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與理論
“盡管禮物交換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但它在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中卻顯得尤為重要”（閻云翔，2016）。顯見的是，中國本土學者對禮物交換、隨禮行為的研究主要是在社會關系范式的語境之中。根據贈送者與接受者關系的不同，可以對隨禮行為作出不同劃分，如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業緣關系等。同時，本土學者引入了人情、倫理、面子、報答、恩情、權力等中國情理社會特有的概念，通過更加廣度和深度的個案研究，豐富了“禮物”及“隨禮”行為的經驗研究。
在理論視角上，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賴特·米爾斯，2005），就很容易發現青年費孝通“天才式”構造的經典概念“差序格局”在中國社會關系結構研究領域的深刻洞察力和基礎性作用。本文擬通過對一戶農村尋常家庭歷時近十年的兩次紅事禮單賬冊的田野素材進行比較研究，分析禮單賬冊所折射的“差序格局”，以此觀察與傳統費氏“差序格局”的同與不同。同時，本文希望可以在理論、歷史與現實的比較中，嘗試管窺經典理論的變與不變。
二、方法與案例
本文個案研究的田野點為江西省烏村，經驗資料的獲得方式主要有訪談、口述史以及查看賬冊等。烏村是一個宗族性自然村落，村民聚族而居。隨禮是中國農村的普遍習俗，農民隨禮是有目的性的關系行為。一般而言，人們的關系網絡可以簡要劃分為初級關系和次級關系。為了比較的需要，本文中初級關系泛指血緣、姻親、村莊鄰里等親密關系，是指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最初接觸的社會關系；次級關系泛指后天的正式組織關系、業緣關系、學緣關系等，它是個人社會化過程中漸次發生的人際關系。
三、傳承：父輩初級關系的禮單賬冊
烏村農民工劉遵丁（1963年出生）夫婦有二子，長子劉庭榮（1987年出生）現為高校教師，次子劉庭華（1989年出生）現為三甲醫院醫生。遵丁從2007年至今共舉辦過兩場喜宴，一是2007年夏天庭華的升學宴，二是2016年春節庭華的婚禮，相隔近十年。
觀察以遵丁夫婦為主體的兩份禮單，結合訪談內容，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親屬距離與血緣遠近是隨禮價碼的主要標準。禮單表對比發現“血濃于水”，是否隨禮以及隨禮的多少基本依照隨禮者同當事人的血緣關系的遠近來確定。根據當地風俗習慣，親戚關系由近及遠依次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姑等父系近親；舅、姨等母系近親；族中關系較近者。但是，親屬距離并不是決定隨禮金額的唯一因素，當親屬之間出現矛盾時，親屬距離或血緣關系可能會受到影響。
第二，姻親關系成為禮金流入量最大的親緣關系網絡。廣義的姻親關系，泛指一切以婚嫁紐帶締結的關系網絡。在農村，姻親是婚禮等儀式的隨禮主體，無論是隨禮數還是隨禮金額都占較大比例甚至居于首位。女方姻親的重要作用，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合作與互助當中。當遭遇生活困境之時，村民更傾向于求助妻方姻親或姐妹姻親。
第三，宗族村莊的地緣關系是隨禮捧場的主角。很多村民感慨，現在的村莊鄰里隨禮基本上就是湊個份子，圖個熱鬧，并不會掙錢。“吃一頓飯，隨個禮，不虧不賺”；“酒席一般是賺最親的親戚兄弟舅舅的錢。”
第四，互惠原則與關系維系歷史是主要影響因素。村民喜歡“禮尚往來”。即便是在親緣關系網絡中，血緣關系也不能保證長期的人情交往，長期的隨禮往來必須建立在感情互動和互惠的基礎上。長期來看，雙方禮金往來會達到一種動態的整體平衡，這并不僅僅是巧合，而是貫穿于隨禮行為始終的感情互動和互惠原則在起作用。
第五，當事人個人境遇的改變是禮單變遷的關鍵因素。隨禮的親屬網絡或朋友圈并非一成不變，禮金也并非一成不變。家庭境遇改變以及當事人是否努力經營人際關系是禮單賬冊變遷的關鍵因素，謂之“人情世故”。
四、發展：子代次級關系的禮單賬冊
2016年庭華婚喜，庭華夫婦作為主體的禮單經整理，與父輩遵丁夫婦進行對比，研究發現：
第一，代際差異。庭華夫婦收到的禮金總金額遠遵丁夫婦收到的禮金總金額，前者恰是后者的2倍。其中，庭華夫婦收到的次級關系禮金總額是24032元，占2016年禮單總金額的57%。比較而言，遵丁夫婦沒有次級關系隨禮。這是最大的代際差異。
第二，城鄉差異。2016年庭華結婚總禮單賬冊中，以遵丁夫婦為主體的隨禮基本是農村面向的，隨禮總金額13940元，均值194元，占比33%。同時，以庭華夫婦為主體的隨禮基本是城市面向的，隨禮總金額28042元，均值384元，占比67%。盡管隨禮人次幾乎沒有差別，但是，在隨禮的均值、總金額上，城市面向的后者恰好是農村面向的前者的2倍。
第三，階層差異。庭華與遵丁進行比較，造成禮單賬冊代際差異或是城鄉差異的根本原因是階層差異。遵丁夫婦常年在外務工，遵丁是建筑小工，鳳子長期是廠房普通工人。雖然他們脫離了祖輩從泥土里討生活的小農命運，但是，他們的生活圈還根系在養育過他們的鄉土社會及其傳統習俗上的親屬婚姻圈。庭華出身寒門，較之于父輩三十年如一日的沿海城市建筑小工，他通過現代教育晉升渠道完成了社會分層的向上流動，是當前中國社會“寒門出貴子”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五、在傳承中發展：禮單中的“差序格局”
通過禮單賬冊的代際比較，研究表明農戶隨禮行為反映出傳統“差序格局”模型的“同心圓波紋”形式沒有變，內容在變化。
經典文本中，費孝通對“差序格局”概念的精彩呈現是眾所周知的“水波紋（同心圓）”比喻修辭。它始終強調公私、群己關系的相對性，血緣紐帶的重要性，以及“自我主義”的倫理價值觀。這種“水波紋（同心圓）”在后來學者的持續解讀中成長為中國社會關系結構研究中的一個經典比喻，也成為觀察中國社會關系結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一扇窗口。即，由內到外、推己及人的社會關系“同心圓”模型世代延續，根植在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父輩還是子代，他們的社會圈子都并非一成不變，但就其實踐結果或最終目標來說，都導向于區分內外之別，辨明親疏遠近。
如果社會加速地變動，費孝通（2007）預見到會導致“名實的分離”。比較而言，時代巨變下以市場經濟主導的中國，普通農戶的個人關系結構日益突出實踐性的次級關系的重要性——這種實踐性的次級關系不僅是私人性的，更是市場實用主義傾向的。對于20世紀70年代之前出生的群體，傳統的初級關系仍然存在并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極其重要。但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對于20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青年來說，未來基于主觀性經營構建的私人朋友圈、業緣關系、組織關系等次級關系將會日益凸顯。
六、拓展討論
典型性個案研究，它可用于歸納型研究，總結出某種“一般”結論；也可用于修正理論假說，或檢驗理論的外部效度。本文能從典型案例解剖中捕捉到的研究發現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是在理論層面，通過對一個農戶歷時十年兩次紅事禮單賬冊的代際關系比較，有望拓展費孝通傳統“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釋內容。研究表明，在對現實社會變遷的歷史比較中“同心圓”關系模型經歷了“變”與“不變”。一言以蔽之，以己為中心似“水波紋”一樣一層層外推反映的人際關系“同心圓”模型沒有變，但是，當代中國社會人際關系交往的內容、邊界一直在變化著。
二是在經驗層面，本文認為普通農戶的隨禮往來和禮物流動具有能動性、變化性以及區別性，是傳承傳統和個體發展的統一體。比較而言，傳承主要體現在父輩村民初級關系范圍的隨禮網絡之中，他們的血緣關聯、地緣紐帶、姻親倫理可以世代延續。發展主要體現為“80后”年輕一代群體，以己為中心個體努力經營的次級關系日漸重要，由于中國社會日益“少子化”的樣態，這將成為今后的發展趨勢。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社會學系；鄉村治理與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5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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