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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瑜:電商參與提升農戶經濟獲得感了嗎?

[ 作者:王瑜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9-08-12 錄入:王惠敏 ]

——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的差異

摘要:電商參與主體的經濟獲得感是評估電商發展普惠性的重要方面。本文使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2017年暑期調查數據中6242戶農戶數據,利用傾向值匹配法評估了電商參與對農戶經濟獲得感的影響,并對貧困戶和非貧困戶進行了分組比較。具體地,“本戶在村中收入水平的自評”用以度量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預期2018年家庭收入比2017年增(減)百分比”用以度量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結果表明,電商參與對樣本農戶橫向現實和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均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應;但分組比較結論有所不同:在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方面,電商參與對貧困戶的提升效應更大;而在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方面,電商參與對貧困戶的提升效應則幾近于無。由此反思,電商扶貧或同樣面臨扶貧進程中強外部政策性、弱內生動力性的普遍矛盾,貧困戶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的可持續性及其質量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而如何破解貧困戶的發展預期困境以提升其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則是包括電商扶貧在內的各類扶貧措施所需面對的普遍而關鍵的問題。

關鍵詞:電商參與  經濟獲得感  貧困戶  非貧困戶

考察視角

以經濟獲得感評估電商普惠性

互聯網應用擴張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一直具有爭議性。不過,近年來,伴隨農村電商的迅速發展和電商扶貧的熱潮涌現,電商已被視為農戶乃至貧困群體突破原有市場分割、更充分對接大市場從而實現脫貧增收的新理想渠道。中國農村電商的實踐和研究正不斷貢獻出新經驗、新知識。已有研究表明,電商參與對農產品種植戶的增收效應顯著(魯釗陽、廖杉杉,2016;曾億武等,2018),其增收機制包括,信息的有效供給能夠顯著提高易腐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許竹青等,2013),電子商務的采納通過利潤率和銷量的提升而顯著促進專業農戶增收(曾億武等,2018)。

不過,既有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電商集聚的淘寶村(曾億武等,2018;曾億武、郭紅東,2018)、電商競爭力排名靠前的地域(魯釗陽、廖杉杉,2016)或者某類特定農產品領域(曾億武等,2018;許竹青等,2013),研究結論未必適用于普通地區或一般農戶,尤其是貧困戶。相較于近年來不斷升溫的輿論熱度,電商扶貧領域的實證研究相對稀少。

本文選取經濟獲得感作為電商普惠性的一種考察視角,探究農戶是否從電商參與中提升經濟獲得感,以及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在電商參與中的經濟獲得感效應是否存在差異。具體地,經濟獲得感通過兩個維度來測度,以家庭收入的村內自評相對水平作為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以收入增長變化預期作為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有兩點:①將電商影響研究從電商專業村擴大到普通村落,從專業農戶擴展到一般農戶及其中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兩類群體;②首次關注了經濟獲得感,并從橫向現實和縱向預期兩個維度來評估電商參與的經濟獲得感效應。

研究假設

電商參與對農戶經濟獲得感的提升效應

第一,電商參與是否會提升經濟獲得感?

從整體機制來看,電商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新機制,通過“供求雙方在信息溝通渠道上的‘時空錯開,同步并聯’”而達到“消除供求的中間環節,即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不再需要中間商”(何大安,2018),從而使買賣雙方成本減少和收益增加,甚而經過互聯網信息聚合效應產生和創造超越傳統規模經濟概念的效益、效率和社會福利(張永林,2016),進而提升電商參與主體的經濟獲得感。電商是近年來越發普遍化的互聯互通新業態,結合當前農產品流通市場現狀、電商引致的變化及其作用機制,電商參與對農戶的經濟獲得感效應在理論上應具有普適性,從資源動態優化配置機制的視角出發來分析電商參與對農戶經濟獲得感的影響,是考察上述理論分析的重要經驗。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電商參與可以提高農戶的經濟獲得感。

假說1a:電商參與可以提高農戶的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

假說1b:電商參與可以提高農戶的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

第二,電商參與的經濟獲得感效應是否存在群體差異?

資源稟賦差異是約束參與主體受益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貧困人口往往處于多種資本劣勢而在經濟社會項目參與過程中受限,既有實證研究中已有一些前車之鑒,例如整村推進扶貧項目未能增加較貧困家庭的收入或消費,而顯著增加了較富裕家庭的收入和消費(Park and Wang,2010),此外,與電商相仿的例子是,合作社也被人們視為一個由貧困群體通過自助和互助而實現脫貧的理想載體,但胡聯(2014)就貧困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戶收入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發現,雖然貧困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促進了農戶收入增長,但高收入農戶的收入增幅更大,而貧困戶人均資產則影響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對其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基于不同資本約束的存在和相似領域的實證經驗,電商參與的經濟獲得感可能在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存在顯著差別,由此本文提出下述第二個假說:

假說2: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在電商參與中的經濟獲得感存在差異。

假說2a:貧困戶在電商參與中的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弱于非貧困戶。

假說2b:貧困戶在電商參與中的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弱于非貧困戶。

評估結果

兩項整體假設得到驗證

基于上述假說,本文使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2017年暑期調查數據中6242戶農戶數據,利用傾向值匹配法評估了電商參與對農戶經濟獲得感的影響,并對貧困戶和非貧困戶進行了分組比較。具體地,“本戶在村中收入水平的自評”用以度量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從1~5分賦值分別代表“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五個等級,),“預期2018年家庭收入比2017年增(減)百分比”用以度量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結果表明,電商參與對樣本農戶橫向現實和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均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應;但分組比較結論有所不同:在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方面,電商參與對貧困戶的提升效應更大;而在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方面,電商參與對貧困戶的提升效應則幾近于無。

具體來看,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方面,估計結果表明,未參與電商的農戶在村中收入水平自評等級為中等偏下(2.869),而參與電商的農戶的自評等級為中等偏上(近鄰匹配結果為3.304,核匹配結果為3.360),電商參與將自評等級水平提升到中等水平以上,其處置效應在1%的水平下顯著。在貧困戶和非貧困戶之間,處置效應的水平有所差異,但無論哪種匹配結果,電商參與給貧困戶帶來的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效應更大。簡而言之,在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上,電商參與將農戶的村內收入水平自評等級從中等偏下提升到中等以上,且在貧困戶中提升的幅度更大。

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效應方面,估計結果表明,參與電商的農戶預期2018年相較2017年收入增加的幅度比未參與戶高出1~2個百分點,具體在近鄰匹配中為1.137,核匹配中為2.215。但從分組估計結果看,非貧困戶和貧困戶之間存在影響效應有無之別。電商參與使得非貧困戶的收入增長預期提高2~3個百分點(在1%的水平下顯著);但在貧困戶中,電商參與帶來的收入增長變化預期極其微弱,在k近鄰匹配中處置效應不顯著,而在核匹配中的處置效應則在經濟顯著性(0.109個百分點)和統計顯著性(10%的水平下顯著)上都是微弱的,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效應僅為非貧困戶的1/30。

在上述兩種維度的評估結果中,假說1“電商參與可以提高農戶的經濟獲得感”和假說2“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在電商參與中的經濟獲得感存在差異”均得到了驗證。無論以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還是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為結果變量,電商參與都帶來了農戶經濟獲得感的提升;而在兩種維度的獲得感中,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經濟獲得感存在差異,且在不同維度中的差異的方向很不相同。

分析解釋

為何貧困戶的經濟獲得感出乎所料

以上結果中存在一組矛盾,也是結論中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即:電商參與給貧困戶帶來的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效應比非貧困戶更強(結論穩健),但與此同時,其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卻幾近于無(結論穩健)。由于數據的限制,難以找到直接的證據來繼續分析這一矛盾結果,只能從經驗的角度做一些可能的解釋。當前脫貧攻堅中面臨普遍的強外部政策性、弱內生動力性問題或許是該結果的可能解釋,同時,電商即便要對資源稟賦條件欠缺、能力不足的貧困人口實現“賦能”也具有時滯性。

第一,較強的扶貧政策會在政策期內將資源集中投向貧困戶,而參與電商的貧困戶,往往也在電商扶貧的熱潮中得到了針對貧困戶的特殊扶持。根據作者所在課題團隊2018年在甘肅隴南、河北武邑、江蘇宿遷和四川青川的電商扶貧調研,比較一致地發現,平臺或網店帶動貧困戶的電商扶貧模式與當前其它扶貧模式具有一些相同特征——鎖定貧困戶身份的特殊優待。例如,通過“優先”收購、銷售貧困戶農特產品,甚至對貧困戶無條件保底分紅等方式實現幫扶。由此,貧困戶的電商參與自然會提升貧困戶在本村的自評相對收入水平(即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且由于這種“優待”是鎖定貧困戶身份的,所以這種獲得感就可能高于非貧困戶。當然,此類橫向現實經濟獲得感的提升,也可能對農村社會產生沖擊并帶來新的不平衡,已有調研分析了幫扶資源集中和過量向貧困戶輸送所形成的“懸崖效應”及其失衡后果,尤其需要警惕(王瑜,2018)。

第二,貧困戶能力不足和內生動力缺乏的特征對電商扶貧政策效果形成基本制約。一方面,電商不僅僅是一種基礎設施,更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因此對農戶的人力資本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貧困戶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弱勢往往是短期內難以調整的,也會阻礙其進一步的發展動能。另一方面,電商若要對貧困人口“賦能”,其效果也會具有時滯性。參與電商的貧困戶即便因政策扶持而增加當前收入,但由于貧困戶也清楚當前的額外收益是基于貧困戶身份而獲得的政策扶持,而非靠自身能力改善使然,所以難以改變貧困戶的收入預期,甚至會隨著脫貧攻堅任務完成面臨后續政策支持取消而產生負增長預期。與此對應的是,非貧困戶平均來說更以自身發展能力來借勢于電商發展紅利,因為電商參與可以提升他們的收入增長預期。由此,電商參與為非貧困戶帶來顯著的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的同時,卻未能在當前破解平均意義上貧困戶普遍面臨的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因此貧困戶并沒有在電商參與中顯著提升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

研究慎思

電商扶貧均需關注貧困戶的發展動能和預期困境

經濟獲得感是民眾直接而綜合的體會,通過電商參與的經濟獲得感效應評估及對結果可能的解釋,有助于重新審視包括電商扶貧在內的更廣泛的扶貧舉措的現實效應。當前電商扶貧如火如荼,其對農戶尤其是貧困農戶的效應,或與普遍的扶貧困境并無二致,需冷靜思考如何破解較為普遍缺乏內生動力的根源性問題,著力提升貧困戶的發展預期和縱向預期經濟獲得感。

由于互聯網帶來新業態、新通道,作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的電商扶貧,也被寄予了改變貧困人口脫貧路徑的希望,但電商參與對農戶尤其是貧困戶的影響,是否能超脫普遍化的扶貧困境和內生動力缺乏的障礙,尚需審慎評估。研究結果表明,電商參與的經濟獲得感效應在貧困戶和非貧困戶間存在不同維度上的效應差異,電商扶貧機制的探討需要避免籠統或片面的分析,并結合貧困的根本性矛盾,在實踐和研究的互動中將電商扶貧推向系統化和深入化。一方面,電商扶貧對貧困戶作用的可持續性及其質量,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另一方面,貧困戶的發展動能和預期困境是當前更為突出的矛盾。由此,對于政府制定政策或者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電商扶貧而言,依然要著眼于貧困戶能力的改變,為技術普惠性奠定能力可及性的根基。本文的結論對包括電商扶貧在內的各類扶貧舉措具有參考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7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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