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研究的緣由
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作為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鄉轉移就業過程中正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機，而自殺意念則是其重要觀測指標。農村人口轉移就業導致了以往農村居民的自殺風險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特別是在城市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而市民化意愿較強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自殺的潛在高危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49.7%，已逐漸成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現實主體。其在城鄉轉移就業過程中面臨眾多的就業機會與發展空間的同時，也給其精神健康和城市生存境況帶來了新的風險。而以往對其城市就業等經濟性方面的高度關注掩蓋了其精神健康方面存在的風險，特別是自殺意念及其引發的自殺行為。
總體來說，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居民健康風險干預的措施和水平逐漸提高，我國居民的自殺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如已有調查結果表明，我國1995—1999 年的自殺率約為23.2/10萬, 是15~34歲年齡段人口的首要死亡原因，2009—2011 年的自殺率約為9.8/10萬，也有學者綜合利用官方數據發現我國居民自殺率從1987年的17.65/10萬下降到了2008年的6.60/10萬。目前學術界對居民自殺的原因及其變化的分析主要有三種理論視角：一是基于心理學、精神病學的公共衛生視角對城鄉居民自殺意念與行為進行分析。遵循這一視角的研究大都運用統計學方法從性格特征、心理狀況特征、精神病患病率等方面來探究個體自殺意念與行為的產生。二是基于家庭社會學的視角對我國農村居民自殺成因進行探究。三是基于價值觀轉變和社會結構轉型的社會變遷視角闡釋自殺率變化。
然而，已有研究的公共衛生和家庭社會學視角大都局限于從微觀的個體心理癥狀和家庭權力靜態分析自殺現象，而對我國農村自殺現象在特征以及空間分布上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的巨大差異缺乏解釋力;社會變遷視角囿于從宏觀的價值觀念和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對自殺現象進行闡釋，而對其因果關系缺乏進一步的“深描”，且忽視了對農村居民自殺的風險通過城鄉轉移就業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社會事實”的關注。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閑暇生活與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健康問題研究”課題組在福建、湖南和貴州三省進行抽樣問卷調查。此次調查對象為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了盡可能彌補以往有關研究中農民工抽樣的缺陷，抽樣調查分別采取流入地抽樣調查和流出地抽樣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這兩次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2000份，收回有效問卷173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6.75%。其中，男性新生代農民工979人，占總體的56.4%，女性新生代農民工756, 占總體的43.6%。本研究試圖從新生代農民工城鄉轉移過程社會網絡的轉換這一中觀視角探究其心理危機的現狀和成因，并在分析過程中考慮不同類型的社會網絡通過身份認同的調節作用而產生的差異化影響，盡量動態地揭示其自殺意念及其行為“嵌入”社會的過程和全景，為及時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危機形成的社會性根源、篩查出高危人群，從而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干預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為從源頭上減少其自殺等極端心理危機事件的發生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證依據。
二、社會網絡與身份認同：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的重要社會因素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網絡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鄉轉移導致了社會網絡構成的轉換，其社會網絡包括進城務工之前以血緣、婚姻、親緣和地緣等連接紐帶建立起來的先賦性社會網絡和進城務工之后在城市場域內以業緣、趣緣等連接紐帶建立起來的自致性社會網絡。本研究采用“定位法”，運用“春節拜年網”來測量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網絡，在問卷調查中采用邊燕杰等學者在研究中使用的19種職業，分別調查新生代農民工在“家鄉”和“就業地”的春節拜年網中的人從事哪些職業，并根據職業權利分數表分別賦予相應的分數。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本研究從社會網絡的規模、異質性、達高性以及廣泛性等四個維度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其中社會網絡規模用新生代農民工“春節拜年網”中親戚、朋友與熟人的人數總和來測量。社會網絡達高性用新生代農民工“春節拜年網”中可接觸職業的最高權力分數來測量，社會網絡的廣泛性用新生代農民工“春節拜年網”中職位個數總和來測量，而社會網絡異質性則用新生代農民工“春節拜年網”中最高職業權力分數與最低職業權力分數之差來測量。這四個維度從不同方面捕捉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的結構性特征，因而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正相關性，本研究分別對這四個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先賦性社會網絡因子”和“自致性社會網絡因子”，同時為了在分析中更直觀地展示其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影響，將其轉換成為1~100之間的指數。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
農民工是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管理體制在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就業過程中“延續”的產物，主要表現為城鎮化和市民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而導致其職業與身份的“分離”。第一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往往模糊，呈現出“內卷化”趨勢，但隨著農民工群體的世代更替和群體“分化”的加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呈現出積極的狀態，并采取行動逐步實現從“雙重邊緣人”的自我身份認同向城市市民身份認同的轉變。而社會網絡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的保護性作用會因其城市身份認同程度的不同而呈現出差異性，因此在分析時將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作為調節變量納入回歸模型。本研究設計了包括6個具體指標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量表來測量其身份認同狀況，答案分為“非常符合”、“比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很不符合”，分別賦值5至1分。根據賦值方向，得分越高，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的身份認同越高。運用主成分法對5個具體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1個新因子，將其命名為“身份認同因子”，其方差貢獻率為64.392%。為了在分析中更直觀地展示其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影響，本研究也將其轉換成為1~100之間的指數。
三、滋生自殺意念：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的重要表現
（一）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與自殺意念的滋生
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危機是指在進城務工過程中遭受心理狀態的嚴重失調而導致其心理矛盾激烈沖突并陷入難以調適的困境。而自殺意念尤其是自殺行為是其心理危機沒有得到及時干預與疏導發展到嚴重程度的重要表現。國外有關移民研究表明，年輕移民的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移民過程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是一個心理健康狀態較差的“高風險”群體。在移民過程中，年輕移民需要不斷了解和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及各種情境，會導致其心理健康狀況的惡化。就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邏輯”促使其就業和生活壓力急劇增加，從而導致其社會安全感、公平感、滿意度均有所下降，加之城鄉二元分割的管理制度、城鄉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沖突、職業向上流動機會和空間的狹窄等導致其實現融入“異鄉”的理想無望卻被迫淪為城市“邊緣人”，是造成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失范，并繼而發酵為心理危機的主要原因。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其身份的“過渡性”，在城市社會獲取心理危機緩解的支持有限，只有一部分抗壓能力較強，在城市攝取支持能力較強的“精英型”新生代農民工可以順利度過危機，并撫平心理創傷，進而提高心理調適能力；而另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則往往陷入心理危機卻束手無策，極易產生對未來失望的情緒，進而滋生自殺意念，甚至會企圖以結束生命來得到解脫。對于這部分陷入心理危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及時構建在城市的社會網絡支持體系，是讓其走出“體驗式傷害”產生的心理陰影，防治陷入自殺等極端心理危機的重要舉措。
一般來說，自殺包括“自殺意念”、“自殺未遂”和“自殺死亡”三個基本階段，其中自殺意念是指個體滋生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是個體形成自殺企圖和采取自殺行為的早期心理活動，是指那些喪失活下去的愿望，偶然體驗的自殺行為動機，沒有導致身體受傷的自殺構想與外顯行為。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單項目問題調查個體的自殺意念，如有學者直接采取了癥狀自評量表SCL-90中的第15題，即“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嗎?”來測量調查對象的自殺意念。本研究將新生代農民工在癥狀自評量表SCL-90中的第15題回答為中度及以上的評定為有自殺意念者，并在賦值過程中將有自殺意念用“1”表示，而沒有自殺意念用“0”表示，這樣將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轉變為一個具有兩個類別的二分虛擬變量，并在分析過程中建構二元 Logistic回歸模型來探討社會網絡、身份認同及其交互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的影響。
（二）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檢出率
從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愿的統計結果來看，1735名新生代農民工中檢出有自殺意念的有371人，檢出率為21.38%，而沒有自殺意念的有1364人，占調查對象的78.62%。這反映出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狀況堪憂，已成為自殺意念的高危人群。而已有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的自殺意念檢出率為 12.9%~20.5%，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遠高于同年段的大學生。這主要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鄉遷移通常不能帶來更好的整體健康狀態，會使其面臨更多的社會壓力，并增加精神疾病的危險，從而導致其自殺意念檢出率偏高。
與此同時，本研究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有自殺意念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先賦性社會網絡(T=-15.122，P=0.000)和自致性社會網絡(T=-13.199，P=0.000)的因子得分顯著低于沒有自殺意念的新生代農民工，而有自殺意念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身份認同因子得分則顯著高于無自殺意念的新生代農民工（T=8.639，P=0.000）。由此可以看出，社會網絡是防止新生代農民工滋生自殺意念的保護性因素，而主觀性身份認同的“超前性”則是其滋生自殺意念的危險性因素。
四、社會網絡、身份認同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影響
本研究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從社會網絡、身份認同的視角探討陷入心理危機的新生代農民工滋生自殺意念的概率。 其中模型一是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關于控制變量之間的回歸模型；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加入所有自變量的回歸模型；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加入交互作用變量的回歸模型，主要考察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對社會網絡與自殺意念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從模型中可以發現，除各變量的系數值存在差異外，其顯著性和系數方向均基本保持一致，這意味著模型具有較強的穩健性。而從Nagelkerke R2的變化和卡方檢驗的結果可知，社會網絡、身份認同及其交互項是預測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差異的重要變量。
從模型一中控制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影響結果可以看出，婚姻狀況、務工時間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55（P<0.05）和-0.217（P<0.01），表明其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施加著顯著的影響。而從優勢比來看，已婚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比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低22.5%，這意味著婚姻是新生代自殺意念的重要保護性因素，而未婚、離異、喪偶等非在婚狀態卻是其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這是因為已婚者除了能相互提供物質支持和精神慰藉外，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男性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婚姻擠壓”導致其在婚姻市場處于劣勢地位，未能在合適年齡階段結婚本身帶來的巨大壓力也是其自殺意念產生的重要原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務工時間每提高1年，其自殺意念的優勢比會降低19.5%。這主要跟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并融入城市需要一個過程有關，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在城市堅持下來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有效緩解遷移帶來的“文化震撼”并逐漸習得適應城市的“生存和生活技能”，從而削弱自殺意念的產生。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及其平方項都顯著，其回歸系數前者為正，后者為負，分別為0.117（P<0.01）和-0.002（P<0.05），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與自殺意念之間呈現出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隨著年齡的增加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影響軌跡存在一個“拐點”，根據模型1計算，拐點約為29歲，即新生代農民工年齡29歲時，其自殺意念是最高的，在此之前，年齡與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成正相關，而當年齡超過29年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不斷下降。而已有研究發現年齡與自殺意念呈線性的負相關關系，年齡越小自殺意念的可能性越大。一般來說，在 18 歲以下居民自殺意念發生率約為 15%~30.8%，18歲之后急劇下降，發生率約為3.7%~14.3%。而本研究得出年齡與自殺意念成非線性關系，可能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的遷移行為導致其根據生命歷程應該形成的完整的人格、良好的心理品質、緩解負面事件的抗挫能力以及業已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被“中斷”，其頻繁的遷移行為以及遷移的體驗會影響其的精神健康狀況，從而導致其務工初期的自殺意念檢出率呈增長趨勢，但過了“拐點”會急劇下降。
從模型二可以看出，先賦性社會網絡和自致性社會網絡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97（P<0.01）和 -0.121（P<0.05），這意味著其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施加著顯著負向影響。而從優勢比來看，先賦性社會網絡因子得分和自致性社會網絡因子得分每提高1分，其自殺意念的優勢比會分別降低9.2%和11.4%。這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鄉遷移過程是一個充滿壓力的過程，對精神健康有很多潛在的負而作用，已有發現，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個體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而個體擁有良好社會網絡支持能有效應對負性生活事件，減少抑郁、焦慮等負面心情癥狀，能對自殺意念起到很好地緩沖作用。因此，新生代農民工除了積極維護業已建立的先賦性社會網絡，除了防止因就業空間轉移而導致社會網絡“斷裂”外，迫切需要在新的城市“場域”中構建與拓展自致性社會網絡，為其應對和適應新的就業和生活環境中的各種激烈競爭而形成的壓力，化解負面心理狀態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從而能有效緩解自殺意念的產生。而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的回歸系數為0.109（P<0.01），這意味著其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施加著顯著正向影響。而從優勢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的身份認同每提高1個單位，其自殺意念的優勢比會提高11.5%。這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并實現市民化是由價值觀念、身份認同、經濟適應和生活方式等四個維度構成的，而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經濟適應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市民化進程滯后于其身份認同，這種市民化的“分裂”導致其經常處于不適應甚至恐慌的狀態，久而久之會造成其精神健康狀態惡化，從而滋生強烈地自殺意念。
從模型三交互項的回歸系數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先賦性社會網絡與身份認同的交互項、自致性社會網絡與身份認同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71(P<0.05)和0.085 (P<0.01)。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對先賦性社會網絡與自殺意念、自致性社會網絡與自殺意念之間起著顯著的調節作用。而從優勢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身份認同每提高1分，其先賦性社會網絡的自殺意念的保護作用降低6.9%，而自賦性社會網絡的自殺意念的保護作用則提高8.9%。這表明先賦性社會網絡與自致性社會網絡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意念的負向影響會因其身份認同程度的不同而呈現出差異性。
五、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心理危機干預的對策思考
針對自殺意念新生代農民工的干預是預防控制自殺行為的最有效措施。本研究利用在福建、湖南和貴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身份認同及其交互項對其自殺意愿的影響，在實證研究發現的基礎上，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心理危機干預對策進行探討。
（一）先賦性社會網絡與自致性社會網絡能有效降低新生代農民工生活中面臨的“扭力”，為其遏制自殺意念進而防止自殺行為提供雙重保護
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社會網絡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施加著顯著負向影響，具體而言，其先賦性社會網絡因子得分和自致性社會網絡因子得分分別提高1分，其自殺意念的優勢比則會分別降低9.2%和11.4%。這是因為自殺是人們感受到巨大風險帶來緊張之后的逃避決策。有學者認為人們不同價值觀的沖突、現實與愿望之間的沖突、相對剝奪或相對貧困和應對危機技能的缺乏等四種扭力情境導致其產生自殺意念和行為，并認為經濟發展是可以緩解上述四種扭力而降低自殺率。也有學者認為自殺往往是家庭生活中權力平衡導致的不公的結果。但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扭轉了以往家庭經濟權力老人主導的局面，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女性新生代農民工取得了在勞動力市場平等就業的權力，極大地提升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已有研究也認為農村女性進城務工對自殺風險產生規避作用，但此時的“扭力情境”由農村轉到了城市，如果缺乏強有力的社會網絡的支持，在城市面對巨大的市場競爭而滋生強烈的自殺意念并演化成自殺行為，進城務工對自殺風險產生規避作用會大大的削弱。具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務工提升了自身攝取經濟的能力，成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徹底改變其家庭的從屬地位。同時，轉移就業帶了的“合適距離”改變了過去人際沖突情境，能有效化解家庭成員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增加了成員之間的依戀感，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先賦性社會網絡的支持作用發生的實質性改變，為其在外務工期間提供各種支持，特別是精神上的支持能極大緩解其精神壓力，成為自殺意念的保護性因子。
與此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構建與拓展的自致性社會網絡能夠有效降低其在城市面臨的各種“扭力”，從而為其遏制自殺意念進而防止自殺行為提供保護。自致性社會網絡在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過程中充當“信息橋”和信任機制，能為其在提供更為豐富的就業信息，提高工作崗位的匹配度，進而提升就業質量，從而有效緩解現實與愿望之間的沖突、相對剝奪或相對貧困和應對危機技能的缺乏而產生的“扭力”，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致性社會網絡提供了與本地市民、組織和政府的密切交往的機會，在能在相互交往過程中習得城市現代性，并在相互接觸過程消除各種偏見，逐漸地發揮“去污名化”效應，使得其價值觀念逐漸趨同，有效化解不同價值觀的沖突而產生的“扭力”。因此，在維護先賦性社會網絡的同時，積極構建和拓展自致性社會網絡有效降低新生代農民工生活中面臨的“扭力”，為其遏制自殺意念進而防止自殺行為提供雙重保護。
（二）消除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滯后性”與對市民身份認同的“超前性”之間的結構性緊張能有效遏制其自殺意念的滋生
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身份認同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施加著顯著正向影響，具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的身份認同每提高1個單位，其自殺意念會提高11.5%?！稗r民工”是我國農村人口在城鄉轉移過程中由制度與文化共同建構的第三種身份。難以逾越的制度藩籬及其漸進式改革后殘留的“制度慣性”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步履蹣跚。有學者從生存職業、自身素質和意識行為等方面采用專家賦權法測算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為45.53%，也有學者發現2011年農民工市民化的綜合水平僅達到39.56%。由此可見，現階段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尚處于“半市民化”或“虛市民化”狀態。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成長環境、自身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其生活和工作的面向主要朝向城市，加之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從小離開農村沒有習得農村生存“技藝”或對農村生存“技藝”的“荒廢”，導致其處于“不想回”或“回不去”的境地，從而型構較強的市民身份認同，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所屬群體雖然還是“農民”，但其參照群體早已實現向“市民”群體轉變。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滯后性”與對市民身份認同的“超前性”之間的結構性緊張會演化成巨大的壓力，容易促成其產生自殺意念。因此，一方面要盡快破除城鄉分割的制度藩籬，消除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福利政策、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歧視性政策，使其擺脫“農村人”的先賦性因素的影響而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并為暫時處于不利市場地位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必要的“社會保護”，引導市民化能力較強“精英型”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地真正實現市民化。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應采取“差異化”的農民工市民化推進策略。面對目前中小城市市民化“門檻”相對較低的現狀，可以引導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返回戶籍所在附近的中小城鎮通過返鄉創業等形式，加快其身份上“去農民工化”進程，實現就地市民化，通過采取分類引導的方針實現不同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與對市民身份認同的“同步性”，消除兩者之間不同步而產生結構性緊張，從而降低其自殺意念的滋生。
（三）身份認同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負向影響起著路徑截然相反的調節作用，而實現社會網絡結構從“先賦性社會網絡”到“自致性社會網絡”的轉換則能有效發揮遏制其自殺意念的作用
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身份認同每提高1分，其先賦性社會網絡的自殺意念保護作用會降低6.9%，而自賦性社會網絡的自殺意念保護作用則提高8.9%，也就是說，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的身份認同的逐步提高，其先賦性社會網絡對其自殺意念的保護性作用會“貶值”，而自致性社會網絡對其自殺意念保護作用的“含金量”逐步提升。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身份認同度的提高，其生活和工作的重心已有農村轉移到城市，原有以家庭為中心的先賦社會網絡已經超出了其發揮作用距離“半徑”的“熟人圈”，導致其處于基本“失靈”狀態。新生代農民工出于理性的選擇的考慮，此時會減弱對先賦性社會網絡的經營與“投資”，從而導致其先賦性社會網絡存量大大折舊。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務工初期，往往利用“同鄉聚集”中積累的先賦性社會網絡，可以克服求職過程中的信息不充分而導致無法進入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崗位的困境。但隨著其城市融入程度和市民化進程的加快，原有的“同鄉聚集”反而限制其發展，因為“同鄉聚集”往往是一種弱勢群體的聚集，是在城市產生的“防御性隔離”，呈現出“內卷化”趨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就業質量的提高與市民化進程的作用已有進城初期的“促進推動”作用轉變為了“消極阻礙”作用。因此，先賦性社會網絡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保護作用會隨著其對市民身份認同的提高而逐漸減弱。另一方面，隨著先賦性社會網絡的逐漸“貶值”與“失靈”，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較強的新生代農民工會積極通過各種途徑在流入地建立基于“異質性”人際關系、跨團體和跨階層的基礎上的與本地居民、本地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以及地方政府的自致性社會網絡，正是更加本地化的自致性社會網絡可以使其獲得城市團體與組織中非網絡成員無法獲得的稀缺資源或資本，讓其更有機會獲得上層或管理者的信息而影響到職業地位獲得，提升就業質量，擴展城市人際交往范圍，加快其市民化進程，有效縮小想象中的“身份認同”與現實生活中的“市民化”進程之間的差距，從而對遏制新生代農民工自殺意念的產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引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構建與拓展過程中，實現社會網絡結構從“先賦性社會網絡”到“自致性社會網絡”的轉換，能有效提升其就業質量，加快市民化進程，從而有效發揮遏制自殺意念的作用。
作者簡介:羅豎元，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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