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本下鄉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運用理論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與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構建。研究表明：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環境和生計資本既有優化效應又有沖擊效應；農戶生計受資本規模、資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環境、基層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種因素影響。構建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有賴于通過增強資本的社會結構嵌入性、實現資本規模結構優化與良性互動、增強利益聯結模式與地域條件匹配度、優化政策環境、明晰基層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來實現結構與制度轉變。
關鍵詞：資本下鄉；城鄉一體化；農戶生計；可持續生計；生計模式
序
我國正處于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關鍵階段，工商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發展領域將成為長期趨勢。學界將近年來工商資本涌入農村經營農業的現象稱為資本下鄉。受資本下鄉影響，資本、土地與勞動力之間的配置失衡狀態得到改善，農戶的謀生方式、利益格局、發展觀念發生深刻變化，農戶通過生計資本積累與重組來保障生計安全，轉變生計模式以提升生活水平，生計策略選擇呈現多元化趨勢。然而，資本下鄉為農戶帶來就業、增收機會的同時，也使其生產生活方式遭受沖擊。農戶可持續生計問題需要關注。可持續生計是指農戶能不斷維持甚至提高自己生活狀況的資產和能力，它能保障農戶在資本下鄉中持續享受應有權益。資本下鄉是城鄉融合發展中市場驅動的必然結果，能夠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活力。然而，資本下鄉還受到政策利益、“土地誘惑”等多種因素影響，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有多重動機，這會給農戶生計環境和生計資本帶來哪些影響？如何引導農戶在資本下鄉中獲得可持續生計？這些都是在資本下鄉實踐和理論研究中亟待回答的重要問題。
學界關于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資本改造小農。現代化的農業開發項目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繁榮[1]，資本可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與就業[2];資本利用資源優勢對傳統農業加以改造，實現了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提高了農戶的組織化程度[3];資本下鄉通過提供就業機會等途徑引致農戶勞動效率提升，優化農村弱質勞動力[4];資本下鄉有利于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實現土地從保障功能向財產功能轉型；資本下鄉也能催生“新型職業農民”階層的現代化轉型[5]，以及推動村治主體的多元化[6]。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消滅小農[7]。資本下鄉對小農具有擠出效應，會威脅農民生計與社會穩定[8];土地流轉是被動員、被操縱的結果[9]，這帶來農民就業、社保等一系列問題，增加了轉出土地農民的貨幣性支出[10]，導致農民生活質量相對下降；流轉土地后資本經營存在雇工難、管理難的問題，在市場規律下容易造成虧損[11]，增加了農戶生計風險；基層政府出于政策考慮，亦傾向于將資源分配給有一定規模的大戶，形成農業發展的“去小農化”[12]。
已有研究偏重于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影響的靜態闡述，少有動態分析。生計資本有限性和生計策略單一性是農戶貧困的主要因素，外在環境是農戶生計轉型的重要驅動力[13]。在面對社會發展的不可抗拒因素時，生計的脆弱性決定了農戶應對外來風險沖擊的手段十分有限。本文將結合在湖北省E市的實地調研，運用理論分析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深層剖析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及關鍵因素，審慎地提出構建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的建議。
一、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
1.對農戶生計環境的影響
(1)資本下鄉優化了農戶生計環境。一是逐漸淡化傳統農民的身份特征，推動了農業專業化分工，增加了農民的發展機會。資本下鄉加速了土地集聚，使得土地經營模式從分散化向規模化轉型。農戶自主經營農業逐步轉向農民受雇于資本從事農業生產。完全流轉土地的農民會進城就業，部分流轉土地的農戶則實現了務農和務工的兼業配置。二是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形成，推動農戶資本聯合。龍頭企業作為資本下鄉的主要載體，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不僅解決了農戶就業問題，更輻射帶動了當地農業發展[14]。龍頭企業對生產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帶動了生產大戶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興起。為了減少分散農戶與龍頭企業的交易成本，組織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得到快速發展[15]。三是促進鄉村精英再造，推動能人治村。鄉村精英是率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包括退休村干部、返鄉創業青年、種養能手或私營老板等。資本下鄉為農村提供了職業發展機會，隨著鄉村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和發展空間持續拓展，精英群體逐漸向農村回流。鄉村精英在與資本打交道時擁有更好的資源基礎和社會網絡，這不僅彌補了契約的缺失性，降低了交易成本，還為鄉村精英提供了再造的可行路徑[16]。大批精英在村莊治理中逐漸參與并不斷成長，在村民選舉中脫穎而出，登上政治舞臺，成為村莊治理的新興政治力量。
(2)資本下鄉對農戶生計環境的沖擊。一是大量農地被流轉，農戶生計難以保證。城市工商資本在農地流轉過程中具有土地“資本化”取向，對耕地進行非農化使用，造成農戶土地流轉收益的不穩定[17]。農業資本也會以其規模優勢擠出成長中的家庭農場[18]。農戶在資本下鄉的現代化農業經營中面臨著以土地換不穩定發展的風險，農戶面臨收入與“最后保障”缺失的風險。二是利益空間被分割，小農面臨擠壓。資本下鄉中，工商資本易與基層干部結盟，而農業大戶利用資源優勢也很容易參與到利益聯盟中，農村發展利益被分利集團瓜分。小農戶在交易中面臨著基層政府、工商資本和農業大戶的擠壓[19]，極易陷入“不平等交易”中，甚至面臨被吞噬的風險。三是制度保障缺失，農戶利益受損。對于未參與土地流轉的鄉村留守小農戶而言，資本對他們具有“擠出效應”[20]。資本占據了市場交易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原本發展好的家庭農場不得不與企業簽訂協議使自己成為“代管戶”雖然仍能參與利益分紅，但實際上已與契約化的勞動力無甚區別。參與土地流轉農戶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受到影響。資本下鄉的政策安排大多是基于基層政府績效和企業項目合作，而對于流轉失地農戶的存量資源和生計安排卻涉及甚少，制度缺失增加了農戶生計難題。
2.對農戶生計資本形成與積累的影響
(1)加速人力資本積累，優化勞動力質量。人力資本代表著農民知識水平和技術獲取能力，其內在價值直接決定了農戶掌握其他資本的范圍和程度。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人力資本積累比城市薄弱很多。農民整體受教育水平低下，且農戶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又大多選擇外出務工，留在家中的幾乎都是文化水平較低的中老年勞動力。隨著資本下鄉的推進，資源、政策要素向農村傾斜，城市中創業成功的農民群體開始返鄉，這部分具有“鄉土情結”的投資者將資本、技能投往農村，對農戶人力資本積累起到關鍵作用。資本下鄉促進企業家知識與精神的外溢，這有利于提升農業生產者素質。此外，“外來”資本對勞動力形成大量需求，農民借機進入企業，在取得工作機會的同時還能接觸到先進知識和技術，企業舉辦的培訓活動亦能促進農民技能水平提升。總的來說，資本下鄉使農戶原本較為薄弱的人力資本積累得到提升。筆者在調研時一位返鄉創業農民提到：
“我年輕時候進城做工，做小生意，后來生意做大了，也攢了點錢，就回村開了個養殖場，人嘛，總不能只想自己富，我有錢了也得帶著村里人一起富啊。我這個場基本都是招本村人做工，我還教他們養魚養蝦。最近幾年村子里企業多了，會開些培訓會啥的，大家都能掌握先進養殖方法了。”（2016NH01)
(2)物質資本分化，基礎設施供給滯后。農戶物質資本主要包括住房、農資及道路、路燈等基礎設施。農戶自有物質資本（家用電器、農用物資工具）基本能自給自足。農戶還享有農機物資購置優惠和政府給予的物資補貼，只要不遭遇天災人禍，其物質資本就能滿足生產生活需求。農戶大都擁有住房，但房屋基礎條件和舒適度與城區相比較為低下。資本下鄉后，農戶物質資本狀況形成兩極分化：大中農戶通過與企業打交道迅速獲利，進而對房屋建造和農資購置加大投入；在資本存量有限的情況下，小農戶擁有的物質資本被削弱，生存受到威脅。此外，部分農戶由于土地整理搬入新區，也就是所謂的“農民上樓”[21]，農戶借助拆舊補償很容易住入新區，但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卻使得他們頗有微詞。調研時一位農民說：
“之前X廠跟我們簽合同，收了土地才讓我們搬到新房子里，我們可都是交了錢的，但是現在還是個毛坯房，他們說要修房子修路，現在一點也沒動，最可氣的就是說要每人交340元才建路燈，我們覺得生氣但又不能不交，現在錢都交了吧，路燈還是沒建，你說晚上出去，路都看不見怎么行啊...”（2016NH02)
由此可見，資本下鄉并沒有滿足大部分農戶的原有期望，甚至使得農戶在物質資本方面的滿意度降低。
(3)優化收入結構，但加劇了資金供需矛盾。金融資本主要指農戶能夠自由支配的資金，經營性收入、存款利息及政府補貼構成金融資本的主要部分[22]。資本下鄉以前，農戶資金收入普遍較少且構成單一，主要為農業種養盈利。由于種植利潤稀薄，加上小農戶的分散性與小規模特點，農戶很難從農業生產中獲利。資本下鄉帶來對土地和勞動力的適用性需求，資本通過引進先進生產要素使得農業效益大幅提高，依附于農地的農戶收入狀況大為改觀。此外，部分農戶選擇脫離土地，進入下鄉企業務工，這部分非農或兼業農戶收入比之前顯著提高。筆者在調研時發現，資本下鄉后大部分農戶放棄了單純務農，轉而務工或兼業，一位農戶說到：
“我們以前都是種糧食的，但是糧食能賣幾個錢？大家都不愿意只靠種糧食過活，現在來了這么多企業，好多小伙子就把地給人家了，自己出去打工，一個月也能掙幾個錢。像我這種年紀大了的，讓我去打工我是干不動了，但是企業有時候也需要人，我就偶爾去幫工，農忙時候一個月也能掙個一兩千塊，比以前好多了。”（2016NH03)
資本下鄉優化農戶收入結構的同時卻加劇了資金供需矛盾。資本投資農業后，農戶投資需求驟升，必須以貸款來滿足增長的本金需要。然而，貸款難限制了資金供給。筆者調研發現，農戶銀行貸款門檻太高，且要求有一定的抵押擔保物，從而限制了農戶資金的獲取渠道。
(4)土地經營多樣化且產出效益提高，但經營風險加劇。自然資本是農戶擁有的直接用于生產的資本存量，在農村自然環境下，主要是土地。自然資本與農戶生存環境聯系密切，是影響農戶生計的資源基礎。農戶自然資本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土地數量和土地產出效率，前者反映可利用的土地資源規模，后者反映從土地中取得的收益。資本下鄉深刻影響農戶自然資本變化。一方面，資本下鄉帶來土地經營的多樣化：農戶選擇將部分土地流轉出去，或采取“土地托管”“土地銀行”等模式，雖然經營土地數量減少，但獲得的收益更高。另一方面，資本下鄉實現土地的規模集約經營，提升了土地的附屬經濟價值，提高了土地的產出效益。X鎮的調研證明了這些：
H公司成立之初就以666元/畝的價格將土地經營權從農戶手中流轉過來，并對土地進行大規模連片整治，再將整治后的土地標準單元以原價格向農戶發包，農戶成為統一經營模式下的二級生產經營主體，該公司還實行“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經營體制，H公司負責土地整治和基地建設，合作社負責統一生產服務。該村農戶收入大大提高。(2016NH04)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企業流轉土地是為套取惠農資金。這些企業他們流轉土地后并沒有依據承諾進行土地整治，而是轉向非農用途或將土地閑置，一旦經營出現風險，就選擇退出，將損失轉嫁給農戶。
(5)促進社會網絡重構，形成分利團體。社會資本是農戶參與組織或自組織形成的社會網，包括一系列社會準則、社會信任與社會文化，具有非規制性。資本下鄉會對農村既有社會關系網形成沖擊，進而影響農戶的社會資本及其生計策略選擇。農戶間交往方式具有關系取向的特點，人際關系的維持在人情交換的不完全平衡中運作，人情成為農戶間交往和構建關系網絡的首要工具。以往農村里，農戶從事相同的交易和生產，相互聯系緊密。資本下鄉為農村注入新的社會資源，也對社會網絡重構帶來深刻影響。鄉村社會差序格局決定了社會成員在資源獲取上的不同地位，小農戶和大戶相比，與下鄉資本建立情感性關系的可能性更小。下鄉資本帶著利益交換的意圖進入鄉村社會“家族加村籍”網絡中，更容易與“家族”關系強大者交織在一起，形成分利集團來壓榨小農戶利益。資本下鄉強化了這種關系性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權掌握在擁有資本優勢的農業大戶和企業家手中，形成資本分利團體。這在Y村的調研中可以得到印證：
Y村村長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大學畢業的他在Y村可以說是知識與地位共存。村長自己經營一百多畝地，這些地主要是別人不種了他流轉來的，主要種植柑橘等經濟作物。村長透露，自己與下鄉企業每年有固定的收購訂單，作物根本不愁銷路。他請來了自己的數十名親戚幫忙打理，年底一起分紅。村長靠種地收入一年可有幾十萬，另外還開有一家干洗店，年收入也在十萬左右，這對普通村民來說簡直是數十倍的收入。（2016NH05)
二、資本下鄉中農戶生計的影響因素分析
1.資本規模
從一般認知角度講，資本規模越大，整合資源能力越強，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對農村發展和農戶增收的帶動效應會更加顯著，資本規模小會產生產業質量低、布局混亂、競爭力弱、可持續性差、經營不規范等問題進而影響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實現。然而，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小資本主要進入農業領域，與農戶利益關系更加緊密。大資本則以農業為依托，謀求二、三產業發展，例如農業+地產+旅游等。大資本一般也不愿意直接與農民打交道，而是希望通過基層政府和村集體來協調流轉土地，小農戶與大資本聯結較為松散。從風險角度講，小資本容易受市場變化、資金鏈斷裂等外部環境沖擊。在調研中發現，由于投資者個人資金鏈斷裂而導致合同無法履行的案例不在少數，很多投資者甚至選擇“跑路”，農戶不僅無法獲取應得的土地流轉金，土地復墾面臨著巨大的成本甚至存在著不可逆的風險。大資本雖然也可能存在經營風險，但投資者撤資的沉淀成本很高，企業經營管理比較規范，一旦發生經營失敗等情形，農戶亦可以通過法律、調解等方式獲得應有賠償。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大資本進入會加劇小資本的市場風險，在政策資源競爭中壓縮小資本的發展空間，對諸多小資本產生擠出效應，進而對農戶生計產生連帶影響。
2.資本嵌入性
資本下鄉呈現為工商資本與鄉土社會長期互動和形塑的過程[23]。資本的社會嵌入性會深刻影響農戶可持續生計。返鄉創業的投資者相比較外來投資者更加具有鄉土社會的嵌入性。社會嵌入性不僅影響了投資項目落地的交易成本和運行效率，還影響到了社會信任與利益認知。具有鄉土社會嵌入性的投資者更加愿意去兼顧社會責任而不是一味追求贏利目標，他們更加了解農戶的利益認知與訴求，從而更可能去謀求利益共容的緊密利益聯結，從而有利于實現資本下鄉中的農戶可持續生計。農戶亦更加愿意信任具有強社會嵌入性的投資者，在交易中更加具有長期的時間理性，愿意與資本建立更長周期內的持續合作關系。調研中的兩個典型案例印證了這一點。
Z公司是外來資本，希望在當地開發民宿休閑旅游，在與農戶溝通中陷入了巨大困境。Z公司自認為已經為農戶開出了優厚條件，可很多農戶就是不同意搬遷。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戶遵循的是短期理性，對其不信任，不愿意與其簽訂一份長周期合同。Y公司老板是當地人，返鄉創業，想在本村發展鄉村旅游項目，在實施中就比較順利，據他個人講，他十分了解農戶的心理和訴求，在設計開發方案和利益聯結機制時充分考慮這些因素。他還可以利用親緣關系網絡去做農戶的工作，因此農戶也大都比較積極和配合，這與其鄉土嵌入性是分不開的。
3.地域特征
資本下鄉的地域經濟機會、資源稟賦等條件是影響農戶生計模式的重要因素。在經濟較為發達、資源稟賦條件較好的內生利益密集型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資本下鄉往往是市場驅動的結果，資本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亦是常態，農戶往往深度參與到資本的產業鏈條中，利益聯結和分配都具有較為成熟和規范的模式，農戶生計的可持續保障程度較高。而在城鄉結合部以及距離城市很近的外生利益密集型地區，資本下鄉受“土地誘惑”和政策利益拉動的成分更大，農戶與資本之間往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利益沖突，農戶可持續生計保障受到很大影響。而在利益松散型地區，資本下鄉是多重動機共同作用的結果。資本下鄉中受沖擊最大的群體是中老年農民。年輕農民可以通過勞動力、資金、土地等方式響應資本下鄉的機會從而提升生計水平。中老年農民則是資本下鄉中被徹底邊緣化的群體，他們沒有資金、技術、能力、知識等資源要素，賴以生存的土地也受到資本下鄉的沖擊，他們被排除在土地發展收益分配之外，對未來的利益承諾不敏感，對未來的風險和損失卻極為敏感，對基層干部不信任，對未來缺乏穩定預期。
4.政策環境
政策環境是理解資本下鄉中農戶生計問題的重要理論維度。政策環境可以從政策契機、政策屬性、政策定位三個方面來理解。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振興、特色小鎮、農村產業融合、田園綜合體、鄉村旅游等政策都為資本下鄉提供了契機，亦為農戶生計模式轉型提供了機遇、創造了條件。但同時，政出多門也導致了政策效應的復雜性、沖突性和不確定性，這也為資本下鄉中農戶生計轉型埋下了隱患。政策模糊性往往是上級政府賦予基層政府更多自主權的體現，能夠激發基層積極性和創造性。然而，政策模糊也為基層政府與相關利益主體策略性解讀與使用政策提供了空間。政策模糊性下，基層政府與下鄉資本等更容易形成同盟，訂立利益不均等的強制性分配方案，使農戶可持續生計遭遇困境。與資本下鄉有關政策具有激勵與規制雙重目標定位，兩者之間既相互協調又相互沖突。激勵與規制目標相容的政策定位在實踐中是非常難以實現的，兩者的邊界難以清晰界定。這會對農戶可持續生計保障帶來很強的不確定性。激勵過強、規制過弱會導致資本侵蝕小農現象的發生，而規制過強、激勵過弱會導致資本失去投資的動力進而從根本上影響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基礎條件。
5.基層政府角色定位
資本下鄉中基層政府角色定位是影響農戶生計的重要因素。資本下鄉中，基層政府是資本下鄉成功落地的必要條件，又是人為導致社會穩定風險的根源，這就是政府角色悖論。基層政府如果不干預，放之任之，村莊內部集體行動將難以實現，資本下鄉項目無法落地。政府介入和政策保障是資本下鄉的動力來源，能夠使投資者形成穩定預期，為農戶生計水平提升創造機遇和條件。基層政府深度干預和介入，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降低交易成本，整合政策資源配套投資項目建設，穩定了企業的投資預期。但是，基層政府干預產生了新的問題，利益沖突頻發使得基層政府陷入“兜底”陷阱而無法自拔。此外，基層政府與資本的合謀聯盟往往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深刻矛盾，面臨著做大蛋糕和分蛋糕的兩難選擇，農戶可持續生計保障的資源基礎和公平分配亦難以兩全。
三、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的分析框架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SLA)搭建出一個研究農戶生計的理論模型，將農戶與生計背景聯系起來，以生計資本的策略性組合來達到農戶的生計目標，有助于尋找出如何利用農戶生計資本及其權變性策略去追求可持續生計的路徑。本研究試圖基于SLA理論模型，對資本下鄉中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框架進行分析。
1.目標：提升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
資本下鄉為農業農村發展注入了活力，同時也對農戶傳統生計模式形成了沖擊，為農戶生計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選擇。受市場、政策、權力、產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戶生計環境變得更加復雜，農戶生計的脆弱性和風險在持續增加。本研究的目標在于搭建一個實現農戶可持續生計的框架，闡述農戶在面對風險性因素時如何在結構與制度優化中利用生計資本提升可持續生計水平。由于農戶生計模式尚有很多不明確的要素，框架具有一定的彈性。分析框架雖不能全面反映出各構成要素間的聯動關系，但在脆弱性環境下，最終目標是保障農戶財產和權益不受侵犯并獲得生計水平提升。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提升體現在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升、福利改善、環境改善等多個維度。農戶生計主要體現為農戶的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生存保障是底線生計，資本下鄉不能影響甚至沖擊農戶的基本生計。發展保障是可持續生計，資本下鄉的發展成果應能為農戶提供持續收益，資本與農戶利益聯結應更加具有可持續性。
2.驅動機制：背景的演化
農戶生計模式構建的背景至關重要。政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的變遷以及相互協調程度，是農戶生計模式變遷的重要驅動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戶生計資本的留存水平。資本下鄉根植于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的結構性變化。
(1)政治：從城鄉二元到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體制轉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和農村有著各自的行政系統，城鄉邊界被嚴格劃分。農戶持有的土地等要素受到嚴格管制，無法進行市場交易。要素流動性差使農戶可獲取利益極為有限，農戶只能選擇單一且收益低的生計模式。隨著城鄉融合發展的推進，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構建、鄉村振興戰略相繼提出，城鄉間壁壘逐漸被打破，城鄉行政邊界、制度邊界、組織邊界日益松動。資本下鄉借此契機將城市要素引入農業，提升了農業產值與農戶資金收入，優化了投資結構，引致農戶生計策略選擇發生顯著變化。
(2)經濟：人資源單向流動向城鄉要素雙向對接的模式轉換。我國農村長期處于資本凈流出狀態，要素分配扭曲制約了農業生產和農戶生活水平提高。資本下鄉以要素交換為紐帶，將原本分散的農戶集中起來從事生產，為農戶從農業向高收益行業轉移提供契機，工商資本成為農戶生計模式轉換的重要驅動力。資本下鄉給農村帶來了經濟水平的提升，促進農業領域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資金需求，農戶可以從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生計模式。
(3)社會：從封閉固化向開放多元的社會結構轉型。隨著資本下鄉推進，農村人口流動加快，土地和產權邊界急劇變動，村莊邊界日益模糊化。原本封閉的農村集體日漸瓦解，農戶的生活空間也超越了小農的限制，生產、生活日益社會化。資本下鄉促進了鄉村社會網絡重構和社會階層分化。鄉村社會變遷與社會群體流動和分化都對農戶生計產生重大影響。
3.作用機制：結構和制度轉變
資本下鄉中農戶生計保障缺失源于利益分配空間中結構和制度導致的資源錯配與行為扭曲。結構和制度轉變是農戶生計水平提高的關鍵，農戶可持續生計模式的建構有賴于加速結構和制度的轉變以促進規則的有效調適。根據前面關于資本下鄉中農戶生計影響因素分析，結構和制度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增強資本的鄉土社會嵌入性。資本下鄉不僅是一個資本要素進入農村產業的經濟過程，還是—個資本經營者嵌入鄉土網絡的社會過程。資本社會通過社會網絡互嵌增強資本經營者、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關聯強度，通過重構鄉村社會網絡來實現信任、互惠、利他等認知性社會資本的形成。資本嵌入鄉土社會網絡可以通過社會結構的優化調整推進小農與工商資本的有機銜接。農戶可以通過積累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來優化生計環境和拓展生計選擇空間。增強資本鄉土社會嵌入性需要資本經營者、農戶、基層組織共同努力。資本經營者應轉變單一盈利思維，應樹立合作經營、互利共贏的戰略思維，實現資本經營的可持續發展。農戶應當摒棄對資本經營者的固有偏見，主動接納工商資本，積極響應經濟機會，通過謀求合作共贏來實現與資本經營者的有序對接。基層鄉村組織應在資本下鄉中扮演協調者、引導者等角色，通過發揮社會關聯網絡的紐帶作用，順利推動資本下鄉的落地實施與可持續運營。
(2)實現資本規模結構優化與良性互動。資本下鄉不僅是一個資源要素高效對接、產業結構優化重組的經濟績效顯著提升過程，還是一個風險累積、集聚的復雜演化過程。資本下鄉雖然主要受市場機制調節，但是市場機制本身的盲目性、滯后性仍需要政府在其中起到關鍵性引導作用。對于一窩蜂涌向單一領域的非理性投資行為，政府應加以有效引導，避免由于資本下鄉的投資失敗潮對農戶生計造成不可逆的沖擊。基層政府應當對農村投資經營項目進行戰略規劃和合理引導，優化投資領域、投資規模、投資模式的布局與匹配模式。不同規模資本在適宜領域、經營模式、經營風險等方面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政府應對不同規模資本進行分類激勵與規制，以有效控制資本下鄉的投資風險。在產業布局和投資經營方面，不同規模資本之間應能通過優勢互補、互惠合作、有序競爭等方式實現良性互動，為農戶提供良好的生計環境和機會空間。
(3)增強利益聯結模式與地域條件匹配度。農戶與工商資本的利益聯結模式對于實現農戶可持續生計至關重要。利益聯結模式根據緊密程度可以劃分為利益松散型聯結和利益緊密型聯結兩種，根據對接方式不同可以劃分為市場化聯結和組織化聯結。利益松散型聯結僅能保障農戶基本生計且無法實現生計資本的持續增值。利益緊密型聯結則可以實現農戶生計資本持續增值，農戶可以持續分享產業鏈的增值收益，但與此同時，農戶也需被迫承擔資本經營的巨大風險。市場化聯結模式下工商資本與農戶對接具有較大的外部交易成本，組織化聯結則可以大大降低對接成本，但同時也增加了組織一體化的內部交易成本。因此，并不存在某種最優的利益聯結模式，利益聯結模式需要因時因地制宜地進行選擇。利益聯結模式選擇應避免盲目學習其他先進經驗和盲目創新試驗，應基于資源稟賦、利益分布特征、產業形態、地理位置等地域條件進行有效的制度設計。
(4)多維度優化政策環境。政策環境是資本下鄉中實現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制度基礎和根本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策的頂層設計應當加強，需更加重視橫向各部門和縱向各層級政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在具體政策方面，產權改革、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監管與激勵制度體系變革等方面應當統籌推進。政府應通過農村集體資產股權改革和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釋放財產要素活力，增強農戶生計資本的可持續增值效應，為農戶與資本建立深度合作和利益聯結奠定基礎。農業公共投資股權化改革已經在很多地方開始試點推進，公共財政投資的基礎設施等以政府股權投資基金或者以村集體名義入股到工商企業，不僅能夠實現公共資產的經營性增值，還能實現政策性利益在資本、村集體和農戶間的公平分配。政府應該構建激勵與規制相容的制度體系，明晰交易規則，優化監管制度，完善下鄉資本和農戶交易的市場制度，形成市場邊界明晰、契約雙方守信的農村交易市場。政府還應建立和優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保證農戶在面臨風險時能得到及時的保險補償。
(5)明晰基層政府角色定位。基層政府在資本下鄉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對于農戶可持續生計也起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基層政府在與下鄉企業的合作中不應一味地謀求狹隘的集團或私人利益，而要擺正自身定位，積極引導工商企業與農戶合作共贏。政府應重點保護農戶生計資本，以村企利益共嬴作為農村發展目標。基層政府應引導資本進入農村薄弱環節，帶動農戶生產，在適宜領域開展現代化經營。資本下鄉流轉土地時，政府應通過規則和第三方監督來保障農戶長期利益，防止資本套取惠農利益。要充分鼓勵農戶發展各種經營模式，在尊重農戶意愿的基礎上引導農戶與資本交易。在面對資本侵犯農戶利益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保證農戶有有效的訴求途徑和充分的話語權，盡量減少農戶損失。政府應當通過建立政策性擔保公司化解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困境，還可通過提供農村小額信貸的方式為農戶創造投資基礎，并通過商業性小額信貸的改革完善扶貧資本投入。政府應借助惠農項目和政策，以公共投資為農戶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讓農戶享受優質的公共服務。政府還要與工商企業合作，將農民教育培訓融入資本下鄉全過程。
作者：李云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呂明煜（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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