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后, 中國出現明顯的耕地撂荒現象, 并展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 眾多學者從不同方面對耕地的撂荒現象進行了研究。本研究通過文獻資料對比法梳理耕地撂荒的研究成果, 結果表明: (1) 目前對耕地撂荒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 普遍認為耕地撂荒現象具有分布廣、數量多的特點。 (2) 耕地撂荒主要受經濟、社會發展驅動;務農機會成本高、種地比較利益低下與耕地邊際化是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農村勞動力析出導致的農村農業勞動力減少是耕地撂荒的直接原因。 (3) 耕地撂荒的影響因素大致可以分為4個方面:社會經濟因素、農戶自身特征、自然因素、農業生產環境。 (4) 耕地撂荒的效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和經濟2個方面, 經濟方面以定性研究為主, 缺乏定量研究。 (5) 針對耕地撂荒的建議大致歸納為: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因地制宜實施惠農政策, 提高土地流轉市場化程度, 建立耕地撂荒懲罰機制與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等多個方面。 (6) 在耕地撂荒區域比較與遙感監測技術開發;耕地撂荒時空演變、趨勢模擬與風險評估, 耕地撂荒的生態、經濟效應及政策研究等方面還有待加強。
我國人口基數大, 伴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 我國人口數量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會持續增加, 導致我國的糧食需求量隨之增加[1]。在畝均產量提高有限的情況下, 保持耕地質量、面積不降低是維護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礎和保障。2000年后我國耕地面積逐年減少[2], 為保障糧食安全, 在2006年全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指出“18億畝耕地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并在2008年《第三次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 (2006—2020) 》中提出全國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別保持在18.18億畝和18.05億畝, 可見耕地保護越來越受到我國政府重視。雖然我國制定了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 但在工業化與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 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拉力”與“農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析出, 向城市非農部門轉移, 導致農村勞動力減少、耕地被撂荒[3-5]。我國的耕地撂荒現象分布廣泛, 其中山地、丘陵地區較為常見, 西南地區分布多, 東部地區分布少[5-8]。由于其涉及耕地保護、糧食安全, 所以備受學者關注[9-10]。本研究在對國內有關耕地撂荒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 對各項研究進行歸納總結, 以求對耕地撂荒研究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1、耕地撂荒的概念、分類及特點
總結耕地撂荒已有的研究成果, 發現目前關于“耕地撂荒”的概念國內沒有統一的解釋, 與“撂荒”類似的稱謂還有棄耕、拋荒、丟荒等等。馮艷芬等認為, 棄耕是農戶在生存、發展過程中, 在社會制度和經濟環境條件下為生活需要、社會發展而對土地利用采取的一種反應或決策[11]。張斌等認為, 耕地拋荒是在土地利用過程中, 由于生產經營者主觀原因放棄而造成的耕地處于閑置或未充分利用的狀態[12]。雖然不同學者對耕地未利用或利用不充分這一現象的稱謂與定義有所不同。但是結合已有研究成果, 眾多學者對耕地撂荒、棄耕、拋荒的認識大體相同。耕地撂荒的概念可以這樣表述:在目前耕地性質不變的前提下, 耕地所有者受經濟、社會、自然、政策等因素影響, 在一定時期內使耕地處于閑置或未充分利用狀態。
耕地撂荒的分類方式繁多。張斌等根據耕地利用狀態的不同將耕地撂荒分為顯性撂荒與隱性撂荒, 顯性撂荒是指農戶對耕地停止耕作, 最終使耕地荒蕪的現象, 隱形撂荒是指農戶有意識地減少對耕地勞動力、資金等的投入, 使耕地處于未充分利用的狀態, 顯性撂荒較隱形撂荒更容易識別[12-13]。黃利民等按照農戶耕作時間的長短將撂荒分為全年性撂荒與季節性撂荒;由自然因素驅動的撂荒分為生態型撂荒與自然災害型撂荒;由社會經濟因素驅動的撂荒分為經濟效益型撂荒、征而不用型撂荒、產權不清型撂荒與土地流轉不暢型撂荒等[14]。
我國的耕地撂荒始于20世紀80年代, 并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愈演愈烈、越來越復雜的特點[6,12]。依據現有研究成果, 全國范圍內各個地區均出現耕地撂荒現象, 具體總結如下:顯性撂荒少, 隱形撂荒多[6];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均出現耕地撂荒現象[15-16];自然災害嚴重、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撂荒多[6,9,14];農村勞動力析出嚴重的地區耕地撂荒多[4,17];全年性撂荒少、季節性撂荒多[5];土地流轉市場發育程度低、土地產權不明晰、社會保障不完善地區土地撂荒多[8,16,18];丘陵、山區、離城市距離遠、交通不便的地區撂荒多[9]。
2、耕地撂荒的驅動力及原因
已有研究表明, 社會、經濟發展被認為是我國耕地撂荒的主要驅動力[19]。改革開放后, 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迅速推進, 第二、三產業加速發展, 從而為社會提供了大量收入較高、工作環境較好的就業崗位, 吸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流動[20]。城鄉生活水平與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人口流動限制放松, 進一步促進農村人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優質的醫療與教育資源而向城市轉移[6,21-24]。伴隨著農村地區農業勞動力的逐步減少, 地力低下、耕作條件差的耕地首先被撂荒。
制度與政策對耕地撂荒也存在一定的影響。有學者發現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 相比于城市,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醫療條件差、教育資源短缺、農村人口落戶困難[25-26], 這使得耕地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農村社會保障的角色[27-28]。加之農民的戀土情結[29], 雖然耕地的養老功能在弱化, 農民依舊不愿意將耕地流轉而將耕地撂荒[30]。金星等認為, 惠農政策的實施與農村生產狀況的脫節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了耕地撂荒[6,31]。有研究證明, 土地流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耕地撂荒, 但是該減緩作用是有條件的, 僅對缺乏勞動力而被迫撂荒的耕地有一定的作用, 對于耕作條件差、無法使用農業機械、投入產出效率極低的劣質耕地的撂荒現象無減弱作用[16]。所以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土地流轉制度, 盡可能消除土地流轉障礙, 提高土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 有利于保護優質耕地不被撂荒[16,32]。
除上述原因外, 耕地被污染、土地利用方式不科學導致耕地貧瘠、野生動物棲息地被破壞、自然災害導致耕地無法再利用等也會對耕地撂荒產生一定的驅動作用[5,33-35]。
多數學者認為務農機會成本高、種地比較利益低下以及耕地邊際化是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6-7,36-37]。工業化與城鎮化驅動農村勞動力減少并向城市非農部門轉移, 經濟發展帶動非農就業和收入的增加致使農民務農機會成本上升, 這共同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4,38-40]。自1998年以來, 我國多數農產品生產成本的增長速度都快于農業收入的增長速度, 其中勞動力為主要推動力, 且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的收益率已經連續下降, 農民增產不增收[41-43]。李升發等認為, 在保持土地用途不變的前提下, 當投入要素與產出要素的價格變化導致耕地的純利潤為零或為負, 而且無論農戶如何調整投入要素結構, 這塊土地都處于無租狀態或無租邊際外, 作為一個理性的人, 農戶會選擇放棄耕作, 為了尋求更高的經濟效益, 將資金投到土地以外的區域, 從而使耕地撂荒[19]。上述情況共同作用, 壓縮了農戶農業生產的利潤, 導致耕地被邊際化或被撂荒。雖然農業機械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耕地撂荒的現象, 但是對于坡度較大的邊際化耕地, 撂荒在所難免[39,44]。
農村勞動力析出與農村人口減少被認為是耕地撂荒的直接原因[38]。葛霖等認為, 勞動力析出不僅指青壯年勞動力流失造成農村勞動力數量上的減少, 也指由于青年勞動力流失造成的農村人口老齡化與農業人口勞動能力的下降, 由于缺乏勞動力, 農戶不能照顧到所有耕地, 不得不根據耕地的優劣利用土地, 投入產出效率低的最先被撂荒[37]。農村勞動力的減少促使農戶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用農業機械, 但是在山地、丘陵地區機械化作業難以展開, 從而使耕作條件差、土壤欠肥沃、可達性弱的耕地被撂荒[10,44]。
總之土地利用系統是由社會、經濟、自然等多個不同類型的子系統復合而成, 各個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所以說耕地撂荒是自然、社會、經濟、制度與政策等多個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
3、耕地撂荒影響因素研究
梳理現有研究成果, 將耕地撂荒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四大類:社會經濟因素、農戶自身特征、自然因素、農業生產環境。
社會經濟因素對耕地撂荒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區域和農戶層面, 其中以區域層面為主, 研究人員多使用具體的指標表征社會經濟狀況, 例如: (人均) 務農機會成本、 (人均) 非農收入、 (人均) 務農收入、農村勞動力平均年齡、非農就業比重、農村勞動力比重、第二、三產業產值 (增長率) 、城鎮人口比重 (城鎮化率) 、土地流轉率 (市場發育程度) 、種糧補貼 (惠農政策) 等[4,7,10,16,35,38,42,45]。其中 (人均) 務農機會成本、 (人均) 非農收入、農村勞動力平均年齡、非農就業比重、第二、三產業產值 (增長率) 、城鎮人口比重 (城鎮化率) 對耕地撂荒起正向作用[4,7,10,35,38,42,45], (人均) 務農收入、農村勞動力比重、土地流轉率 (市場發育程度) 、種糧補貼等對耕地撂荒起減緩作用[16,31]。但是也有學者在實證研究中發現, 不同的制度與政策對不同地區耕地撂荒影響不同, 例如:定光平等在研究中發現, 國家惠農政策對平原和丘陵地區的農戶作用效果不同, 在丘陵地區存在政策失靈現象, 而且生態環境政策在山區對耕地保護具有負外部性, 從而加劇當地農地的邊際化[31]。究其原因, 山區生態恢復后造成野生動物繁殖迅猛, 對農戶的農作物造成破壞, 農戶因此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去驅趕野生動物, 這將進一步促使農戶將邊際土地撂荒。金星發現, 取消農業稅后, 一些地區農業的耕地撂荒現象短時間內得到遏制, 但近年來又有卷土重來的趨勢[6]。部分學者認為, 目前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農戶擁有承包經營權, 這項制度最初確實起到了調動農民種田積極性, 提高糧食生產量的作用[46], 但是對當前的土地流轉產生了阻力[47], 并且農民普遍存在“戀土情結”, 即使出去務工也不愿意流轉土地[48], 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耕地撂荒[30], 而土地流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耕地撂荒[16]。
在自然因素方面, 多數研究表明:氣候惡劣、坡度大、海拔高、年降水量少、溫度 (有效氣溫) 低、耕地平均產量低、水土流失嚴重、土地沙化、鹽堿化、石漠化、野生動物影響較多的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大[5,18,33,35]。氣候惡劣、降水量少、有效積溫少導致耕地產量低, 投入產出比低, 在農村勞動力減少、勞動力老齡化、務農機會成本高的背景下, 質量差的耕地首先被撂荒[33];坡度大的耕地容易水土流失造成地力減弱, 從而影響產量[18];土地沙化、鹽堿化、石漠化使耕地無法耕種而被撂荒[33];也有學者發現靠近自然保護區的耕地由于野生動物的破壞, 當地農戶無奈地選擇將土地撂荒[5,35]。
農業生產環境對土地撂荒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戶層面, 多數學者從農戶視角研究各種因素對耕地撂荒的作用程度時, 常用的指標有: (每戶) 農業機械擁有數量、坡度、 (平均) 耕作半徑、農田水利設施、距城鎮距離、地塊破碎度、 (每戶) 地塊數量等, 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耕地生產環境的好壞[4,8,16,17,39]。從現有研究看, 坡度大、農機擁有數量少、耕作半徑大、農田水利設施不齊全、距城鎮距離遠、地塊破碎度高的耕地被拋荒的可能性大[17], 而農業機械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農村勞動力流失對務農的影響[4,16];坡度大、破碎度高、地塊分散, 導致耕作難度大, 且不利于農業機械使用的耕地, 在農村勞動力短缺、農業投入產出低下的情況下較平坦耕地更容易被撂荒[4,8];農田水利設施可以改善農地的灌溉條件, 耕地產出穩定, 使耕地不容易被拋荒[8]。
近年來學術界部分研究人員把耕地撂荒的研究視角轉移到農戶身上來, 探究不同的農戶特征對耕地撂荒的影響[8,10,30,35,37,49]。李贊紅等認為, 農戶是土地利用方式的決策者, 耕地撂荒是農戶綜合多種因素影響下作出的理性決策, 相同因素對不同農戶的作用水平不同[35]。反映農戶特征的指標主要有家庭人數、家庭農業 (非農業) 勞動力比重、家庭平均年齡、文化程度、家庭撫養比、兼業程度等[8,35,37]。勞動力多的農戶撂荒的可能性更小, 因為更多勞動力可以耕種更多的土地;家庭平均年齡、撫養比、兼業程度越高耕地被撂荒的可能性越大[8,35,37]。隨著勞動力年齡的增長, 身體素質在下降, 距農戶較遠、坡度較大的耕地由于較難耕作有被撂荒的風險[49]。撫養比高、兼業程度高的農戶外出務工的機會多, 多數耕地處在季節性撂荒或者棄耕的狀態[35]。
總之耕地撂荒是多種不同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具體研究中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選取不同層面上、各個方面的指標進行研究。
4、耕地撂荒的效應與政策研究
目前, 我國耕地撂荒的效應研究較為薄弱, 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與社會經濟2個方面。耕地撂荒的生態效應研究主要集中在撂荒地的植被恢復與土壤質量[50]、撂荒地的生物群落[51]、撂荒地的演替過程[52-53]等;在社會經濟方面研究主要以定性為主, 缺少定量研究, 主要討論耕地撂荒是否會威脅國家糧食安全, 耕地撂荒會導致我國耕地質量及生態經濟功能衰退、人地矛盾進一步加重、過去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浪費等[5,6,8,35,45,54]。
國內學者根據自己的實證研究結果提出多樣性的政策意見, 基本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包括機耕道和農田水利設施; (2) 增加種糧補貼, 包括農機補貼、化肥、種子等; (3) 提高農業生產技術, 推廣農業機械、加強農業生產知識與技能培訓等; (4) 完善種糧補貼政策, 做到把補貼發到真正的種糧戶手中; (5) 建立耕地撂荒懲罰機制, 對既沒有流轉也不耕作的耕地, 在承認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 無償收回農戶的經營權; (6) 提高土地流轉市場化水平; (7) 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4,6,16,26,35,49]。以上政策建議的實施有利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增加農民收入、穩定農村農業勞動力、縮短城鄉收入差距, 對減緩耕地撂荒、保護耕地具有建設性作用。
5、耕地撂荒的研究展望
我國學者在耕地撂荒上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這一領域仍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 我國耕地撂荒研究缺少區域比較、時空比較。遙感技術在耕地撂荒上的應用有待加強, 遙感技術在耕地生產潛力、時空變化特征、耕地變化驅動力分析中有廣泛的應用[55-61], 但是在撂荒地的提取上缺乏研究。目前, 我國撂荒數據主要是通過農戶調查和遙感獲取。農戶調查雖然具有結果客觀、有助于從微觀層面解釋耕地撂荒的作用機制, 但調查數據易受樣本數量、抽樣方法的影響。而且耕地撂荒在農村是敏感話題, 很多農戶不愿談及, 并存在一定程度的瞞報或謊報現象[4], 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調查結果偏離真實值, 使調查得到的耕地撂荒率小于實際撂荒率。農戶調查受工作方法和調查人員數量限制, 往往很難反映整體耕地的撂荒格局。我國幅員遼闊, 地形多變, 所以開發適合不同區域獲取耕地撂荒數據的遙感調查技術, 有助于從全局把握我國耕地利用狀況、摸清我國耕地撂荒的整體情況, 以便于國家針對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農業政策。
(2) 我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撂荒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上, 分別集中在宏觀與微觀2個層面, 缺乏宏觀與微觀的共同作用機制的研究, 在耕地撂荒的時空模擬、趨勢預測及風險評價等方面尚顯不足。當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拉大, 新型城鎮化大力推進, 農村勞動力轉移在一定時期內將持續存在[6,62]。所以在目前的耕地撂荒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的研究基礎上構建耕地撂荒預測模型, 有助于掌握耕地撂荒趨勢, 更好地作出風險預測, 為耕地保護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依據。
(3) 耕地撂荒的效應研究還有待加強。目前研究多集中在經濟、政策對耕地撂荒的影響方面, 但是耕地撂荒對于經濟、環境、生態的效應研究還較為缺乏[16,31,35,63-65]。耕地撂荒效應的研究是政策制定的依據, 它引導政策制定者究竟是制定促進撂荒以恢復生態環境, 還是阻止撂荒保護耕地。我國地形多樣, 耕地撂荒效應的研究要分地域展開, 這樣才可以指導不同地域制定符合當地實際的政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農業科學2018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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