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城鄉融合發展趨勢，促進人才要素雙向流動，積極引導外出務工創業人員、新鄉賢、青年大學生和退役軍人等返鄉創業、參與治理，建設鄉村治理“新四軍”，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新動能
鄉村治理始終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當前，在網絡化、市場化等浪潮的沖擊下，傳統封閉、熟人社會的鄉村格局被打破，多元化利益訴求矛盾突出，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念沖突激化，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城鎮化造成鄉村精英大量外流，村莊“空心化”、人口“老齡化”、文化“沙漠化”等問題凸顯，鄉村治理供需矛盾突出。破局之策就是要順應城鄉融合發展趨勢，促進人才要素雙向流動，積極引導外出務工創業人員、新鄉賢、青年大學生和退役軍人等返鄉創業、參與治理，建設鄉村治理“新四軍”，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新動能。
“新四軍”之一：外出務工創業人員
隨著基層選人用人視野的不斷拓寬，農村外出務工和創業人員回鄉參與鄉村治理已成較為普遍的現象。部分第一代進城農民工經過多年艱苦創業，逐步完成資本積累，循著政策浪潮和文化皈依返鄉二次創業，興建基礎設施、引進資金技術、帶動集體致富，贏得村民信賴，有的已進入村級組織，從而推動鄉村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走通了從帶富到善治的邏輯。有關部門調查顯示，2018年全國農民工人數同比增速不足1%，創下2009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原因之一就是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目前該群體數量已超過800萬人。中組部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54.4萬名村黨組織書記中，致富帶頭人占46.1%、外出務工返鄉人員占6.8%。以浙江為例，全省村黨組織書記中有外出務工經商經歷的達1.7萬余名，占總數的65%以上。湖州市安吉縣魯家村支部書記朱仁斌，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為改變家鄉落后面貌回村當選支部書記，一干就是8年，把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和資源用在魯家村發展上，甚至個人擔保、墊資，帶領全村人把魯家村從一個臟亂差的落后村變成全國首批國家田園綜合體試點，從負債150萬元的經濟薄弱村發展成為資產超2億元、農民人均收入近4萬元的全國鄉村振興示范村。實踐證明，外出務工創業人員經濟實力強、思想觀念新、人脈資源廣、辦法點子多，是推動鄉村振興和基層治理的重要力量，要總結提煉各地實踐經驗，著力做精做好引育、善用和督管三篇文章。
（一）著力做好“引育”的文章。外出務工創業人員是資金、技術、市場等資源反哺鄉村的載體紐帶。近年來，各地開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比如，溫州市永嘉縣依托海外僑團、異地商會等載體，積極引導在外創業人員回歸參選新一屆村社干部，沙頭鎮豫章村支部書記胡建云回鄉后，打造百畝村集體向日葵觀光基地，村集體和村民合作投資舉辦風車節，為村集體創收數十萬元。2017年，永嘉縣904個行政村共引回300多名在外能人擔任村“兩委”主要負責人，為鄉村振興注入了新活力。必須摸清家底、拓寬視野，打好政策組合拳，真正引對人、育好人。第一，充分發揮商務部門、工商聯、駐外商會、勞務工作站等部門和機構的橋梁紐帶作用，建立農民企業家、高凈值在外務工人員信息庫，建檔立卡、跟蹤對接、加強聯絡。第二，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特別是網站、微信公眾平臺等媒體，通過送發倡議書、公開信、慰問家書，以及家鄉發展座談會、返鄉創業現場會、現身說法等多種方式，強化政策宣傳，展示美麗鄉村風貌，打好鄉情牌。第三，在引進過程中留出觀察時間，加入考察環節，完善考評體系，突出對思想道德和能力素質的判別，嚴格把好“入口關”。第四，通過集中學習、理論教育、談心談話等方式，強化外出務工創業人員的思想政治建設，深化其對民主法治建設、基層組織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等的認識，補齊黨務村務、社會治理等能力短板。
（二）著力做好“善用”的文章。外出務工創業人員是極具開發價值的人力資源，引得進更需用得好。在正確認識該群體返鄉創業訴求、引導其發揮特長、實現二次創業方面，各地的實踐經驗相對豐富。比如，衢州市衢江區通過搭建“衢江區返鄉農民工網上創業平臺”，給予返鄉創業者政策指導、資金支持、稅收減免、社保補貼等政策“紅利”，持續優化創業環境，切實降低返鄉群體的創業門檻和負擔。然而，各地在引導外出務工創業人員返鄉參與村級事務，助推鄉村治理方面，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第一，完善從投資、落地、保障再到扶優扶強的全套政策配套體系；遴選并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創業項目庫，探索項目認領對接和補貼獎勵政策；積極鼓勵外出務工創業人員帶資金帶項目回鄉，完善審查準入機制，形成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雙向發力的格局。第二，持續優化對外出務工創業人員在創業政策落實、技術指導服務、外出學習培訓、工商登記審核、市場信息對接、稅務籌劃繳納和司法援助保護等方面的服務保障力度，創造更優營商環境。第三，以村兩委換屆、行政村撤并為契機，引導村民行使選舉權利，把他們當中有本領、素質好、作風硬、能力強、靠得住的返鄉創業人員依法依規充實到村“兩委”隊伍中來，優化鄉村治理體系。第四，建立與工作實績相掛鉤的薪酬制度，拓寬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和鄉鎮黨政領導班子定向招錄優秀村干部的渠道；借鑒“為民好書記”“千名好支書”等模式，選樹榜樣典型、宣傳先進事跡，提升外出務工創業人員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
（三）著力做好“督管”的文章。外出務工創業人員在推動鄉村社會發展、改變農村經濟結構的同時，也為自身的產業發展積累了相應資源優勢，使其在鄉村社會中具有了治理人和獲利者的雙重身份屬性，加之村民自治組織權力運行監管機制的缺失，致使“一言堂”“能人專制”甚至違法亂紀行為偶有發生，對鄉村基層的民主法治生態造成了不良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因噎廢食”，還需針對癥結，著重加強基層黨建、制度規范和民主建設，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第一，規范村級組織運行機制，定期召開村兩委會、黨員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明確村級重大事項提交班子集體討論；建立村干部年度目標管理考核、村黨組織書記重要事項報告等制度，充分保障村民知情權、監督權和多樣化訴求的表達權利。第二，夯實村務監督委員會作用，重點加強對村務公開內容和村民代表會議決定執行情況的監督；發揮各類村級議事組織、“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等力量在村務監督中的作用，構建多維監管體系。第三，加強對基層小微權力的日常監督，狠抓關鍵領域專項督查工作；探索引入第三方機構開展群眾滿意度調查，監測評估村干部勤勉度和黨員群眾滿意度，實現制度治村、依法治村與能人治村相融合。
“新四軍”之二：新鄉賢
“士大夫居鄉者為紳”，從秦漢的“三老嗇夫”、北宋的《呂氏鄉約》，到明清時期鄉約成為官僚政府的下屬機構，鄉賢始終在地方學務、地方公產、地方公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鄉村治理領域，更是逐漸走向了規范化和制度化。“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作為具有積極借鑒價值的傳統，“新鄉賢文化”被寫進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和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步入新時代，鄉賢正被賦予新的內涵，特指那些有資財、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能影響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并愿意為之做出貢獻的賢能人士。他們不僅能有效促進城鄉資源要素流動，立足血緣氏族關系協調矛盾沖突，還在提升鄉風民俗、煥發德行光芒、聚攏鄉愁文脈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經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以紹興市為例，“和老師”民間調解團發揮新鄉賢優勢，定期“坐診”聽取上訪人員訴求，摸排調解轄區內矛盾糾紛，有效促進鄉村和諧；上虞區鄉賢研究會助力“十八里景觀帶”建設，并在區政府申報國家級“中國英臺之鄉”和“中國孝德文化之鄉”中發揮智庫作用；楓橋鎮鄉賢聯合會自成立以來，由鄉賢參與引進的項目資金總額達20億元。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具有獨特的輔助性功能，如何引導該群體更好發揮作用已成為當前重要課題。這需要著重從政策引領、平臺搭建和鄉情牽引等三個維度入手，為新鄉賢“回歸”創造更優條件。
（一）政策引領。鄉村對于人力資源的需求根本上是基于發展的現實需要。長期以來，我國遵循“戶籍型、身份型、等級型、單位型”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新鄉賢中有大量政府、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優秀人士，他們的要素資源優勢明顯，又具有較強的“鄉土性”，是傳統鄉紳文化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客觀表現，能夠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有效的催化作用。但新鄉賢返鄉以情感實現為主要動機，市場自發調節難免“失靈”，這就需要發揮好政府“有形之手”作用。自2016年以來，浙江省探索形成了一套以鄉村振興為背景，縣、鄉為重點的新鄉賢統戰工作模式，在引導新鄉賢返鄉實踐中取得實效。如何進一步提高服務效能、完善制度設計、優化激勵保障，更好發揮政策在引賢中的導向作用，值得深入研究。第一，結合地方特色，建立新鄉賢選樹規范，構建公開透明的選拔程序，明確多元化評選主體；通過“定點邀請”等多種渠道，強化政策宣傳，擴容“鄉賢池”，提升新鄉賢選樹過程的自覺性和民主性。第二，創新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改革實踐，強化鄉賢組織活動場所、經費物資等保障，為新鄉賢返鄉提供高質量服務。第三，制定“禮遇·新鄉賢”系列政策，為返鄉服務的新鄉賢提供醫療衛生、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保障；針對退休回鄉的新鄉賢，需要在養老、醫療等福利保障上進行妥善對接，為其享受福利待遇提供便利。
（二）平臺搭建。2017年中央印發《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明確指出“進一步加強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規范化建設，合理確定其管轄范圍和規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組織基礎，在推進鄉村基層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過程中，浙江省創新鄉賢聯誼會、鄉賢理事會、鄉賢參事會等形式，為新鄉賢參與村級事務搭建平臺，不僅提升了鄉村善治水平，更有效豐富了基層民主協商的形式與內涵。然而，平臺建設不規范、法理不充分、組織邊界不清晰等問題依然存在。必須在完善相應法規制度的基礎上，強化平臺建設，拓寬參與渠道，注重監督約束，才能為新鄉賢充分發揮優勢價值創造更廣闊舞臺。第一，完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明確鄉賢組織的法律屬性，規范術語與定義、基本原則、機構及職責、總體架構、監督考核等內容，強化鄉賢組織的法理支撐。第二，加強黨對鄉賢組織的全面領導，厘清村“兩委”與鄉賢組織的關系，建立情況通報會、意見征求座談會等常態化工作機制，突出協商、參議、服務三大主題，讓新鄉賢合理高效參與鄉村治理。第三，發揮基層政協優勢，推動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有效銜接，拓展新鄉賢參與民主協商渠道，發揮“新型智庫”效能。第四，構建完善、規范的約束制度和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讓新鄉賢合規、有序地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
（三）鄉情牽引。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擠壓和沖擊下，盡管傳統鄉村社會的架構沒有坍塌，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于我國鄉村之中，但根植于“鄉土性”之上的傳統鄉賢文化已受到實在的影響，親情、鄉情等精神元素逐漸淡化，人際間“心靈距離”不斷疏遠。新鄉賢的回歸離不開文化動力的牽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雖然身在外地，但與家鄉之間的情感血脈紐帶始終是無法割舍的。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背景下，挖掘文化遺產、樹立文明新風、激活新鄉賢與家鄉之間的情感基因，是以文化振興牽引新鄉賢返鄉的應有之義。第一，因地制宜成立古籍整理與文物保護等工作小組，組建鄉賢研究會，研究總結歷代鄉賢的精神遺產，以簡單明了、通俗有趣的故事傳播傳統鄉賢的嘉言懿行，將效仿先賢的精神轉化為鄉村振興的具體行動。第二，優化鄉村人居環境，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注重保留鄉村原始風貌和獨特鄉土韻味，維系好新鄉賢在本村的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讓新鄉賢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第三，立足新鄉賢特點，開展法律咨詢、政策引導、教育幫扶等活動，維系和促進新鄉賢與村民間的情感價值溝通，提升新鄉賢名譽感、價值感，增強村民認可度、支持度。第四，大力弘揚鄉賢文化，借鑒臺州市鄉賢紅榜、鄉賢證書，紹興市鄉賢研究會、“驛亭名賢廳”等做法，深入挖掘鄉賢文化資源，宣傳模范典型事跡，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
“新四軍”之三：青年大學生
近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穩步增長。2019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到834萬人，2010-2018年的9年間累計畢業生人數達到6526萬人，均創歷史之最。青年大學生需要舞臺，而“三農”發展需要人才。黨中央高瞻遠矚，自黨的十七大以來，持續推進大學生村官項目，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疏導青年大學生立業扎根廣大農村基層。中組部數據顯示，到2020年全國大學生村官超過60萬，基本每個村配備一名。大學生村官作為新時代的“知青”，在招商引資、文化振興、生態環保等多個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成功嵌入鄉村治理體系，為強化基層社會治理儲備了力量。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經營模式和業態結構的深刻變化，農村電商、鄉村旅游、休閑民宿等經濟蓬勃發展，廣大鄉村已經成為青年大學生創業創新的樂土。據阿里研究院分析，分布在浙江、廣東、江蘇等地的“淘寶村”，主要以返鄉青年“創業投資”為起點，延農村“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發展，最終形成規模較大的“淘寶商戶聚落”。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淘寶村”2100個，其中90%都是由返鄉青年或大學生發起。比如，麗水市景寧縣東坑鎮深垟村吳勇，大學畢業后在杭州創業，2009年返鄉創辦景寧雅景花木專業合作社，打造多肉產業鏈，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帶領村民致富脫貧。青年大學生返鄉之勢已成，但仍需進一步優化“雙創”環境，增強校地合作對接，推動形成青年大學生就業創業在基層、服務奉獻于農村的濃厚氛圍。
（一）營造優質“雙創”環境。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把人的需求從低到高依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青年大學生在自我實現方面的需求更加突出，而創業創新則是主要實現路徑之一。有學者對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行動邏輯進行研究，從來自1231名青年的調查問卷中發現，“農村創業環境較差”是制約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最主要因素，所占比例高達29.3%。受訪青年認為，農村的創業環境與城市比差距較大，即使在城市是“夾縫中尋找機遇”，仍然會選擇在城市打拼，除非鄉村有更好的平臺，才會考慮返鄉創業。所以，只有廣大鄉村為青年大學生搭建更優質的價值實現空間，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引不進、留不住的問題。第一，將現代元素注入鄉村特色產業，武裝農民、改造農村、提升農業，運用好各級支農政策，統籌用好惠農資金，借鑒“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農業基地”的組織模式，因地制宜發展鄉村旅游、文化創意、高端農業、農村電商等新經濟新業態，為青年大學生在鄉村高質量就業創造更大空間。第二，積極引導青年大學生返鄉創業，鼓勵金融機構創設專項小額融資貸款項目、政府設立專項創業基金，加大對青年大學生返鄉創業項目的一次性補貼和稅費減免力度，在制度框架內著力提升農村三類土地的流轉使用效率，全面優化鄉村營商創業環境。第三，搭建創業平臺，探索城市智力、資金資源與鄉村土地、人力資源相銜接的有效通道，借鑒浙江省農業科創園模式，構建以大院名所為科技依托、以高職高校為人才搖籃、以廣大鄉村為空間支撐的產業孵化體系，打通“學校—創業園—企業—鄉村”的青年大學生返鄉路徑。
（二）強化校地合作交流。早在1996年，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等14個部委就倡議發起大學生“文化、科技、醫療”三下鄉活動，每年都有數十萬青年大學生通過暑期社會實踐走進鄉村、服務基層，已經成為農村發展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2019年3月，團中央又印發了《關于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青年大學生的一頭連著學校，學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個人能力建設和價值觀構建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若想真正把青年大學生留在鄉村，就必須要將工作關口向學校前移，以課程教育、社會實踐和職業規劃為重點，圍繞鄉村振興主題，著力構建在校大學生全教育周期培訓引導體系，做好校地合作交流的文章。第一，深化課程體系改革，加強涉農學科建設，探索高校與地方聯合定向培養鄉村振興人才的新模式，將基層社會治理作為定向培養的重要內容；加強涉農學科與信息學、社會學、組織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培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應用型、復合型和創新型人才。第二，各級政府要為青年大學生赴鄉村學習實踐搭建平臺，不斷強化資金、場地、項目等方面的服務保障能力；高校要豐富大學生實踐內容，尤其是將實踐基地下沉到鄉村基層，把實踐主題與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相銜接，培養青年大學生對“三農”的真摯情感。第三，高校要開辦就業指導專業課程，成立就業指導工作室，幫助在校大學生了解國內就業形勢、制定合理就業目標、形成正確就業觀念，鼓勵其抓住鄉村振興機遇建功立業，提高青年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第四，各級政府要根據中央相關文件精神，結合地方實際，科學制定鼓勵高校畢業生扎根鄉村基層創業就業的指導意見和配套措施；高校要綜合運用課程、社團、融媒體等各種方式加大對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提高青年大學生對政策的把握能力。
（三）立足鄉村培養青年干部。2018年6月，在山東考察時指出“鄉村振興，人才是關鍵。要鼓勵大學生村官扎根基層，為鄉村振興提供人才保障。”鄉村經濟業態和結構的轉變既需要參與者，也需要管理者。近年來組織部門通過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等載體，不斷增強青年干部下鄉力度，客觀上提高了青年大學生在基層工作者中的占比。這一方面構建了青年大學生下鄉的重要通道，同時也滿足了黨委政府對培養年輕干部、優化人才結構的需要。尤其是，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被選入村“兩委”等組織，實現了外力向內力的轉化，在鄉村治理現代化中發揮著獨特作用。把鄉村作為培養和檢驗干部的賽場，推動青年大學生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在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中實現統一。第一，注重選派一批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的優秀青年干部到鎮街、村社等基層黨組織和政府掛職鍛煉，在干部工資待遇、考核評優、提拔任命等方面向基層傾斜，樹立干事創業在基層的用人導向，營造拼、爭、搶、創的濃厚氛圍。第二，持續強化大學生村官隊伍建設，擴大隊伍容量、規范選用程序、明確考核標準、完善激勵措施、打開上升空間，引導青年大學生積極加入村官隊伍，全面投身鄉村經濟社會建設。第三，明確村級黨組織、村民委員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等參與鄉村治理的各類組織在成員年齡結構、學歷結構等方面的要求，逐步提高青年大學生在鄉村治理中的參與度、話語權，強化基層組織干部梯隊建設。第四，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培育壯大社會組織，借鑒“樂和社工”模式，突出抓好青年大學生社工隊伍建設，打通青年大學生依托社會組織平臺，協同政府參與鄉村治理的有效途徑。
“新四軍”之四：退役軍人
“把廣大退役軍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激勵他們為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積極貢獻。”我國現有退役軍人3600余萬，他們接受過黨和軍隊教育培塑，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犧牲奉獻精神、攻堅克難品質、嚴守紀律觀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正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在市場、政策和情感等因素驅動下，越來越多的退役軍人選擇返鄉發展，有的已成為村里的“領頭雁”。以浙江省為例，“兵支書”占全省村支書總數的1/5左右，在推動鄉村振興和基層穩定等方面成效顯著。比如，衢州市江山市大陳村支部書記汪衍君，發揮自己在部隊練就的文藝特長，策劃創作了《大陳，一個充滿書香的地方》《媽媽的那碗大陳面》等村歌，并以村歌為媒推動鄉風文明、環境治理、社會和諧、農旅發展，大陳這個后進村搖身成為“全國村歌示范基地”“中國十大最美村莊”。寧波市象山縣新橋鎮東溪村支部書記錢勇臻，牽頭成立當地退伍軍人志愿者服務隊，帶領退伍老兵積極參與公益服務、治安巡邏、矛盾紓解，實現老兵退役不褪色。當前，退役軍人已經成為反哺鄉村發展、穩定基層政權的重要力量，為更好引導其返鄉，還需從加強培育提升和激活主體潛能等方面入手，提升退役軍人返鄉熱情，優化鄉村人才結構，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
（一）加強培育提升。退役軍人在服役期間接受的是內容相對單一的軍事訓練，難免出現知識技能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匹配的情況，教育培訓是幫助退役軍人實現從集體到個人角色轉換，搭建軍地人才輸送橋梁，引導培育鄉村發展亟需人才的關鍵性舉措。退役軍人事務部門高度重視，在相關文件中對退役軍人儲備培訓、技能培訓、學歷教育等作出明確，持續強化教育培訓管理和經費保障力度，成效凸顯。但是，培育內容如何與“三農”工作結合得更加緊密，退役軍人參與學習培訓的積極性如何進一步提高，讓廣大退役軍人分享鄉村振興政策紅利進而補齊鄉村治理短板的導向如何進一步強化等，還需要加強研究探索。為此建議：第一，著力提高學歷教育比重，學歷提升是綜合素質培養的過程，契合社會需要和人才振興要求，要加強退役軍人教育援助，擴大中、高職及普通高等院校定向招錄人數，完善高考和研究生考試加分制度，加大對退役軍人學習報考涉農相關專業的政策激勵力度，引導其投身鄉村振興事業。第二，精準抓好技能培訓，以市場需要、領域緊缺為標準，強化軍地合作對接，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完善社會組織參與機制，前移就業安置關口，以“訂單”“定向”“定崗”的方式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配足力量。第三，強化在地退役軍人培育，完善崗位能力標準體系建設，通過集中授課、調研學習、傳幫帶等方式強化“兵支書”統籌協調、執行落實、團結凝聚和富村治村能力。第四，加大宣教力度，運用傳統媒體、新媒體等多種渠道，全方位、系統性宣傳關于加強退役軍人教育培訓工作的政策精神，引導退役軍人積極參與培訓，強化自身建設，優化人才結構。
（二）激活主體潛能。在這方面，各地積極推進退役軍人服務保障體系建設，政策利好持續釋放，涌現許多有益的創新實踐。比如，湖州市吳興區織里鎮老兵警長陳建如依托警務站搭建“老兵驛站”，在實現退役軍人和諧互助的基礎上，帶動全鎮1916名退役軍人參與治安巡邏、交通疏導、糾紛調解、防范宣傳等平安創建活動，成為浙江基層治理的一個樣板。類似例子很多，但相對零散，如何通過外部環境建設激發退役軍人返鄉熱情，服務鄉村經濟社會建設，還需持續深入探索。第一，黨建引領退役軍人事務管理，借鑒柯橋區錢清鎮退役軍人返鄉支部委員會、武義縣“黨旗飄飄、紅星閃閃”等經驗，做好“黨建+”文章，把退役軍人中的優秀黨員選拔進基層組織班子、選聘到黨建指導員隊伍中，讓他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盡顯才華。第二，強化政策供給，出臺引導和激勵退役軍人助力鄉村振興、參與鄉村治理的規范性文件，明確行為界定、獎補標準、激勵措施和保障手段，提升退役軍人扎根基層的積極性主動性。第三，加強自律性、互助性退役軍人社會組織建設，借鑒吳興區“老兵驛站”、象山縣“老兵說事”等模式，以促進群體內部和諧為基礎，逐步將功能向服務鄉村振興、參與基層治理等方面延伸，發揮退役軍人在維護治安、排查隱患、紓解矛盾上的優勢，將工作對象轉化為工作力量。第四，強化創業扶持，科學構建與退役軍人在役表現、所獲榮譽、考核評優等相掛鉤的征信體系；借鑒“兵創園”、退役軍人就業創業基地等模式，搭建退役軍人創業服務平臺，完善失敗保障機制，組建“退役軍人創業之家”，引導、帶動和幫助更多退役軍人返鄉創業就業。第五，營造濃厚擁軍氛圍，總結寧波“百靈鳥”、金華“情暖老兵”等經驗，借鑒“最美退役軍人”“紅色榮譽墻”等做法，聯系地方實際，定期開展評選、表彰、學習等活動，選樹先進典型，講好退役軍人故事，確保在鄉村建功立業的模范代表在各類表彰中占據一定比例。
作者單位：浙江省政協辦公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經濟2020年01期(文章根據平臺發文規則進行了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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