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等:農地確權緩解了農戶收入不平等嗎？

——基于IVQR模型的分析

[摘要]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及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土地要素是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農地確權作為切實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重要舉措，是否能夠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十分值得關注。本文通過構建理論框架分析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并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4年的數據使用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IVQR）方法和Bootstrap技術，在處理農地確權的內生性基礎上研究其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并進行區域異質性分析。研究發現，農地確權確實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東部和西部地區效果尤為明顯。本研究對于評估農地確權政策效果、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助力實現全面脫貧目標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農地確權；分位數回歸；收入不平等；非參數回歸；Bootstrap技術

一、引言

農地確權是明晰農民土地產權，切實保障農戶收益的重要舉措，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礎。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又進一步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戶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實現承包土地信息聯通共享。在此背景下，對農地確權的政策效果評估便成為了重要的研究議題。與此同時，中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尤其是農村內部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劇引起了學者們的持續關注。農戶收入不平等的持續加劇不僅不利于農村全面脫貧，也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還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土地要素是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旨在從理論和實證角度探討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與本文相關的現有研究主要包括農戶收入不平等產生的原因，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及其不平等的影響等方面。關于農戶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從農村區域間的不平等和農戶內部收入不平等兩方面展開。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宏觀因素主要包括：產業分異[1]、非農就業和勞動力流動[2][3]、區域發展以及制度與政策差異等[4]；從微觀因素來看，農戶的人力資本[5][6]、物質資本、金融資產以及社會資本[7] [8]等是造成農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根源。現有文獻關于農地制度改革的研究非常多，但關于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影響的直接研究相對較少。有文獻指出農地制度改革減緩了土地分配本身存在的不平等現象[9][10]，并有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11]；還有文獻表明農地確權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率[12]；并增加農戶農業經營性收入[13][14]。缺乏正式的財產權對窮人構成嚴重的限制[15]，農地確權有助于增加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16]，并減少貧困[15]。而間接的證據表明，農地確權有利于促進農地流轉[17][18]、有效激勵農戶進行農業投資[19][20]、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21]、緩解農戶信貸約束[22]，從而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23] [24][25]。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現有關于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主要是間接研究，因此本文旨在直接分析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以對現有文獻做有益的補充；也試圖從農戶收入不平等的角度評估農地確權的政策效果，為全面脫貧目標的實現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理論和經驗證據。本文嘗試從農戶微觀層面分析農地確權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此在實證分析過程中采取分位數回歸（QR）方法[26] [27]，分析農地確權對不同分位水平下農戶收入的影響，然后分別估計農地確權對不同收入組農戶收入的邊際貢獻。若農地確權對低收入組農戶收入的邊際貢獻大于中等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則表明農地確權減緩了農戶收入不平等，反之則擴大了農戶收入不平等。同時，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在分位數回歸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分位差異檢驗，檢驗高分位點與低分位點的系數差在統計意義是否顯著。

本文其余章節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實證研究設計，包括數據來源、變量定義、描述性統計以及實證模型設定；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包括分位數回歸（Quantile regression，QR）分析結果，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IVQR）分析結果，分位差異性檢驗，以及不同區域的異質性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結論與啟示。

二、理論分析框架

理論研究表明，農地確權能夠通過降低農戶對土地產權的不確定預期，從而通過影響農戶的農地流轉、家庭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戶信貸約束等途徑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農地確權通過促進農地流轉的途徑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因為農地確權能保障地權完整性，提高農戶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認知，增強其對地權穩定性的信心、明晰土地產權邊界、減少土地交易糾紛、提高地權穩定性，從而促進農地流轉[28][29]。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后留下的“剩余土地”若流向小農戶，則能夠促進小農戶實現規模化經營，并實現生產效益增值，因此農地流轉有助于縮小農戶收入差距[23]。農地確權通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途徑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因為農地確權不僅影響著土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而且直接影響農戶的就業選擇和轉移方式。一方面農地確權通過促進農地流轉釋放更多剩余勞動力，促進勞動力轉移；另一方面農地確權有利于穩定地權，保障農戶的土地權益，減輕外出務工農戶的后顧之憂，降低勞動力遷移的機會成本，從而促進勞動力轉移[30] [21]。而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能夠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可以改善貧困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進而緩解農戶的貧困狀況[24]。農地確權通過緩解農戶信貸約束，增加農戶信貸可得性的途徑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因為農地確權賦予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權能，讓其能夠成為農村正規金融機構認可的有效抵押品，使農戶有機會通過抵押貸款的方式獲得信貸融資，解決農戶的標準抵押品不足的問題，緩解農戶的信貸約束 [13] [31]。而農戶信貸約束的緩解，有利于改善農戶收入不平等[25]。

基于現有文獻研究，本文提出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農地確權能夠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因為土地要素是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稟賦因素，農地確權這項農地制度改革不僅能夠緩解農戶在非農產業與農業之間的勞動力配置導致的收入差異，還能夠緩解農村財產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現有大量研究也表明，農地確權能通過降低農戶對土地產權的不確定預期，影響農戶的農地流轉、家庭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戶信貸約束等途徑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因此本文提出農地確權能夠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的理論假說，并在后文實證部分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家庭微觀數據對研究假說進行實證檢驗，以期獲得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經驗證據。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數據與變量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4年數據。該調查聚焦于中國勞動力的現狀與變遷，內容涵蓋教育、工作、遷移、健康、社會參與、經濟活動、基層組織等眾多研究議題。該調查樣本覆蓋中國29個省市自治區（除港澳臺、西藏、海南外）、401個村莊（社區），共計14214個家庭戶。調查對象為樣本家庭戶中的全部勞動力（年齡15至64歲的家庭成員）。在抽樣方法上，采用多階段抽樣（Multistage ClusterSampling）、多層次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與勞動力規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方法（PPS Sampling）。該調查采取計算機輔助調查技術（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開展入戶訪問，以期收集多重數據，保證數據質量，提高整體效率。調查問卷包含了個人、家庭以及村莊3個層面的調查信息。本研究重點關注的是農地確權，由于上海市、青海省農地確權數據缺失，因此在清理數據之后，本文最終使用的數據包括27個省市自治區的5743個農戶。

    2.變量定義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家庭人均純收入。核心自變量為農地確權，用“家庭是否領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進行度量。本文重點考慮了農地確權的內生性問題。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地確權與農戶收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一方面農地確權的農戶土地產權穩定，更敢于在土地上投資，農業生產效率更高，農戶收入也更高；另一方面收入高的農戶更在意土地產權穩定。二是遺漏變量和測量誤差問題。三是現有文獻也在研究中關注并處理了農地確權的內生性問題[32] [15] [33]。因此本文引入工具變量處理農地確權的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需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與家庭農地是否確權相關，與家庭收入不相關。本文借鑒現有文獻[34]選取村莊農地確權的比例作為工具變量。村莊農地確權的比例對家庭是否農地確權有影響，但是對農戶收入沒有直接影響，以村莊農地確權比例作為家庭是否農地確權的工具變量是可行的。因此，本文的工具變量為村莊中領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的家庭比例。

    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物質資本、金融資產、社會資本、村莊特征和家庭特征等。考慮到具有小農經濟特征的家庭主要依賴土地生產要素，因而本文用家庭耕地面積、家庭是否有大型農機具來度量物質資本。農戶金融資產和借貸已經成為影響農戶收入的重要因素[35]，因而本文用家庭負債和金融產品度量金融資產。本文參照學者們公認的政治面貌[36]和禮金支出[37]作為衡量社會資本的指標，主要包括主事者是否為中共黨員和家庭禮金支出。教育所體現的人力資本是影響農戶收入的重要因素[38]，因而本文選取主事者受教育水平作為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特征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已被眾多研究者所證實[39]，因此本文選取村人均年收入水平、村莊是否擁有非農經濟以及村莊是否為農戶提供生產技術培訓服務作為村莊特征的衡量指標。為了控制農戶異質性的影響，設置家庭特征變量[40]作為控制變量。本文的家庭特征變量主要包括主事者年齡、家庭總人口、務工人數占比、家庭是否有政府補貼、家庭農業經營投入以及家庭信貸可得性。具體的變量定義如下表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3.描述統計分析

    本文首先采取常用的收入不平等度量指標——基尼系數對調查樣本省份的農地確權實施情況和農戶收入不平等情況進行概括性描述。基于CLDS（2014）的微觀數據計算不同省份農地確權的比例及基尼系數、以及東、中、西部等不同地區農地確權的比例及基尼系數，描述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2 不同省份農地確權和農戶收入不平等

    由表2可知，農地確權在不同省份的實施情況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確權比例最高的三個省份分別為云南省、黑龍江省、吉林省，相應的確權比例為95.26%、92.70%、91.20%。確權比例最低的三個省為廣東省、北京市、山西省，相應的確權比例為9.37%、10.71%、26.05%。不同省份的農戶收入不平等狀況也存在一定差異，基尼系數最高的三個省份分別為四川省、湖北省、云南省，相應的基尼系數為0.63、0.60、0.59。基尼系數最低的三個省份分別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河北省、湖南省，相應的基尼的系數為0.38、0.41、0.45。與李永友和鄭春榮[41]等學者基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微觀數據計算的2012年中國家庭人均基尼系數分別為0.5379、0.5272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3不同地區農地確權和農戶收入不平等

    由表3可知，東、中、西部地區農地確權比例存在明顯差異，其中西部地區農地確權的比例最高，為62.28%，東部地區農地確權的比例最低，為37.10%。東、中、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大致相當，均高于0.5，表明東、中、西部地區農戶收入不平等狀況普遍較為嚴重。

    （二）實證模型設定（略）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為了全面的給出農戶收入決定方程的分位數回歸結果，借鑒現有文獻常用的分位點選取[44]，本文選擇了5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數，收入最低10%分位數和收入最高10%分位數代表最低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收入1/4分位點、1/2分位點和3/4分位點分別表示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和中高收入組。

    1.分位數回歸（QR）結果

    本文首先基于全樣本通過普通分位數回歸分析農地確權對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戶收入的影響，結果如下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基于普通分位數回歸（QR），對于高收入組，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對于低收入組，農地確權對農戶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于中等收入組和中高收入組沒有顯著性影響，但是系數為負，對于中低收入組沒有顯著性影響，但是系數均為正。高分位點與低分位點的系數之差均為負，表明農地確權有助于緩解農民收入不平等。

    2.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IVQR）結果

    在此基礎上，考慮到農地確權可能存在內生性，本文進一步采用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IVQR）方法分析農地確權對不同收入組農戶收入的影響，以使對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估計結果更可靠。本文基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在第一階段回歸中F統計量為251.69，遠遠大于10，基于經驗法則，可以不必擔心弱工具變量問題，同時在一階段回歸中，工具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工具變量與家庭農地是否確權顯著正相關，可見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同時本文使用了自助重復抽樣（Bootstrap）技術，在每個分位進行回歸時均做了200次重復抽樣，以增強估計、推斷的效能，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對于高收入組而言，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雖然相比于普通分位數回歸而言，系數更小，表明普通分位數回歸可能會低估對于高收入組而言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的負向作用，但是普通分位數回歸與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的系數符號均為負。對于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和中高收入組，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沒有顯著性影響，但是對于低收入組，農地確權的系數為正，對于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中高收入組，農地確權的系數為負。可見，普通分位數回歸和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的高分位點與低分位點的系數差均為負，表明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的結果與分位數回歸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即農地確權有助于緩解農民收入不平等這一結論是穩健的，同時也說明普通分位數回歸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其他控制變量對農戶收入不平等也存在顯著影響。在物質資本方面，除高收入組之外的收入組，耕地面積增加對農戶收入均具有顯著提升效應，對于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和中等收入組，擁有大型農機具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社會資本方面，對于低收入組和中低收入組，主事者是中共黨員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禮金支出增加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人力資本方面，主事者受教育水平提升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對低收入農戶的增收效應更大。在村莊特征方面，村莊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與村莊有非農經濟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適當發展村莊非農經濟有利于增加農戶收入。在家庭特征方面，對于中低收入組和中等收入組，務工人數占比提高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于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和中等收入組，農業經營投入增加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于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中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有政府補貼對農戶的收入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政府補貼有利于減緩收入不平等。

    3.分位差異性檢驗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雖然在上面的回歸中，系數之差就是各變量對不同收入組農戶收入的邊際貢獻差異，但是無法很確切地判斷這種差異是否在統計上顯著。因而本文基于分位數回歸進行分位差異性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限于篇幅本表僅列示具有代表性的Q90~Q10、Q75~Q25、Q75~Q10、Q90~Q25分位差異檢驗結果。“系數差”顯著表示該變量對農戶收入不平等有顯著影響。如果其系數為正，表示該變量拉大了農戶收入不平等；若其系數為負，表示該變量減緩了農戶收入不平等。

    由上表可知，在Q75~Q25列農地確權的系數不顯著，但是為負，在Q90~Q10列、Q75~Q10列和Q90~Q25列農地確權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總體而言，農地確權顯著減緩了農戶收入不平等，且在Q90~Q10列的系數最小，表明農地確權縮小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因此，穩步推進農地確權政策的實施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在物質資本方面，耕地面積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耕地面積增加有利于減緩中高收入組農戶與中低收入組農戶之間和中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Q90~Q10列大型農機具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家庭擁有大型農機具有利于減緩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金融資產方面，在Q90~Q25列，金融負債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金融負債增加拉大了高收入組與中低收入組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由于對于收入水平偏低的農戶，生活借貸是家庭借貸的主體。因此，增加低收入農戶的收入，減少其借貸額，可能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在社會資本方面，主事者政治面貌的系數顯著且為負，表明主事者是黨員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在人力資本方面，在Q90~Q10、Q75~Q25和Q75~Q10列，主事者受教育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主事者受教育水平提升會減緩了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中高收入組與中低收入組之間和中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因此，積極提升農戶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在村莊特征方面，村莊有非農經濟的系數顯著為負，且在Q90~Q10列系數最小，表明村莊有非農經濟減緩了農戶收入不平等，且對于減緩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因此，發展村莊非農經濟，促進農村產業升級，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在家庭特征方面，在Q90~Q25列，務工人數占比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家庭務工人數占比提高有利于減緩高收入組農戶與中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Q75~Q10列，家庭農業經營投入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家庭農業經營投入增加有利于減緩中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家庭農業投入增加，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二）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自然條件和農戶資源稟賦存在差異，農地確權的推進程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因而本文進一步探討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區域異質性。本文對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均做了分位差異檢驗，結果如下表7所示。限于篇幅，本文僅列示具有代表性的Q90~Q10、Q75~Q25分位差異檢驗結果。

    由上表可知，對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地確權的系數顯著為負，且Q90~Q10列的系數均小于Q75~Q25列系數，表明對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地確權顯著減緩了農戶收入不平等，尤其對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收入不平等的減緩作用更明顯。對于西部地區，農地確權的系數為負，但是不顯著，表明對于中部地區而言，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沒有顯著性影響。

    在控制變量方面，對于東部地區，在Q90~Q10列村莊有非農經濟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對于東部地區村莊有非農經濟有利于減緩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家庭農業經營投入的系數為負，表明對于東部地區，家庭農業經營投入有利于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對于中部地區，在Q90~Q10列村莊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對于中部地區，村莊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有利于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務工人數占比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對于中部地區，增加務工人數占比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對于西部地區，主事者政治面貌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對于西部地區主事者是黨員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五、結論與啟示

    中國農戶收入不平等的持續加劇不僅不利于農村貧困減緩，也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還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農地確權是切實保障農戶土地權益的重要舉措，土地是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20全面脫貧目標的實現和鄉村振興實施的戰略背景下分析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首先構建一個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然后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4年的數據，使用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IVQR）方法和Bootstrap技術在處理農地確權內生性基礎上分析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主要結論及相關政策啟示為：

第一，農地確權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具體而言，農地確權有助于減緩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高收入組農戶與中低收入組農戶之間、中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且對高收入組農戶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收入不平等的減緩作用更明顯。因此，政府應積極穩步落實農地確權頒證工作，明晰農村土地產權，切實保障農民土地權益，，尤其是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農戶要確保農地確權頒證落到實處，切實保障其土地權益，充分發揮農地確權政策的政策效應，以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第二，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具有區域異質性。具體而言，對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地確權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對于中部地區，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沒有顯著性影響。因此，政府落實農地確權政策時，應充分考慮區域資源稟賦差異包括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區域自然條件等，因地制宜采取合適的配套措施，如對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積極宣傳農地確權相關知識，讓農戶更加了解農地確權相關政策，以充分發揮農地確權的政策效應，以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第三，從農戶所處的外部環境來看，村莊非農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緩解農戶收入不平等，但存在區域差異。對于東部地區，村莊非農經濟有利于減緩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農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對于中部和西部地區，村莊非農經濟對農戶收入不平等影響并不顯著。因此，政府應鼓勵和引導發展非農經濟尤其是東部地區如政府應積極鼓勵農產品深加工，延長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鼓勵發展農村電商、發展鄉村旅游等，以調整優化農村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產業升級，為農戶提供非農就業的機會，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第四，從農戶自身情況來看，農戶的非農就業行為有利于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但存在區域差異。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戶家庭務工人數占比提高對農戶收入不平等沒有顯著性影響，對于中部地區，家庭務工人數占比提高有利于縮小農戶收入不平等。因此，政府應鼓勵和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如不斷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勞動力外出面臨“養兒養老”的擔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協同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消除農民就業的制度歧視等，以增加農戶的工資收入，減緩農戶收入不平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僅僅探討了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尚未估計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程度以及探究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不平等的機制，這也是我們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簡介: 楊丹（1981-），女，湖北宜昌人，博士，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業經濟學；唐羽（1994-），女，四川蒼溪人，碩士研究生，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經濟統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新疆農墾經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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