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觀察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推進過程[1]，但是他們推進“三化”進程的步調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我們如果觀察發展中國家的“三化”進程，也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模式，以及他們正在推進“三化”過程中面臨著很多難題。但是遺憾的是，現有發展經濟學文獻或者經典模型大都只注重分析工業化與農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忽略了它們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同時關注三者之間關系的文獻或理論與實證研究則更少，因而發展經濟學實際上非常缺乏對于“三化”關系演進及其影響因素的系統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經濟發展中的這三個重要變量之間的關系展開文獻梳理，并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2]，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然而，針對這一規劃目標，我們該如何理解“同步推進”？同步推進這三者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什么？中國推進這“三化”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從理論上梳理清楚“三化”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在不同發展階段中推進的規律和影響因素，然后我們才能夠遵循經濟規律制定科學的經濟發展戰略或調整政策。下面我們簡要介紹一下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義，以及文章的結構。
本文具有兩重目的和意義：第一、從現有文獻來看，同時考慮“三化”或者它們之間關系的理論或實證研究并不多，而本文則從結構主義視角整理和評論現有文獻對“三化”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這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發展中國家的“三化”之間的關系、演變規律和影響因素；第二、針對中國的“三化”關系展開文獻綜述，并基于現有的研究結果總結新中國在推進“三化”歷史進程中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總結對于中國未來制定和調整發展戰略具有啟示意義；當然，本文所進行的綜述也為發展經濟學關于“三化”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文獻的系統整理。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節圍繞著城鄉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階段而展開文獻綜述，并重點介紹二元經濟模型以及結構主義模型；第三節圍繞農業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而展開，并同時考察如何正確理解工業化的內涵及其影響，以及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能通過出口優先來發動工業化；第四節則圍繞著農業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來梳理文獻；第五節圍繞著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而展開，這包括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城市傾向政策的起源和決定因素，以及它們對于中國城鄉關系的影響；另外，為什么中國的城市化長期落后于工業化以及中國的戶籍制度是否導致了城市規模的扁平化問題都將在這一節中被討論；最后一節總結“三化”的演進與“三產”關系的演變規律，并提出若干未來研究的方向。
2、城鄉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二元經濟和結構主義模型
Hayami and Ruttan（1977）認為，有三種思路常常被用來標出新發展經濟學的邊界，第一種思路是增長階段或主導部門方法，這種方法在二戰后的文獻中常常與羅斯托聯系在一起；第二種思路是所謂的二元經濟方法，它最初由Lewis提出，并由Ranis and Fei（1961）和Jorgensen（1967）進行拓展；第三種思路則是由Prebisch和Baran提出的結構主義與依附論觀點。但實際上，這三支理論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的階段，然后側重于解釋經濟從一個階段向更高階段轉變的機制和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現象。基于這一共同點，以及本文考察“三化”關系的目的，我們將在本小節中將重點介紹二元經濟和結構主義的文獻。
（一） 二元經濟模型
1. Lewis模型
為了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過程，Lewis（1954）發表了在發展經濟學中具有奠基性的文章《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他首創地將發展經濟區分為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兩個部門來展開研究。此后，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用不同的模型來進行研究已成為經濟學的一個慣例。Lewis模型的重點是考察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和現代部門的產出和就業的增長。由于該模型假設在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無限多的剩余勞動力，因而剩余勞動力在農業部門中的邊際產量為零，并且所有農村勞動力平均分配所生產的農產品，因此，農村部門的實際工資不是由勞動力的邊際產量決定，而是由勞動力的平均產量決定；而在現代工業部門中，由于有無限多的勞動力供給，因而它所面臨一個比農業部門的實際工資水平略高的固定工資（這主要是為了吸引農村勞動力進入現代工業部門所產生的交通成本等）；另外，他的模型還假設現代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是中性的，技術進步被包含在資本積累之中，所以資本積累會等比例地帶來就業的增長。
基于上述假設，Lewis（1954）將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資本稀缺而勞動力豐富，因而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剩余全部歸資本家所有；在第二階段，農村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城市部門的擴張逐步消耗完畢，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不再為零，因此，如果城市部門想要繼續吸引農村勞動力，則必須提高工資水平，于是城市的工業部門開始面臨著向右上方傾斜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由水平變為向右上方傾斜的轉折點，被稱為“Lewis拐點”，該拐點是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的分割點。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描述了這樣一條道路：通過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吸收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從而可以實現整個經濟的工業化，這對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有重大的借鑒意義。Minami (1973)，Ohkawa (1972)，Fei and Ranis(1964)等人都認為，Lewis對轉型增長理論、發展階段與發展子階段的定義以及現代經濟增長路徑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中關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以及由此而得出的農村部門勞動力的邊際報酬為零的假設受到了質疑，例如，Schultz（1964）對于發展中國家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觀點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在很多傳統農業中資源的配置是完全有效率的，通過重新配置農業生產中的各生產要素不會使生產有顯著的增長，因此不能說存在勞動力過剩。他在《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中這樣展開論述：“人們在配置他們當前所擁有的要素時是很有效率的。生產方法、要素和產品中都不存在明顯的不可分性。在男人，女人或能干活的孩子中，既不存在隱蔽失業，也不存在就業不足，而且對他們之中年齡最小的人來說，也沒有零邊際產品這種情況，因為即使是年紀很小的孩子也可以到農田干活而做出某些有價值的貢獻，所以他們就沒有時間去上學。產品和要素的價格是靈活的。人們對利潤做出了反應。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便士都要計較。”[3]另外，Schultz還用1918-1919年印度流行性感冒時期導致農業生產降低的事實反駁了Lewis在1955年關于印度“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農業人口過剩”的論斷。[4]因為在印度的這次傳染病暴發的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大約減少了8%，谷物播種面積急劇減少，從而對農業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但是華人歷史學家黃宗智（2010）卻不贊同Schultz的這一推理：首先，不同農戶受到流行感冒疫情沖擊的程度并不同，如果家庭勞動力過剩的話，那么部分成員受到疫情沖擊并不會影響該家庭的糧食總產出；如果有些家庭的全體成員都受到了疫情沖擊，哪怕其他家庭中依然存在有剩余勞動力，農業總產出也依然會下降；其次，Schultz的論證并沒有考慮流行感冒疫情是發生在農忙季節還是農閑季節，即使農忙季節的疫情導致農業總產出降低，但是這并不代表農閑季節沒有剩余勞動力。實際上，Lewis自己也認識到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假設并非對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適合，但是他也補充了能夠加強這一假設的因素：在發展中國家，往往會有更多的婦女加入就業隊伍；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速度較快；技術進步會使得機器設備替代勞動力的使用；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后，家庭內部的留守人員（婦女或老人）會更多地承擔勞動，從而有利于保持農業產出水平不下降[5]。另外，對于Schultz的批評，Lewis（1972）也進行了反駁。他援引了漢森和馬祖光對埃及1950和1960年代的農業研究證據來證明傳統農業中存在過剩勞動力——“埃在1960年代的農業勞動力數量與1950年代差不多，在機械無顯著增加的情況下，收獲量卻增加了25%”。但是Sen（1967b）并不同意Schultz的批評意見，他區分了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從而區分了“每人的邊際產品”和“每人每小時的邊際產品”，他認為當一部分人離開農業時，剩余的人可能會更加勤奮地工作從而保持糧食總產量不變。類似地，Ranis（2004）認為，任何農業勞動力的減少都伴隨著剩余勞動力的生產重組——技術進步，這一判斷與Sen（1967b）的觀點是一致的。Ranis（2004）認為Lewis的剩余勞動力思想指的是人口數量（Human Beings）而不是勞動時間（Man-hours），剩余勞動力實際上是根據現行的工資水平來定義的。
另外，Lewis的模型還假設城市勞動力市場是自由競爭的，因而不會出現失業，即使有失業，也可能只是暫時性的，這是因為勞動力供給超過需求時將導致城市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下降，從而阻止農業勞動力進一步流入。但是，他的理論卻無法解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長期存在著大量城市失業的現象。同時，Lewis的理論對于農業部門的發展不夠重視，根據他的理論，只要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了，似乎就可以實現了農業的現代化，在不考慮農業和工業部門之間的貿易條件、資本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各種因素的前提下，這一點顯然很不現實。例如，Ranis（2004）就批評認為：Lewis實際上關注的是組織上的二元主義（Organizational Dualism），而不是生產上的二元主義（Product Dualism），他主要關注的是勞動力在兩個部門之間的再配置，直到拐點到來。但是他并不十分關注部門之間的關系或者部門之間的貿易條件，也不十分關注貿易條件是不同部門之間勞動力、金融資本和商品市場達到出清的重要決定因素這一事實。
2. Ranis and Fei模型
美國經濟學家Gustav Ranis和美籍華人經濟學家Fei John C. H.繼承了Lewis(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并于1961年發表了題為“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論文，也提出了一個二元經濟模型，然后在1964年出版的《勞力剩余經濟的發展》一書中對模型又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區別于Lewis（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Ranis and Fei（1961；1964）以勞動力短缺點和農業產業化點將經濟發展過程分割為三個階段而不是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勞動力的供給依然是無限的，因此城鄉勞動力轉移并不會降低農業總產量；到了第二階段，勞動力的繼續轉移將會降低農業總產出，糧食總產量的下降將會引起糧價上漲和工業部門的工資上升，于是城市部門面臨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右上方傾斜；在第三階段，由于農業也商業化了，工業部門要繼續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至少使其與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相等，這時工業部門的工資將加速上升，城市部門面臨的勞動力供給曲線變得比第二階段更加陡峭。
Ranis and Fei（1961；1964）的二元經濟模型已經將Lewis（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大大向前推進，研究了不同階段的城鄉勞動力流動，并重點關注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和農業兩部門的平衡發展問題。同時，他們還對其他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分析：第一，他們注意到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認為僅憑借私人資本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在促進農業技術進步、鼓勵資本積累、采用勞動偏向型的技術以及控制人口增長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資源計劃化和政策計劃化的混和物”；第二，他們又將模型由封閉經濟拓展為開放經濟，并將出口和外國部門的意義歸結為四點：通過進口資本貨物和原料，提高國內的生產效率，即獲得有力量的“新生產函數”；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國外通過長期積累才形成的生產技術；可以將外國部門作為重要的儲蓄來源，為國內工業部門擴大提供資金；出口部門也可以為國內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另外一個儲蓄[6]；第三，他們還注意到在有些發展中國家往往將最大產出和最大就業兩個目標對立起來，并常常放棄最大就業目標達到工業增長。他們認為“在存在勞動力剩余的欠發達經濟中，這種沖突很可能主要是虛構的”。[7]因此，在勞力剩余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沒有達到最大產出點之前，可以最大限度運用勞動偏向型的技術，這樣也能使工業產出增大并同時實現就業目標，因此，最大產出和最大就業目標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并不矛盾。
當然，在對Lewis模型做出重大發展的同時，Fei-Ranis模型也存在一些類似于Lewis模型的缺陷，在經濟發展前兩階段中農業制度工資不變的假定同樣遭到了批評，并且，Fei-Ranis模型和Lewis模型同樣都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失業現象。
3． Harris-Todaro模型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展中國家大都經歷了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重大現象就是在城市內部也存在著大量的失業，而這一失業現象是Lewis模型和Ranis-Fei模型所無法解釋的，后來Todaro(1969)發表了論文《欠發達國家中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失業的模型》并提出了他們的二元經濟模型，以解釋城市失業增加的背景下加速農村移民的矛盾關系；隨后，Harris and Todaro(1970)又研究了勞動力轉移的均衡形式；這兩個模型被后人合稱為Harris-Todaro模型。Harris-Todaro模型認為，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是他們對城鄉預期收入差距的反應而不是對城鄉實際收入差距的反應。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實際上在Lewis、Ranis-Fei的模型中已被作為人口遷移的動因，由于在他們的模型中沒有考慮城市失業問題，因而這種工資差別就是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機會收益。但在Harris-Todaro模型中，就業概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的概念被引入，即每個遷移勞動力都只會以一定的概率在城市部門找到工作，當就業概率乘以城市實際工資所得到的預期收入等于農村工資水平時，城鄉部門的勞動力遷移動力消失。只要預期收入仍大于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出來遭受的損失，遷移就會發生。這樣，Harris-Todaro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有些發展中國家，雖然農業的邊際勞動產出為正，城市失業水平很高，但農業勞動力仍然在進行遷移。因此，Harris-Todaro模型就不再以農業存在剩余勞動力為必要條件了，他們的模型對于勞動力流動原因的解釋更具一般性。
Harris-Todaro模型的確很好地解釋了人口流動和城市失業并存的現象，并將一國的工業化過程與城市化過程結合起來進行了研究，他們指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過度城市化問題，表現為城市失業率較高，甚至還出現農業勞動力短缺的并存。在Harris-Todaro模型中，他們強調了縮小城鄉間實際收入差距和發展農村經濟對解決城市失業問題的重要性。正如Todaro所說：“認為迫切需要制定正確的政策來抑制農村移民過多地涌入城市，并非意味著企圖扭轉有些人所說的這個‘歷史必然趨勢’。”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Lewis模型、Fei-Ranis模型與Harris-Todaro模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前面兩個模型為我們提供的是一條工業部門擴大投資吸收農村同時農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消除低效率就業(包括剩余勞動力)的經濟發展道路。而Harris-Todaro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城市化問題，他更加強調農村經濟的發展，而對現代工業部門增加就業的最終結果卻持消極的態度。從這一點來說，Harris-Todaro模型并不重在如何解決農業勞動力的低效率就業問題。
4． 對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上述二元經濟模型的進展為我們理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要素配置規律提供了理論基礎，也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提供指導，因此以傳統農業存在剩余勞動力為前提的二元經濟模型在一般理論意義上的貢獻是不應否定的。但是這些理論并非是完美的，下面我們圍繞幾個方面對這些文獻進行評論：
第一，剩余勞動力或隱性失業到底是否存在？
從前文的介紹中可以看出，Lewis模型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中存在過剩勞動力，但是Schultz(1964)則否認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中存在過剩勞動力。實際上，Schultz的論斷邏輯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使用一些具體的案例來否認傳統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有失一般性，關于印度流行性感冒的例證并不能充分證明剩余勞動力確實不存在；其次，Schultz的分析假定是市場機制完善而且靈活有效，這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顯然是一個非常強的假設，比如當發展中國家人口迅速增長時，它們是否能夠與農業中的其他生產要素發生完全替代，這一點在Schultz的理論里并沒有得到考慮。
第二，所有的上述二元模型都很簡潔，所主要關注的大多只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但是對工業化或城市部門的擴張以及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在資本積累來源和技術進步的動力關注卻不足；例如在Lewis模型中，他只是假設城市部門在付出了固定工資后的生產者剩余作為利潤繼續投入到下一輪生產中，然后推動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外移動。上述過程持續到Lewis拐點之后，經濟發展進入第二個階段，但是此時的農業并不必然能夠實現現代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在哪里？這些重要的問題幾乎在所有經典的二元經濟模型中都沒有得到考慮。在這一點上，Schultz的理論則更勝一籌，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相對落后的原因是生產技術的水平低下，因此需要對農業進行技術投入，進而提高農業的資本收益率，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第三，農業工資水平以及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來自中國的證據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提供了一個檢驗二元經濟理論的一個天然模型。我們可以基于經濟發展早期的統計數據以及實證分析來考察二元經濟模型中關于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工業工資水平固定不變以及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0這兩個假設前提是否成立。實際上，農村勞動力以及民工的工資水平并不存在劉易斯所預測的那樣在剩余勞動力沒有消耗完畢之前長時間保持在較低水平之上，例如我們根據農業部固定觀察點提供的數據在表3-1中描繪了外出民工的名義日工資和實際日工資的變動趨勢，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從1986年到1999年，民工的名義日工資從3.75上升到26.76元，用CPI（1985=100）平減以后，實際日工資也從3.01元上升到7.25元，這表明民工的實際工資實際上保持著穩步上升的趨勢。
表3-2報告了早期年份農村地區長工和短工的工資水平，從中可以看出：本地長工或短工的名義工資水平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明顯上升；短工與長工的日工資水平差異不明顯，與外出民工的工資水平略有差異。
我們下面利用2000、2005、2010年的中國縣（市）統計數據進行回歸，以糧食總產量和肉類總產量的對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報告在表3-3中，其中勞動力投入用鄉村人口數量來度量。
從表3-3中可以看出有趣的結果：鄉村人口數在所有方程中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這表明他們在糧食和肉類生產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出現等于0的情況。另外，我們還在上述回歸中控制了農村從業人員數而不是鄉村人口數量，以考察農村從業人員在糧食在肉類生產中的邊際生產率。結果同樣發現鄉村從業人員數的回歸系數在所有的年份中都顯著為正。上述結果告訴我們：現實中的農業生產并不像劉易斯模型所假設的那樣，在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0，實際情況卻是Schultz（1964）的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農業部門并沒有邊際生產率為0的階段。
（二）結構主義模型
關于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除了古典學派、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以及理性預期學派之外，以Chenery為核心的很多經濟學家也從結構主義的展開了深入的研究（Chenery， 1979；Chenery， Ahluwalia， Bell， Duloy， and Rolly， 1974；Chenery et al.， 1986），盡管這些的文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釋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其理論分析卻緊緊圍繞著農業和工業以及農村和城市之間關系而展開的。
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生產結構轉變的一個方面，生產結構的變化應適應需求的變化，應能更有效地對技術加以利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變可以被定義為：隨人均收入增長而發生的需求、貿易、生產和要素使用結構的全面變化。在預期不足和要素流動有限制的既定條件下，結構轉變極有可能在非均衡的條件下發生，在要素市場尤其如此。因此，勞動和資本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Chenery et al.，1986)。
結構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最重要區別體現在它們的理論假設上。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無論從生產者還是從消費者的角度看，資源都存在著長期的有效配置（帕累托最優）。在任何既定的時點，部門間勞動和資本的轉移都不可能增加總產出，資源的重新配置僅僅發生在擴張期。相反，結構主義觀點沒有假設充分的最優資源配置，這樣，勞動和資本在不同部門中使用所產生的收益可能出現系統差別。所以，在結構主義那里，非均衡現象更經常地表現在不同部門中勞動和資本收益的差別上。另外，Chenery et al.（1986）還認為，由于一般均衡理論不能被視為公理，趨向較高生產率部門的資源再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就成了一個實證問題。認識資源再分配的潛力，對于發展中國家比對發達國家似乎更重要，因為發展中國家要素市場的非均衡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生產結構變化的速度也更快。結構主義利用多國數據展開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兩個一般性的結果：第一，認清了結構變化的一些方面，這些方面影響經濟增長率，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也會隨發展水平而變動。概括起來，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結構變化造就了增長率先增加而后下降的發展格局；第二，多國回歸分析的結構因素對發展中國家比對發達國家重要得多；反之，勞動力增長對發達國家效果更顯著；投資對兩組國家都重要的唯一增長因素。
Chenery et al.（1986）將一個經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初級產品階段、工業化階段和發達經濟階段，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如下：
在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占統治地位的以農業為主的初級產品的生產活動，這使得可交易商品產出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即使一般說來，初級產品生產增長的速度慢于制造業，但是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也不能使制造業成為總產出的主要來源。附加價值中農業的比重較高，這是第一階段總增長速度較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供給方面，第一階段的特點是資本積累速度低速至中速增長，勞動力加速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極為緩慢地增長。總體而言，是生產率增長的速度過慢，而不是投資水平較低，引起了第一階段總產出的低速增長。
在工業化階段，其特征表現為經濟重心從以農業為主的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生產轉移。在這一階段中，制造業對增長貢獻的相對重要性發生了變化，一旦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超過900美元，制造業對增長的貢獻將高于初級產品生產的貢獻。至于這一轉變究竟發生在較低或較高的收入水平上，則取決于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和貿易政策。在這一階段，與農業向工業轉移相聯系的生產率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增加了，這是經濟加速增長的原因。
經濟發展由工業化階段向發達經濟階段轉變的特征表現為：就需求方面而言，制成品的收入彈性開始減少，制成品在國內總需求中所占的份額也開始下降。當然，出口持續增長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抵消這種變動趨勢，但是最終還是會以國民生產總值中以及勞動就業中制造業份額的下降得到表現。事實上，在過去30年中，這一轉變在所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都發生過；就供給方面而言，要素投入在第三階段的綜合貢獻減少了，原因在于資本增長的速度較慢，同時資本的比重也出現下降的趨勢。另外，人口增長的速度減慢了。發達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水平至少到1970年代中期為止一直較高，但是相對于第二階段而言，第三階段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同工業化的聯系要小得多。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發生在農業，多數發達國家的農業已由生產率低速增長的部門轉變為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最快的部門。農業勞動力的持續轉移、農業同其他部門的工資缺口的逐步消失，是變化的基本原因，它們促進了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和各種技術進步。
結構主義的理論為我們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動力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一個新的機制，雖然該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但是它對于經濟增長的三階段的劃分以及每個階段的經濟特征的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不同產業之間的演變關系以及工業化的影響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幫助。相對于前面的二元經濟模型而言，結構主義不僅注意到了勞動力在城鄉或者農業和工業部門之間的轉移，而且還注意到了勞動力和資本在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轉移規律，因而對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描述更加細致和深入。特別地，資本的轉移被加以詳細分析，并且對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的解釋更加充分，但是前文的二元經濟模型對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劃分和不同階段之間的轉換的分析，則相對粗略了很多。
3、農業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一）農業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的關系對于發展經濟而言非常密切。在前面一小節中，各種二元經濟模型或結構主義模型都分析了農村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進入城市工業部門過程中工資水平、就業和經濟增長的決定。簡單而言，農業部門能夠為工業和城市部門的勞動者提供糧食，能夠提供各種生產的原材料，農業生產的剩余能夠為后者提供資本積累的來源，同時還能夠為后者的產品提供銷售市場；最后，農業還能夠為城市部門提供綠化和環境保護功能。實際上，經濟學家們討論農業生產率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已經有許多年，很多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都揭示出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之間是互相促進的。曾經有好幾代的發展經濟學家都強調把提高農業生產率作為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必要部分。例如，Nurkse（1953）認為：“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工業革命之前的農業革命，壯觀的工業革命就不可能發生。”Rostow（1960）認為：“農業生產率的革命性變化是成功的經濟起飛的基本條件。”對于為什么農業的發展會對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產生推動作用，有研究解釋了來自農民的需求對于工業化的影響機制：即隨著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大，在較小的市場里不能達到盈虧平衡的報酬遞增的生產技術變得有利可圖，同時產業規模擴大。有效率的農業生產和出口在產生對制成品國內需求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在Rosenstein（1943）、Nurkse（1953）、Lewis（1953；1954）、Ranis and Fei（1961），特別是Flemming（1955）的早期著作里都對此有所強調。Ohkawa and Rosovsky（1960）實證地說明了世紀之交的日本的農業生產率的巨大增長，Johnson and Mellor（1961）注意到了在那段時期農民的需求對于工業增長的重要性。類似地，Thorbecke（1979）和Ranis（1979）提出了戰后中國臺灣農業巨大進步的一些證據，并特別強調農民的需求在中國臺灣工業化開始階段中的作用。Lewis（1953）基于增加農村購買力將培育工業化的理論，在他給黃金海岸提出的發展戰略中，把增加農業生產率和經濟作物出口作為基礎。
另外，發展經濟學中還有一支文獻討論了工業化推動農業發展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徑。一般來說，農業現代化是指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現代農業的發展就是將現代要素投入農業來替代傳統要素的過程（Schultz，1971）。隨著現代要素大量投入農業生產，農業產出和效益大幅提高。在農業中注入現代要素的投入，是現代農業區別于傳統農業的本質特征。現代生產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導致傳統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的不適應，尤其是二戰后，許多國家為了順應農業技術的變遷，實施了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權利，并調整了農業經營組織的方式，這些因素成為促進農業現代化的另一力量（De Janvry et al.，2002）。縱觀世界農業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各國資源稟賦不同，因此也就決定了其技術變遷的路徑也各異。一般而言，那些土地稀缺、人口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會選擇節約土地的現代投入，如化肥、農藥、薄膜等，以提高土地生產率。那些土地資源富余、人口較少的國家，會選擇節約勞動的現代投入，如機械等，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第一種類型的農業現代化國家，隨著人口城市化進程，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走向以機械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路徑（Hayami and Ruttan，1988）。從經驗證據來看，很難給出兩種農業現代化路徑孰優孰劣的結論。但是，如果在政策上做出與資源稟賦不一致的技術和制度選擇，以及在要素比例發生變化后農業現代化路徑出現拐點時，若不進行政策和制度的適應性變化，會使一國的農業現代化受阻。另外，農業對于工業化的重要性還可以通過農業具有脆弱性所產生的一系列后果上，比如脆弱的農業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壓力，導致許多欠發達國家國際收入平衡困難、外債高筑或無法履約；最后，脆弱的農業還會對制造業的增長產生抑制作用，這是因為脆弱的農業導致農民的低購買力，所以政府不得不抑制制造業的增長(Meiere and Rauch，2000)。
（二）對工業化內涵的誤解及其對城鄉關系的影響
工業化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歷來被賦予了很高的地位。發展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它是一切現代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源泉（Zhang，1949）。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則認為，工業化通常從那些人口眾多、很低收入水平的國家開始，從工業化表現形式的角度看，它被理解為工業在國民經濟和勞動人口中的份額連續上升的過程；工業化是以經濟重心由初級產品向制造業生產轉移為特征的，其原因是內需求的變動，工業產品中間使用量的增加，以及隨著要素比例變動而發生的比較優勢的變化。在1992年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工業化被認為是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的過程：第一，來自制造業活動和第二產業的國民收入份額的一般上升；第二，從事制造業和第二產業的勞動人口一般也表現為上升的趨勢。從廣義上看，工業化還包括生產率增長的某些方面和政府政策對資源分配的影響。所以，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對于工業化的內涵能否正確地理解，以及采取什么樣的道路實施工業化都將對這個國家的農業發展方式以及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很多民族國家走向政治和經濟獨立之后并發動工業化時，卻普遍存在著一種對工業化的片面理解。Krueger（1992）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們的頭腦里曾有一個非常強的共識——提高國民的生活標準并獲得經濟發展是他們主要的社會目標，然而這一共識卻被歪曲成工業應該被高度鼓勵；并且他們進一步相信，大部分農業代表了落后，農業產出對經濟激勵沒什么反應，所以農業就應該被歧視，從而獲得農業剩余來補貼工業，這樣做并不會付出很高的經濟代價。但是這些政策理念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但是卻沒有被當時的經濟學知識正式地挑戰過。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后實施了城市傾向政策，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形式剝奪農業利潤來補貼城市和工業部門。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1992）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初年代里，許多發展經濟學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決策者對工業化的認識是片面和錯誤的，他們僅僅把工業化看作制造業（尤其是重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增加，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兩個錯誤傾向：一是只注重于集中資源投資于制造業，而忽視了傳統農業的改造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二是只注重于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引進應用，而忽視了社會經濟結構的相應變革。這是戰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步履維艱和屢屢失敗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張培剛（1949）認為，把工業化的含義僅僅界定為制造業的發展，不僅在理論上失之偏頗，而且在實踐中貽害無窮。工業化決不應該局限于工業部門，而應該涵蓋整個國民經濟。具體地說，工業化至少應該包括工業和農業（國民經濟的兩個基礎產業部門）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工業化是一個動態的和發展的過程，它以技術變革為基礎和前提，首先表現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不再處于停止狀態，而是發生著連續的變化，并進而導致生產過程、經濟組織、社會結構，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一系列相應的變化。如果我們大家都能正確認識得到“工業化”的完整內涵及其真實意義的話，那么就不可能出現為了發展制造業而忽視農業，或者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錯誤傾向，也就不可能出現由于主觀認識的失誤而導致產業結構失衡，并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張培剛（1949）提出：“工業化的概念是很廣泛的，包括農業及工業兩方面生產的現代化和機械化。”它的特征可以用各種方式說明，“如果著重技術因素，工業化可以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發生變動的過程。若著重資本這個要素，則工業化也可以定義為生產結構中資本廣化和深化的過程。若著重勞動這個因素，工業化更可以定義為每人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的過程。所有這些特征合起來指明一件事——經濟飛躍進步。”
以中國為例，錯誤地理解工業化的內涵就曾經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教訓。例如，林毅夫等（1994）的研究發現，中國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體制解決了在一個經濟十分落后的發展起點上把積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問題，并以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較完整的中國工業經濟體系，從而使中國迅速由一個農業產出占主體的國家轉變成工業產出占主體的經濟。但是，中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卻步履維艱，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其高昂的。由于違背資源比較優勢，人為地推行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發展戰略，使經濟結構遭到嚴重扭曲，由此喪失了本來可以達到的更快的增長速度。但是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實行這種戰略的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都不理想，不但未能實現趕超的初衷，而且面臨著基本相似的難題。Yang and Cai（2000）認為，這些問題也教育了中國的領導人，那些流行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實踐并沒有給中國帶來全面的普遍發展。類似地，Carter（1997）認為，城市傾向政策所導致的對于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業增長速度的下降，同時，也造成了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Yang and Cai（2000）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并且認為要素市場的扭曲和因此而導致的農業增長緩慢使得整個經濟的增長都受到了影響。另外，Knight and Song（1993）認為城市傾向政策下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所產生的限制，從而導致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體現為農村貧困。
（三）能否通過農業出口優先來推動工業化？
在上一小節中，很多研究都強調了農產品出口通過擴大市場和資本積累來推動工業化的發展，于是這就自然引出了一個重要而經典的發展經濟學問題：“發展中國家能否通過農產品出口優先來推動工業化？”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多時候都是否定的，國內農業和出口的增長并不總是足以帶來工業化。首先，Chenery， Robinson， Syrquin (1987)認為，工業化通常從那些人口眾多、很低收入水平的國家開始。一些被廣泛接受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典型事實和前提假設是早期貿易理論、發展理論及政策建議的基礎（Krueger，1997），它們包括：（1）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結構常常極其偏向于初級產品生產；（2）若發展中國家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它們的比較優勢將永遠處于初級產品生產；（3）初級產品全球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都很低；（4）資本積累是增長的關鍵要素，但是在發展的初期，資本積累只能通過資本品的進口發生。基于這些典型事實和前提，經濟學家很自然地相信，經濟發展就是工業化的過程，而替代進口加工產品的國內生產又使工業化的最主要組成部分（Chenery，1958）。在一些情況下，雖然能產生農業或出口收入，但不能轉化成對國內工業的潛在消費，相關市場依然像以前一樣狹小。要擴大工業品市場，就要把需求集中在制成品的消費購買上。大量的人口、相同的品位和集中的人群都有助于形成制成品的大市場。其次，在農業出口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中，收入分配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中產階級是天然的工業制成品的消費者。正如Baldwin(1956)和North(1959)指出的，即使農業和出口收入增長，如果財富過度集中在非常富有的人手里，他們所產生的需求也主要在于手工制成品和進口的奢侈品，而不是國內制成品。收入分配對工業化影響的程度似乎在很多歷史時期都很重要。例如，在19世紀前半段，美國使用大規模生產技術，在很多的消費品制造領域里大大超過英國。相對于英國工匠的高質量的手工休閑品，美國的生產商提供標準的、大規模生產的實用產品，這種生產技術的差別在于需求的組成不同(Rosenberg，1972)。英國制造業面臨的需求來自質量意識強烈的上層階級，而那里不可能產生一個大規模的市場。美國的需求來自于大量的相對富裕的農民，這些來自擁有土地的中產階級的大量需求，使得美國制造業的大規模生產有利可圖。收入分配對于農業出口與工業化之間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19世紀下半葉的哥倫比亞。在19世紀60年代，哥倫比亞經歷了煙草出口的迅速增長，但并沒有帶動廣泛的經濟發展。大約從1880年到1915年，哥倫比亞咖啡出口激增，這對工業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Harbison(1970)是這樣解釋兩者之間的差別的：從技術上來看，煙草只能由大的種植園生產，因而增長的收入集中到了一小部分種植園主的手上，而他們主要消費進口的奢侈品；相反，咖啡可以在小的家庭企業生產，結果收入被分配到大量的需求國內制成品的人手里：“咖啡生產帶來的繁榮增長的好處被大量的貧窮的農村地區的農民階級所分享，而不是小部分的富裕的城市白人地主。隨后，這些農民當然不會讓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去國外旅游、接受外國教育或購買其他奢侈的進口品……因為哥倫比亞不能生產，煙草產生的收入被用來購買奢侈的進口品，這導致了長期的蕭條和哥倫比亞工匠制造業的下降，同時其他國內部門也沒有獲得補償性增長。但咖啡產生的收入在普通農民的手里，他們會把收入準確地用在生活必需品上……咖啡生產的快速擴張將收入再次分配，那些人很可能將額外收入花費在具有產生國內收入的高潛力的特征的商品上——例如，能應用現代低成本技術的大規模生產的國內商品——而不是進口品。”
實際上，Lewis也認為：“很難通過制成品出口開始工業化，通常一個國家是通過在熟悉和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銷售制成品開始的。”相對于昂貴的外國市場的培育而言的另一種選擇就是，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建立出口導向的制造業。Lewis（1950）在關于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工業化的研究中認為：“通過建立新的分銷渠道進入外國市場是艱難并且昂貴的，如果這些島致力于吸引那些已經在外國市場很好地建立起來了的制造商，這就很可能會成功。”自從Lewis寫了這以后，確實有很多的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外國直接投資出現在欠發達國家，并且事實上，許多小的欠發達國家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開始工業化的。一般來說，這種外國直接投資都是從對來自母國的零件進口進行組裝開始的，如果從總體來看，更加完整的制造業后來才出現在東道國。
4、農業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
（一）城市與城市化的內涵
要搞清楚城市化的內涵，首先必須搞清楚城市的內涵。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某一民族的內部分工，首先引起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8]列寧認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9]巴松特認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是指那些生活物質有賴于城市以外的農業勞動產品的人們的較大居住地。”而社會學家則大多認為，城市是有相當大的面積和相當高的人口密度的一個地區共同體，其中住有各種非農業的專門人員。另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于城市的界定是：“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主導作用。”總之，目前人們對于城市的內涵達成如下幾點共識：第一、城市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第二、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分工細化、生產關系變革的必然結果；第三、城市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第四、城市以第二和第三產業為主，城市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總量中占主要地位；第五、城市的居民在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與其他居民有較為顯著的差異，并且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第六、城市是交通、通訊、供電、郵政等社會基礎設施最完善和各種社會服務機構最完備、最集中的區域。
對應于上述對于城市的定義，城市化可以被堪稱是一個由鄉村社會、鄉村文明逐步變為現代化城市和城市文明的自然歷史過程。現代城市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城市發展包括兩個重要方面，即城市化本身以及城市集中（Davis and Henderson，2003）。美國新版的《世界城市》一書的定義是：“都市化是一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的變化。其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并在都市中從事非農業工作。其二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這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第一方面強調人口的密度和經濟職能，第二方面強調社會、心理和行為因素。實質上這兩方面是互動的。”我們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來定義城市化。狹義的城市化是指由于近代產業的發展而發生的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質變。廣義的城市化是指在聚落或者地域中城市的因素逐漸增大的過程，而且是從城市產生影響在聚落和地域的內部越來越顯著的過程。城市化的過程可以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第一、產業結構由以第一產業為主轉變為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第二、人口結構由以農業人口為主轉變為以非農就業人口為主；第三、由自然、原始的農業文明轉變為以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文明；第四、居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素養發生全面變化。實際上，第一個方面本質上是指工業化，第二個方面是人口的城市化，第三個方面可以被簡單地視為農業現代化，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城市化與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結構轉變過程中同時發生的三個方面。因此，中就決定了它們三者之間關系的密切性。
（二）農業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
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前文綜述過的二元經濟模型或結構主義模型都分析了農村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進入城市工業部門對工資水平、就業和經濟增長等的影響。簡單而言，農業部門能夠為工業和城市部門提供和儲備糧食，以及提供各種生產原材料，農業生產的剩余能夠為后者提供資本積累的來源，同時，還能夠為后者的產品提供銷售市場；最后，農業還能夠為城市部門提供綠化和環境保護功能。但是，雖然這些理論解釋或描述了農業與城市部門之間的關系，但是并沒有揭示出它們之間互相影響的均衡結果是什么。實際上，農業生產部門所能夠提供的糧食產量是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一個經濟的農業部門的余糧率與它的城市化率之間構成了一個均衡。如果一個經濟是封閉的，或者沒有足夠多的外匯進口糧食，那么一切糧食或食品都只能靠本國農業部門生產來供給，此時，由于城市人口不能生產糧食，所以農民的平均糧食產量就決定了這個經濟能夠有多少城市人口或者非農業人口。也就是說，農業部門或者農民的余糧率對于城市的數量和城市人口的數量具有重要影響。美國人文學者Skinner（1977）和歷史學家趙岡（1992）也都曾先后論述過這一思想。另外，Skinner（1977）對歐亞農業社會的研究也發現了一些結構上的規律性，比如農業生產的強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核心區最高，在最邊緣區最低；另外，隨著一個經濟區域的空間由核心向邊緣推進，農業的商業化和家庭對市場的依賴呈現由強到弱的變化。上述規律也支持了農業生產對于城市水平的重要。基于上述思想，章元和萬廣華（2012）提出理論假說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谷物貿易與其他商品貿易對于城市化的影響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前者會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并且發展中國家的谷物凈進口會推進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非谷物貿易卻會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然后他們利用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展開實證研究驗證了上述理論假說。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以Henderson為代表的城市經濟學家對于一個經濟體的城市數量以及城市化比例的決定因素進行了許多研究。例如，Henderson and Wang (2005)建立了一個封閉的經濟城市數量模型，其中人口數量的增長外生，技術進步內生并由內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推動。在他們的模型中，技術有兩個互相對立的效果：第一，技術進步會促使城市的有效規模上升，從而降低城市的數量；第二，技術進步會推動人口從農村部門向城市部門遷移，從而增加城市的數量。當農村和城市部門的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時，從農村部門向城市部門的人口遷移就會發生，但是人們對于農產品的收入彈性很低，所以城市就業部門擴張會以農村部門的就業減少——即農村向城市的移民——為代價。而這兩種力量的凈效果則要取決于農村部門的相對大小，農業部門越大，技術進步會使得更多的人口從農業部門中釋放出來，而這種力量更有可能超過推動城市規模上升的力量，從而使得城市的數量上升。Ades and Glaeser（1995）則認為，由于農業生產活動依賴于不可移動的自然資源（土地），從而不能夠進行資源的重新配置以獲利，從而一個社會的農業化程度會制約它集聚到一個經濟區域的程度。
另外，前面的二元經濟模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涉及到城鄉移民和城市失業問題，因而也就涉及到了農業和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問題。例如托達羅認為，在欠發達國家，城市“現代部門”的固定工作比農村的工作能夠提供實質上更高的收入，甚至在考慮了兩者生活費用的差異以及城市失業不能夠降低現代部門的工資的因素后也是如此。這種工資差距導致了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在城市中的移民可能會在“傳統部門”中呆一段時間，直到足夠幸運能夠獲得在現代部門的工作。希望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失業者越多，一個移民可以預料找到那樣一份工作要等待的時間就越長，一面也就越缺乏吸引力。接著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試圖減少城市失業的努力（例如通過創造更多的現代部門的工作）都將至少部分地自我否定，因為這將使農村向城市的移民更有吸引力。作為城市勞動力的一部分，只有當城鄉收入差距減少時，失業才會減少。
5、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城市傾向政策與“三化”之間的關系
（一）中國的城市傾向政策對城鄉關系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實現趕超的目標，中央政府決定采用城市傾向政策來支持重工業優先發展。形成城市傾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政策，即通過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創造不利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獲取農業剩余以補貼工業化(Schultz， 1978)。另外，為了實現對農業剩余的轉移和提高工業部門的積累能力，政府還制定和實施了余糧統購統銷、對工業部門提供財政補貼和信貸支持、對出口農產品征稅、給城鎮國有部門的職工提供免費的醫療、教育和住房等福利等制度，當然，為了上述政策的實施，還建立了戶籍制度以限制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根據李偉(Li，1993)的研究，1955年到1985年間，政府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向工業部門轉移了共計5430億元的農業剩余，政府通過稅收和儲蓄外流實現的凈轉移達到1496億元。
對于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選擇城市傾向政策的原因，現有理論有兩種基本的解釋：第一種解釋從國家實行工業化戰略的目標和途徑出發，因為發展中國家的領導堅信，工業部門是經濟迅速增長的催化劑，而對農業征稅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絕對必要的財政支持。楊濤也認為中國的城鄉分割的根源在于中央計劃經濟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策略，從而需要提取農業剩余以增加城市資本積累以及對城市進行補貼(Yang， 1999)。第二種解釋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政治談判地位和政策影響力上存在嚴重的不對等。例如，Lipton (1977)認為，農村部門擁有大多數貧困人口以及成本低廉的各種資源，而城市部門則擁有大部分的表達渠道，組織和權力，所以城市部門總是可以贏得與農村部門的爭奪與利益之爭。Bates (1981)也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了這些政策的基礎，他認為農民缺乏權力還與他們在地里上居住分散、每個農戶的產出在總產出中的比例非常小，從而導致他們從事集體行動的溝通成本極高以及搭便車問題。另外，Gillis， Perkins， Romer and Snodgrass（2003）認為，在發展中國家，計劃者和政治家長期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城市消費者與農村生產者之間在農產品價格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購買食物的費用至少占城市消費者全部支出的一半，食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會削減除了最富裕的人以外的所有城市人的收入。即使對其城市貧苦居民福利漠不關心的政府，也不能對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所造成的政治影響置若罔聞。從1920年代的日本，到1990年代的贊比亞，糧食價格上漲觸發的大規模騷動，都威脅到政府的生存。由于政界領導本生生活在市區，并且市區居民比農民對政府更有威脅，所以許多國家即使在出現普遍的通貨膨脹壓力時，也要設法壓低糧食價格，其結果是降低了付給農民的價格，減少了農場收入和農場產出。
另外，楊小凱（2003）認為，20世紀50年代流行的通過國有企業進行工業化的發展政策，其失敗之處在于忽視私人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功能，這已被新企業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所證明。以降低農村居民福利為代價的歧視性的促進工業化政策，是國家機會主義行為的結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將經濟發展當作他們獲取利益的人質。楊濤和蔡昉(Yang and Cai， 2000)也認為中國實施城市傾向政策的根源在于建國初期確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而這一策略的實施并非是來自于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而是來自于新中國政府趕超工業化國家的愿望，以及他們認為工業化戰略是實現他們目標的最佳途徑。但是，我們這里需要提出的問題是，既然城市傾向策略并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為什么在改革時期城市傾向政策會依然存在？楊濤和蔡昉(Yang and Cai， 2000)認為第二種理論可以給出解釋，即城市居民給政府施加了壓力以保持其相對福利水平不下降。1978年針對城市居民的價格補貼達到11億元，而1979年則快速上升到79億元；從1979年起，對城市居民的糧食補貼大幅上漲，在1985年放開肉價的同時，又開始針對肉價進行補貼。1985年，政府的全部價格補貼達到262億元，到1998年高達712億元，占政府總預算的7.6%。
中國的城市傾向政策的主要執行機制包括對農業生產的控制、農產品上繳、壓低糧價以及通過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限制。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在戶籍制度的限制下，城市居民還可以享受到農村居民普遍難以享受的福利，例如國有企業和其他一些政府機構依然控制著并向其員工供給相當部分的房屋，只有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永久性員工才能享受健康保險和服務以及養老金。而且，中小學教育及兒童的照顧也只提供給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城鄉收入的差距(Kanbur and Zhang， 2004；Yang， 1999)， 即使取消了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這些傾向性政策也會使流動到城市后的農村居民面臨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勞動力的流動依然無法緩解城鄉收入差距(Yang， 1999)。張曉波(2003)認為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教育和醫療衛生的不平等問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進行而在加劇，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城市傾向政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及醫療衛生設施要遠遠多于農村居民，這就轉化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城鄉間的巨大差異。楊濤認為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出現的不平等程度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政府實施的城市傾向政策和體制，包括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福利體系，以及有利于城市部門的包含通貨膨脹補貼和對城市部門的投資信用的金融政策；中國實行的城市傾向政策會由于部門傾斜的收入轉移以及在健康、房屋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僅扭曲了這些部門中的工人的激勵，而且也將影響到他們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進一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些都將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Yang， 1999)；Yang and Zhou (1999)的研究還認為，中國政府實行的有利于城市部門的金融轉移項目(financial transfer program)也是1985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從1986年到1992年，中國經歷了一個年平均8.5%的通貨膨脹率，城鄉居民分擔了這一壓力。造成了這一通貨膨脹的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和投資的增加，但是，這些支出中的大部分卻投向了城市部門。另外，根據Brandt and Zhu (1998)的研究，在這一階段，中國政府還向國有企業投入了更多更高比例的新增貸款，這些資金轉移造成了農民的收入主要由產出的增長來支持，而工人的工資則部分地由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和信用創造(credits creation)。從而導致農村居民承擔了這一階段的通貨膨脹稅中的大部分。Tian (2001)認為改革之后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金融體制系統性的城市傾向。Carter (1997)認為，城市傾向政策所導致的對于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業增長速度的下降，同時，也造成了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Knight and Song (1993)認為城市傾向政策下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所產生的限制，從而導致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體現為農村貧困。另外，有很多研究表明，政府的一系列干預措施造成了經濟系統的扭曲，使得大量資源從農村部門被轉移出去，從而最終降低了農業和整個經濟體系的增長(Yang and Cai， 2000)。Yao (2000)則認為，勞動力流動并不能夠解決中國的農村貧困問題，原因之一就在于城市傾向政策給城市居民在住房、養老金、健康、教育、食品等眾多方面的補貼。
林毅夫等（1994）認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體制解決了在一個經濟十分落后的發展起點上把積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問題，并以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較完整的中國工業經濟體系。但是推行該戰略步履維艱，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其高昂的。然而，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與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相沖突，使重工業優先增長無法借助于市場機制得以實現。解決這一困難的辦法就是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認為地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即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農產品和勞動的價格，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于是，適應于重工業優先增長的戰略，一套以全面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為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就形成了。相應的制度安排是對經濟資源實行集中的計劃配置和管理的辦法，并實行工商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集體化直至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剝奪企業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但是，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實行這種戰略的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都不理想，不但未能實現趕超的初衷，而且面臨著基本相似的難題。
（二）為什么中國的城市化長期落后于工業化？
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即是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過程。然而，觀察建國后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現象：城市化水平長期顯著落后于工業化水平①。如圖3-1所示：如果用城鎮人口的比重度量城市化，用工業GDP的比重度量工業化，那么在1950年代末，中國的工業化水平比城市化高出近17個百分點，而到了1978年，兩者的差距擴大為26個百分點，直到2002-2003年二者的水平才基本相同。
然而從統計口徑的一致性角度看，圖3-1中的兩個指標由于以下幾個原因而缺乏可比性：第一，工業GDP并非全部由城鎮人口創造，鄉村工業也依然能夠帶來工業GDP；第二，城鎮勞動力的就業也不僅限于工業部門，他們還分布在建筑業、服務業等其他部門中；第三，即使工業GDP僅僅來自于城鎮地區，但是也并非由城鎮人口創造，而是來自于城鎮人口中的就業者所創造；第四，中國城鄉間的人口負擔率以及勞動參與率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而人口占比和勞動力占比存在一定的差異。由于上述四方面的原因，即使不考慮其他任何因素，以城鎮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與以工業GDP比重度量的工業化都有可能出現不一致，因此不能將它們進行簡單的對比。由于中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我們可以假設二產GDP由城市部門生產，一產GDP由農村部門生產，然后我們在圖3-2中分別用二產GDP比重來度量工業化水平③，用城鎮就業比重來度量城市化水平，從而可以保證二者在統計口徑上的可比性。從圖3-2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幾乎保持著平行上升的趨勢，兩者之間的差距略有縮小。可見，不論使用何種指標城市化和工業化，前者長期落后于后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針對中國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現有研究普遍認為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并桎梏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例如，呂政等（2005）認為，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化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隔離體制直接阻礙了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他們認為，與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同，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決定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不協調，這主要表現為大量“待城市化人口”的存在。陸銘和陳釗（2012）也認為，中國的戶籍制度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務差異是導致城市化滯后的重要制度原因。另外，郭克莎等（2002）的研究則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較快，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較弱；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長足發展，從而加速了城市化進程。
戶籍制度從勞動力供給的視角解釋了為什么城市化長期落后于工業化，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釋這一現象，這是因為：第一，戶籍制度對于中國各省份而言是一致的，但是我們觀察到不同省份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卻很大。例如李國平（2008）的研究發現東北三省出現過度城市化傾向，而中西部地區的某些省份則出現了低度城市化傾向，這顯然不是戶籍制度所能解釋的；第二，如果說戶籍制度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原因，那么從理論上講，中國戶籍制度的不斷放松應該會有利于二者差距的縮小，但是從圖3-1中可以看出，在剛剛建立戶籍制度的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二者之間的差距并不大；從圖3-2中則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差距依然沒有表現出穩健縮小的趨勢。對中國而言，沈可和章元（2012）的研究認為，中國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的資本密集型投資傾向。新中國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與之聯系的城市傾向政策），改革開放后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競爭上的壓力以及財政分權體制后地方政府最大化稅收的動機，都使得中國的投資具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傾向：更多資本被投入到城市部門中的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產業而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投資傾向使得城市部門的資本深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彈性降低，從而抑制了城市化水平。實際上，現有很多研究都揭示出這一傾向的存在及其背后的機制。林毅夫等（1994）認為，新中國政府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并通過扭曲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以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從而建立相應的資源計劃配置以保證資源優先流向重工業部門，最終實現了重工業優先于其他部門的增長。而在改革開放以后，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對于經濟增長的錦標賽也同樣會推動地方政府更偏好于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例如，Chen and Yao（2011）的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競爭的壓力下，有激勵投資到資本密集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以便在招商引資中取得優勢。又比如蔡昉等（2004）的研究認為，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長動機的驅使下，往往會壓低土地與資本價格，使勞動力的相對價格上升，從而導致資本替代勞動。而范子英（2011）的研究則發現，由于資本密集型的基礎設施建設創造了尋租和腐敗的機會，因而也會促使地方政府更熱衷于基礎設施投資。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存在著“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扭曲傾向（傅勇，2010）。陸銘和歐海軍（2011）的研究雖然沒有直接檢驗資本密集型投資傾向對城市化的抑制作用，但他們發現，省級政府投入到生產性基本建設的支出與GDP的比值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城市就業彈性就會下降0.089個百分點。沈可和章元（2012）首先通過跨國分析驗證了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的階段性現象，同時利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以及全國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的回歸分析也都能夠支持上述解釋。
6、“三化”關系總結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三化”的演進與“三產”的演進
對于任何一個發展經濟，其經濟發展總體現為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部門以及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流動，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意義上認為發展經濟都在進行各種程度不同的結構主義變動。實際上，結構主義的研究就認為，同收入增長相伴隨的產出結構的變化還反映在勞動和資本的再分配上，即勞動和資本自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和服務業轉移，但轉移的程度不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典型就業模式而言，在結構轉變的大部分時期，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都存在著滯后的現象，與此相應，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也較慢。隨著剩余勞動力的吸收，這種趨勢直到結構轉變的末期才能有所逆轉。并且，多數準工業化國家都具有于此相似的就業模式。工業就業的增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Chenery et al.（1986）的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農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密切相關，例如，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則較慢，與此相應，農業和制造業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別也較大。以色列偏向相反的方向，因而部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也比較接近。他們基于多國數據的資本使用模式表明，社會基礎設施占用的資本份額相當高，超過了初級產品生產和制造業生產所占用的資本份額之和。因為在所有收入水平上，資本密集程度的這種區別都存在，所以資本自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生產轉移的現象，似乎反而不那么引人注意了。進一步細分，還可以看到資本自初級產品生產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向工業基礎設施轉移這種相應的變動趨勢。
從上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三化”對于資源稟賦不同的國家而言，即有其相同點，又有不同點，相同之處在于：第一；勞動力大多遵循著從第一產業或者農村部門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轉移方向；第二，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促進不同部門之間結構轉變的根本推動力；第三，在不同部門的結構轉換過程中，首先是工業部門的人均資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更加快速地積累起來，而隨著工業部門的壯大，工業部門的壯大吸收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當農業生產開始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時，農業生產開始走向用機器替代人力，即更多的使用資本，從而逐步提升農業部門的人均資本存量，并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在這個過程中，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壯大也成為需要，他們需要為越來越多的工業和農業部門提供各種生產和生活服務，于是勞動力逐步從工業和農業部門繼續轉移進入第三產業部門。他們的不同點在于：不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耕地和勞動力稟賦狀況并不同，農村部門蘊涵的剩余勞動力也不相同，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也很不相同，因此在其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的資本深化速度并不相同，剩余勞動力轉移進入城市工業部門的數量和速度也不相同；另外，發展戰略與經濟政策都是內生的，因而當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采取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不同的經濟政策時，它們的不同部門的結構轉變的速度也大不相同，這可以體現為不同部門產出的相對重要性、不同部門的就業占比、增長速度、外貿和內需的相對重要性等各個方面的巨大差異。
（二）未來研究方向
結合上述文獻綜述我們可以看出，在發展經濟學關于“三化”和“三產”的演進特征和一般規律的研究并不多，很少有理論系統性地論述不同產業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并且如何在工業化過程中達到均衡，因此，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至少面臨著如下4個重大的研究問題值得未來繼續展開：
第一，對于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經濟和正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經濟而言，他們的“三化”演進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清晰的圖景，我們還可以從這個圖景中找到研究的問題或者需要解釋的重大經濟現象。比如，針對德國、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研究，以及針對韓國、臺灣、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中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對于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顯然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橫向的比較能夠更深入地揭示出一般性和差異性，這里的重要問題是，不同國家的資源初始稟賦對于他們的“三化”演進路徑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或者，他們的初始稟賦的使得他們的“三化”演進與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其中，人口和耕地這兩種稟賦的差異對于不同經濟的“三化”路徑所產生的影響是重點研究方向，這兩個要素之所以值得重點研究，是因為幾乎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都稀缺資本，而農業部門作為經濟發展的最初動力，它所擁有的勞動力和耕地則必然會對后續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更具有極其重要的決定意思。
第三，經濟發展的其中一個終極目標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其他發展經濟學的分支，都會關注經濟發展的動力，因而發展經濟的“三化”演進的動力機制和阻礙因素有哪些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這其中，企業家精神、社會經濟或者政治制度、對外貿易、產業政策、經濟發展戰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四，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是目前經濟總量最大的發展經濟，她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因為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三化”和“三產”的演進以及結構變遷的規律，就成為了發展經濟學中的重大問題和重要研究方向。就中國而言，值得研究的問題無比豐富。比如，中國經濟發展和農業現代化所面臨的最大約束就是人均耕地面積太低。黃宗智（1992）研究了長三角地區從明代初到20世紀80年代小農經濟和鄉村社會的變遷歷程，認為從明初開始長達600年的蓬勃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沒有給長三角地區的小農經濟帶來質變，農民家庭經營實際上日益陷于“內卷化”狀態。解放之后開始的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沒有打破這種“過密化”狀態，現代化生產要素投入本可以發揮的作用，但是卻被巨大的人口增長所吞噬。類似地，張培剛（1992）也分析了大國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就中國而言，她所面臨的難題包括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薄弱的農業等，這表現在大國的農業中不僅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人地矛盾十分尖銳，而且農業生產技術十分落后，生產工具非常原始，農業生產率極為低下，其結果是農業經濟停滯和農民普遍貧困，而這種狀況反過來又阻礙了工業化的進行。因此，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如何在保證工業高速增長的同時，也能使農業得到穩定的、協調的發展，便成為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大國所面臨的一個兩難課題。因此，研究上述約束下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及城市化進程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這里值得研究的理論和實證問題包括：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已經進展到什么程度？未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還需要繼續走多長時間？中國目前是否已經消耗完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并開始走向勞動力短缺時代？中國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還可以繼續轉移多少勞動力進入城市部門？中國完成了工業化之后，三產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與其他發達國家類似？中國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之后，農業的基本狀況有可能與什么國家類似或者相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鄉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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