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們2017年暑期調研的一個村，村支書談起“收社會治安綜合保險費”的事情：
村支書A：“我們村當時要完成的任務數是三千多近四千塊錢，每個人兩塊五，我們村一千五百多人。但是你也知道，問農民收錢怎么收的到嘛，別說收兩塊五，就收一毛錢都要求爺爺告奶奶。我們就想了個法子，號召那些拿了政策指標的人‘捐款’，他們每個月都能得幾百塊，也不是真的困難到揭不開鍋，這樣，全村七八十戶享受了政策好處的，差不多有三四十戶愿意出，每戶捐了一百塊，法律禁止我們向農民收費集資的，但是那些享受了政策的人愿意主動捐一點幫助村里度過難關，這不犯法吧。不搞點非常手段，任務怎么完的成？”
村支書A在談論自己的工作時，處處暗示我們“在基層做工作就要有非常手段”，而這些“非常手段”往往即將或者已經突破了法律紅線。如果說呼喚上級多發文件并不能證明村干部的法治意識明顯增強，那是何緣由使得他們對“文件”有如此強烈的需求呢？
村支書B：“比如我們現在拆空心房，大部分人還是配合的，我們就能把任務完成了，但是遇到那些房子確實又老又舊而且沒人住，但是他死活不愿意拆的，你讓我怎么辦？上級一邊要求我幾號幾號之前做完這個工作，一邊你又不跟我說對這種頑固分子該怎么辦？現在是絕對不能來蠻的，萬一他們給你拍了放到網上去，大家全完蛋；人家吃的也不是我家的米，我們沒什么約束人家的，我好言好語跟他說，他就尾巴翹到天上去，不補償多少就免談，你讓我怎么做工作？要么你上面下個文來，怎么怎么著我們就可以強拆，你來點硬碰硬的……只要你下文了，那就好辦了?！?/p>
從村支書B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村干部對“文件”的呼喚其實是對“尚方寶劍”的呼喚，他們把上級下發的“文件”當成自己的治理武器，用來“對付”工作中遇到的不合作者。
為何近年來村干部會有對上級“多下文”的訴求呢？其實村支書B的話已經隱約告訴了我們答案：一是“不能來蠻的”，二是“吃的不是我家的米”，三是“我們沒什么約束人家的”。正因如此，每當遇到修路時阻工的、對某項政策強烈抵制的農民時，村干部都很難找到“說話人”來協助做工作，而只能徒呼奈何。
所以，呼喚上級出臺更為具體細致的政策規定，呼喚上級“多發文件”，與其說是村支書的法治意識不斷增強，不如說是在傳統的治理手段逐漸失效、治理資源不足時村干部在向上級討要“尚方寶劍”。
“增權”與“推責”：村莊和上級的博弈
對于村級組織來說，每一級政府都是自己的“上級”，這就意味著每一級政府重視的問題，每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下發的文件，村莊都要去落實，而現實中除了一些“務虛的學習文件外”，幾乎“每一份文件都對應著一項工作”。村支書和村主任每月能拿到兩千的津貼，其他村干部每月一千三，但村干部們的工作時間可不是“法定工作日的八小時工作制”，而是隨時隨地隨刻待命的狀態。村級組織自身并沒有什么強制權力，手中能分配的資源要么“戴了帽”不能動態調整，要么少得可憐，但是出了問題卻有許多的“通報批評”和“一票否決”。所以村支書們才會發出“錢少事多，權小責大”的抱怨。
而如果上級下文，尤其是下發賦予基層部分強制執行權力的文件后，基層干部事實上得到了上級政府的“賦權”，而如果此項政策出了問題，出了問題，主責也是出臺政策措施的主體，追究下來，基層干部只是依法依規執行政策而已。這就形成了既“賦權”又“推責”的最有利于村級組織的局面。比如據我們得到的某村2017年收到的鎮政府下發的《某鎮關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文件，其中就提到“對于查處的村莊野外用火案件，每起罰款300元……罰沒金額50%返村作為工作經費”。該村還收到一份《某鎮關于“空心房”整治行動》的文件，文件中對包括該村在內的5個村直接點名并寫明“集中力量進行強拆”。這些文件不但直接賦予了村級組織罰款等強制性權力，還以返還工作經費的方式進行獎勵，可謂既“賦權”給村又把責任攬到了鎮政府身上。村級組織當然歡迎。
這也反映出村級組織在接收和執行文件時，自身作為一個利益主體，與上級政府其實存在著博弈關系。所以有些文件村級組織既歡迎，也會不折不扣執行，比如罰款（尤其是罰款后還有獎勵返還的），比如“強制執行”的字眼；而有些既要出力又沒有配套經費的文件則會陽奉陰違，開會念一下就算“過了”，比如成立紅白理事會，抓移風易俗；還有些文件則是執行其中的一部分，“忽視”另一部分，比如讓村級組織自行完成小額項目的招投標，村級組織歡迎的是賦予村級組織“招投標”權力，但是執行的時候，其他條條框框的限制往往被漠視，而更喜歡用“特事特辦”這一條自主完成招投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漁樵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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