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定縣實驗在30年代前后興起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運動是在一個相當復雜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和推行的。晏陽初所倡導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是突破學術研究的局限性而進行的社會改造嘗試。
關鍵詞：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縣政改革；政教合一
凡談到晏陽初所倡導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 就必然提及定縣實驗。而人們對定縣實驗的認識大都是圍繞著平民教育的具體內容——四大教育來展開的。對于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是如何在一個相當復雜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和推行的這一問題卻談及甚少。本文擬從這一角度, 探討晏陽初所倡導的平民教育運動作為一項社會改造活動, 是如何突破學術研究的局限去進行政治改革嘗試的。
一、平民教育與30年代的中國政治
定縣實驗從1924年到1932年這一時期內,晏陽初率領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 所做的努力都是自下而上的, 也是獨立的、學術性的研究工作, 沒有與政府發生任何關系。因為, 最初他以為不用政治的力量, 單靠學術的力量可以制定出制度, 建立起模范縣, 再用演示的方式就可以將經過實驗所獲得的鄉村教育和鄉村改造的制度、方法在定縣推廣, 乃至推廣全國, 最終實現改造鄉村的愿望。即通過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提高鄉村平民的素質，從而促使政治的變革。然而, 實際情況并非如他想象得那么簡單。
固然, 平教會通過以村、區、縣為單位的研究實驗, 明確了用四大教育培養農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的具體目標、方法和制度。并通過平民學校的方式培養了一批深悟鄉建理念同時又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鄉建骨干。但晏陽初及同仁們面臨的一個新的、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做推廣和實施的工作。無疑, 這是鄉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目的是否能夠達到的關鍵問題。顯然, 要進行推廣和實施的工作, 僅靠自下而上的學術性工作和教育培訓工作是不夠的。
在正常情況下, 社會政治的功能, 應在于越來越多地統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 以保證日益提高社會成員的動員程度, 提高社會資源的運用和分配能力, 把隨著知識增長、技術進步而出現的各種經濟可能性迅速變為現實。如果現實社會中的社會政治沒有體現出以上功能, 則再好的社會改造計劃也是無法實施的。無疑, 社會改造需要教育與建設, 但如沒有好的政治, 將一事無成。
在實際工作當中晏陽初已省悟到當初沒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這是自己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不足之處。因此, 此時的晏陽初, 已不僅僅注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考慮改造社會的問題, 亦開始注意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把目光轉向“平民教育運動范圍以外”的政治改革問題。他所倡導的平民教育運動, 從識字教育到鄉村教育, 進而又把縣政改革作為鄉村建設的重要步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可以說,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的運作方式到此階段已開始趨于成熟。
(一)平民教育與國民政府
1930年, 國民政府首次把開展民眾教育問題列入國家的法規當中, 表現出為“訓政建國”而推進民眾教育的愿望。鑒于此, 晏陽初立即表示在推動鄉村教育方面愿與政府合作。并且, 從1931年起, 他就開始積極去說服蔣介石政府, 希望從政府的角度切實地對民眾教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定縣實驗所取得的顯著成績也開始引起國民政府的重視。1931年春, 蔣介石邀請晏陽初到奉化縣溪口鎮參觀, 并指導蔣氏故里的鄉村建設。晏陽初隨后返抵南京, 與蔣介石夫婦就平民教育的意義進行長談, 深得蔣氏夫婦的贊賞,當即決定從溪口鎮選派人員赴定縣接受訓練。隨后, 晏陽初又被邀請到中央軍校高級班作平民教育專題的演講, 蔣介石親臨聽講后,在致詞中贊許定縣實驗,稱平教會所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基本工作, 并決定選派教官赴定縣受訓[1]。
1932年, 國民黨政府開始推行民族復興運動。民族復興運動以“新生活運動” [2]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為主要內容。同年(民國21年), 內政部在召開第二次內政會議之前, 派員赴各省視察, 甘乃光次長視察了華北農村實驗中心。其間,他用四天的時間考察了定縣的實驗工作, 切實感到為了促進并加速定縣制定的鄉村建設計劃的執行, 有必要重建縣政府機構。同年12月, 國民政府的內政會議在南京召開。晏陽初、梁漱溟等從事鄉村工作的人士也應邀參加。縣政改革是這次內政會議的中心議題。甘乃光基于考察定縣所得到的啟發, 提出各省設立縣政建設研究院及實驗縣的計劃, 獲得各省代表一致贊成。
1933年(民國22年)8月, 內政部下令, 在省政府管轄下成立實驗縣,從事鄉村復興工作。是年秋, 江蘇省江寧縣、浙江省蘭溪縣、山東鄒平縣和菏澤縣、河北省定縣等實驗區先后設立[3]。到1937年(民國26年)成立實驗縣的有江蘇、浙江、山東、河北、云南、貴州、湖南、湖北、山西及察哈爾等14省。這些實驗縣的成立雖說是來自定縣實驗的影響, 同時也是政治力量推進的結果。
以前,晏陽初是以學術的立場去找教育的內容和建設的方案,做的是基礎實驗的工作。然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工作在定縣進行了數年以后，他開始認識到：“欲將研究所得的(經驗)推廣出去，則非借助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機構不可……研究與實施根本上是相異的, 我們感覺學術與政治打成一片, 然后實施才可以行的通。政治須學術化,學術要實驗化。如單單研究, 做幾本研究的報告,則無需要政治的力量。倘要把研究的結果, 施行于民間, 使成為民間生活的改造, 民間生活整個的一套要素, 則非借政治的力量不可。”[4]這時他甚至肯定地說：“中國整個的基本問題可以說是縣地方政治。”
(二)平民教育與地方縣政
當時縣地方政治又處于怎樣的狀況呢? 晏陽初如此概括：“說到縣政,在昔滿清時代, 對于地方政治還相當認真, 所以那做父母官的縣長, 很多是進士人, 很多是有學問的人, 清明的縣長很不少。到了民國, 就不注意這一點, 政治非常亂,登庸已無制度,只要有朋友介紹,或者有黨派關系，或者與軍閥有緣,就可以去做縣長。”[5]而“舊的縣政機構只有兩種作用：“一是‘催科',管人民的納糧上稅,縣政府成了收稅機關；一是‘聽訟’，為人民判案折獄, 縣政府成了司法機關。什么辦教育, 辦生產事業, 都是向所未有……如果催科不貪污,聽訟不苛索, 人民就認為這是好縣長。不過這種清官是極難遇見的, 利用催科、聽訟以作發財捷徑, 這倒是正常。”[6]縣政作為最直接與人民生活發生關系的基層組織,其政治已腐敗到如此地步,即使研究實驗出再好的教育與建設計劃,也難實施與推廣。所以,縣政改革已是當務之急。而晏陽初認為,改革縣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學術政治化,政治學術化”。
1932年，晏陽初開始嘗試自上而下的縣政改革。他積極謀求與國民政府合作, 在保持學術上的獨立性的同時親自參加到政府機構中去, 作改革政治的工作。試圖通過“政治學術化”，“為研究實驗上取得一種方便,其結果將(鄉村教育與建設)引到又一階段去,這又一階段就是政府推進的階段”[7]。所以,不管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都是運作方式的問題,目的始終只有一個——“除文盲,作新民”。這在當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不愿意走暴力革命道路的情況下,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社會改造手段。
晏陽初為推動鄉村教育與鄉村建設而要進行的縣政改革。也就是說,他強調改革縣政, 是為了推動鄉村教育鄉村建設計劃的實施。因為他已經認識到：“實驗運動若止于實驗工作,那就毫無意義了。它往后一定要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引到另一階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價值。”[7]晏陽初所說的第二階段的工作就是：把通過學術性的研究實驗獲得的具體辦法,在“政治學術化,學術政治化”的局面下加以推廣。通過研究實驗所獲得的具體辦法,只有“到了這個階段才能完全付諸實施而見更大的功用” [7]。
可見,晏陽初把縣政改革看作是實驗運動能否達到最后目的之關鍵所在。鄉村教育運動走到這一步,已不得不與政府發生關系。顯然,第二次內政會議的召開及有關鄉村建設問題的一系列新規定的制訂,使縣政改革得到了法律上的認可與保證。此后, 縣政改革的具體實施是以晏陽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為原則的。
二、縣政改革的實施
全國內政會議結束以后,河北省政府率先于1933年春,成立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研究院的構成與功能如下：
調查部 收集有助于制度、建設計劃等制定的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情報資料。
研究部 研究鄉村建設的政治、社會和行政等方面的問題。再根據研究的結果制訂執行建設計劃的程序。
實驗部 首先以定縣為實驗地區,檢驗建設計劃和縣政府機構是否合理。
訓練部 為推行省的建設計劃,培訓行政和技術人員。
由此可知,縣政改革屬于研究院工作的一部分。鑒于平民教育運動已打下的基礎和已獲得的經驗, 研究院將院址選在定縣。由省政府提名,內政部任命, 晏陽初被聘為研究院主席。平教會其他有經驗的人員也被聘為研究院的工作人員, 在研究院中擔任了相應的負責工作。同時,在平教會的工作也仍然繼續兼任。可以說,平教會幾乎承擔了執行研究院計劃的全部責任。這里充分地體現平教會與研究院之間密切合作的關系。但他們各自都是有獨立地位的。對于這一點, 晏陽初十分強調, 絕不曖昧。在談到研究院與平教會的關系時,晏陽初指出：“平教會不是一個機關,乃是一個私人學術團體。平教會與研究院在法律上、經濟上沒有關系,然而,在實際工作上卻有很密切的合作關系。”[8]
為了保持自身獨立的學術地位, 而不被政府所操縱,不管平教會在經濟上如何困窘, 晏陽初始終堅持經費的獨立核算。自己雖擔任研究院的主席,但沒有從政府處領取任何名目的薪金。至于河北省府在定縣設立之縣政建設研究院,在經費上與平教會毫無關系。平教會同仁在研究院兼職者也都是義務性質的,不從政府那里領取任何報酬。研究院屬于政府機關, 經費由省政府財政預算上來解決, 雖每月經費僅有五千余元,但平教會合法地參與其中,以學術的力量影響政治, 可借助于其行政上的地位和有限的經費,發揮推進鄉村建設計劃的效應。
為了加強學術與政治的結合,平教會又于1934年(民國23年)4月,聯合研究院組成了一個“學術討論會”,由瞿菊農擔任討論會主席,每月舉行一次談話會，目的在于“以收互相切磋、彼此砥礪之效”。談話會的宗旨是：培養學術興趣,交換工作經驗, 建立共同思想[9]。所以說：研究院使政治學術化,學術政治化成為可能。而定縣則是“平教會與研究院的實驗所”[9]。
關于縣政改革的意義,晏陽初作了以下的論述：“政治誠然是很重要,中央的政治雖能影響全國,但對人民的生活直接影響似乎很少。縣政則不然,縣政的優劣,影響于一縣人民的生活很大。我認為中國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沒有好的縣政, 產生不出好的省政；沒有好的省政, 產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10]同時,他又明確了縣政改革的目的——從消極處看,在于廢除貪污苛雜；從積極處看,在于使這一政治機構從專事稅收的政治機關轉變為實施鄉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政治機構。
縣政改革工作開始以后, 首先, 晏陽初率平教會同仁對縣政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之后,根據調查結果制訂出改革方案：第一, 改革政治組織；第二, 培養行政人才。
晏陽初對縣政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 他以為現在所做的縣政改革與建設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其一定要與鄉村教育這種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相輔而行,一面用教育力量改變人民生活習慣,構成改造的條件；一面用政治力量使一切環境有助于使教育發生效果。而且,他堅信這種“政教合一”的方式一旦在全國真正應用，“農村建設以至民族復興一定有一個光明、燦爛、偉大、宏遠的前程!” [11]
然而,縣政改革能否成功并非是由晏陽初的主觀意志所決定的,是否具有和平的社會環境,國民政府的支持是否能夠維持下去, 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三、縣政改革的終止
最初, 晏陽初對國民政府的確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國民政府也對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視, 并給予他們種種便利。但由于局勢的急劇變化，研究院的經費越來越少, 幾乎“山窮水盡”。而且, 隨著國民政府采行保甲制度, 加強控制地方, 關于民眾的組織工作竭力避免國民黨外人士介入,更使縣政改革舉步維艱。
1936年, 晏陽初、梁漱溟曾親自去見蔣介石,勸他放棄內戰和一黨獨裁的政策,積極作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的工作,但并無效果[12]。晏陽初無可奈何地說：“政府對于本會的工作向來也是非常同情與贊助的,并且十余年來,我們也曾多次與政府合作,盡本會的力量幫政府的忙。不過當此內憂外患,山窮水盡的時候,政府也礙難給我們經濟上的助力。雖然如此,這種農村生活改造的基本工作遲早要有政府的經濟后盾方能繼續進展。”[8]
可見,晏陽初為了在全國徹底推行平民教育,對政府仍寄予很大的期待。但隨著內外交困的加劇, 國民政府采取“安內攘外”的政策, 把主要的力量用在反共和對付內部派系斗爭及外來侵略上,越來越無暇顧及鄉村建設問題。當初, 在推行“民族復興運動”時, 提出的“管、教、養、衛”這一社會建設的計劃也并未真正實行。正如晏陽初所指責的那樣：“‘管、教、養、衛'是近年來政治改革的理想, 而朝著這個方向去干的, 至多不過做到一個‘管' ……而教、養、衛的縣政,茫茫全宇,那里去找啊!”[6]當時,所謂“管”,主要體現在保甲制度的強化上,國民政府通過強化保甲制度,加強了對戶口及土地的管理和控制,使人民的生活,完全被納入“剿共”與“加強治安”的軌道上去了。加之,1937年日本開始大規模入侵華北地區, 由于戰爭已迫在眉睫, 平教會不得不全部從定縣撤出。致使晏陽初經多年探索創造出的改造社會與建設社會的計劃, 隨著定縣這一基地的喪失而無法再繼續實驗下去。
晏陽初及同仁在定縣所進行的縣政改革是以與政府合作為起點的, 又是由于失去國民政府的合作而難以繼續進行。最后, 終因抗戰的爆發而終止。這說明教育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是需要有一定的條件和客觀環境做保證的。一但失去了必要的條件與環境, 再好的教育方法和內容也是無法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的。
抗戰爆發后, 在中國內陸未直接受戰爭之害的湖南、江西、四川等地, 由地方的政府提倡開始實行縣政改革和推進鄉村建設。晏陽初率平教會憑藉他們在定縣所得的經驗前往協助。他不停地奔波于后方的實驗縣, 繼續推行他的縣政改革及鄉村建設方案。與此同時, 他又于1940年, 在后方四川北碚歇馬場建立了鄉村建設育才院, 作為為鄉村建設培養行政與技術人才的基地, 旨在為實現和平后繼續進行鄉村建設準備人才。這也使中國第一次有了以培養鄉村建設人才為教育目標的高等教育機構。但從1938年起,日本的軍事入侵繼續向后方延伸, 四川的很多地方都遭到極為嚴重的轟炸。人們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 到處都處于恐慌的狀態。戰亂使已遷往四川北碚的平教總會也無法繼續正常工作。
抗戰結束后, 在晏陽初奔走下, 于1948年成立了農村復興委員會, 希望正式由政府的力量來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但之后,晏陽初離開中國,近30年的平民教育宣告中止。
縱觀定縣實驗, 主要從事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學術方面的, 即平民教育制度確立的工作；一是政治方面的, 即縣政改革的工作。可以說,晏陽初所從事的鄉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是一個系統工程, 縱觀它的推進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教育與社會建設, 學術與政治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互為條件的密切關系。以教育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畢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目的是否能夠達到,最終還要看各種條件與環境是否具備。
作者簡介：張海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北航晏陽初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晏陽初研究會顧問，盈月兒童教育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教育社會學、平民教育、終身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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