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基于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以及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微觀農戶數據，對當前農戶分化狀況進行了分析，并對農戶分化的未來走向進行了展望。研究表明，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是由制度政策放活和農業轉型發展驅動兩大變異因素所誘導，并在演化歷程中通過影響變異因素而實現進一步演化發展。其中，制度政策的放活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要素空間移動由“嚴格控制”轉變為“規范引導”和“服務保障”，再轉變為“帶動提升”；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主要表現為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涓滴效應”，以及城鎮化發展與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農村就業結構變化的“一拉兩推”。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顯示，當前農戶分化態勢明顯，純農戶比例不斷下降而非農戶的比例不斷上升。未來兼業農戶將是農戶的主流類型，純農戶比例進一步下降且種糧純農戶的經營規模將會逐步擴大，非農戶更傾向于選擇退出農業生產。
關鍵詞：農戶分化；演化邏輯；農業轉型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這一重要歷史判斷，是順應中國基本國情和歷史發展的重要結晶，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在農業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創新。將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既順應了億萬農戶的歷史新期盼，又避免現代農業因摒棄小農而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符合新時期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充分體現黨中央對小農戶的高度重視程度，提升小農戶競爭力、把小農導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的歷史決心。實踐層面的經驗表明，加快培育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不斷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我國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
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正是農戶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時代選擇。從農業發展角度上看，新形勢下農戶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的發展，逐步走向農業現代化。從“理性小農”和“道義小農”的角度上看，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是保護小農、發展小農，引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而不是拋棄小農，既能夠實現小農的利益最大化，又能夠更好地保障小農的生存，小農的主體地位也由“內卷化”時期受剝削轉變為新時期的獨立自主，充分享受現代農業發展所帶來的新機遇。當前中國30畝以下的農戶接近九成，中國農業屬于典型的小規模農戶生產部門，而且這種狀況在相當長的時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戶自身也開始逐步分化，呈現出由純農戶向兼業戶、再向非農戶的轉變。那么，改革開放以來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是什么呢？農戶分化的現狀又是呈現出什么樣的趨勢呢？未來中國農戶分化又會往什么樣的方向發展？這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
農戶分化問題得到了許多學者的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存在著以下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研究沒有深入分析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忽略了農戶分化過程中動態變化；二是已有研究中針對農戶分化的狀況沒有進行全方位的闡述，雖然李憲寶、高強[2]和趙佳、姜長云[3]都對農戶分化的現狀進行了描述，但都是基于村為單位的測算，而不是依據農戶家庭收入結構進行測度，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農戶分化的實際情況。基于此，本文擬采用以下方式解決已有研究的不足：一是本文基于組織生態學理論中“變異—演化—發展”的研究主線對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進行深入探討；二是本文基于對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的全面測算，對當前農戶分化的現狀有了更為清晰地認識，以期本文研究能為深入理解當前農戶分化狀況和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實現路徑提供經驗參考。
一、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
農戶分化的本質是農業收入占比在農戶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戶分化呈現出“純農戶—兼業戶—非農戶”的演化過程。農戶家庭不僅可以作為一個經濟分析單元，也可以看作是一個管理學分析對象，即農戶家庭內部如何通過合理地配置各種要素實現自身生產水平的提升。隨著多學科交叉研究的不斷深入，探究微觀主體成長演化的重要理論由原先管理學中的戰略管理理論逐步轉變為融合多學科的組織生態學理論。
農戶分化的演化路徑可以分為以下三種路徑：第一，由純農戶分化為一兼農戶；第二，由純農戶分化為一兼農戶并進一步演化為二兼農戶；第三，由純農戶分化為二兼農戶并進一步演化為非農戶。本文在張琛、孔祥智[4]研究的基礎上，根據組織生態學中的“變異—演化—發展”的研究主線著重通過分析農戶分化的變異因素，來揭示農戶分化背后的演化邏輯。
（一）農戶分化的變異因素
本文將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變異因素總結為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政策的放活；二是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
1.制度政策的放活
改革開放初期，農戶基本上以從事農業經營為主，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隨著制度政策的逐步開放與放活，農村勞動力開始出現了逐步流動，非農收入占比不斷上升。
在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處于管控狀態。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在《國務院關于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遷向城市和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的通知》（[1981]181號）中指出1978~1980年，非農人口增加了18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接近600萬人。政府出于對農業提供商品糧和副食品的定位需要以及城市負擔能力的實際情況，要求嚴格控制從農村招工、認真清理企事業單位使用的農村勞動力和加強戶籍制度管理。隨著農村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鄉鎮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戶轉向農村集鎮務工、經商，迫切需要解決遷入集體落戶的問題。1984年10月13日，國務院頒布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農民進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逐步放活對入城農戶的限制，并鼓勵支持有經營能力和有技術專長的農戶進入集鎮落戶。在這一時期，1986年7月12日出臺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也在第二十三條指出“從農村招用的戶、糧關系不變的勞動合同制工人……他們的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待遇，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同年10月1日，在國務院出臺的《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中也指出“企業招用工人，應當公布招工簡章，符合報考條件的城鎮待業人員和國家規定允許從農村招用的人員，均可報考”，這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開辟了政策保障通道。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數量開始增加，也是得益于制度政策的放活。1990年4月27日，國務院在《國務院關于做好勞動就業工作的通知》（[1990]28號）中指出“合理控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減輕城鎮就業壓力……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要同建設事業的發展和城鎮的承受能力相適應……防止出現大量農村勞動力盲目進城找活干的局面”，同時也要求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通過多種手段實行有效控制，嚴格管理。控制農村勞動力的盲目流動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政策著力點。
1992年黨的十四大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奠定了基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逐步改革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發展農村第三產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1994年8月8日，勞動部頒布出臺了《促進勞動力市場發展，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的實施計劃》，要求開展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有序化工程和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貴工作。同年11月17日，勞動部頒布出臺了《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明確指出“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用人單位可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1995年9月19日頒布出臺了《關于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見》，指出“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興辦企業，并根據一定條件，允許農民在小城鎮落戶”，并同時要求“實行統一的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隨后，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開始逐步啟動。1997年6月10日， 《國務院批轉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意見的通知》中指出“從農村到小城鎮務工或者興辦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人員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家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由“嚴格控制”逐步轉變為“規范引導”，這進一步為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提供了契機。
進入新世紀，國家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臺，逐步取消了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在城鎮化戰略第三節中指出“取消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地區間的有序流動”。2003年1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僅要取消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而且要切實解決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改善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條件。2004年12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促進農民進城就業的管理和服務工作和切實維護農民進城就業的合法權益。從2004年起，中央連續出臺了15個關于農業農村發展的中央“一號文件”。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各項權益。推進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2005~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都要求加強農民轉移就業培訓和權益保護，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改善農民工進城就業和返鄉創業環境……全面加強農民工權益保障”。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和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都要求要不斷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各項權益。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鼓勵涉農行業興辦職業教育，努力使每一個農村后備勞動力都掌握一門技能”，這為農村勞動力通過學習技能日后從事非農就業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指出要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15~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都關注了如何實現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如何維護農民工合法勞動權益，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和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支付的長效機制是重要的舉措。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則要求“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促進農民工多渠道轉移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從對2004年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梳理可以發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顯現得淋漓盡致。國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由“規范引導”轉變為“服務保障”再轉變為“帶動提升”，多渠道提升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為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夯實了基礎。
因此，制度政策的放活是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首要變異因素，正是勞動力要素市場由限制到放活再到逐步完善，為農戶分化奠定了基礎。
2.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
以生產力變革為驅動因素所導致生產關系、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變，是一個國家或某個部門在實現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經歷的過程。中國農業部門經歷了上述這種變化，稱之為農業轉型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符合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具體來說是以土地要素為基礎變量，以勞動力要素為最能動變量，要素之間相互替代的農業技術變遷路徑[5]。農業轉型包括以下四個方面：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變化、城鎮化快速發展、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和農村就業結構的變化。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邁向新臺階，中國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時代性、區域性和整體性的概念[6]，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也伴隨著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升。依據定義，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作資本的有機構成[7]。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數值越大，意味著單位勞動力占用的農業生產資料越多，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與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是同步。孔祥智等對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測算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總體呈上升趨勢[8, 5]，但到2008年以后則出現下降勢頭，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村勞動力成本在2008年后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本文認為，2008年前后出現的大批農民工返鄉創業是造成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時這也是影響農戶分化的重要因素：農民工回鄉返鄉創業帶動了農村內部就業結構的變化，進而會影響農戶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化。許多媒體報刊都報道了返鄉創業帶動當地農戶致富的例子，如光明網以《返鄉創業一人帶動致富一方》[①]報道了周口鄲城縣新東方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某返鄉創辦新東方農民專業合作社，吸納帶動返鄉農民工120人，有效解決本村和周邊村莊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對河南省滎陽市新田地種植專業合作社的跟蹤調研也發現，返鄉創業的合作社理事長李某于2011年3月26日創辦合作社。與當地普通農戶種植玉米所需工時相比，新田地合作社社員種植玉米每畝能節省9個工，農業生產的省工意味著農戶有更多的時間選擇外出務工或者閑暇，這為農戶選擇外出務工或在本地務工提供了便利條件。
其次，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對農戶分化起到了“拉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呈現高速發展的態勢，從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長到2017年的58.52%，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勞動力要素的貢獻，這就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非農就業崗位，進而對農村家庭收入結構產生影響。許多學者的研究結論都表明非農就業的工資率的快速上升是影響農戶非農就業的關鍵因素[9-10]。張琛等通過數理模型推導得出勞動力非農就業的關鍵因素在于外出就業工資率與本地就業工資率二者的比率[11]。根據表1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就業工資水平一直高于農業勞動力工資，直接反映的是表1中鄉村就業人員數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的逐步下降，二者的差值（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員數）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表1中第一列的城鎮化率與最后一列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員數二者呈現出同步變化的趨勢，這也進一步表明城鎮化的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起到了“拉”力的作用。
第三，農業產業結構變化對農戶分化起到了“推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業生物化學技術的進步和農業機械技術的進步，在保證大農業健康發展的同時，農業產業的內部結構也發生變化，結構不斷優化（見表2）。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以1978為基準），中國農林牧漁總產值由1978年的1397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17850億元。從農林牧漁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來看，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比值由1978年的79.99%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52.89%，下降幅度最大，為27.1個百分點。采用農林牧漁總產值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的比值作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指標，剔除了價格因素后從表2可以得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和農業綜合機械化率二者均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1978年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為493.33元/人，2016年農業勞動生產率為8303.87元/人，年均增長7.71%；農業綜合機械化率由1978年的0.20增加到2016年的0.65，年均增長2.2%。農業產值占比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機械化率水平的快速上升意味著農業生產中不再向以前需要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加上制度政策的放活，為農戶分化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農業內部種植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由1978年的80.34%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75.30%，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也隨之上升了5.04%，主要原因在于糧食生產的比較效益下降，農戶轉而選擇種植經濟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由于經濟作物的農業機械化率水平較低，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農戶不得不選擇雇工這一形式，這也為農戶增加工資性收入開辟了新渠道。
第四，農戶就業結構的變化是農戶分化的另一“推力”。農戶就業結構的多元化為農戶非農就業開辟了多種路徑，因此能夠充分反映出農村本地非農產業的發展情況。鑒于現有統計資料沒有針對農戶就業結構的詳盡統計，本文基于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微觀農戶數據分析農戶就業結構的變化情況。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建立，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農業部具體組織指導，在全國31個省份連續跟蹤的一項農村調查工作，能夠充分反映出農戶生產生活的情況，目前共覆蓋全國31個省市355個行政村和2萬多戶農戶。
改革開放初期農戶就業結構較為單一，僅從事農業生產，農戶分化狀況還不明顯。鑒于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于2003年對問卷進行大幅修改，對農戶家庭勞動力信息進行了詳細調查。本文從2003年開始探討農戶就業結構變化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在2009年對調查問卷進行了大幅修改。其中，2003~2008年農戶問卷中“從事主要行業”這一問題共有六個選項（農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飲食服務業、其他）。2009年之后的農戶問卷“從事主要行業”這一問題共有11個選項（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其他）。為了便于分析的一致性，本文以2003~2008年農戶問卷的問題選項為基準，將2009年農戶問卷的選項按照“農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飲食服務業、其他”進行匹配，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2003~2016年農戶家庭就業結構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特征：一是從事農業的比例不斷下降。2003年農戶家庭從事農業的比例為35.79%，占比最高，而到了2016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4.43%，降低了11.36個百分點；二是農戶在第二產業從事比例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但是在不同行業中存在著差異，其中從事工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從事建筑業和運輸業的農戶比例不斷上升；三是服務業已成為農戶就業的重要行業。從表3的結果中可以得出，2003年商業飲食服務業的就業比例為13.61%，201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21.04%，增加了7.43個百分點。根據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分析可得，當前農業就業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同的就業結構意味著農戶家庭收入存在著差異，這也推動了農戶的分化。
基于上述分析，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的另一重要變異因素是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意味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通過“涓滴效應”影響著農戶分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拉力”與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農村就業結構變化的“推力”影響著農戶分化。
（二）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
根據張琛、孔祥智[12, 4]提出的組織成長演化模型：組織因變異因素實現自身演化，因演化而發展，再因內外部因素的變化再次變異，進而再一次演化和發展。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可以表述為：制度政策的放活和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兩大變異因素推動著農戶由純農戶向兼業戶再向非農戶不斷演化。農戶由純農戶向兼業戶再向非農戶的過程意味著只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比例不斷降低，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戶比例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也會對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戶就業結構產生影響，對農戶分化的“推力”效應更加明顯，即農戶因外部環境的變化再次演化。具體來說，一是農戶分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力與機械要素替代便會發生，具體表現在表2中農業綜合機械化率的不斷增加。在農戶分化和農業機械化發展存在著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農戶會盡可能提高機械化程度較高作物的種植比例，農業產業結構也會發生轉變；二是農戶分化意味著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增加，也會影響著農村就業結構的變化，具體表現在表3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餐飲業服務業就業比例的變化。作為外部因素的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戶就業結構發生變化，會影響著農戶由純農戶向兼業戶再向非農戶不斷演化的過程。
因此，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是：制度政策放活和農業轉型發展驅動兩大變異因素誘導著農戶不斷演化。農戶分化過程中通過影響變異因素實現自身進一步演化發展。上述邏輯可以用圖1所示：
二、農戶分化的歷史演變與現狀
根據上述分析，農戶分化的演化邏輯是由制度政策的放活和農業轉型發展的驅動兩個因素所引致的。那么，中國農戶分化的現狀是如何呢？是怎樣的歷史演變過程呢？通過梳理已有關于農戶分化的研究，鑒于數據的獲得性，許多學者都是以1993年作為分析農戶分化的起點，所依據的資料為全國農村經濟社會典型調查數據匯編（1986~1999年）資料。具體來說，1993年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樣本中純農戶占比為49.90%，以農業為主兼營非農業戶（一兼農戶）為26.85%，以非農業為主兼營農業戶（二兼農戶）占比為17.16%，純非農戶占比為4.86%，其他戶為1.24%。1995年純農戶占比為47.14%，一兼農戶占比為28.35%，二兼農戶占比為16.31%，純非農戶占比為6.36%，其他戶為1.85%。2000年純農戶、一兼農戶、二兼農戶、純非農戶和其他戶分別為47.20%、28.68%、17.14%、5.37%和1.61%。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已有研究中農戶分化的指標是以村為單位進行測算[②]，而不是依據農戶家庭收入結構進行測度，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農戶分化的實際情況。
鑒于農戶分化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純農戶的比例由較高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囿于數據的可獲得性與連續性，本文采用2003~2016年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從農戶家庭收入結構對農戶分化情況進行測算。首先，本文先對農戶家庭農業勞動時間和非農勞動時間進行測算，如表4所示：
注：上述數據由筆者根據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計算可得
2003~2016年，農戶家庭對農業勞動和非農勞動的時間配置呈現出農業勞動時間占比逐年下降和非農勞動時間占比逐年提升的趨勢。具體來說，2003~2016年農戶家庭從事農業勞動的時間從2003年的44.06%下降到2016年的29.81%，降低了14.25個百分點，而非農工作時間則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由2003年的55.94%增加到2016年的70.19%。2016年農戶家庭的平均農業勞動時間為68.836天，較2003年的100.896天，下降了46.57%。2016年農戶家庭的平均非農勞動時間為162.107天，較2003年增加了34.02天，增加了26.56%。
隨著農戶非農就業時間比例的不斷增加，工資性收入逐步成為農戶家庭收入占比中最大的一部分。當前學術界對農戶類型劃分的依據分為兩類，一類是將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80%以上稱之為純農戶、50%-80%稱之為一兼農戶，20%-50%稱之為二兼農戶，20%以下稱之為非農戶[13]；另一類是將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95%以上稱之為純農戶、50%-95%稱之為一兼農戶，5%-50%稱之為二兼農戶，5%以下稱之為非農戶[14]。
根據上述兩種劃分，表5匯報了2003~2016年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戶分化情況。從表5的結果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隨著年份的推移，當前中國農戶分化呈現出明顯特征：一是純農戶的比例不斷下降。無論是類型一還是類型二，從2003年起，純農戶的占比都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類型一中純農戶的占比從2003年的11.18%下降到2016年的2.90%，類型二中純農戶的占比從3.92%下降到2016年的0.54%；二是非農戶的比例不斷上升。近些年非農戶的比例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類型一中2003年非農戶占比僅為33.28%，2016年非農戶占比增加到64.04%，年均增長率為5.16%，而類型二中非農戶占比從2003年的16.93%增加到2016年的41.05%，年均增長率為7.05%；三是兼業農戶的比例呈現出小幅下降的趨勢。類型一和類型二中2003~2016年，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的占比整體上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此外，兼業農戶中二兼農戶的比例明顯高于一兼農戶，二者之間的差值總體上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這表明二兼農戶是兼業農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農戶分化的未來展望與政策建議
制度政策放活和農業轉型發展驅動是農戶分化的重要因素， 這些因素進一步推動了農戶分化與發展。 勞動力要素空間移動由 “嚴格控制”轉變為“規范引導”“服務保障”，再轉變為“帶動提升”。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涓滴效應”，城鎮化發展的“拉力”與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農村就業結構變化的“推力”，是農業轉型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基于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的測算，發現當前農戶分化態勢明顯，純農戶比例不斷下降而非農戶的比例不斷上升。基于此，未來農戶分化將會呈現以下趨勢：
一是純農戶比例會進一步下降， 兼業農戶將成為農戶的主流類型。 隨著制度政策的進一步放活、農業轉型發展的進一步驅動和“人、地、錢”要素的進一步放活，工商資本逐步進入農業農村，農村勞動力將獲得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農戶家庭收入構成中農業經營收入的占比將會持續走低，純農戶的比例將會進一步下降，兼業農戶的比例將會進一步上升，逐步成為農戶的主流類型。
二是純農戶中種糧農戶的經營規模將會增加。 純農戶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是農業經營，未來純農戶中糧食種植農戶的經營規模將會增加，主要原因是由于糧食作物的比較收益低下，發揮適度規模經營的優勢是提高農業經營收入的關鍵因素。如果純農戶中種糧農戶經營規模沒有擴大， 較低的農業經營收入會使得部分純農戶選擇離開農業， 放棄耕種土地甚至選擇撂荒。 如果出現大量種糧農戶棄耕撂荒的現象，將會對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不利。
三是部分非農戶會選擇離開農業生產。 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會造成農戶與土地的分離。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農戶與土地的分離更可能發生在非農戶，因為這些農戶的收入來源基本不再依賴農業生產。當前農戶存在著退出農業生產的意愿，地方實踐也已探索出農戶退出農業生產的實現路徑［13］。 因此，未來部分非農戶將會退出農業生產。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要清晰地認識當前我國農戶分化的發展狀況， 不斷優化政策體系， 以解決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的地位問題。 針對未來農戶分化可能出現的三種情況，政府需要基于不同類型農戶予以差別化的扶持與引導。
第一，全方位對兼業農戶進行扶持。 兼業農戶既從事非農就業又從事農業生產， 大多數兼業農戶家庭中大量青壯年勞力外出務工。針對兼業農戶的特點，在農業生產中需要充分發揮農業社會化服務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動效應，引領兼業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發展全過程。在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數量提升的基礎上，保證社會化服務質量的穩步提升，使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向多元化、專業化和市場化方向邁進。創新符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體制機制，在規范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基礎上，鼓勵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銜接帶動小農，形成合力為實現鄉村振興中的產業興旺提供基礎。此外，在構建完備的風險防范體系前提下，鼓勵支持工商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為兼業農戶提供豐富的非農就業機會。
第二，對純農戶中種糧農戶予以政策上的扶持，引導種糧農戶以現代理念經營農業。 有序引導有能力的農戶適度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依托政府和市場等多方主體為種糧農戶提供全方位服務；逐步改善“撒胡椒面”式的農業補貼方式。 改革財政支農制度，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財政支農投入機制，農業補貼需要逐步轉向針對特定群體的特惠制補貼， 尤其要瞄準從事糧食種植的純農戶。
第三， 有序引導愿意退出農業生產的非農戶離開農業。 對寧夏平羅等地的成功經驗予以總結推廣，為部分有條件、有意愿的農民放棄土地、離開農業提供多樣化的制度安排，如依托農村產權交易中心、構建退地農戶的社保體系等方式， 逐步完善非農戶離開農業的制度頂層設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 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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