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場是美國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 是美國農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基礎。為了適應美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美國農場在規模和結構上不斷調整變化。通過對美國農場規模變化、土地結構和生產效率變遷的分析發現, 較小土地規模、低銷售額的小農場仍然是美國農場的主體, 但縱向上看, 美國農場呈現出農地不斷向大規模農場集聚的趨勢, 并且農業生產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 農業社會化服務不斷加強。中國農業發展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 優先培育和發展中等規模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地流轉、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利用政策措施影響農業經營者行為和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
1、引言
農場是美國農業經營的主體, 其中家庭農場是核心, 是美國農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基礎。對于美國農場的演變和發展, 國內外已有部分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較早的文獻有李超民 (2006) 從制度演變的角度對美國農場的經營方式和支持政策進行了探討, 并對未來趨勢做出了簡單的預測[1]。張錦洪和蒲實 (2009) 關注規模經營和農民收入, 分析了美國農場經營凈剩余的下降趨勢, 并強調了農業支持的重要性[2]。近年來, 學者們對影響美國農場發展的因素給予了更多關注, 例如, 魏曉莎 (2014) 分析了美國農場規模化經營的做法, 得出政府支持是美國農場規模化進程中的重要動力[3]。夏益國等 (2015) 從土地面積入手, 分析了美國農場耕地集中的演變與發展, 并由此探討了集中趨勢的動因、影響和對中國農業生產的挑戰[4]。吳敬才和陳日春 (2016) 對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農場進行了調查, 總結美國現代家庭農場的經營特點并得出了簡單的啟示[5]。Sumner (2014) 則重點考察了美國商業化農場的規模和效率, 得出農場規模主要受技術、管理能力和生產率的影響[6]。
可見, 關于美國農場的研究, 學者們已經在生產規模、收入績效和政策方面做出了些許探討, 但現有文獻中針對農場數量和結構變遷及農業社會化服務方面的討論依然較少, 對中國農業基本現狀的結合分析仍然不足。因此, 本文從橫向和縱向上對美國農場的規模、土地結構、生產效率和服務體系進行了更加綜合性的考察和擴充, 同時結合中國情況進行重點探討, 得出美國農場發展演變的經驗借鑒。文章旨在弄清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為了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 美國家庭農場的數量、規模是如何調整變化的, 形成了美國當前怎樣的家庭農場結構;這樣的變化和調整對正在促進農地流轉、形成農業規模經營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中國農業而言, 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經驗。
2、美國農場的數量和規模總況
農場1是美國農業生產和經營的基本單位。1997年以來, 美國農場用地面積呈持續下降趨勢, 從1997年的9.5億英畝 (1英畝≈0.405hm2) 下降至2002年的9.4億英畝, 2007年進一步下降至9.2億英畝, 2012年則僅有9.1億英畝。其中, 45.4%是永久牧場, 42.6%是從事谷物生產農場 (谷物農場) , 8.4%是林地, 剩余的3.6%是各類農場建筑物、牲畜設施等用地[7]。同時, 擁有這些農地的農場數量也呈持續下降趨勢, 從1997年的221.6萬個下降至2012年的210.9萬個。而隨著農場數量的減少, 農場規模在波動中略微擴大。1997年美國農場的平均土地規模為430.9英畝, 到2002年擴大至440.7英畝, 2007年降至418.2英畝, 而2012年又上升至433.6英畝 (表1) [7]。
表1 美國農場的數量和規模情況
單位:萬個, 英畝, %
注:1英畝≈0.405hm2。資料來源:根據美國農業部農業統計報告整理而得。
根據美國農業部農業統計報告中的數據, 1997—2012年, 美國擁有農田的農場數量占農場總數量的比重不斷下降, 由83.8%下降至73.6%, 平均每個農場的農田規模則從239.8英畝擴大至251.1英畝。從谷物生產方面來看, 谷物農場數量占擁有農田農場數量的比重從1997年的83.2%下降至2002年的77.8%, 2007年略微回升至78.8%, 2012年則進一步回升至83.1%;平均每個農場的谷物種植規模2持續擴大, 谷物銷售額占美國農產品銷售額的比重也從50.0%上升至53.8%[8]。可以看出, 雖然谷物農場數量有所減少, 但谷物的種植和銷售規模逐漸擴大。
依據農場納稅人性質的不同, 美國農場可以分為家庭或個人農場、合伙農場、公司農場以及其他的合作、信托農場等。表2顯示, 2012年美國家庭或個人農場占農場總數量的比重為86.7%[9]17, 是美國農場的主體。
表2 基于納稅法人主體劃分的農場結構
單位:%
注:表中數據是指不同納稅人主體的農場數量占農場總數量的比重。
依據主要經營者非農工作情況的不同, 美國農場可以分為主要經營者無非農工作的農場和主要經營者有非農工作的農場兩大類。2012年, 前者的數量占美國農場總數量的39.0%, 后者的數量占比為61% (表3) [10]。可見, 美國農場主要經營者的兼業比例較高。
表3 基于主要經營者非農工作情況劃分的農場結構
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資料報告整理而得。
3、從土地規模看美國農場結構變化
在美國農場總數量減少和單個農場土地規模擴大的趨勢下, 美國農場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3.1 中等土地規模的農場數量減少, 較大和較小規模的農場數量增多
1997—2012年, 土地規模較小和較大的谷物農場數量不斷增加, 而中等土地規模的谷物農場數量不斷減少, 且平均規模下降。與1997年相比, 2012年土地規模在49英畝及以下的農場數量占比為38.5%, 提升了5.2個百分點;2 000英畝及以上的農場數量提高了0.5個百分點;而處于中間規模的農場數量則累計減少了5.7個百分點。圖1顯示, 美國農場的土地規模整體呈正偏分布, 也就是說, 49英畝及以下、50~179英畝的農場在美國農場中占比較大。
不同土地規模下農場數量的分布情況 (表4) 充分反映了以上結果[7]。
圖1 不同土地規模下的農場數量占比
表4 不同土地規模下農場數量的分布
單位:%
注:表中數據是指不同土地規模下的農場數量占農場總數量的比重。資料來源:根據美國農業部農業統計報告數據整理而得。
3.2 農場專業化生產程度越來越高
MacDonald等 (2013) 利用計算農作物種植面積中點數3的方法評價美國農場的土地集中和專業化生產程度, 表5顯示[8]12, 大田農作物收獲面積的中點數均有所提高, 這意味著農場專業化生產的程度提升了。
3.3 大小農場之間的效率差異主要源于成本差異
3.3.1 相較于小土地規模農場, 較大土地規模農場的凈資產回報率更高
表5 1987—2007年大田作物收獲面積的中點數
單位:英畝
在美國, 不同農作物、大小農場之間的效率存在明顯差異。所有的作物生產中, 土地規模較大的農場的回報率明顯高于土地規模較小的農場;與大田谷物農場相比, 由于水果和蔬菜屬于資本密集型的經營活動, 同等土地規模下, 水果和蔬菜作物農場的回報率明顯高于玉米、小麥和大豆等谷物農場的回報率 (表6) [8]17。
表6 2008—2011年不同土地規模農場的凈資產平均回報率
單位:%
注: (1) 樣本統計只包括沒有畜牧生產的谷物農場。 (2) 凈資產平均回報率計算的分子是:凈農場收入減去未付費的經營者勞動和管理貢獻;分母是:資產減負債的凈值。
3.3.2 大農場的生產成本要低于小農場
較低的生產成本帶來了較高的回報率。以玉米、小麥和大豆農場為例, 就勞動投入而言, 每單位收獲面積的勞動投入 (以工作時間為代表) 會隨著農場土地規模的增加而大幅降低;就資本投入而言, 每單位收獲面積上的資本 (設備) 使用量也隨著土地規模的擴大而呈下降趨勢 (表7) [8]18-19。因此, 與小農場相比, 較大農場的成本優勢就體現在其經營活動可以將等量的勞動和資本應用到更大的面積上。
3.3.3 大農場使用社會化服務的程度更高
在農業生產中, 除了使用自我勞動力和自有設備, 農場還通過其他方式獲取勞動力和設備/設施的使用, 以降低成本。表8[8]20-21呈現了3種主要的路徑: (1) 租賃資本設備服務。從經銷商或其他商業機構租入資本設備, 這些資產不作為農場的資產。 (2) 合同雇工服務。通過勞動合同供應商雇傭農業工人, 使勞動力的使用得以保障。 (3) 訂制服務。通過生產服務合約購買訂制服務供應商的服務。訂制服務供應商通常自帶勞動力、自帶設備為農場提供噴灑農藥或收割作物等服務。數據顯示, 不管是谷物農場, 還是水果和蔬菜農場, 農場土地規模越大, 使用這3項服務的農場占比越高;并且資本密集型的水果和蔬菜生產農場的使用占比明顯高于谷物類生產農場。
表7 2008—2011年不同作物農場的勞動和資本投入量
表8 2008—2011年不同作物生產中3項服務的使用情況
以上這些路徑為農場發展帶來的好處主要是: (1) 為經營者改變生產規模提供了彈性。 (2) 規避了購買昂貴資本設備可能帶來的財務風險。 (3) 為經營者專注于農場活動提供保障, 專業技能和服務可以依賴于訂制服務供應商。目前, 訂制服務使用比較多的是玉米、大豆和小麥等作物生產和經營活動。
4、從銷售規模看美國農場結構變化
從銷售規模上看的農場結構變化與從土地規模上看的農場結構變化趨勢是一致的。
4.1 銷售額低的小農場是美國農場的主體
Burns等 (2016) 將農場規模按農場“總現金收入”指標進行劃分, 將農場分為:極低銷售額農場 (低于10 000美元) 、小商業農場 (10 000~349 999美元) 、中等規模農場 (350 000~999 999美元) 和大規模農場 (1 000 000美元及以上) 。1992—2012年, 農場規模的數量變化是:低銷售額農場的數量增長了61%, 小商業農場的數量減少了22%, 中等規模農場的數量減少了5%, 大規模農場的數量增長了107%。2012年, 2 500美元以下年銷售額的農場占比達37.4%, 年銷售額在10 000美元以下的農場累計達56.7%[11]7-9。可見, 小農場是美國農場的主體。
4.2 不同銷售規模農場之間的轉化情況
不同銷售規模農場在數量上的變化也說明農場之間存在相互轉化的關系。表9表明了1992—2012年美國農場的轉化情況。以2007—2012年中等規模農場為例, 數據表明這5年內除了57.8%的農場仍保持著中等規模, 有24.6%轉化為小商業農場, 16.6%則向大規模農場轉變。
農場規模的轉化意味著有一部分農場經營者通過土地出租、售賣和饋贈等方式退出土地經營, 也有一部分農場經營者則通過租入、購買和繼承等方式進入農業[9]32。Hoppe和Korb (2006) 的研究發現, 美國農場的退出率每年是9%~10%, 接近于美國非農小商業的退出率。該研究也發現, 對于年銷售額大于25萬美元的農場, 年退出率是6%~7%;隨著農場銷售額的增大, 農場退出率降低[11]18。一部分農場經營者的退出使大規模農場集聚土地成為可能, 進而造就了大規模農場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表9 1992—2012年不同銷售規模農場的轉化情況
單位:%
4.3 不同規模農場之間轉化的原因
(1) 農場商業行為的選擇。農場經營中的財務失敗、經營者職業的改變和非農收入水平等都會影響農場的轉化。Key和Roberts (2006;2007) 的研究發現, 每英畝的政府補貼對農場商業的生存和增長有微小但是顯著的正向影響[11]21。
(2) 農場家庭生命周期自然進化的結果。相關資料顯示, 美國農場經營者的平均年齡從1997年的54.0歲增加至2002年的55.3歲、2007年的57.1歲、2012年的58.3歲, 可見美國農場經營者是年齡漸增、不斷變老的過程, 同時, 家庭人口規模也從2002年的3人減少至2014年的2人。Hoppe和Korb (2006) 的研究發現, 經營者的年齡顯著影響農場退出率。經營者年齡在45~54歲之前的農場退出率較低, 45~54歲年齡段的農場退出率達8%~9%, 經營者年齡在65歲以上的農場退出率提高至12%~13%[11]20-21。中等規模農場作為一個整體, 可以看成是年輕和年長經營者的交叉點。大多數中等規模農場是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的生存和增長與農場主要經營者的生命周期高度相關。年輕的農場主通常愿意冒險發展經營, 有的成功并擴大經營, 有的失敗或退出農業。年長的經營者則會縮減經營, 出租土地, 最后退出農業。事實上, 大約1/3的年長經營者的土地或者出租, 或者進入美國農業部農場服務局的保護保有計劃。
(3) 農地合并的外在驅動力[8]22-32。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1) 勞動節約型技術不斷創新。例如, 農業生產中的各類設備、化學品、種子、耕作方式和信息技術等不斷發展與應用, 使農民合并農地、經營大農場成為可能。 (2) 農場經營者采取風險管理的手段有所提升。例如, 隨著農場專業化水平的提高, 一些財務風險會相應暴露出來, 許多農場經營者會采取契約的方式, 與農產品購買者建立穩定的契約關系, 以降低農場在投入和產出價格波動上的風險。契約使農場產品的銷售出路得以保障, 并且通過契約可以進一步擴大農場經營者的信貸可獲得性, 降低信貸風險。農業契約的廣泛使用使大農場非常便利地進行經營轉變。在美國有兩種類型的農業契約:生產契約和營銷契約。生產契約主要使用在牲畜、蔬菜和園藝作物的生產上, 在這種契約下, 合約方擁有正在生產的產品, 農民的責任是向合約方提供專業化服務, 合約對農民提供服務的內容、補償服務的方式和生產投入的責任方均會做出明確的規定。營銷契約則在谷物生產中應用廣泛, 并且與生產契約不同的是, 農民向合約方提供的是商品而不是服務, 這種契約會設定農產品價格, 或者確定一種農產品交付方式和交付數量的機制, 并與現金銷售、儲備銷售和財務對沖等風險管理策略聯系在一起。2011年, 美國農業生產中的40%、谷物生產中的32%均通過營銷契約來實現風險控制和管理。 (3) 聯邦計劃通過多種渠道影響農場規模和結構。農產品計劃, 谷物保險計劃, 土壤、環境保護計劃和新農民計劃等對大農場和小農場的產生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同時也可能影響生產者對風險的認知, 并通過農民適應風險的方式來間接影響農場規模, 也就是說, 退出農業經營活動的行為往往也是農場經營者所采取的一種適應風險的方式。
5、美國農場規模和結構變遷對中國的啟示
近幾十年來, 美國農業發展中的農場規模和結構均不斷發生調整, 特別是不同規模農場內部的相互轉變, 表現出中等規模農場是過渡性農場的特點, 以及農地向大規模農場集聚的趨勢。但是無論如何轉變, 從農場數量分布上看, 小土地規模和低銷售額的小農場仍然是美國農場的主體。當然, 由于土地向大農場集聚的情況明顯, 因此大農場的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大農場生產的谷物數量占美國谷物生產總量的比重不斷提高。基于歷史分析, 筆者認為, 美國農場規模和結構現狀的形成是美國政府農業支持政策調整指引、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和農業技術推廣深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中國農業實現現代化和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進程中, 適度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前提和基礎。基于美國農場變遷的經驗, 筆者認為以下幾點經驗值得借鑒。
5.1 優先培育和發展中等規模農地經營主體
美國農場的轉變經驗表明, 小農場直接轉變為大農場的比例非常低, 而小農場直接轉變為中等規模農場的比例較高。在中國農村農戶土地面積小規模、分散、細碎的情況下, 直接培育和實現大規模 (或者說適度) 經營主體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比較高。因此, 筆者建議優先培育和發展中等規模農地經營主體, 可以先通過促進小范圍、區域內的農地流轉, 鼓勵有經營能力、有生產技術的農民承租更多土地。例如, 可以先從一村做起, 逐步實現村內土地集聚, 不斷擴大農地經營面積, 逐步形成中等規模的過渡型農地經營主體。然后再向鄰村、鄰鄉輻射, 適時采取政策激勵措施, 促進中等規模農業經營主體向較大規模農地經營主體的轉變。
5.2 在尊重人口生命周期規律基礎上促進農地流轉
美國農場的土地流轉經驗表明, 農地流轉的可能性會隨著經營者年齡的增長而變大。因此, 在尊重人口生命周期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和調整有利于促進農地流轉的政策, 特別是針對老年人口, 通過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 促進他們能夠自愿退出農地經營活動, 這對適度集聚農地、推動規模經營具有重要的意義。農地流轉既要考慮快速推進的城鎮化需要和發展農村經濟的需要, 也要考慮尊重農村人口自身發展的需要;既要考慮政府政策的激勵作用, 也要考慮尊重自然規律的作用, 減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
5.3 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
美國農場的經營經驗表明, 社會化服務是農業土地集聚、規模經營和專業化生產的需要, 經營者采納農業社會化服務有利于降低經營成本、規避財務風險、提高生產效率。在中國,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既是保障規模經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也是響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銜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可行路徑。
5.4 利用政策措施影響農業經營者行為
美國政府利用多種政策措施調控農業資源配置的經驗表明, 農業經營主體會根據政府政策措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為選擇。例如, 中國政府提出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 可能引導農業經營者在土地資源配置上實現帕累托改進;中國財政支農的方向和力度、農業補貼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 也會引導農業經營者在調整生產結構和發展規模經營等方面做出適時的調整。
5.5 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
美國農場開展專業化生產的經驗表明, 農場規模越大, 專業化程度越高, 潛在的經營風險越大, 特別是市場價格波動和自然災害等風險對農業經營收入的穩定帶來負向影響, 因此, 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非常必要。在分散價格風險方面, 政府可以鼓勵農民利用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和農產品價格信息平臺等途徑, 理性判斷農產品的價格預期, 進而調整農業生產的內容和結構。在分散自然風險方面, 政策性農業保險是一種有效的工具, 這需要政府進行全面的規劃、設計和參與。目前, 中國政府正逐步發展和建立農業保險體系, 2012年出臺了《農業保險條例》 (2016年修訂) 、2017年推行農業大災保險試點工作等。中國政府正在構建有效的農業安全網, 以此分散農業風險, 達到保障農業經營收入和穩定農業生產的目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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