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已經由鄉土中國時代進入城鄉中國時代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費孝通先生編寫了《鄉土中國》一書，提出中國的基本特征就是“鄉土中國”。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費孝通先生以年輕人特有的銳氣和基本經驗，提出了許多對中國社會非常有解釋力的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四種權力”“禮俗社會”等。這些概念時至今日仍頗為貼近中國實際，其中貫穿全書的“鄉土中國”概念，更是中國幾千年社會特征的總括。“鄉土中國”至少有三個基本內涵：第一是鄉村人口的絕大多數，第二是農民生產的土地粘著，第三是社會生活的終老是鄉。
當前，我們生活在一個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近四十年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使得費孝通先生提及的“鄉土中國”的三個內涵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以至于我們必須提出“城鄉中國”這個新命題。
第一，鄉村人口不再占大多數，而是城鄉各半。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7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達8.1億，比上年末增加2049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由此可知，城鄉人口數量龐大且大體相當的基本格局是一個已經形成并將長期存在的基本事實。這使得我們不僅要看到一個鄉土中國，也需要看到一個城市中國。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時期，我們要看到一個長時期的過渡地帶——城鄉。
第二，農民生產不再以土地產出為主，而是收入多元。經過近些年的勞動人口轉移，截至2017年底，我國有2.8億農民或者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或者在部分沿海地區繼續務農，成為“農民農”。農業收入已經不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當前我國67.4%的耕地仍由2.3億農戶家庭承包，但農業只為農民提供了38.3%的收入和27.7%的就業機會，純農戶已不足18%，農民務工收入已超過家庭經營收入，占總收入一半以上。就外出務工人口而言，第一代農民工與土地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他們大多數最終會選擇返鄉務農。但占比超過一半的第二代農民工（即80后、90后和00后）已經成為外出務工的主力軍，雖然其保留著農民的身份，但其一旦到了勞動年齡就離開家鄉進城務工。第二代農民工與農業、土地和農村的關系疏離，他們并不像上一輩那樣會打理農事，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沒有從事過任何農業生產勞動，是實實在在的“離土又離鄉”。第二代農民工主要從事的是制造業和服務業，還有部分人選擇技術性工種、自營勞動或者作為雇主生產經營。
第三，社會生活高度流動，不再終老是鄉。城鄉往返的候鳥式生活、高度流動和相對分化的農村社會以及特殊的留守經歷，使得第一代農民工城鄉兩棲，從流而不遷到流而復返。第二代農民工則雙重脫嵌，第一重脫嵌是“傳統性脫嵌”。即第二代農民工在空間上脫離了農村社會，在情感認同上對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農民身份等有著較深的隔閡，客觀層面上的關系紐帶和主觀層面上的情感認同都脫離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重脫嵌是“現代性脫嵌”。即作為外來人口，第二代農民工得到城鎮友好接納的難度較大，他們在就業、住房、教育、社保、公共服務等各方面都難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也難以融入現代的城市制度安排。
以上三點變化表明：當前我國已經由鄉土中國時代進入城鄉中國時代。這一命題的轉換，來自于實踐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從中國的本土實踐出發進行構造。西方的理論是根植于西方實踐，并用來解釋西方實踐的，這在西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明就里地一味照搬西方理論，并將其硬套在中國實踐上，就是行不通的。費孝通先生從中國實踐、農民思維出發，解釋了一個西方學術不可能呈現的鄉土中國，并進行了相關的比較。由此說明了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即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不同的理論解釋不同的實踐；不同的實踐需要不同理論的解釋，這才是“實事求是”的要義，才是一種科學的精神。
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城市和農村互相供給、互有需求
城鄉中國時代的到來，是我們植根于中國實踐、推動鄉村振興提出的新命題，我們必須要面對城鄉互動的新局面。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是無法拋開農村來尋找城市問題答案的。同樣，我們也無法拋開城市來尋找農村問題的答案。鄉村振興和資本下鄉都必須要促進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而鄉村振興不能只從農業內部著手，必須從城市和鄉村兩端發力，將鄉村一二三產業的正三角形配置和城市的倒三角形配置相結合，形成城市新需求和農村新供給的有效結合，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長期以來，我國都有一個從行政捕獲到市場抽取的制度安排，使得農村的產品、資金、勞動力持續不斷地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村金融機構以及大規模的進城務工等渠道進入城市，農村要素被單向抽取到城市。但在城鄉中國時代，我國城鄉的要素關系要從單向抽取轉為雙向流動。雙向流動的基本前提是產業和鄉村的有機融合（產村融合），從而促成合理的城鄉間產業配比。實際上，在城鄉中國時代，城鄉的產業結構能夠相互補充，是功能互補且規模相當的。
從功能互補角度來看，鄉村的產業業態是正金字塔型的，一產比重最大，其次是二產，最后是三產。城市的產業業態是倒金字塔型的，一產比重很小，二產比重稍大，而三產比重是最大的。城市人口所需要的食品、原材料和生態資源（比如清潔的空氣、水等）都來自于農村。農村人口所需要的教育、醫療、技術、文化等各類服務主要集中在城市，需要城市輻射甚至普惠到農村。我國近三億勞動力的就業和更多勞動力轉移的去向問題也要在城市發展中尋找答案。可以說，城市和鄉村是互相供給、互有需求的，誰也離不開誰。
從城鄉人口規模角度來看，城鄉人口已經大體相當。人口三元結構的存在（即農村人、城市人、城鄉兩棲者）使得我們只能用常住人口或者戶籍人口去統計城鄉人口，無法擺正農民工的位置。實際上，正是由于2.8億農民工的城鄉兩棲，才導致城鄉之間不斷發生人口移動。比如，春運期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總之，城鄉各半的人口格局使我們必須考慮城鄉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滿足。在城鄉人口各半的格局下，一半的中國人處于正金字塔型的產業結構中，而另一半的中國人則處于倒金字塔型的產業結構中。如果兩邊互不交換，城市則容易出現缺少健康食物、新鮮空氣、清潔水源的情況，從而導致城市人口被壓縮在狹小的空間中，難以舒展筋骨、抖擻精神。與此同時，鄉村人口也只能處于吃飽飯的狀態，沒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也難以提升教育、醫療、技術等服務水平。因此，當前我國城鄉發展需要從相互對立、相互割裂的劣性二元狀態，走向城鄉融合、相互需要、相互供給的良性二元狀態。城市和鄉村無論哪一端，誰能主動推動城鄉融合，主動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誰就能掌握做事的主動權，就能掌握利益分配的主導權。
工商資本下鄉既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謙謙君子，要大力推進鄉村社會和工商資本利益共同體的發展
在促進城鄉要素流動上，工商資本顯示出特有的敏銳性。當大量農村人口“離土又離鄉”時，工商資本看到了農村以土地為主的資源型資產的巨大價值，以及資源要素再定價的巨大升值空間。同時，工商資本也看到了農村正金字塔型的產業結構對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以及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價值。所以，各類工商資本率先進行了由城市到鄉村的要素流動。工商資本下鄉通過對農業農村的投資，帶動人力、財力、物力以及技術、理念、管理等各類要素進入農業農村，從而推動鄉村振興，助力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
工商資本下鄉有資源高位和統籌要素配置的優勢，在2.3億農戶高度分化、難以統籌的社會背景下，工商資本是一支重要的組織化力量。在沒有農民再組織化時，組織農村各類要素、承擔各類涉農政策落地都需要工商資本。工商資本因其組織化程度較高，因而在推動土地規劃整治和產業發展、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降低農業交易成本和推動技術應用、促進就業創業和農民增收、激發農村資源資產要素活力等多個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在了解工商資本下鄉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工商資本下鄉的弊端。第一，工商資本對國家目標的侵蝕。在保障糧食安全、穩住耕地規模、守住生態紅線、利用涉農補貼等多個方面，工商資本的逐利性容易導致商業目標和國家目標沖突。當前一些以支農為名、行圈地之實的“非糧化”“非農化”現象就是例證。第二，工商資本對農民利益的侵蝕。由于工商資本和農民利益存在著不一致，在某些“公司+農戶”的制度安排中，農戶的利益常常得不到良好的保障。比如，一些工商資本下鄉并沒有使農戶的家庭經濟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在共同富裕的旗號下，工商資本仍更注重自身的利益，從而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使得作為農業基本面的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成為空談。
實際上，在引導工商資本有序下鄉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警惕產業巨頭的做法。因為他們會替代農民主體的基本定位，也很難有農民立場。工商資本下鄉要注重發揮輔助和前期引導性作用，通過農民再組織化和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讓農民重新獲得市場地位，從而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當前我國一些地區已經開始進行工商資本下鄉的有益實踐，已經有不少農民組織起來與工商資本和現代市場進行有機銜接，促進了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發展。以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社區為例，該合作組織是1998年開始成立的，在十幾年時間里該組織發展成為了兼具經濟、社會、文化多功能，覆蓋兩個鄉鎮，為當地農民提供生產和生活資料的農村合作組織，是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較為成功的“綜合農協”組織模式。該組織通過與工商資本的有機銜接和對等交易，保護了農民的權益，增強了農民的主體性，推動了鄉村的自主發展。
事實上，工商資本下鄉既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謙謙君子，資本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的，農民需要發展也是大勢所趨。因此，在不違背國家發展戰略方向的情況下，如何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促進資本與農民的合作，或許才是我們期待的那種有意義的工商資本下鄉。我們在引導工商資本下鄉時，既要發揮工商資本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重組供應鏈的積極作用，又要通過農民再組織化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對接，從而完善利益鏈。工商資本下鄉要大力推進鄉村社會和工商資本利益共同體的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專項“鄉村振興戰略核心機制研究”首席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 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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