新能力和技術推廣能力低，機械化程度低。而現代農業要求具備強大的技術和經營能力、發達的關系資本、通暢的信息和營銷渠道來滿足農產品對儲存條件、運輸條件的高度要求。所以，小農戶很難具備從事對土地規模要求高、資本投入大、市場回報率高的現代農業的能力。
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我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相對滯后，服務內容難以滿足農戶一生產生活需要，公共服務能力還不夠強，農業公益性服務能力特別是農業技術推廣、病蟲防害、農產品質量監管等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同時，小農戶所接受的技術、信息、資金等各方面服務和幫助較少，制約著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融合。
（二）小農戶的市場弱勢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小農戶作為重要的微觀經濟活動主體，在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中受到諸多制約因素，影響著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
從市場機制看，小農戶缺乏競爭優勢。第一，小農戶提供的農產品供給與市場的需求不匹配。農產品的生產在空間上是分散的，在時間上帶有季節性特點；但市場對于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在空間上是集中的，而在時間上卻帶有持續進行的特點。單個農戶沒有資金、技術優勢，很難大規模生產以及保存農產品，提供給市場的農產品商品數量和種類十分有限，小農戶的供給和市場需求之間存在錯位。第二，小農戶競爭力弱。小農戶獲取市場信息的能力較差，信息傳遞滯后，難以及時捕捉到市場變化，使得農產品生產具有盲目性，遇上市場情況變化后也往往首當其沖，遭受損失，抗風險能力差。
從微觀主體看，小農戶缺乏競爭優勢。第一，小農戶普遍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質整體水平不高，運用現代生產技術、信息手段能力不強，使得其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浪潮下也很難順勢而為。第二，老齡化、兼業化嚴重。工業化、城市化的不可逆趨勢將持續推動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農村青壯年缺乏的“留守經濟”現象將會進一步加劇，老人及婦女缺乏在農村市場有所作為的意愿和能力。
（三）小農戶的資本弱勢
資本在生產要素的組合中具有“粘合劑”的作用，可以將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組合在一起，對于促進農民增收和實現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小農戶在金融服務的供給上有先天的弱勢，使之在與現代農業發展銜接中極其被動。
一是小農戶融資能力弱。小農戶所擁有的財產性資產主要集中于土地形式，但由于我國農地使用權抵押不能與國有土地同等人市、同權同價，難以達到銀行對貸款對象的要求。此外，農戶的融資需求量小、分散、信息收集和鑒別成本高，進一步增加了金融機構的成本和風險，因此，針對小農戶的金融服務普遍缺乏，小農戶難以獲得充分的金融信貸服務。
二是小農戶付出的“小資本”代價高昂。批發商和大“龍頭企業”等大資本在流通領域占主導地位，小農戶由于生產規模較小且缺少統一化標準，往往處于弱勢，成為價格接受者。小農戶與大資本處于不對等的市場地位。
（四）小農戶的政策弱勢
荷蘭農村社會學家范德普勒格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小農戶面臨著依附、剝奪以及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政府在促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不能把小農戶當做一個既定要素，而應作為農業中的主體。政府的政策偏好會決定要素配置和經濟績效。
一是規模偏好導致小農戶共享的現代化成果有限。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構建和逐步完善過程中，政府給予“龍頭企業”、種養大戶、農民合作社優惠的政策及補貼，鼓勵“工商資本下鄉”，鼓勵大規模土地流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迅速，成為發展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但是，這種規模偏好下經濟福利得到改善的更多是工商資本和農民中的少數，不少農民被擠出在外，難以分享到改革紅利。大量專業合作社和小農戶關系也若即若離，沒有很好地體現合作社的宗旨，沒有改變小農戶合作困境。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下鄉卻代替了老鄉，沒有帶動老鄉”，“農家樂讓老板樂了，沒有讓農民樂”，“富了老板，虧了老鄉”的現象。
二是城市偏好導致小農戶發展機會受限。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城鄉之問、工農之間不均衡現象突出。“十二五”以來，我國已初步構建起覆蓋城鄉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但是農民享受的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與城市居民差別還較大。農村的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大量單向流向到城市，小農戶缺乏發展自我和農村的優質勞動力資源、資金保障，使他們難以把握發展機會。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盡管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有障礙，但對于二者關系應有以下幾點認識：第一，生產社會化并不意味著所有生產單位都是大企業大資本。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并不矛盾，小農戶如果條件具備，也可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統一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二，小農戶與科技、市場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并不矛盾，小農戶可以更好地利用這些要素。第三，小農戶經營并不必然導致貧困，小農戶可以在自發流轉的基礎上實現家庭適當規模經營，從而實現更多的經濟利益。第四，小農戶為主體的農村差序格局，對于鄉村秩序的維護，鄉村文明的傳承和振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重要的意義。
三、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優化小農戶發展的路徑安排
在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充分發揮小農戶的積極作用，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關鍵是要抓好六個方面的優化，具體體現為：
（一）技術形態優化——以現代科技和裝備為支撐
農業產業興旺關鍵在科技進步和創新。要立足我國國情，遵循農業科技規律，加快創新步伐，努力搶占世界農業科技競爭制高點，牢牢掌握我國農業科技發展主動權，為我國由農業大國走向農業強國提供堅實科技支撐。
一是發展現代生產技術。適應農業轉方式調結構新要求，調整農業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選擇適合我國實際的技術創新路線，在現代育種、農業信息、農產品精深加工、資源節約、農產品質量安全等領域進行重點突破，從而實現提高產量、提升質量、降低成本、保證安全的效果。
二是發展農業物質裝備。不斷改善和提升農業裝備水平，尤其是機械化水平，加快農機結構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業機械的科技含量，大力推進主要農作物生產機械化，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同時，積極利用現代物質裝備改善小農戶儲藏條件，減低因缺乏現代化設施所導致的在流通領域中的大量損失，提高農戶的收人。
（二）組織形態優化——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
立足農村，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鼓勵小農戶融人專業合作社，實現農業生產活動與農業經營活動的合理分工，增強小農戶抗御風險的能力，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水平。
一是發揮專業合作社的帶動作用。引導農戶融人農產品鏈，農戶集中生產領域，合作社為農業產品提供縱向一體化（加工、銷售等）的服務，如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采購，新技術的選擇，信息的獲取，產品的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等由農民專業合作社來統一經營與服務，讓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真正服務于農民的合作社。
二是發揮專業合作社的合作性。加強農民合作社規范化建設。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擴大生產經營面積，解決土地碎片化和產出能力低下等問題，推動集約規模經營。積極引導小農戶與合作社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共同發展，鼓勵農民或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與以“訂單農業”等方式實現規模經營．進一步優化利益聯結機制，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使得合作社的功能更加多樣，業態更加豐富，利益聯結更加緊密。
（三）人力形態優化——以發揮小農戶主體作用為導向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在農村經濟中具有強大經濟動因，并且這種投資可以闡明所觀察到的農戶貧困程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我國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富裕的關鍵在“人”，應充分發揮億萬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
一是提升農民的身份認同。提高農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適應的優良家風、文明鄉風和新鄉賢文化，充分挖掘具有農耕特點、民族特色、鄉土特質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促進農民的主體意識的覺醒、自我認同的建立。
二是加快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對農民開展各種形式的職業技能和知識的培訓，培養和強化農民職業理想和信念，提高其生產經營能力、農業生產效率和增收能力，增強農民的自我積累和內生發展能力，培養一大批把農民作為一個職業象征的具有較強市場意識、懂經營、會管理、有技術的農村發展帶頭人、農村技能服務型人才、農村生產經營型人才等農村實用人才，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成長為新型職業農民。
（四）制度形態優化——以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底線
制度形態優化關鍵是要守住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底線并不斷優化，為此：
一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基本經營制度這一制度底線。實踐證明，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既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又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性質相符合，是公有制在農村土地這種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資產的占有和運用上的體現。
二是不斷探索和豐富多種實現形式。積極引導農民在自愿的前提下，通過村組內互換并地等方式，實現按戶連片耕種、土地經營權流轉、股份合作、代耕代種、聯耕聯種、土地托能：鋒多種方式，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提高農業經營效益。現實當中，不少農村地區的農民通過經營形式創新，在不進行土地流轉和改變農業經營主體的基礎上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探索多種以普通農戶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五）服務形態優化——以構建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依托
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性服務和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總結推廣農業生產全程社會化服務試點經驗，扶持培育農機作業、農田灌排、統防統治、烘干倉儲等經營性服務組織。支持供銷、郵政、農機等系統發揮為農服務綜合平臺作用，促進傳統農資流通網點向現代農資綜合服務商轉型。
二是實現利益共享基礎上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小農戶經營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人，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多主體共建，利益共享，為農業、農村、農民提供所需的農業科技研發、農產品供銷、農業信貸以及垂直一體化操作等全方位服務，實現利益共享，滿足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層次社會化需求。
（六）產業形態優化——以產業融臺發展為引擎
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膨，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探索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是豐富產業融合的內容。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優化農業種養殖結構，大力發展綠色農業；鼓勵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推進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進一步延伸農業產業鏈條；推進農業與旅游、教育、文化、健康養老等產業深度融合，拓展農業多種功能。
二是創新產業融合手段。大力發展農業新型業態，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推進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
三是探索農村產業融合的不同模式。因地制宜，鼓勵發展農村一鄉一業、一村一品以及促進農業循環經濟發展。
（責任編校：劉險峰）
作者簡介：蔣永穆，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虔，女，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
來源：《求索》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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