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始于農村，核心是對農民的解放，通過土地承包，使農民從“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通過開放搞活，農民不僅從事農業，也可以從事工商業，從而出現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通過放開人口流動的限制，出現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改革釋放了農民的活力，并產生了驚人的改革紅利。
過去40年中，農村發展也遭遇了許多困難，出現了很多問題。20世紀90年代，曾經因為農民負擔過重，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為解決“三農”問題，國家果斷停止征收農業稅，并加大了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三農”問題有所緩解后，農民又面臨著“買（生活用品）難賣（農產品）難”，農副產品出現結構性的過剩，“少了趕、多了砍”，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鑒于此，政府大力推進農村供給側改革，提供農副產品生產信息，完善市場鏈，支持農副產品加工，完善農業保險制度，減少了農產品價格波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總體上來說，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為了改善農民生活，對農民的補貼和保障措施不斷完善，從種糧直補到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養老，所有這些都是過去所沒有的。改革不僅意味著改變不合理的傳統機制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創造新的機制和制度，過去40年不斷在農村進行的政策和制度創新，可以說是千百年來從來不曾有的。
目前，“三農”仍然是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農業和農村仍然是中國發展的短板，是最需要加強的領域之一。鄉村振興就是要補齊農村和農業短板，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為此仍然是要深化改革，核心內容仍然是激活農民的積極性，實現要素合理配置。
深化改革首先要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融合和雙向流動。城鄉二元體制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從發展角度來看，全球所有國家都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農村相較城市往往是落后和貧困的，因此城鄉二元結構帶有普遍性；而從制度設計角度看，城鄉二元體制是中國所特有的，就是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建立戶籍制度的障礙，阻斷城鄉之間的流動。過去40年改革過程中，戶籍制度已經大大松動了，不僅農民被賦予了更多流動的權利，而且附著于戶籍的各種權利和福利也在減弱，但是戶籍制度仍然在某些方面阻礙要素流動。
比如，流動家庭子女可以在流入地接受9年義務教育，在多數地方，流動家庭的子女上小學和初中比過去更容易了，但是仍然需要學生回到原籍參加考試，這給人口流動造成了不小的阻礙。此外，現在關注城市資本下鄉的比較多，但是如何實現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還考慮得較少，城市人口還很難進入鄉村。深化改革就要建立通暢的城鄉流動機制，促進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
鄉村最重要的資產是土地，包括集體所有農民承包的農地、農村集體的建設用地和農民的宅基地。農民土地改革的思路已經比較清楚，就是通過土地確權，促進土地流轉，從而推動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一些人擔心土地確權和流轉會導致農民失去最后一道保障線，因為中國能夠在經濟波動中減輕和避免風險，就在于農民有土地作為保障，如果農民失去土地，一旦城市就業出現不穩定，農民就可能無家可歸。不過，現實的問題在于，大多數農民承包的小塊耕地已經不足以提供保障，靠土地作為最后的避風港，只是基于過去經驗的想象。
土地資源流轉是大勢所趨，但是也面臨許多困難。比如土地流轉往往伴隨著土地整理和規模化經營，當土地流轉以后，土地的景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規模化生產中，原有農戶的地界被打破，重新規劃分區，農民很難將流轉出去的土地收回來。在這種背景下，如何保障土地承包人的承包權和農業經營者穩定的使用權，還沒有具有普遍意義的操作方式。同樣，農民宅基地的私下流轉早已經發生，但是每個農民家庭的宅基地面積差別甚大，不同地區流轉的價格和可流轉性都有很大差別，如何保障農民利益和村莊內部的公平，如何保證流轉后宅基地使用者的穩定性和社區融入，也存在不少困難。
農村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已經確定，就是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促進要素流動，但在促進要素流動中會遇到許多具體問題，這些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解決，將是決定農村改革成敗的關鍵。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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