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民在匱乏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小富即安”心態，具有保障個體意義生存與共同體穩定發展的特殊價值，但其依靠“知足”獲得滿足的邏輯實踐也容易使農民陷入“小富即安—安于小富”的惡性“循環”。鄉村發展主義以“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的價值理念對“小富即安”進行徹底批判，為農民實現美好生活提供充裕的物質資料，也使他們面臨“大富不安”“有富難安”的倫理危機。作為鄉村發展主義的矯正，鄉村發展倫理以“擁有足夠才能更佳存在”表達農民應如何實踐“且富且安”的規范性判斷，希望從更全面的角度改善農民的發展條件和生活狀態。在推進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的現實背景下，這是一種適應新時代農民發展訴求和鄉村價值格局的創新性轉變。
關鍵詞：“小富即安”；“且富且安”；新時代；農民；美好生活；鄉村倫理；鄉村振興
一、研究背景及學術視角
自人類誕生以來，美好生活就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的夢想和追尋，“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更是黨和政府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并進一步要求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即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1]。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根本上是由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所決定的，這一轉化的一端表現為人民由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美好生活需要”，另一端則表現為社會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中十分重要且突出的表現內容，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有機銜接、協調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并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擺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進行重點決策部署。如果說統籌實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是以一種凝練的方式反映當前和今后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工作的重點，那么，在2020年我國即將實現全面脫貧基礎上，尤其是在振興鄉村過程中，實現農民的美好生活就是鄉村發展的最終旨歸。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如下問題，即什么是農民的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實現農民美好生活。
關于什么是農民的美好生活，學界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農民生活需求的多樣性分析和農民幸福指數的具體測量兩個視角上。就多樣性視角而言，趙麗娜、馬濤認為，農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全面的生活需求，應當在免除饑餓和疾病的困苦、提高收入和社會保障、接受教育、參與社區活動等方面得到滿足[2]；王露璐指出，農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存、獲得尊重以及實現自由三個方面獲得具體體現[3]；龍靜云則表示，農民的美好生活不只是生存得到保障、獲得他人尊重和享有基本自由，還包括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憧憬，免于苦惱、煩擾和焦慮[4]。學界關于農民幸福指數的測量研究主要是對影響農民主觀幸福感的要素統計及作用分析，如尤亮、楊金陽、霍學喜等人在規避自然環境、外部政策、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差異的基礎上，研究了農民絕對收入、收入渴望與其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在明確絕對收入對農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提升作用的同時，也分析了農民收入渴望在絕對收入對主觀幸福感影響中的調節效應[5]；熊彩云、孟榮釗、史亞峰等人則應用因子分析對影響我國農民幸福指數的七大類因子權重以及農民幸福指數的群體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并指出，農民幸福感雖然仍較大程度地受物質條件的影響，但對政策環境和政府治理的依賴程度更深[6]，加之對未來幸福生活的信心缺乏，極大地影響著當前的幸福程度。與此相對應的是，在如何實現農民美好生活的問題上，學者們一方面堅持打贏脫貧攻堅是實現農民幸福的底線任務，強調推進以對農民美好生活需要進行全面供給為目標的鄉村脫貧和振興體制機制創新，即通過脫貧和振興的政策和措施協同，對農村貧困人口形成政策疊加效應，穩定脫貧的同時提升其發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續性[7]；另一方面則更加注重農民個體發展能力的提升及其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的增強，尤其關注貧困農民發展期望值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協調與均衡[8]，倡導在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的同時，積極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繼而大大提高農民期望實現的可能性[9]。
上述關于農民美好生活的探討為筆者深入開展新時代農民美好生活的實踐研究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理論指引。首先，農民的美好生活觀念可以用幸福經濟學中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來刻畫，而農民較強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恰是基于其基本生存條件得到切實保障、社會尊重和自由實踐處于不斷改善中而產生的肯定性心理感受。按照廖永松教授的觀點，這恰是一種關于農民“小富即安”生活態度和價值追求的現實表達[10]，但在筆者看來，農民這種“小富即安”的生活態度與人們習慣上認知的具有安于現狀、自我滿足、不思進取特點的小農文化心態截然不同，它來自農民對不斷改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發展能力的執著追求，是農民在奮斗進取中結合具體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對自我生活的真實感受和自身能力、環境約束進行客觀評估的結果；其次，推進以對農民美好生活需要進行全面供給為目標的鄉村脫貧與振興體制機制創新，固然可以為打贏脫貧攻堅和實現農民美好生活提供充足的社會條件，但是，這些社會條件終歸是農民美好生活的“外在建構”，生活是否真正美好、對生活是否真正感到滿意和幸福，最終還是要通過農民自己的真實體驗來證明。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培育和引導農民建立自我美好生活的實踐方式，即進行美好生活的“自我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分析農民在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如何保留知足、感恩和艱苦奮斗的優良品德，對于正確認識農民美好生活并在消除貧困、共享幸福等更為全面的美好生活意義上實現發展期望值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協調與均衡，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鑒于此，筆者認為，系統認識農民對于“更好”存在狀態的需求及其滿足過程，重新理解農民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決定機理，并在客觀分析農村脫貧攻堅和農民美好生活實踐困境的基礎上積極推動其發展與實現方式的現代“轉型”，應當是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背景下探討農民美好生活及其實踐問題所必須包含的基本內容。為此，筆者首先致力于考察不同生產方式和生活條件下農民對于“更好”存在狀態的需求及其滿足過程，揭示傳統“小富即安”作為一種產生于匱乏經濟結構的生活態度，在幫助農民平衡物欲關系、體驗“美好生活”方面發揮的特殊作用與歷史缺陷；繼而通過描述鄉村發展主義主導下農民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和邏輯實踐，集中呈現“小富即安”的現代批判以及農民實現生活充分美好的現實困境；最后，結合對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豐富性內涵和農民美好生活多樣性要求的倫理解讀，以鄉村發展倫理建構為依托，倡導推動農民美好生活實現邏輯及方式的現代“轉型”，即由“小富即安”向“且富且安”轉變。
二、物質短缺何以生存發展：農業匱乏經濟基礎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生活觀，人的生活不斷向著“更好”存在狀態躍升是生活存在和生活意識矛盾運動的結果[11]，只有考察不同生產實踐基礎上農民生活存在的優劣狀況及其對主體生活需要的滿足與否，才能理解不同時期農民關于美好生活的不同訴求。農業匱乏經濟基礎上的“小富即安”是一種在自給自足的小規模農業經營方式中形成的小農文化心態，通過協調物質財富與心理滿足之間的關系來達到一種相對美好的存在狀態。其核心觀念是“少消費、少勞作、有閑暇”，即在限制需求水平和消費水準的基礎上，通過有意識地減少勞作獲得可充分消遣的閑暇以進行有目的性的社會整合。“知足”與“好閑”是匱乏經濟結構中農民生產與生活的基本態度，也是維持其“小富即安”的基本精神。所謂“知足”是指主體對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實現了農民“小富”的心理，并提供了“安”的前提；而“好閑”則是一種寬懷心理的產物，是主體在物質層面之外對共同體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它填充了農民“安” 的內容，并承擔了“小富”的結果。兩者的結合是農民基于對農業匱乏處境的領悟而凝結成的一種策略和原則，是一種類似制度化的東西，它并不必然指向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相反， 是在積極克服原始氏族農耕者自我滿足、無所作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原始農業起源于采集、狩獵時代，受人類生產能力的限制和自然條件的約束，采集和捕獲的食物來源極不穩定，常常忍饑挨餓，缺乏可靠的生存保障[12]。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的出現使人類獲得食物的來源趨向穩定，盡管刀耕火種式農業的土地生產力水平并不高，但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綜合作用也決定了原始農業社會較低的人口密度，土地的產出就人口整體規模而言足夠供應所需，消費結構和對自然系統的壓力也沒有超過其自身的承載限度，氏族農耕者可以維持一種“物質的豐裕”[13]。需要明確的是，這種“豐裕”更多是指生存主體在需求、消費和自然保障之間關系上實現的一種原始性和諧，是以人口的低密度、低需求、低消費以及人對自然的絕對屈服為基礎的，畢竟，依靠自然生成的資源生存僅能維持較低的物質水平，絕不會有什么絕對剩余。但是，氏族公社（原始共同體）內部的集體所有形式和資源管理方式為氏族成員提供了一系列生產、生活和組織的保障，使得原始的農耕者可以享受一種低水平的勞閑關系，即一旦獲得夠用的生存資料，就立即停止勞作，并將大量空余時間用于閑歇和休息。少而有限的物質欲求和消費需求，加上生存追求的高度閑歇性，構成了原始農業社會氏族農耕者的“小富即安”。這里所謂的“小富”是對氏族農耕者滿足于較低生存需求狀況的描述，并不是真正的富裕，之所以能“安”于此，則是受氏族共同體保障的主體缺乏改造世界意志和追求“更好”存在的結果。可以說，氏族農耕者的美好生活就是建立在較低生活水準之上的生存需求的滿足，“無所作為”是解釋這種“小富即安”最恰當的語境。
隨著生產知識、經驗的積累和生產工具的改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繁衍和 私有制的產生，物質資料有所增加，共同體保障形式卻沒有了，外在的“小富”體驗和“安 于此”的情感隨之消逝，原始的“小富即安”結構破裂。在以奴隸主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農 業社會中，農民無法“小富即安”——他們既沒有獨立支配的時間，也沒有獲得生活資料的土地[14]，直到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家庭分散經營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出現，農民才重新獲 得了“小富即安”的現實基礎。封建社會的農民擁有相當程度的人身自由和農業經濟的生產 權利，但面對農業匱乏經濟的處境和土地報酬遞減的制約，不受限制的物質需求依然無法真 正滿足，只有克制一己之欲望來遷就外在的有限資源，并輔之以有意識的節儉，生存并生活 才能得以維持。至于勞作之后的閑暇利用，則既有農民理性認識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內容， 也包含整合社會關系以滿足共同體生活的需要。在這里，“消遣經濟”的概念為農民的“小 富即安”提供了準確的解釋語境。費孝通先生發現，在一個自給自足程度很高的經濟結構中， 生活主體自足自得的意愿是相當濃厚的，他們不愿意在消費上充實人生，而更愿意在消遣中 獲得快感，所謂消遣就是在空余時間的消耗中尋找快樂，這是土地里長出來的文化特征[15]。在“消遣經濟”價值觀念的支配下，獲得休閑意義占據了比家產豐裕更為重要、至少也是同 等重要的位置，農民盡力降低消費、減少勞作，在取得基本生活保障后，便花費大量的時間、 甚至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關系的處理上，將社會交往的因素滲透到各種休閑活動的設計之中， 并通過編織和維系人際網絡，來創造和再生產屬于自己所處社會的休閑文化和共同體歷史[16]。“小富即安”成為農業匱乏經濟結構中的農民平衡生產與消費、工作與休閑、物欲與人際往 來之間關系，以達到相對美好生存狀態的特殊形式。
可以看出，無論是原始社會的“無所作為”還是封建社會的“消遣經濟”，通過“小富即安”獲得肯定性心理感受都是農民體驗美好生活的有效形式，盡管對于美好生活的訴求有所不同：氏族農耕者少而有限的物質欲求和消費需求是一種“無占有意識”的自然結果，不知道就不需要正是這個道理，但當下的不知道不代表將來就不需要，高度閑歇的生存追求是“缺乏先見”的表現，沒有對將來最起碼的考慮或擔心，在必然到來的“劫數”面前難免失去有計劃地反應能力，低水平的勞閑關系使其“小富即安”趨向的美好表現為一種樸素的“無所為而為”模式；封建小農的“消遣經濟”試圖利用有限的閑暇來實現美好存在狀態的“模式轉換”，即從限制個體消費和欲望入手，為避免較大痛苦而作經濟性較強的打算，但不以免除勞動為最終目的，而是借閑暇的消耗進行休閑文化和共同體歷史的創造。這是受制于農業匱乏經濟的農民在漫長的農耕生活中積累起來的、用于調節較高物質水平上勞閑關系的功利性休閑幸福模式，將勞作休閑化借以實現農民精神狀態的超驗性提升是一種生存智慧。畢竟，在承認土地私有的情況下，“不勞而得”“有富可安”只是少數人——自營的雇工或脫離勞動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權”，無田或田地不多的農民只得辛勤勞作才能滿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求，從“血與汗”的勞作中掙脫出來，進而有閑暇時間可供消遣娛樂和關系整合， 是大多數勞苦農民都期待的美好生活。但從嚴格的人本意義上講，功利性休閑幸福模式的形成并不意味著農民真正美好生活的實現，靠知足獲得滿足是有限度的，當“饑寒交迫”遇上“錦衣玉食”，誰也不得不承認，美好生活確是有一道物質基礎的。而且，大量的閑暇消遣如果只是交誼娛樂而不能增加農民整體發展的能力和機會，“小富即安”自然向“安于小富”演變，淪為擺脫勞動的手段和區別身份地位的象征，越不想勞動就越有閑，越有閑就越不想勞動，最終形成一個起訖相銜的惡性“循環”[17]。為了打破這種“循環”，獲得現代意義上的發展和進步，農業處境中的匱乏經濟必須合乎邏輯地走向工業情境中的豐裕經濟，人們也由向往“小富即安”歷史性地走向批判“小富即安”。
三、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鄉村發展主義主導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狂飆的猛烈沖擊下經歷的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的抗爭過程，實際是改變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半封建經濟制度，追趕工業化和現代化世界歷史的過程，即由傳統農業處境中的匱乏經濟向工業情境中的豐裕經濟轉變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魘求得”代替“知足好閑”成為農民生活的基本態度，發展主義則代替“消遣經濟”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觀念。“無魘求得”是知足常樂的反面，講究釋放并刺激人內心深處的欲望，以爭取“更多”衡量一切需要的滿足；發展主義則是“無魘求得”的現實化，奉行“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的價值理念，將“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等同于“美好生活”，并以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為許諾，推動未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和美好生活的普遍實踐[18]。自上而下的發展主義推進以貫徹鄉村發展的“問題化”為策略，要求改造農民實現美好生活的價值觀念，并且不斷收編對它的批判和質疑，通過“現代化”的發展話語融入鄉村發展主義的實踐。鄉村發展主義將鄉村現代化簡化為鄉村城市化和鄉村經濟增長，認為只要GDP增長了，鄉村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農民完全可以在分享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美好的生活”[19]。這種“經濟效用至上”的鄉村發展主義倡導在本質上是反休閑的，它依靠對閑暇時間的隱性侵占來實現農民財富快速積累，從而消除農民在“小富即安”中形成的安穩心理和休閑意識，并代之以賦予之后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重新規定農民休閑活動的意義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化方針的初步確立到20世紀末期國家主導發展主義形態的基本形成，“無魘求得”的生活態度和鄉村發展主義的價值觀念依靠國家意志逐步取得了批判農民“小富即安”的合法地位，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明顯提高，關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在告別物質匱乏和空洞休閑的過程中，自行融入了城市中心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增長主義等一系列發展主義因素。
新中國成立初期是我國工業體系建設的起步階段，鄉村發展的任務是為城市工業化提供農產品和原材料，作為“滴流”前的儲備，這一時期農民生活的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積累、低消費”。此類生活的美好性在馬克思?韋伯論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時得到過極佳的說明：新教倫理以“蒙恩”觀念引導俗世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表達與追求，即拼命勞動、努力生產、為上帝積累財富，同時“竭盡全力地反對人們無節制的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20]24。作為鄉村發展主義初期的主要表征形式，以“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為價值導向的物質生產主義既是農民美好生活的核心規定，也是支撐我國工業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一方面倡導農民勤儉節約，“勒緊褲腰帶搞生產”，另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憑票消費的定量供給制，限制消費[20]24。與“資本主義精神”有所不同的是，“蒙恩”的宗教信念被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所代替，成為激勵農民生產美好生活的動力擔當，而不變的邏輯是，當物質的刺激與消費的限制結合在一起的時候，財富自然就增加了。我國正是依靠這種“耦合”的形式走出了傳統社會農業發展的歷史循環，完成了國家工業化資本的原始積累，而這也決定了當時中國社會不可能對農民“小富即安”進行徹底批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分配形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農民的無競爭意識和安于現狀心理。
但是，無論是“宗教沖動力”還是“政治信仰力”都有一個耗散的過程，當物質刺激失去了消費限制的配合，鄉村發展主義就進入了大眾消費階段。作為鄉村發展主義后期的主要表征形式，消費主義仍然貫徹“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的價值觀念，只是追求“充裕物品”不再單純依靠物質生產，而是介入消費誘導，刺激物欲、追求功利的物質主義和鋪張浪費、注重享樂的消費主義結合在一起完成了對“小富即安”的徹底批判。改革開放以后，“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及“城市化就是硬道理”等口號將鄉村發展徹底與城市并軌，并完全引入GDP參照體系，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和發展以及由其引發的以農業的工業技術化、農村的城鎮化、農民的流動性和市民化為內容的鄉村社會變遷[21]，農民“小富即安”的“反現代”因素也迅速暴露出來。作為一種現實的GDP增長主義，鄉村發展主義特別強調后進變先進的“跨越式發展”和“超常規發展”，對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城市化規模擴張等一切象征GDP數字變化的現象都抱有“急切”的推崇與渴望。而“小富即安”特有的穩定情緒和休閑意識明顯壓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消費熱情，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物質水平短期內得不到較大提升，自然影響農村的經濟建設和快速城市化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地方政府都將消除農民“小富即安”看作突破地區發展瓶頸、改善民生狀況的先決條件。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鼓勵農村商品化和剩余勞動力轉移、引導農業“去小農化”和科學技術化、扶持NGO和精英代理、啟動“支村項目”和參與式發展等一系列農村“發展故事”接連上演，農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也不斷改善。只是，以“小富即安觀念不除，民生改善無果、地區發展無望”為訓示展開的富民實踐在推動農民不斷向富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倫理沖突。
一方面，農村的商品化、農業的企業化和市場化使小農的生存狀態不斷惡化、NGO和精英團體被強勢的政治權利和資本力量裹挾成為攫取慈善資源和草根階層利益的工具、“支農項目”因弱勢群體無法參與發展決策反而淪為“支富項目”和“支官項目”……伴隨強勢農民獲得“大富”而來的是弱勢農民日益增加的疏離感、不安全感和被剝奪感[22]，鄉村GDP的新增部分因沒有被底層弱勢農民充分共享而導致農民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工作和消費逐漸占據了“致富”農民日常生活中最為核心的部分，稍有利用閑暇體驗生活的人出現就被斥為“游手好閑”“不務正業”，某些農民盡管仍保留著對閑暇的重視，但形式和內容大都充滿了“資本的邏輯”和“異化的痕跡”，在持續地追求以更多的物質享有和體面消費為內容填充生活的閑暇和空余中，許多農民都感受到了意義的迷失、精神的荒蕪以及人際關系的疏離[23]，這種“有富難安”的倫理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與發展價值的缺失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批判匱乏經濟基礎上的“小富即安”本來是想獲得農民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現在卻走向了“大富不安”“有富難安”的一面，“富”作為“安”的決定機理難免受到反駁和質疑。在這種情形下，鄉村發展倫理開始對“農民物品富裕等于農民生活美好”，以及“農村經濟增長等于農民福利提高”等鄉村發展主義信條進行深入解構和歷史反思。當物品豐裕不再是盲目崇拜的對象，于“知足”“好閑”中實現美好生活的積極意義將再次被突顯，“小富即安”的批判隨即轉向“且富且安”的實踐。
四、擁有足夠才能更佳存在：鄉村發展倫理建構中的“且富且安”實踐
發展倫理本身是對發展主義的矯正，但這種矯正不是完全否定的，而是包含某種肯定的否定：它不反對經濟增長，只是研究“如何達到更加人道的經濟”[24]40，并以此來詮釋發展關于“改善人類生活和社會安排，以便為人們提供日益廣泛的選擇來尋求共同的和個人的福祉”[25]的目的性價值。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已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物質文化需求，而是正在不斷出現多元化的需求，這本身就是新時代鄉村發展進步的體現[26]。而統籌實施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實現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落腳點則成功將發展倫理引入鄉村，鄉村發展倫理作為發展倫理深入鄉村社會的產物，隨即開始在充分肯定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的基礎上開展其關于農民美好生活的倫理建構[27]。基于對鄉村發展豐富性內涵和農民生活多樣性要求的“人道主義”理解，鄉村發展倫理認為，鄉村發展主義把鄉村發展簡化為鄉村經濟增長、把農民物質充裕等同于農民充分美好是犯了把工具性目的當作成就性目的的錯誤，只有當農民的生活“更加充實”而不是“更加充裕”時，鄉村社會發展才會更加人道或更加發達，即鄉村發展的真正目的是實現農民的美好生活，而實現農民的美好生活是需要在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獲得社會集體尊重與提高選擇的多樣性和自由度等多方面進行具體體現[3]。所以，必須提高農民收入使其全面脫貧并擁有足夠的物質財富，關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會成為可能，但是，財富增長的好處并不在于必然導向美好生活，而在于增加了主體選擇美好生活的范圍，比如健康、尊重、閑暇、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等等[28]478。鄉村發展倫理以此為前提重新思考農民“充裕物品”與“充分美好”之間關系問題，確立了“擁有足夠才能更加存在”[29]的戰略性原則。此原則是在“肯定性否定”農民“小富即安”的基礎上，對農民應如何實踐“且富且安”所做出的規范性判斷，試圖通過組織“有意義的閑暇”建立農民“小富可安”和“且富且安”（前面的“富”專指財富，而后面的“富”則是“豐富”的意思，指代以適當財富為基礎的人的全面發展，也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詞）之間的自主銜接關系，繼而從更全面的角度改善農民發展條件和生活狀態。畢竟，面對現代豐裕社會日趨嚴重的城鄉分化和農民分層，“富”與“安”之間的關系整合已經不再是單純地農民主體內部的價值協調，“多富才是足夠”的標準現已突破鄉村范圍而深入城鄉對比，“如何確定農民足夠之后不是繼續豐裕，而是趨向充實”的問題更是超出個體努力層面而納入政府權力范疇。
發展倫理學先驅德尼?古萊教授在闡述人們美好生活的實現時承認“足夠”概念的相對性，但是基于窮人絕對匱乏與富人相對多余并存的“非道德性”現實，他仍認為，“足夠”至少意味著能充分滿足人的基本生物需求以便他們能把部分精力用于生存以外的事物[24]65。支撐“足夠”這一意義標準的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性的節儉”，即個體實現“真正發展”——使人們從苦難的奴役中解救出來并以他們能控制自身欲望力度的步伐來滿足他們的需要——的必要條件。這是一種典型的“小富可安”的思想主張，然而，鑒于窮人欲求正是不斷受富人的示范效應所激發，古萊教授對“小富可安”的實際規劃是，發達地區（都市）的富人能夠在對絕對匱乏“負責”和“內疚”基礎上實行自愿節儉，以此帶動貧困地區（鄉村）的窮人奉行節儉[28]129。不得不說，面對城市資本邏輯擴散且大大改變農民生活方式的現況，古萊教授倡導通過“自上而下”示范節儉帶動貧困地區人民“小富可安”，是十分必要的，但仍舊是不完善的。研究數據表明，當中小城市中有較多人向往休閑放松的生活方式時，農民群體對于物質富裕的追求往往更加突出[30]。因此，必須對鄉村內部不同物質富裕水平影響農民調節自由與財富增長的能力進行批判性調研，以保證既富之后的農民群體生活都趨向人性化，而不是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分裂成“對立的世界”。賀雪峰教授將發展的“規范性人道主義”思維運用到了鄉村底層社會研究之中，期望為收入增長緩慢的弱勢農民提供一種現實的、實現美好生活的方式，即強調主體自限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低消費、高福利”的實踐形式。他意識到，在貧困和不發達依舊存在的鄉村社會，徹底消除國家主導的發展主義是不可能的，但鄉村發展主義擴張拉大貧富差距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群體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體，作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其美好生活的實現必須依賴個體“低消費保持”和政府“高福利增持”的共同作用，即一方面需要弱勢農民在收入增長緩慢的條件下，有足夠意識地減少超出自身基本生活需求的高消費形式，另一方面則要求地方政府在其權利范圍內更多地加強農村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福利建設，即通過組織“有意義的閑暇”確保弱勢農民在經濟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其生活依然可以安閑、自足、從容、體面[31]。這種美好生活的實現形式實際是在持續擴張、但未完全吞噬農村的發展主義面前，宣示一種不把金錢和消費作為生活價值的唯一衡量標準，注重引導不同階層農民“小富可安”“且富且安”的有價值嘗試。
可以說，無論是德尼?古萊教授對貧困地區人民美好生活的“小富可安”規劃，還是賀雪峰教授借以展開的“且富且安”嘗試，都是在對“小富即安”心態及其“消遣經濟”生活方式進行“肯定性否定”的基礎上獲得實踐性展開的，目的是建構勞動與休閑、“小富”與“安”的全新內涵和更高層次的關聯。尤其是在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的現實背景下，推動農村經濟增長、最大限度消除貧困只是手段，服務于農民美好生活的實現才是目的。因而，鄉村發展倫理對“小富”的認同仍然是以“知足”為基本精神，但主體限制欲望的“足夠”意識已經不同于農業匱乏經濟基礎上依托家庭耕作模式維持生計的“不得已”選擇，而是工業豐裕經濟條件下，基于對豐裕異化的反思而表現出的對財富工具性意義的理性認知；對“安”的認同雖然也以閑暇為主要載體，但主體“好閑”的內容也已經不是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下整合人際關系以減輕勞作的消極娛樂，而是多元化、高層次休閑發展基礎上以“自我發展和自我創造”[32]為共識、政府民生措施為保障的積極消遣。肯定“小富即安”的邏輯前提——即“小富可安”，需要更加注重“安”的內容及“安”之后的發展方向，而重塑農民“有意義的閑暇”不僅是一個鄉村減貧脫貧的過程，也是一個農民自我發展的過程，它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財富作支撐，但重要的不是脫貧和閑暇需要多高的物質水平，而是脫貧致富本身的“無功利性”和“自我成就性”[33]，即在“小富可安”的基礎上實踐“且富且安”才是新時代致力于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實踐對農民“小富即安”進行“肯定性否定”的真實意圖。在這個意義上，鄉村發展倫理不僅是一種關于統籌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發展的價值理念，也是一種關于實踐農民美好生活的倫理態度，它所推動的“且富且安”絕不是對農業匱乏經濟基礎上“小富即安”的簡單復歸，而是以一種更高階段的“否定之否定”形式、在一種更為全面的“美好生活”意義上確定農民經濟收入與心理滿足之間內在統一關系的“脫貧致富”模式。
五、研究結論及進一步討論
經過以上論述，本文確認“小富即安”作為封建小農在農業匱乏經濟條件下批判原始氏族農耕生存狀態的“批判性”成果，具有幫助農民平衡生產與消費、工作與休閑、物欲與人際往來之間關系，以達到相對美好生存狀態的特殊價值。同時，也肯定其依靠知足獲得滿足的邏輯實踐本身是有缺陷的，即在缺少堅實物質基礎的前提下，“小富即安”極容易演變成“安于小富”，使農民自我滿足、不思進取、喪失追求“更好”存在狀態的能力和機會。特別是在步入工業文明替代農業文明的社會變革后，“小富即安”特有的穩定情緒和休閑意識嚴重壓抑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較大的提高，自然成為鄉村發展主義批判和改造的對象。但是，通過研究本文也發現，隨著發展主義對“小富即安”的批判逐步陷入“大富不安”“有富難安”的現實困境，“富”作為“安”的決定機理即“充裕物品等于充分美好”的實踐邏輯也開始受到反駁和質疑。特別是隨著農民需要范圍的拓展、需求層次的升級以及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布局的戰略推進，新時代的鄉村發展倫理建構在推動鄉村經濟增長、最大限度消除貧困以服務于農民美好生活的價值目標基礎上，不斷推動“小富可安”“且富且安”的邏輯展開，即以對傳統“小富即安”的“確定性否定”為基礎，倡導從更全面的角度和更豐富的內容上改善農民的發展條件和生活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推動農民由“小富即安”走向“且富且安”既是現階段打贏全面脫貧攻堅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代農民實現美好生活的必然選擇。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鄉村振興豐富性內涵和農民生活多樣性要求的倫理反映，鄉村發展倫理在以“擁有足夠才能更佳存在”表達農民應如何“且富且安”的規范性判斷時，是通過組織“有意義的閑暇”來實現農民“小富可安”與“且富且安”之間自主銜接的，即如何組織“有意義的閑暇”是將全面脫貧置于鄉村振興實踐過程中，并以實現農民美好生活愿望和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目前來看，有針對性的社會服務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是大多數基層鄉村于脫貧開發中發展“有意義的閑暇”的主要手段，但它面向的群體大多以留守的老人及兒童為主，對于留守或返鄉的青壯年群體來說，推動休閑產業的發展在精準脫貧施策和組織“有意義的閑暇”中發揮的作用則更重要一些。鑒于部分鄉村在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為代表的休閑產業發展助推全面脫貧時，受鄉村增長主義發展慣性的影響不斷呈現出農民勞動與休閑雙重異化的問題，筆者認為，單向的勞動休閑化只能使農民被動地尋求“詩意的棲居”而不能彰顯其自身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價值，唯有致力于農民勞動休閑化和休閑勞動化的融合統一，才能在重塑農民物欲及勞閑關系的過程中真正落實其美好生活的實踐邏輯。盡管勞動休閑化和休閑勞動化都是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中農民實踐“且富且安”的“題中之義”，但兩者的融合統一卻不是單純依靠引導農民進行美好生活的“自我建構”就能完成的，需要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通過推進鄉村全面進步的“社會建構”和農民美好生活的“自我建構”的統一來獲得具體實現，這將是鄉村社會在打贏全面脫貧攻堅基礎上繼續深入開展和實施“美好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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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偉榮系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校外專家；王露璐系南京師范大學人力資源處處長兼黨委教師工作部部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重慶大學學報》2020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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