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輝煌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出現了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惡化、貧富分化加劇、官場腐敗難除、形式主義猖獗、社會道德淪喪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和思路，雖然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已經指明，但人們的解讀卻千差萬別。從網絡輿情看，似乎可以歸結為兩大傾向：一是認真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精神，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的軌道深化改革；二是糾正所謂改革中的失誤，重振“公有制”和“革命傳統”的雄風。筆者認為，討論這些問題，雖然離不開必要的學理論證，但應著重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入手。在這方面，還應特別注重兩個問題：一是分析經濟發展的成敗得失，不僅要看綜合國力、科級實力、國際地位，更要看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二是在縱向比較過程中，不僅看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前后的發展變化，還應對新中國成立前若干年內的情況進行適當分析，從而對未來發展大勢有個更清醒的認識。
黑龍江地區既是開發較晚的塞北邊陲，又是資源相對豐富、近百年來幾度輝煌的膏腴之地；既曾有過“新中國嬌子”的美譽，又在近年來因經濟增長乏力而屢遭詬病。在黑龍江人民生活的變遷之中，無疑可以總結出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為此，筆者利用地方史資料，對黑龍江地區近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變化做一簡要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九一八事變”前勞動人民日子不寬裕，但基本上可以吃飽飯
省和各市、縣的各類志書，幾乎都有解放前勞動人民缺吃少穿、流離失所的描述，但涉及到具體數據和案例，基本上都發生在日偽統治時期。實際上，“九一八”事變前后差別很大。
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逐步實行 “弛禁開禁”、“移民實邊”的政策，促進了黑龍江地區的土地開發。中東鐵路的修建，一方面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提供了便利，另方面促進外資投入和商品流通。從1904年到1911年，8年間黑龍江地區共放出荒地566萬墑，實際墾荒面積達300余萬墑（鄧齊濱：《從“移民實邊”到屯墾“殖邊”》，《黑龍江史志》，2009年第1期）；人口從1907年的250多萬，增至324萬。到1930年，黑龍江地區人口達663.1萬（《黑龍江統計志》第72頁，一說629.6萬），比民國初年增加一倍多；播種面積達8763萬畝，比1912年增長1.8倍（《黑龍江農業志》，150頁）。1914年，黑龍江地區（包括當時的黑龍江省和吉林省部分道、縣，相當于現在的黑龍江省所轄地域）糧豆總產320萬噸，農業人口（占總人口90%以上）人均占有糧食940公斤；去掉商品糧186萬噸，農民人均消費糧食近400公斤（《黑龍江省糧食志》，第5頁）。再去掉飼料種子（人均約60公斤），口糧仍有340多公斤。1930年總產760萬噸（《黑龍江省糧食志》第5頁，22年后的1952年才接近這一水平，達到755.5萬噸）。農業人口人均占有糧食1340公斤，即使賣掉70%，自食自用仍高達400公斤。民國時期的糧豆商品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小麥、大豆達70%—80%以上（于春英、衣保中：《近代東北農業歷史的變遷》，第118頁、127頁；《黑龍江農業志》，128頁）。
對于北滿（一般指今黑龍江大部和吉林北部）的富庶，近代著名地理學家白眉初先生贊曰：“駐足田莊，當天氣清爽之日，登高眺望，青山遠映，犁煙如抹，田間隴畔，種種色色，禾黍暢茂，郁郁青青，蓋未有不嘆關東為天賦之區也。”（胡赤軍：《近代中國東北經濟開發的國際背景》，106頁）
《綏化縣志》描述道：“民國20年，穆棱河及其支流兩岸沃野漸次開發，全縣人均土地 9.8畝。人少地多，廣種薄收，莊戶人家豐衣足食，糧食自食有余，并有大量商品糧投放市場。遂之，民族工商業日漸繁榮”。
那年代農民收入和實際購買力，本人目前尚未見到權威統計資料。按照糧食產量、價格及農民收入構成的資料推算，則相當可觀。
1929年和1930年，黑龍江地區農業人口約567萬，人均產糧分別為1322公斤、1340公斤（數據來自《黑龍江人口志》、《農業志》）。北部甘南、富裕兩縣當年的收購價格表顯示：小麥、大豆、高粱、玉米、谷子五種原糧平均收購價0.056元／公斤（全省的平均價格應該高于這兩個縣），按此價格推算，這兩年黑龍江地區農民人均種糧毛收入分別為81.4元和82.5元（糧食價值加上10%副產品）。去掉生產資料消耗（毛收入的20%，根據諸多史志資料推算），凈值分別為65元和66元。再去掉稅捐（按照《五常縣志》的記載的每坰0.89元推算，高于其他志書記載）1.25元，種糧純收入分別為64元和65元，加上副業（根據《黑龍江農業志》提供的數據，按總收入40%推算），這兩年人均純收入大約107元——108元。按當時的物價，可交換棉布720尺，或絮棉57公斤、綿白糖300公斤、火柴1000多包。
因為舊社會貧富差距比較大，所以我們在考察農民收入和購買力時，還應對無地少地農民的收入情況進行特殊分析。
據各縣縣志記載和老年人回憶，20年代——40年代，一個勞力可耕種4至5墑地（大約45—56畝）。當時，16——60歲的男丁占人口31.3%（《黑龍江人口志》），按此比例，一個4口之家的無地農戶，僅男勞力就應有1.25人。我們按低標準來推算，假定這個四口之家只有一個勞力，租別人土地4.5墑，收獲18石糧，約8000市斤（坰產4石，畝產81公斤）。按照內耪青（即牛犋、籽種、食宿等由地東承擔）五五分成的辦法，可分得4000斤糧食（9石），加上一個勞力在地東家吃糧600斤，在1929——1930年間共值128.8元，去掉半數稅捐2元，凈值126.8元。考慮到這種租地方式，主要勞力住在地東家里，家庭副業只能靠家中的半勞力，約占全部收入的25%。加上這部分收入，全家純收入170元，人均收入42.5元。可交換283尺棉布，或22公斤絮棉、118公斤白糖、火柴400多包。如果算現金收入賬，家中3口人口糧需留下1800斤（人均600斤），余下2200斤出售，可收入61.6元，去掉繳納稅捐，種糧凈收入59.6元，加上副業進益，大約99元，人均24.8元。可購買棉布165尺，或絮棉14.6公斤、白糖68.9公斤、火柴347包。基本上可以做到衣食無憂。如果節衣縮食，還可為荒年留下點積蓄或攢錢買地。如果這個農戶勞力比較軟弱，只能租種3墑地，可分得糧食6石，大約2700斤，家中3人口糧有了保障，尚有余糧900斤可以出售，日子當然緊緊巴巴，但能吃飽肚子。
無地農民另一謀生渠道是當長工，也叫扛活。據多數縣志記載，打頭的工資是2墑地份子，外加半墑地秸稈和現金25—27元；“跟做的”（普通長工）工資是2墑地份子加現金12元。正常年景，普通長工可獲得糧豆8石左右（約1800公斤），按1930年價格，值100.8元，加上現金和秸稈，收入約130多元，再加上這個長工在東家的口糧消費（至少300公斤），即使不計油鹽醬醋等消費，其年收入也可達147元。加上副業收入，4口之家人均收入49元。另有資料顯示，土改前黑龍江地區長工一年工資可買10—12石糧（《偽滿時期農業雇工研究》，于春英、王鳳杰《中國農史》2008.3.122頁）。按11石糧（約2470公斤）外加少量副業收入，4口之家人均收入約46元。這兩個數據基本吻合。按1930年物價，可交換棉布307尺，或絮棉24公斤、白糖128公斤、火柴438包。
打短工收入不穩定，所以工資更高一些。民國8年（1919年），阿城縣農民鏟一天地和城內做一日的零工，工價均為8吊（永衡官帖）左右。當時的高粱每石價格是85吊（每市斤0.20吊）。一天工價可買高粱9.4升（約40斤），相當于1930年的0.64元。如養5口之家，一天工錢可供全家5天—6天吃飯（勞工本人在東家吃）。如果每年出工130天，工錢用一半買糧，就可保證全家吃飽飯。
在進行黑龍江地區百年農村變遷的調查過程中，我走訪了100多位解放前出生的老人，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說，小時候的日子雖然不富裕，但吃飽飯沒問題。在尚志市，一位1920年出生的名叫楊松云的老人（女）說，“我八歲跟父母來到黑龍宮鄉秋皮頓屯。全家四口人，開老馮家的荒地耕種，共計種了八年，前五年白種，后三年交租。日子很苦，吃糠咽菜。”但一算細賬，每年交完租子后，每口人消費800多斤糧食，她便改口說，“吃飽是能吃飽，但都是粗糧”。
東省鐵路經濟調查局于民國17年（1928年）在吉黑兩省24縣（多數在現在的黑龍江省境內）的69家農戶中進行的《北滿農戶調查》記載，每人每年食用糧食610斤，其中小麥30斤；肉類油腥17斤；雞蛋32枚；素油類5.5斤。較貧困的農戶，人均食用肉類油腥也達到12斤。顯然，這樣的膳食水平已經和改革開放初期差不多了。
那年代，包括中小地主在內的農民穿得比較簡單，以粗布衣物為主。居住條件比較差，基本上都是草泥房，有的住馬架子、地窨子。
大城市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略高于農民。據《黑龍江省統計志》、《勞動志》記載:哈爾濱政界普通科員月薪40——60元；小學教員30——40元；維修工人20—60元；制粉廠工人30元；紡織工30——50元；年獎金40——50元。按月薪30元加上年終獎金40元匡算，一個普通職員或工人年均收入400元。按《人口志》給出的數據，那年代戶均6.2人，其中，16——20男丁1.94人，假定男丁全部做工，女性勞力全不做工，家庭年收入776元，人均125.2元。1928年哈爾濱典型調查的結果是，一普通家庭月總收入65．01元，人均年收入應為125.8元。兩個數據高度吻合。按當年的物價，購買力約等于：大米900公斤；面粉930公斤；高粱米2500公斤；豬肉256公斤；棉布898尺；絮棉67公斤。
中小城市的普通勞動者收入和農民差不多。據部分市（縣）志記載，普通科員月薪24元——50元，雇員12——20元；小學教員28元——40元；普通工人、店員月薪20——30元；技術工人(木、瓦、石、鐵匠)30——42元；煤礦工人月薪45—60元。除煤礦工人外，普通職員、工人平均月薪大約29.6元，家庭人均收入約111元。
《樺川縣志》寫道：“1929年，悅來鎮德祥東火磨有職工80人，年工資每人平均360元，按當時物價可買米3200斤，買面粉3800斤，買豬肉1100斤。可以看出，當時收入雖不多，但因物價較低，職員生活尚屬充裕。”
在文化教育方面，雖然適齡兒童就學率比解放后低很多，但民國政府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發展教育事業。按《黑龍江教育志》和《黑龍江人口志》相關數據推算，民國初年呼蘭、蘭西、拜泉三個縣的學齡兒童平均入學率（小學堂和私塾），大約9.5%左右。“九一八”事變前，雙城、五常、阿城、依蘭四個縣的學齡兒童平均入學率大約16%左右。
當時的醫療衛生條件比較差，鄉間治病主要靠中醫和民間偏方，城里的西醫醫療機構也不多。幾次鼠疫、霍亂等疾病奪去數萬人的生命。
二、日偽統治時期老百姓日子很苦，但有些具體情況需進一步考證
前文說過，省內各類志書關于勞動人民在解放前缺吃少穿、流離失所的案例，基本上都發生在日偽統治時期。再具體一點說，主要發生在日寇入侵初期和四十年代初期。實際上，不同年份的情況差異很大。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九一八”事變到1934年。日本侵略者在移屯并戶中燒殺搶掠，弄得人心惶惶，大片土地荒蕪。加上受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黑龍江地區農業嚴重萎縮。1934年，播種面積6056萬畝，比1930年減少30.9%；總產只有397萬噸，比1930年減少47.8%(《黑龍江農業志》，129頁)。1933年和1934年間，農產品價格低迷。特別是大豆，受出口量銳減的影響，黑龍江地區平均收購價跌到0.036元（偽滿幣）／公斤，哈爾濱收購價也只有0.052元／公斤，比1931年富裕縣的收購價格還低（《黑龍江物價史料匯編》，第147頁——148頁）。按前述辦法推算，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32.0元。可交換棉布380尺，或絮棉34公斤、綿白糖114公斤、火柴542包。分別比“九一八”事變前降低47.2%、40.4%、62.0%、45.8%。
可能是原來基礎比較好，即使在經濟最低迷的1934年，除了因并屯流離失所的百姓以外，普通農戶的日子仍然過得去。據1934年1月“滿鐵”在奇克縣（舊縣名，1943年與遜河縣合并為遜克縣，現黑河市所轄）對一個耕種15坰地的中等農戶的調查，1933年收支相抵后虧14.20元。但總支出中包括生活費支出。其中，糧食支出104元、副食支出55元。副食中，含肉100斤（8口人，人均12.5斤）、魚20斤、豆油50斤。人均消費糧食700斤，其中，小麥占15%（徐勇主編：《滿鐵調查》第一輯，第30——32頁）。可以看出，這家人均20多畝耕地的中等農戶的日子比較殷實。
第二階段是從1935年到1939年。日寇為達到長期占領東北的目的，在經濟掠奪的同時，也非常重視“產業開發”，并投放了巨額資金，采取了多項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果。1936年，日本在東北的直接投資增加到28.193億日元，比1931年增加了100.86%，按當年的美元兌換比例計算，年均增長9.65%（虞和平：《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經濟卷1900—1949》，417頁）。1936年—1945年，日本在東北累計投資111.399億日元，增幅為332.65%，折合成美元，年均增長18.75%（同上，446頁）。1920年—1930年，東北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6.45%，1931年—1936年年均增長6.1%；1931——1942年，年增8.7%；1937年—1942年則高達10.4%（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308頁）。偽滿時期鐵路營業里程由5572公里增加到11270公里（同上，第315頁），約占全國鐵路22600公里的50%。其中，今黑龍江省境內由1751.8公里增加到4651公里（《黑龍江省鐵路志》，第7頁），占東北總長的41.3%，占全國總長的20.6%。1936年，東北發電容量518725千瓦，占全國總量的45.1%；發電量1350.5千度，占全國總量的43.9%（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36—37頁）。
在農業方面，通過品種改良、推廣先進技術、恢復和開墾耕地、發放貸款等措施，促進經濟逐漸復蘇，糧食產量和價格同步增長。1939年，六種主糧平均收購價為0.093／公斤。按前述辦法推算，阿城、雙城、五常、綏化、訥河五個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78.1、119.9元、118.8元、117.7元、129.2元；簡平均為112.7元。可交換棉布667尺，或絮棉53公斤、綿白糖191公斤、火柴1400多包。分別比1934年提高75.5%、55.9%、67.5%、158.3%。除火柴以外，另三種生活物品分別比“九一八”事變前低16.9%、7.0%、36.3%。
第三階段是1940年到日本投降。1940年，日偽當局開始實行經濟統制，此后幾年，強制按政府定價購買糧食（史稱“糧谷出荷”）。中央檔案館編寫的《東北經濟掠奪》記載：1942年大豆、小麥、水稻、高粱、玉米、谷子等六種原糧公定平均收購價格為0.166元，比1939年提高78.5%。當年總產量596.6萬噸，農業人口人均產量為701.9公斤，加上副產品，毛收入128元，按前述辦法計算（稅捐按《阿城縣志》的最高記載，每坰扣除4.95元），人均純收入為162.4元，貨幣額比1939年增加44.1%。可交換棉布589尺，或絮棉48公斤、綿白糖270公斤、火柴810包。除白糖提高41.4%以外，另三種物品的購買力，分別比1939年降低11.7%、9.4%和42.1%。更嚴重的是，強制性的糧谷出荷255.2萬噸。農民自主消費人均只有402公斤，從總量上看口糧、種子和牲畜飼料已經略顯不足，個別地方難免出現饑荒。
1943年和1944年，隨著日寇侵略戰爭形勢的惡化，偽滿當局強化了經濟統制，加緊了對民眾的經濟掠奪，出荷量分別增加到323.6萬噸、446萬噸，雖然收購價格有所提高，但農民人均留糧分別下降到395公斤和229公斤。1944年，即使不留種子飼料，也要忍饑挨餓。而且各類生活物品黑市價格暴漲，在配給不足的情況下，如果參與黑市交易，按購買力衡量的收入水平明顯下降。
糧谷出荷加上勞工徭役，加重了農民的苦難。《牡丹江市志》（下）寫道：1942年1——5月，僅雙城、依蘭、鶴崗等地因斷糧而自殺者達340人。《阿城縣志》寫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農民交完“出荷糧"后，口糧已所剩無幾，不得不用糠菜或樹皮充饑。多數農民在夏季是上身“光膀子”，下身挽褲腿、光著腳。很多老年人說，配給的更生布，像麻袋片子一樣低劣。
城鎮居民的收入和實際購買力，各類志書的記載比較混亂。黑龍江省志和哈爾濱市志沒有這幾年工資變化的數據。牡丹江市志（下）記載，1937年，中國工人日平均工資1.05元。賓縣、呼蘭、巴彥、雙城、延壽等縣志都說，偽滿時期變化不大。
再看看物價。自1940年實行經濟統制開始，市場出現了公定和黑市兩種價格。關于黑市價格和公定價格之間的比較，《黑龍江物價史料匯編》、《黑龍江物價志》、《哈爾濱物價志》、《東北淪陷十四年史》、《東北經濟掠奪》等文獻，給出的數據差別很大，最高為6.3倍，最低為1.8倍。《東北經濟掠奪》一書說，1942年1月，黑市價格與統制價格比較，棉布類平均約5倍；專賣品約3倍多；生活必需品約2.5倍；農產品及其他物品約為2倍（《東北經濟掠奪》，第188頁）。《哈爾濱物價志》記載，1943年，豬肉、牛肉、雞蛋，黑市價格分別為公定價格的2.08倍、1.8倍；2.12倍，平均2倍（《哈爾濱物價志》，第182頁）。這兩組數據似乎比較靠譜。
從公定價格本身看，1943——1944年間，面粉、小米、高粱米、豬肉、雞蛋、白細布、絮棉、煤炭、火柴、夾皮鞋等10種生活物品小賣（零售）價格，平均比1938——1939年增長96.7%。那么，按1:2.5推算，黑市價格大約增長2.4倍。《哈爾濱物價志》給出的城鎮居民生活費指數是：以1937年為100.0，1943 年為308.6，6年上升2.08倍。這兩個數據基本吻合。
綜合以上數據，1943——1944年間，黑龍江地區城鎮居民的實際購買力，按照公定價格推算，比統制經濟之前增長5%左右，按黑市價格推算，則下降30%以上。
偽滿時期的教育情況似乎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思想鉗制和文化奴役服務的；另方面，教育事業有所發展。1936年，龍江省、黑河省、三江省、濱江省和哈爾濱特別市兒童入學率16.3%；1943年，上升到34.1%（《黑龍江省教育志》）。
毫無疑問，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東北是非正義的侵略；東北人民在日本鐵蹄之下遭受了諸多苦難。但是，歷史是復雜的，從人口上看，1930年黑龍江地區601.1萬（一說663萬），占全國人口的1.34%；到1944年，增加到1015.6萬，占全國總人口的2.23%。13年增加了400萬，增幅高達68%。雖然外國移民增加了59萬（其中日本移民由1萬增至36.7萬），但畢竟所占份額不大（《黑龍江統計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72頁；《黑龍江經濟綜合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77頁）。 這背后的原因，需要認真研究和思考。
三、解放后人民生活曾一度困難，但在三年恢復時期明顯改善
1945年光復后，我黨我軍很快占據北滿。雖然在恢復經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因土改運動反反復復地進行了長達兩年時間，加上戰爭動員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1946年——1948年工農業生產嚴重下滑，物價飛漲（詳見《黑龍江省志綜述》、《黑龍江省物價志》），人民生活也比較困難。
從1949年開始，經濟逐漸復蘇。1952年，黑龍江、松江兩省（相當于現在的黑龍江省）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82.3%，比1943年增長60.4%（《黑龍江省志綜述》）。1949——1952年四年間，平均每年糧豆總產656.8萬噸，比1946——1948年三年平均產量（482.5萬噸）增加36.1%，比1940——1943年五年平均產量（629.1萬噸）增加4.4%。1952年實現755.5萬噸，接近1930年的歷史最高水平，比偽滿時期最高生產年1943年增加14.5%，比1949年增長38%。農業人口人均產糧956.2公斤。比1949年增長31.2%；比1943年增長23.0%；相當于1930年的71.4%。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情況，省和各縣市的志書沒有給出現成的數據。按照前述辦法推算，1952年農民人均收入約118元，比1949年（61元）增長93.4%。剔除物價因素（根據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物價志給出的數據推算，1952年比1949年上升77.1%），實際增長了9.2%，每年平均增長3%左右。
《黑龍江省志綜述》稱：三年中，主要消費資料銷售額從1949年3.9億元增加到1952年初的11億元，增長182.1%，剔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59.3%。《佳木斯市志》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143.6%，那么剔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37.5%。
但是，按照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志物價志、《黑龍江省物價史料匯編》列出的零售物價表推算，農民的交換大米、面粉、小米、高粱米、玉米碴、玉米面、豬肉、雞蛋、綿白糖、棉布、絮棉、火柴等12種生活必需品的能力，1952年大約比1949年提高1.6倍。與解放前各年份相比，不同商品有升有降，總體上不相上下。但與無地佃戶1930年購買力相比，除白糖降低30%以外，棉布、絮棉、火柴等三種商品平均提高一倍多。佳木斯城鎮居民12種商品的購買能力增長了2.3倍。
盡管上述數據差異很大，但總體上看，1952年與1949年相比，城鄉居民的生活狀況確實有了較大改善。所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好時期之一。
四、從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改革開放前近30年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其緩慢
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3年——1957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幅很低甚至可能減少。
從1953年開始，國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據說，大規模的基本建設使黑龍江省國民經濟實力顯著增長，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到1957年底，社會總產值達73．5億元，比1952年增長38.7%，年平均增長6.7%。國民收入37.8億元，比1952年增長47%，年平均增長8.1%。農業總產值23.89億元，工業總產值35.03億元，分別比1952年增長45.9%和344．5%（《黑龍江省志綜述》、《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
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情況，則與上述數據不太協調。
農民收入情況，我查到的準確數據只有農業合作社社員從“集體”分配獲得的收入。1953——1957年，分別為73.6元、76.3元、74.6元、71.9元、53.9元。五年平均70.06元，比1952年（93.8元）下降25.3%（《黑龍江省農業志》），1957年當年比1952年下降42.5%。因為1952年參加農業社分配的社員只有1.6萬人（《黑龍江省農業志》），僅占農業人口的0.2%，而1956年入社社員已占農業人口的98%以上。所以，這樣比較不科學。
為體現可比性，仍按前文所述辦法，以糧食產量為主要依據，并參考農業社的收支情況進行推算。1953——1957年黑、松兩省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107元。比三年恢復時期的1950——1952年農民平均收入93元提高15%；比1952年的118元下降9.3%。1957年則比1952年下降34.3%。
這個變化數據雖然是推算的，但與農民收入增減的主要因素——糧食產量、收購價格、農業人口數量、生產費用高度吻合。這五年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699.4萬噸，比三年恢復時期增長0.88%，幾乎沒有變化。農民增收因素只有一個，那就是1957年的糧食收購價格比1952年增長了22.5%。但減收因素卻有四個：一是農業人口由790萬人增加到933萬人，增長了18%，在生產總量不增或較少增加的情況下，人均收入必然有所減少。二是生產費用增加。1952年，農業社總支出占總收入23.5%，個體農民生產費用一般只占總收入的20%左右。1957年農民基本全部入社，支出占總收入的32.7%。三是農業稅負略有增長。三年恢復時期每人每年負擔11.5元，一五期間上升到16.4元（《黑龍江省農業志》、《黑龍江省財政志》）。四是社員家庭副業減少。由于不斷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社員副業受到限制。訥河縣向陽鄉勝利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入社前，家庭副業收入占總收入的27.41%，入社后1956年，副業收入占總收入下降到14.4%（《黑龍江農業合作史》，第 288頁）。
城鎮居民的收入，《黑龍江五十年》一書中一篇統計局文章給出的數據是：1952年城鎮居民人均236.4元，1957年242.3元，僅提高2.5%（182——185頁）。但是，同一本書中卻寫道：1957年非農業居民人均消費293元，增長24.2%，按不變價格，增長10.1%（332頁）。《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給出的數據：農民消費水平增長19.0%；城鎮居民年均消費水平增長29.9%。
收入和消費反差如此之大，似乎不合常理。
為盡最大努力搞清這方面情況，我根據《黑龍江省物價志》和《黑龍江省物價史料匯編》提供的商品零售價格和城鄉居民貨幣收入額進行推算：結果是，1957年與1952年相比，農村居民購買棉布、絮棉、白糖、食鹽、火柴、煤油、棉膠鞋等7生活物品的能力，下降37.7%；按五年平均收入額推算，比1952年下降14%。城鎮居民購買大米、面粉、小米、高粱米、苞米碴子、玉米面、豬肉、雞蛋、白糖、棉布、絮棉等11種生活物品的能力下降了10.7%。推算結果與物價總指數基本吻合。
這五年農民生活中的主要問題是口糧偏少。從歷史資料和老年人回憶看，那個年代大人小孩平均起來，每年每人需要600斤皮糧（約390多斤成品糧）才能吃飽飯。而1953年——1957年，只有1956年人均留糧616斤，1955年留糧570斤，其它年度均在500斤以下，1957年只有446斤（《黑龍江省糧食志》）。
第二階段：1958年——1962年，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非常困難。
1958年——1962年，國家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大躍進”浪潮席卷全省，國民經濟一度超高速增長。但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標，投資規模過大，后幾年經濟急速下滑。1962年社會總產值實現90.2億元，雖然比1957年增長22.7%，但是因為經濟比例失調、供求關系失衡，國民經濟全面緊張（《黑龍江省志綜述》）。
糧豆總產量：五年平均625萬噸（1961年只有455萬噸），比 “一五”時期（699.4萬噸）減少10.6%；比三年恢復時期（693.3萬噸）減少9.9%；比18年前的5年（1940年—1944年）平均產量（629萬噸）還低。按農業人口平均，1962年人均約557公斤，比1957年減少18.8%。
農民從“集體”獲得的收入，五年間每人每年平均72.38元（1961年只有61.7元），貨幣額比“一五”期間高2.5%（《黑龍江省農業志》）；剔除物價上漲因素（黑龍江省物價志提供的物價指數，1962年農村零售物價比1957年上漲14.55%），下降10.5%。由于大搞共產風，原本就受到嚴格限制的家庭副業更加萎縮。有資料顯示，那些年社員的自留地加上偷偷開墾的小荒地，最多不超過總耕地面積的10%（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1——卷號287——320頁）。那么，即使按20%的高限推算，這幾年農民人均全部貨幣收入也只有87元，與前五年基本持平。
這幾年口糧更少。五年平均每人只有377.6市斤。相當于正常需求量（600斤）的62.9%。1960年和1961年，分別為286斤、276斤（《黑龍江省糧食志》），不足正常需求量的一半。
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收入由1957年的757元降到1962年的648元，下降了14.4%（《黑龍江省志綜述》）；居民人均收入，由1957年的242.3元增加到1962的249.3元，貨幣額增長2.9%，但剔除物價上漲因素（指數：128.71），實際下降18.2%（《黑龍江五十年》）。
從消費情況看，1962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219元，比1957年增加1.9%，剔除物價上漲因素，下降15.1%；農村居民則下降24.5%（《黑龍江五十年》332頁）。省統計局抽樣調查表明：1957年人均消費豬肉5.65公斤，蛋類2.00公斤，1961年人均消費豬肉1.45公斤，蛋類0.9公斤，分別下降74.3%和55.0%。全省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1960年的37.0億元下降到1962年的29.0億元，平均每年下降11．5%。
由于農村留糧和城鎮糧食供應量大幅度減少，1959年——1962年，全省城鄉居民處于饑餓和“半饑餓”狀態，不得不用野菜、糠麩甚至苞米瓤、稻谷殼等“代食品”充饑。患浮腫病、干瘦病、肝炎、肺結核和婦女子宮脫垂、幼兒佝僂病等疾病的人數明顯增多（《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有的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那年代的穿著，和以往變化不大。農村住房仍以草泥房為主。城里住的非常擁擠，三、四代同堂者居多。1957年人均面積僅有3.74平方米，到1962年，降至2.12平方米，降低43.3%（《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是很少見到的奢侈品。
第三階段：從1963年——1965年的三年調整時期，居民收入有所增長，但農民收入增幅較低。
從1963年開始，國家進行政策調整，國民經濟狀況逐步好轉。1965年，全省社會總產值實現139．7億元，工農業總產值實現97．25億元，分別比1962年增長54.9%和60．8%。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8%，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 12．2%（《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黑龍江五十年》）。糧豆總產量三年平均722萬噸，比前五年平均產量增加15.5%。
1965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62年的249.3增加到278.9元，提高11.9%，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提高11.2%（《黑龍江五十年》）。
農村人均產量，三年平均大約587公斤，比1962年增加5.4%。農民從集體獲得的收入，3年平均65.4元，比二五時期（72.38元）降低9.6%；1965年71.6元，比1962年增加0.8%（《黑龍江省農業志》），如果加上同比例的家庭收入，增加幅度沒有變化；如果家庭收入比重增加，農民收入有可能增加幅度大一些。
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1976年，生活必需品嚴重匱乏。
從1966年開始的十年動亂期間，黑龍江省經濟工作雖然遭到嚴重干擾，但僅僅看增長速度不算太慢。工農業年總產值從1966年的140.7億元增加到1976年的234.9億元（《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增長67.0%；糧豆薯產量由1965年的883.0萬噸，增加到1976年的1122.5萬噸，11年增長27%。
但是產業、產品結構不合理、物資短期的以及效益低下等始終存在的問題更加嚴重。記得有幾年縣城里連白色燈泡或燈管都買不到，賓館里只好用粉紅色的燈管照明；居民生活用品更是嚴重短缺，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要憑票購買。長時間省內各城市每人每月只定量供應半斤肉，至于魚、蛋、奶等則很少見，有時連孕婦的雞蛋也不能保證供應（《黑龍江省志綜述》）。上海牌手表、永久牌或鳳凰牌自行車、蝴蝶牌縫紉機、免票布料（化纖）需要“走后門”才能買到。
城鄉居民收入變化需要進一步考證。《黑龍江五十年》說：1965年人均年工資767.0元，1975年下降到712.0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354.5元，比1965年的278.9元增27.1%，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下降1.2%。但是，按物價指數推算，應該是增加22.9%。1978年，城鎮居民455.3元（《黑龍江五十年》），比1965年增長63.2%，剔除物價上漲因素（指數為105.61），實際增加54.5%。農民收入1965年，僅127.4元（從“集體”獲得的收入71.6），1978年增加到172元（從“集體”獲得收入109元），剔除物價因素（指數101.3），實際增長33.7%。
第五階段：“文革結束”（1976年）到1982年，居民收入有所增加。
1982年城鎮居民收入460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75年增加11.3%；農村居民收入252元，剔除物價因素，比1978年增長32.3%。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30年間，黑龍江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果僅僅看產值和主要工業品的產量，除“二五”后（“大躍進后”）三年以外，總體上速度不算太慢。1980年社會總產值，實現387.3億元，比1949年增長15倍，比1952年增長8.27倍。剔除物價因素，1980年與1952年相比，社會總產值增長7.52倍；農業總產值增長1.98倍；工業總產值增長18.8倍（《黑龍江省志綜述》）。發電量，由4.2億度增加到129.1億度，增長29.7倍；鋼產量，由0.36萬噸增加到52.53萬噸，增長145倍；原煤，由增加到614.7萬噸增加到4245萬噸，增長5.9倍。糧豆總產量增長幅度不大，由1952年的755.5萬噸增加到1980年的1411.5萬噸，28年只增長86.8%。按農業人口平均，由944.4公斤減少到716.3公斤，下降24.2%。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則非常緩慢。1982年與1952年相比，歷時30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由236.4元增加到460元，貨幣額增加94.6%，剔除物價因素（指數176.63%），實際增長10.17%，簡平均每年增長0.34%，遞增率當然更低得可憐。
農民從“集體”獲得的收入由93.8元增加到107.5元（《黑龍江省農業志》），僅僅增加14.6%。剔除物價因素（指數123.50），實際下降7.2%；從高級合作化實現的1956年到1982年，農民從“集體”獲得的收入從71.9元增加到107.5元，26年增加49.5%，剔除物價因素（指數118.47），實際增長26.2%，簡平均每年增長1%。
農民從集體獲得的有限收入，還要扣除口糧、秸稈等實物分配款，拿到的現金更少得可憐。據老年人回憶，人民公社時期，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年終決算時，在扣除口糧秸稈款后，能給部分社員分點現金；三分之一的生產隊扣除口糧款后，社員拿不到一分錢；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勞動收入低于口糧款，每年都要欠生產隊的“三角債”，其中，有個別生產隊，勞動日值為負數，即勞動一天，要倒找給生產隊幾分錢。
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幅度很低。1978年，全省人均消費302元，比26年前的1952年增加150元，剔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只增長1.6%（《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黑龍江五十年》）。
城市居民糧食供應標準1953年實行統銷最初幾年，平均供應量15——16公斤（成品糧），1958年降到13.5公斤，六十年代初降到11.7公斤，1985年前，一直在11-12公斤徘徊。居民吃飯基本處于“八分飽”狀態。從供應品種看，統銷初期，沒有細糧限制，基本是在供應量內隨意選購。1955年以后，全省統一規定了細糧供應標準：大中城市每月每人供應面粉6公斤，大米0.5——1公斤，縣城供應面粉4公斤，大米0.5公斤。實際上時常減少，“有啥吃啥”（《黑龍江省糧食志》）。小米、高粱米常常脫銷，只能吃苞米面、苞米碴子。所以，當時有“的確良（化纖）褲子，苞米面肚子”的說法。雞、魚、肉、奶的消費量少得可憐。
農民更苦些。“一五”時期，全省農民平均每年每人留糧262.2公斤（原糧），大約占正常需求量（300公斤）的87%。“二五”時期，下降到188.8公斤，大約占正常需求量的63%，基本上糠菜半年糧。此后到1983年，一直在200——260公斤徘徊。1969年只有148公斤（《黑龍江省糧食志》）。三年困難時期每人每天只有三兩毛糧，饑餓程度遠遠超過城里。后來，實行的政策是：留糧最多不得超過560市斤，多留就是違背政策，瞞產私分；最少保證360斤，落后生產隊由國庫通過返銷糧補夠。正常年景，多數生產隊的社員在7月份到新糧下來之前的三個月左右，主要要靠自留地里的馬鈴薯和青玉米充饑。
在前幾年進行的百年農村變遷調查過程中，我接觸到一百來位解放前出生的老人。有15位受訪者對80多年來生活狀態進行了比較。其中，9位農民（包括三位生產大隊的老支書），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日子最好，其次是土改后合作化開始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時期的日子不如解放前；6位離退休干部，作出同樣回答的3人，否認這種說法的3人。
六、七十年代，特別是化纖布料普及之后，城鄉居民的穿著略有改善。另外，農村出現了少量的磚瓦房，但多數社員仍住在破舊的草泥房。到1978年，人均住房只有7.5平方米（《黑龍江省志綜述》），一家三代住在一間屋子，甚至南北炕住兩家的現象司空見慣。城鎮居民住房，雖然有一部分居民住進了有暖氣的房子，但人均居住面積由1949年的4.1平方米，下降到1978年的3.0平方米（《黑龍江省志綜述》）。
30多年人民生活的改善，主要體現在教育和衛生上。1953年,適齡兒童入學率只有60.3%，到1978年，達到95.1%；每萬人擁有病床，1949年只有2.73張，到1978年，達到29.2張（《黑龍江省志綜述》、《黑龍江省教育志》、《黑龍江衛生志》）。
五、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民生活狀態變化巨大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黑龍江省雖然在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方面比多數地方晚了一年，但也逐步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雖然近年來經濟增長乏力，但與前30年相比，經濟和社會同樣稱得上跨越式發展。2016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實現15386.1億元，按可比價格推算，大約比38年前（1978年）增長18倍（從社會總產值變為國內生產總值，推算未必準確）。2013年工業總產值實現13719.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11.9倍。糧豆薯總產量于1983、1984年連續登上1549萬噸和1758萬噸兩個新臺階，農業人口人均占有880公斤，比1980年提高22.9%。到2016年，達到6058.5萬噸，總產比1978年（1477.5萬噸）增加3.1倍；農業人口人均占有3908公斤，比1978年（730公斤）提高4.4倍。
2016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36元，剔除物價因素（下同），比1978年（455.3元）增長10.1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26.6%）比改革開放前（0.34%）高77倍。生活消費支出18145元，比1978年（441元）增長5.5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比改革開放前高6.5倍。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32元，比1978年（172元）增長12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比改革開放前高15倍。生活消費支出9424元，比1978年（177元）增長6.8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比改革開放前高14倍。居民儲蓄存款逐年增加。
城鄉居民不但徹底告別了饑餓，而且膳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以吃粗糧為主，現在大米白面成為家常便飯；除了少數特困戶以外，普通百姓的雞魚肉蛋奶和啤酒等副食品消費量大幅增加。有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糧食90.5公斤，比1980年減少38.4%；消費食用植物油9.0公斤，比1980年增加1.5倍；消費豬肉11.5公斤，比1980年增加8.5%；消費牛羊肉4.1公斤，比1980年增加1.9倍；消費禽及禽制品3.3公斤，比1980年增長7.3倍；消費鮮蛋12.4公斤，比1980年增加7.3倍；消費魚蝦7.3公斤，比1980年增加70.0%（2009年《黑龍江年鑒》）。2016年，城鎮和農村恩格爾系數均為27.7%，比1978年（均為61.8）降低34.1個百分點。
城鄉居民的衣著由式樣單一、低檔陳舊向時興多樣轉化。冰箱、彩電、洗衣機、智能移動電話基本普及，計算機、小汽車走進平民家庭。
2013年，農村人均住房，由1978年的7.5平方米增加到23.7平方米；城鎮人均住房，由3.0平方米增加到30.0平方米。每萬人口擁有大學生數，由10.6人增加到266.3人。每萬人口擁有醫療機構病床，由29.2張增加到49.4張（《黑龍江省2013年年鑒》、《黑龍江六十年》）。
可能有人要說，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拉大，去掉大款，普通百姓的收入沒有增長那么多。這當然有道理。
我國的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數據缺失和不準確，造成各種估計差距過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全國基尼系數是0.474，逼近警戒線0.5；有的研究者認為已經超過了警戒線。網絡上有人說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但世界銀行引用李實給出的數據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財富。這應該是比較靠譜的說法。
那么，去掉10%富人占有的財富，2016年城鎮90%普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757元，剔除物價因素，仍然比1978年（455.3元，包括高收入的群體在內）增長5.9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比改革開放前高45倍。假定農村的貧富分化達到同樣程度，除富人以外的普通農民人均收入只有7703.9元，比1978年（172元）增長7.5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19.7%）比改革開放前高9.1倍。
還有2008年低收入家庭收入情況可供參考。當年黑龍江全省城鎮人均可支配11581元，低收入戶5209元；中等偏下收入戶7357元。拿中等偏下戶的收入水平與30年前（1978年）總平均水平（455.3元）相比，貨幣額增長15.1倍，剔除物價因素（指數460.4），實際增長2.5倍，平均每年增長的比率（8.33%）仍比改革開放前（0.34%）高23.5倍。
按最低工資比較，2013年黑龍江省最低月工資為1000元，1978年前的一級工28元（學徒工只有20多元），剔除物價因素，提高4.5倍。
六、幾點簡單的思考
——對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成果不應全盤否定，但對那年代的失誤和教訓必須總結到位。“那些年”和“這些年”，都不可能一無是處，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不該互相否定。但是，也不能簡單地各打五十大板，而應該從各個層面進行具體分析。否則，就很難理解為什么很多地方的農民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就對合作化運動進行消極抵抗；并冒著巨大風險，不斷地嘗試包產到戶（見本人微文《家庭經營制是億萬農民歷盡艱辛、不屈不撓的選擇》）。對改革開放以來各領域中的問題，充分揭露和批判，從而促進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刻意淡化或掩飾“改開”前極左路線和政策造成的惡果，甚至盲目贊美那個年代，勢必助長走回頭路的極左思潮和某些倒行逆施的行為。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我們黨鬧革命、搞建設的初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或做得不好，任何所謂“成就”都會黯然失色。有人說，那些年百姓日子苦一些，“勒緊褲帶”搞建設，是為了擴大積累，積蓄發展后勁，沒有“改開”前的苦，就沒有“改開”后的甜。這種說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符合史實。且不說“勒緊褲帶”并非人民自愿，只看“高積累”的后果，就可一目了然。黑龍江省三年“大躍進”時期每年的積累率分別高達44．4%、44．9%和42．8%。但每百元積累所創造的國民收入為－67.7元，國民收入反而下降11%，平均每年下降2.2%，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6.6%。3年每百元投資額所增固定資產平均為73.2元，與“一五”時期的平均水平相比，降低14.2%。“二五”時期施工的大中型項目146個，全部建成投產的18個，建成投產率只有12.3%（《黑龍江省志綜述》、《黑龍江省經濟綜合志》）。還有人說，現在運行的農田水利工程，都是大躍進年代修建的，沒有這些工程，就沒有現在家庭承包后農業的連年豐收。這里暫且不說大躍進后多年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只看看相關水利資料，就可以知道那些年成千上萬農民流血流汗修建的水利工程，多數是胡子工程、半截子工程或廢品。據統計，1958年——1965年8年間，全國開工建設的水庫占新中國成立到2008年60年建設總數的53.2%，其中，大型水庫占總數的40.2%。但是，1958年至1960年這3年完全建成的大型水庫只占同期開工建設總數的13%，占60年建成總量的3.8%；比建設期（3年）比重（5%）低1.2個百分點。換句話說，按大型水庫建成率來比較，這3年的成果，遠遠低于60年的平均水平。至于中小型水庫的建成率，我沒有找到相關數據。但曾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的蔣國澄說：“當時修建的大中型水庫，還能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出問題的水庫主要是群眾自發修建的小型水庫。”曾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陳志愷說：“很多中小型水庫沒有規劃、沒有設計，也沒有進行勘測和清基，甚至沒有溢洪道！”（田鵬、齊小苗：《水利大躍進》，2009年10月14日《科學新聞》）。不難推斷，中小型水庫的建成率和發揮實際效益的比率肯定更低。從灌溉面積看，1958年——1962年，5年實際增加灌溉面積5538萬畝，等于從1952年到1980年28年間增加面積（3.7億畝）的15%，較年限比重（17.9%）低2.9個百分點。黑龍江省在1958年動工興建的7座大型水庫無一座在大躍進期間（1962年前）完工。有3座工期分別為6年、8年、10年；有4座一度下馬停建，工期分別為13年、16年、17年和20年。比較成功的大型工程龍鳳山水庫從1958年動工，動員五常縣勞力2.5萬人，歷時10年，才基本竣工（《黑龍江省水利志》）。在修建龍鳳山水庫的同時，五常縣動員青壯勞動力2.4萬余人，苦干2年，興修長達60公里的引水工程紅旗運河。結果，工程只完成一部分，灌溉水田6000畝，只占設計面積20%。到80年代，大部分渠段已廢棄（《五常縣志》）。呼蘭縣從各公社平調搞水利的民工達3萬人，組建水利大軍，吃住在工地，晝夜不停輪班干。結果，所修建的3座水庫均沒有按期竣工，打出的土井則全部報廢；孟家公社挖渠15公里毫無收益，白白浪費耕地259公頃（《呼蘭縣志》）。
——黨和政府如果不真正放權于民，僅僅強調為民造福，很容易與初衷背道而馳。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很多學者都分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時期左傾錯誤的原因。如：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階級斗爭擴大化，等等。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有個問題很難解釋：這些左傾錯誤，都是我們執政黨和政府的問題，不可能是農民要這樣，要那樣。如果農民真正翻身當家做了主人，黨和政府思想和工作路線再左，也不可能把脫離實際的“大鍋飯”硬塞給他們。所以我認為，左傾錯誤的最主要根源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沒有落實。由于對這方面的深刻教訓總結反思得不徹底，不到位，時至今日，社會治理中不尊重民眾意愿和權力的現象仍比較常見；領導干部喜歡為民做主、習慣于運用群眾運動的辦法開展工作等左的積習仍遠未絕跡；“逼民致富”、“逼民上樓”的鬧劇屢見不鮮。
——黨和政府對經濟運行必須進行調控，但干預力度太大，往往后患無窮。當年、小日本在滿洲搞經濟統制，是為了擴大戰爭、加重掠奪而實施的權益之計，從后果看，不但老百姓遭殃，而且動搖了偽滿政府的統治基礎。我們從“一五”開始搞的統購統銷，雖然存在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素，但一直持續30來年，并由糧食擴展到很多產品。結果，越統越死，連普通燈泡都一度短缺。“改開”這些年，政府如何干預市場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分寸怎么掌握，需要很好研究和把握，但決不能逆市場化方向而行，向黨委和政府包辦一切的方向倒退。
——生產關系的變革不但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且必須遵循普遍性的經濟規律和基本常識。我們已經承認，當年合作化的步子過急，要求過于整齊劃一。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生產力已經有了很大提高，農村經營管理體制已經退到小隊核算，為什么仍然難以為繼呢？八十年代初，中央允許在少數生產隊試行家庭承包，結果口子一開，為什么人民公社的大廈頃刻倒塌，農民紛紛搞起名為“大包干”的“分田單干”呢？這些年，我們大力提倡合作經濟，為什么多數合作組織并沒有按章程運行呢？我父親是一字不識的農民，記得他多次說，“共產黨哪樣都好，就是非要把大伙捏在一起不好。親兄弟還分心眼，好幾十戶怎么能齊心？”那些年，我一直認為他思想落后，后來逐漸認識到，農民樸實無華，對很多常識性的問題看得很準。現在，無論是為了促進規模經營，還是為了避免貧富分化，都應該大力發展合作經濟，但必須遵循國際通行的合作經濟規則，尊重人們普遍認可的常識，否則，難免事倍功半，甚至淪為新一輪“窮折騰”。
——經濟活動，可以輔之以必要的政治工作和道德教化，但必須以物質利益調節為基礎和主線；凈化社會風氣，可以批評極端利己主義，但更應在限制公權力上著力。為了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發揮“公有制”的優越性，我們不間斷地搞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開展名目繁多的思想教育。結果呢，老百姓的各種“私欲”雖然在短時期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人民公社“社員”出工不出力，國有企業“廠長摟、工人偷”的現象卻司空見慣。在“斗私批修”最激烈的文革時期，拉關系、走后門等不良風氣愈演愈烈，實際上已經宣告“教育萬能”、“道德治國”理念的破產。一旦打開國門、放松管制，便出現了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景象。當下，要凈化社會風氣，不能走禁欲主義、平均主義、“一大二公”之類的老路，而應該在承認人們物質利益追求的前提下，合理調節社會分配機制。同時，認真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把公共權力真正關在民主法治的籠子里，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權力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相對公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李克軍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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