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成為影響農村全面小康和社會和諧的突出問題，應高度重視，完善制度，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調動經濟、政策法律、社會組織、倫理道德等多元化的養老資源協同助力農村養老，形成養老資源多元供給，加快構建農村家庭、社會、政府協同養老新局面。
一、現階段農村老年人“養老難”問題的凸顯
農村老人“養老難”問題主要表現在：經濟供養方面，農村老人自身的經濟基礎薄弱，撫養子女成家立業負擔沉重，老年階段養老積蓄微薄。一些留守老人因家庭經濟拮據，年老還需要勞動自養，高齡仍需要干沉重的農活，并不存在城鎮職工“退休養老”的生活保障。進城打工謀生的農民工群體經濟收入普遍不高，在撫養子女費用不斷攀升的現代社會，贍養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顧了小顧不了老”。生活照料方面，成年子女紛紛外出打工謀生，留守老人比較普遍，日常生活無人照料，孤寡老人、患病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生活更為艱難。不少身體硬朗的留守老人還要承擔起“隔代撫養”留守孫輩的責任，加重了生活負擔。精神慰藉上，跨地域的打工人口流動和返鄉消費成本使進城務工子女很難經常回家探望留守老人，有的甚至兩三年回一次家，回家也是來去匆匆。以家庭為人生核心價值的農村老人很難享受到家庭團圓、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精神生活非常孤獨。
二、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延續與局限
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發展階段，農村社會將長期處于快速的社會轉型期，城鄉、區域發展程度的差別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現狀，單獨靠家庭養老模式和政府養老模式都難以應對社會轉型期農村養老難題。
雖然傳統“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模式是適應農耕社會的“反哺式”養老模式，現代社會則形成家庭養老向政府養老為主過渡，家庭“反哺式養老”向“接力式養老”轉型的趨勢，但由于和家庭養老緊密聯系的代際倫理和家庭價值觀深深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持續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情感價值與行為模式，因此家庭養老不僅延續著其養老保障功能，在構建現代中國的代際互動關系中也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三、政府承擔農村養老功能的有效與有限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此后，政府履行社會保障職能逐步完善，建立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幾千年依靠“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改變，正構建著一種家庭和政府共同養老的新型農村養老模式。
在國家掌握的經濟資源并不十分寬裕的現代化發展階段，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和比城市規模更大的農村老齡人口，國家給農村老年人提供的養老資源只能是低水平的，是歷史性的起步，因此需要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步伐完善醫養結合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體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才能更好地滿足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需求。
四、加快構建農村家庭、政府、社會協同養老新局面
構建適應現代社會和中國國情的農村新型養老秩序，需要充分調動多種積極因素，重新界定多元化主體的養老責任與職能，推動家庭、政府、社會等多元養老主體協同參與養老。在現代社會，經濟養老資源供給的主導責任由家庭轉向政府，家庭、政府、社會共同提供養老照料陪護服務。同時，根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家庭養老給老年人的親情關懷和精神慰藉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企業、社會組織是協同參與養老的主體，可以彌補政府和家庭供給養老資源和功能發揮途徑有限性的不足。
政府以農村基層組織為依托，有效舉辦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尊老敬老節，弘揚尊老敬老的文化氛圍，不僅能夠有效培育、調動養老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源，也能夠有效調動社會和企業的經濟資源，實現養老經濟資源的多元供給，為老人發放更高水平的養老福利和養老金，彌補家庭養老經濟負擔較重和政府提供的農村養老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不足，形成政府、家庭、村集體和企業協同參與農村養老事業的新局面，這對解決農村養老難題是一個重要助力。在基層組織創設的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養老社會互動平臺上，改革開放后先富起來的村民和鄉村企業積極捐資捐物敬老成為社會主義一個新風尚。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前沿》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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