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是農業大國，農耕源流深遠、農地面積廣博、農村人口眾多。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至2017年中共中央連續十五次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具體部署，在改善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提高農民生活收入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亦相繼發布，為新時期的農村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鄉村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落實到鄉村振興的具體舉措，本文提出依托內生發展的路徑：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是內生發展之基，要始終相信、依靠和發動農民；充分活化鄉村自身的特色資源是內生發展之源，要以產業帶動鄉村發展，變輸血為造血；治理能力的提升是鄉村內生發展的重要保障，著力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推動鄉村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時俱進的制度創新則將為鄉村內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唯此，鄉村的“內生型”發展道路才會越走越順，鄉村振興之星火亦必成燎原之勢。
2018年中央一號文《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發布，具化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分階段目標任務，提出七大基本原則：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堅持鄉村全面振興；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
隨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發布，提出2020年總體行動目標：到2020年，實現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村莊環境基本干凈整潔有序，村民環境與健康意識普遍增強。《行動方案》結合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針對東部、中西部等不同區域提出不同的行動目標，使得方案更具可操作性。
《行動方案》提出六大重點任務，重點任務的落實關鍵在于發揮村民主體作用，政府強化相關政策支持，以此達到“打造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目標。
鄉村振興戰略等深刻把握了城鄉關系的發展規律，將鄉村放在了與城市平等的地位上，堅持以農民為振興主體，立足于鄉村的生態、產業、歷史文化等特色資源，通過農業供給側改革激活市場與要素，化地域資源為發展資本，構建起鄉村振興的內生增長機制。這種新型的城鄉關系改變了以往城市反哺農村的思路，真正將城鄉納入統一的發展框架之中，通過城鄉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最終實現城市繁榮與鄉村振興。
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是鄉村內生發展之基
千百年來農民扎根于土地，以勤勉的勞作和高超的智慧長期保持了我國在農業生產技術領域和地均耕地產出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首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以及基層組織建設，以其巨大的創造力推動著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新時期的鄉村振興，在積極吸納外部資本、技術和人力的同時，仍要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要始終將相信農民、依靠農民、發動農民放在首位，農民的事情讓農民做主，農民的事業靠農民來辦，以廣大農民的智慧與汗水實現新一輪的鄉村振興。
浙江紹興富盛青蝦農村專業合作社的許國民二十余年一心撲在水產事業，為解決傳統單一青蝦養殖蝦病多、產量低的缺點，他潛心鉆研，探索推廣的“稻蝦輪作”和“稻鰍共育”模式在“穩糧”前提下實現了“一地兩用三收”的效益。
為帶動農民致富，2008年他帶領五十多位農戶成立青蝦專業合作社，悉心向大家傳授養殖經驗，廣大農戶種養后收入實現倍增，并示范帶動浙江全省“蝦稻輪作、稻鰍共育”生態循環種養模式快速發展，僅紹興市就達三萬余畝。合作社還積極承辦生產技術交流現場會、與科研機構合作泥鰍種苗繁育基地，推動了種養業的科技推廣與成果轉化，解決了廣大農民的種苗需求與技術難題。
實踐證明，只要充分發揮廣大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借助產業轉移、精準扶貧以及新興產業模式的大勢，激發群眾的干事勁頭和創業熱情，鄉村振興就指日可俟。
立足自身的特色資源是鄉村內生發展之源
特色資源是鄉村振興的基石，要充分挖掘鄉村的產業、生態、歷史文化資產，因地制宜合理開發利用，將特色資源活化為發展資本，以產業發展帶動各類生產要素向農村匯聚，實現鄉村的繁榮振興。
青礁村院前社位于廈門市海滄區海滄街道，是保生濟慈文化的發祥地，閩臺文化源流深厚，有近四十余棟清代古民居留存。2014年前，年輕人多外出務工，村內田地荒廢、產業衰頹，只剩老幼以種菜為生，一度被政府列為拆遷村。
美麗廈門共同締造活動開展后，村社居民活用本土特色資源，依托原有的種植基礎開發“城市菜地”，新型的精細化生產模式下一畝地的產值從兩萬元提升至八萬元，城市菜地不僅成為城里人的開心農場，更成為院前人的“聚寶盆”；傳統建筑是院前發展歷程中存留的瑰寶，通過改造修繕和新功能植入，一棟棟古民居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原來的大夫第建成社區書院國學講壇，每逢周末院前社的兒童在其中學習手偶劇表演、手工制作、繪畫等課程，社區書院墻體則展示有慈濟文化與顏氏宗親文化，院前的歷史文化得以留存活化，成為維系村社鄰里關系的紐帶與遠行游子的精神寄托。
院前社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因地制宜、創新發展，在傳承閩南文化的同時發展了村莊經濟，其內生的增長動力得到激發，走出了一條院前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鄉村意象引人神往，獨特的山水格局與建筑形態、淳樸的民風與各具特色的風土人情，塑造出中國鄉村的典型圖景。
安徽宏村位于黃山市黟縣，其徽派民居與湖光山色交相輝映，素有“畫里鄉村”之稱。九十年代，宏村與許多古村落一樣，面臨著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系列問題：部分古建筑年久失修，風雨飄搖；各種新式建筑頻頻出現，與徽派傳統風貌格格不入；許多村民外出打工，老房子人去樓空、日漸破敗。
1997年，黟縣政府引入外來投資商，合作開發宏村古村落旅游，以“政府主導、企業運作、村民參與”的方式，啟動了實質性的古村落保護與整治行動，老房子得以修葺，古村落得到了妥善保護，原有的山光水色與古村民居得到活化利用。2000年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6年宏村入選中國第一批特色小鎮，同年旅游收入破億。依托原有的的自然山水格局與村落形態，宏村作為典型樣本實現了傳統建筑保護、歷史文化傳承與鄉村經濟結構轉型的良性循環，彰顯了鄉村特色資源的獨特價值。
多方參與與科學規劃激發了宏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了傳統鄉村風貌與意象的回歸，“青山綠水本無價，白墻黑瓦別有情”，千百年來代代相承的徽派民居與山水格局得以在保護中發展，在開發中重生，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與烏鎮、宏村等依托山水建筑資源稟賦引入文化、互聯網等新興業態不同，另一種內生發展的典型模式即近年來得到高速發展的“淘寶村”。
淘寶村是指活躍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到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2017年，全國淘寶村超過2100個，廣泛分布在全國24個省市區，活躍網店數超40萬家。淘寶村是“互聯網+農業”的典型模式，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借助互聯網平臺與網上海量個性需求相對接，其發展空間巨大。
據不完全統計，以農產品為特色的淘寶村超過100家，沐陽花木、陽澄湖大閘蟹、安溪鐵觀音等都借助電商服務實現了銷售量的躍升；不僅如此，涇縣宣紙、即墨鳥籠、鶴慶銀器等手工藝品亦成為當地淘寶村的主打品牌，新興的技術手段與營銷模式在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同時傳承了民俗技藝與非遺文化，實現了鄉村物質與精神文明的雙重振興。
淘寶村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集聚創業人才、電商服務、配套政策等，成為創業的熱土。
江蘇沐陽擁有41個淘寶村，其濃厚的電商創業氛圍吸引了大學生、退伍軍人、外出務工人員等紛紛返鄉創業，農村生產經營的主體進一步加以充實，“三農”發展的新動能得以培育。在貧困地區的淘寶村，一批批村民通過電商創業就業，增加收入，脫貧致富，在全國13個國家級貧困縣分布有33個淘寶村，在全國省級貧困縣則分布有淘寶村數百，電商脫貧成為新一輪精準扶貧的創新舉措。
以本土特色產品為內在基石，策應“互聯網+”戰略，從營銷、銷售、物流、服務、品牌建設等多方面著手，構建起更加完善的農村電商生產運營體系，推動鄉村產能與城市需求精準對接，實現鄉村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治理能力提升是鄉村內生發展的重要保障
鄉村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鄉村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體系運轉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鄉村振興多方力量能否在法治的維度下共謀共建，直接關系到鄉村特色資源能否最終順利轉化為發展資本，是鄉村內生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要構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以治理能力的提升集聚群眾智慧、凝結多方力量以激發內生發展動力，必須創新現有的管治模式，走鄉村善治之路。要建立健全以黨委為龍頭、法治為保障，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以基層黨組織建設深化村民自治，營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
近年來在浙江、海南等省興起的鄉賢理事會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在推動鄉村治理機制完善、傳承鄉村歷史文化、推動鄉村資源利用開發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海口市新坡鎮搭建鄉賢協商會和鄉賢村務協商會兩級平臺，鎮村兩級重要事項的謀劃和施行都通過兩個平臺征集鄉賢意見建議，既能集思廣益、創新創意，又可統一思想、推動執行，真正體現了“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的現代社會治理理念。
在新坡鎮的雙創工作中，商戶對統一印制的遮陽棚不滿意而不愿更換，有鄉賢建議將本地歷史人文的卡通LOGO形象印制到遮陽棚上，既好看，又親民，問題迎刃而解；鄉賢彭貴陽以“公司+農戶”的模式帶領村民種植石斛，村民務工和外租土地的收入連年提升，帶動了很多外出青年回村立業。
實踐證明，通過鄉賢理事會等鄉村治理模式的創新，以鄉村善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搭建多方力量參與鄉村建設的平臺，是實現鄉村振興發展的可行路徑。
制度創新是鄉村內生發展的不竭動力
始于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創新，包產到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增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促進了農村經濟自下而上的內生發展，其開創與實踐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新起點。
時至今日，伴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持續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農村的生產組織與經營方式發生著深刻變化，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并面臨著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在新的歷史時期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激活主體、要素與市場，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與協同性，不斷以制度創新培育鄉村內生發展新動能，開創農業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2017年，濮陽市范縣與華龍區納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改革在濮陽全面鋪開，沉睡閑置的農村集體資產得以厘清、蘇醒，并進一步與特色產業、脫貧攻堅相結合，推動濮陽農村再次呈現出盎然生機。
濮陽市以確權確股為基礎，以賦權活權為重點，在全市1414個村推進資產核資，在86個村成立農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量化資產近兩億，確認股東近六萬個，農民產權意識得到強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深入開展；結合農村產權交易服務平臺，農地的融資能力大幅提升，農民持土地經營權證、宅基地使用權證等便可獲得銀行授信貸款，累計發放“兩權”抵押貸款破億，為農村多種適度經營方式提供了物質保障；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得到扶持發展，示范社、示范農場帶動農民增收、優化農業結構效益顯著，全市土地流轉面積達到162萬畝，超過家庭承包經營總面積的43%，三權分置良性運轉，農地規模化經營穩步向前、農民財產性收入也穩步提升，馬呼屯村村民馬書銘加入村集體合作社后，其土地租金收入與保底分紅就超過6000元，是原有種植收入兩倍還多。
濮陽市以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作為鄉村振興的主要抓手，以改革發展壯大農村經濟，進一步激發了鄉村發展內生動力，拓寬了農民的增收渠道，實現了振興發展的“彎道超車”。
鄉村振興的內生發展路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費孝通先生在對吳江縣下轄的五個鎮進行調研后，盛贊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工業化，“社隊工業的這種強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條件它就發芽，就蓬蓬勃勃的生長。在草根工業中，農民表現出充分的主動性，這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么？”只要堅持以農民為鄉村振興的主體，立足自身特色資源，不斷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強化制度性供給，鄉村的“內生型”發展道路就會越走越順、越走越實，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最終實現鄉村的振興發展。
作者簡介：任思儒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 指導老師：李郇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 中山大學城市化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大學城鎮化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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