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經驗與啟示
提要：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促進創新、消除資源錯配、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可借鑒日本的經驗，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抓手和主要著力點。
一、日本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實現了向工業化經濟的轉變，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從總供給不足轉為總需求不足。這是日本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主要約束條件。進入90年代，供給層面的人口老齡化、資本收益率下降等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總需求進一步下降，成為日本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背景。日本的資本收益率自泡沫經濟崩潰后持續下降，僅在2000年后表現出微弱的回升態勢。
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創新能力持續減弱，研發收益率下降，提升經濟效率的動力愈益不足。日本的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均出現了嚴重的資源錯配問題，生產要素無法流向具有更高生產率的部門和企業，進而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增長。
日本在實現工業化以后，面臨的問題不再是供給能力不足，而是需求不足，日本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持續下滑。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的資本收益率下降，加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漸突出，總需求無法通過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得到提升，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不能再像此前一樣無限制增加。
經過長期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實踐，日本逐漸認識到提高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的重要性，轉向實施真正意義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演進的過程，愈益認識到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重要性，進而不斷調適和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措施。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聯系
日本完成工業化后，經濟體的供需關系出現變化，尤其是泡沫經濟崩潰后出現資本收益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重、研發收益率下降、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等問題，促使日本政府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量”與“質”兩方面。
從根本上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改變供給結構，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使之符合當前經濟的需求結構。就量的角度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能夠增加資本、勞動等要素供給的有關政策；從質的角度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消除阻礙創新、抑制資源流動的制度障礙，改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錯配，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有關政策，最終使經濟的供給能夠適應外部環境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
日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別從提高技術創新和改善資源配置兩方面著手，力圖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日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促進技術創新，創造具有市場需求的技術創新可以直接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此外，日本政府重視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通過主導產業的合理轉換，帶動經濟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提升。
在資本市場方面，促進市場競爭，打破行業壟斷，提高投資效率，改革融資機制，促進資本流向更有效率的生產部門。在勞動力市場方面，通過深化雇傭方式改革，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的勞動力市場運行秩序，改善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促進勞動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生產部門。
由上可見，日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始終圍繞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展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
三、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演進過程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尼克松沖擊”以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發生，日本經濟所面臨的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直接作用于企業的改革措施，試圖通過去產能和發展新興產業等方式，實現經濟結構轉型，改善資源配置扭曲問題。體現在兩個方面：（1）針對“結構性蕭條產業”實施“去產能”措施，提高資源使用效率；（2）推動新興產業發展，促進科技進步。
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實施重點從注重產業調整逐漸轉向重視改善經濟結構，經濟政策不再直接作用于特定的產業。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逐漸推行以“金融大爆炸”改革為代表的結構性改革政策，試圖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從供給層面拉動經濟增長。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繼續推動產業調整和“去產能”工作。
第二，積極推動科學技術創新。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技術立國”口號，并采用諸多措施促進科學技術創新。
第三，推動日本經濟結構改革。1996年橋本龍太郎上臺執政，在日本經濟增長陷入低迷的背景下提出了“六大改革”方案，即行政改革、經濟結構改革、金融系統改革、社會保障結構改革、財政結構改革、教育改革等。
第四，實施規制改革。日本政府取消了一系列限制性壁壘，促進了電信、鐵道等部門的民營化進程，提升了經營效率。
21世紀初，小泉純一郎上臺執政，減少了20世紀90年代常用的總需求政策措施，開始實施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旨在提高日本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推動日本的經濟增長。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積極解決銀行系統的不良債權問題，提升了日本金融系統的融資效率。
第二，郵政民營化改革。
第三，勞動力市場改革。為打破終身雇傭制對勞動力流動性的束縛，日本政府實施了勞動力市場改革，允許在所有行業中采用“勞動派遣”的方式雇用員工，提升了勞動要素的使用效率。
第四，設立結構改革特區。日本政府采用設立“結構改革特區”的方式，首先在特區內部實行新的法律法規，放松行業管制。
2012年安倍晉三上臺后，采用總需求與總供給相結合的方法，在增加總需求的基礎上，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安倍經濟學”的“舊三支箭”側重于總需求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仍顯不足，“新三支箭”則旨在從供給層面加強經濟政策措施，提振日本經濟。“新三支箭”著眼于從供給層面促進經濟增長，并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明確寫入政策目標之中。如致力于從根本上改善創新環境，構建有利于創新的制度體系，通過實施創新來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四、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縱觀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始終圍繞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目標展開。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實施存在階段性變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其產業政策的一個延伸，著重對過剩產能進行處理。
80年代中期至今是日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在于，政策調整的重點逐步傾向于構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改革日本既有的經濟制度，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
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結構性改革措施則側重于通過實施規制改革等措施，改善日本的經濟制度，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減少限制要素流動的障礙，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而解決資源使用效率低的問題。
近期的“安倍經濟學”，綜合使用總需求政策與總供給政策，在通過靈活的財政政策、量質并舉的貨幣政策提高經濟總需求的同時，著重推動創新發展和勞動要素供給，致力于勞動方式改革，促進女性與老年人口就業，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日本經濟發展。
中國應積極吸取日本的經驗與教訓，注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供給側與需求側政策共同發力。供給側改革的推行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通過總需求政策的實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制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便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
第二，積極推動經濟增長動能轉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動能調整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正在從要素驅動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轉換，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從根本上改善創新環境，推動技術創新。隨著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形勢發生變化，通過技術引進帶來技術進步的空間不斷縮小，在這種情況下自主創新成為科學技術水平提升的必經之路，必須促進創新的實施與推進。
第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持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轉型，以推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五，改變資源配置扭曲問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注重改善資本、勞動等要素資源的配置扭曲，提高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要素市場的流動性，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田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武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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