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輪廁所革命在中央部署、省負總責、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下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在政府眼中農戶存在認識不深、積極性不強、參與度不高等問題，同樣，在上級和群眾眼里基層政府也出現了工作方式簡單、搞行政命令、大包大攬等情況。鄉村廁所革命，從技術擴散看，是一個政府部署與農民接受雙向趨同的傳播過程；從公共治理看，是政府與農戶行為互動、利益平衡的治理過程。由此我們提出，政府在深化廁所革命中要力戒運動式治理，不要一味地追求改廁數量的直線上升，要積極吸納農戶、企業、社會參與，進行多方協同治理。從西方經典擴散理論來考察鄉村廁所革命，其中存在理論與中國治理經驗相適與不適問題，一是黨的領導與公共治理的關系，二是擴散曲線“S”形走勢的異同，三是擴散系統的中心化與非中心化。深化鄉村廁所革命，必須遵從鄉村公共治理的邏輯走向，不僅要從國家的視角，更要從社會的視角來觀察和分析鄉村治理體制下政府與農民權利的互動與平衡，達到協同共治的目的。
【關鍵詞】廁所革命；農戶；政府；創新擴散；基層治理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廁所是人類文明的晴雨表，是衡量一個民族文化素質和生活品質的標尺。在延長人類壽命的諸多因素中，廁所是最大的變量，現代公共衛生設施是兩百年來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1]。2001年世界廁所組織成立，其口號是“關注全球廁所衛生”。2013年第67屆聯合國大會將每年11月19日確定為“世界廁所日”。2017年發布的《廁所革命推進報告》顯示，農村80%的傳染病是由廁所糞便污染和飲用水不衛生引起的，其中與糞便有關的傳染病達30多種，最常見的有痢疾、霍亂、肝炎、感染性腹瀉等。人類的廁所發展史和其他歷史一樣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近代以來中國的廁所革命，其實可上溯至中華民國時期，當時“新生活運動”“鄉村建設運動”政府或社團發出了一些號召與倡導，但由于時代的局限，真正對普通國民生活的實際影響非常有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黨和政府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一直都在農村開展不同目標的鄉村廁所改良。《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方案（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年底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要提高到85%。新一輪“廁所革命”在中央部署、省負總責、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下取得明顯成效，但也存在政府與農戶行為互動不夠、利益平衡不足等情況，影響了鄉村廁所革命的質量和效果。
鄉村廁所革命是一主多元的公共衛生治理實踐。當前鄉村廁所革命中農戶行為受何影響？政府政策行為邏輯如何解讀？在廁所革命推廣中基層政府和農戶遇到了什么困難？如何推動鄉村廁所革命新發展？這些問題是本文所要重點討論的內容。
二、既有文獻梳理及本文視角
“廁所革命”源起于西方，學界通常表述為“Toilet Revolution”。中國新一輪廁所革命于2015年全面啟動，廁所革命的內涵與外延已經得到很大擴展。從技術上看，“廁所革命”是指涉及廁所污染物的收集、貯存、運輸、處理、處置、利用等過程的生態鏈工程，強調物質、能量系統、污染物處理、污水回用的閉路循環[2]。從目標和方向上，鄉村廁所革命也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防病防疫、無害化，上升到生態宜居、鄉風文明的高度。鄉村廁所革命的表述也從“衛生廁所”演進到了“生態廁所”。有學者從廁所文化角度揭示了支撐廁所革命的“發展”“衛生”“文明”三種話語體系[3]。
學者們還從公共治理理論的角度來研究廁所革命，將“廁所革命”視為一種公共產品，通過制度創新改變參與各方分配形式，創造出市場運作的供給方式[4]，構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強化基層治理、文化治理和法律治理[5]。還有學者主張，廁所革命可借鑒印度農村清潔項目運作機制、財政機制、監督評價激勵機制和社會動員機制[6]。
關于鄉村廁所革命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暴露的問題，政界和學界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中央農辦等八部委出臺的《關于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專項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推動方式簡單化、農民主體作用不突出、技術創新跟不上、農民群眾“不愿用、沒法用、用不上”等現象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學者們對當前鄉村廁所革命進程中面臨的問題有著不同的揭示，有的認為存在治理主體單一、“上熱中溫下冷”、基層組織力量薄弱等難題[5]，有的認為存在政策的短視性、技術的局限性和管理的粗放性等問題[7]，有的認為我國鄉村廁所革命推進工作在公平性、群眾意識和后續管理等方面需要加強[8]，有的認為是“數字式”改廁考核機制[9]導致了廁所革命重數量、輕質量的形式主義，有的認為管理方面存在體制機制不協調[10]導致廁所革命治理效率低下。
本文認為，從本質上看，廁所革命就是一種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可以看成是技術擴散（Technology Diffusion），也可視為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從政策擴散看，新一輪廁所革命由旅游廁所、公共廁所、農戶廁所等幾個彼此關聯但又性質不盡相同的板塊內容構成[11]，從旅游部門擴散到農業農村、衛生健康、生態環境等部門，屬于同一層級的部門之間政策擴散模式[12]。相比之下，技術擴散的基本原理和機制相對明確，而公共政策擴散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本文側重于從農戶廁所的技術擴散角度展開討論。
目前學界對于推進廁所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基本達成共識，并針對廁所革命在鄉村推廣而衍生出的問題從各個角度展開分析并歸納成因，提出了一些改進建議與優化策略。但目前研究方法多為定性分析，以單案例或多案例形式推導鄉村廁所革命出現的問題和提出改善建議的文章較多，沒有從技術擴散的維度對政府、基層組織和農民的行為邏輯與互動關系展開廁所革命推廣過程和效果的解釋研究，因此，此類研究的操作性和科學性有待商榷。比如，在農戶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存在主體意識、生活觀念、資金成本等問題。誠然，這些因素影響了鄉村廁所革命的推廣進度，但從對擴散研究的批判看，這些研究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度重視創新”偏見作祟。在他們看來，技術創新就應被社會成員接受，就應該快速推廣，不應該被拒絕。其實，這是把受眾當作一塊白板，忽視了個體對創新認知的復雜性，也很容易使人們盲目選擇創新[13]。二是存在“個體指責”的偏見。個體指責傾向于個體對問題負責，而不是個體組成的社會體系負責。個體指責隱含的意思是“如果鞋子不合適，那肯定是你的腳出問題了”，與之對立的體系指責，隱含的意思是“如果鞋子不合適，鞋廠或市場體制應該對此負責”[13]。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為了完成改廁數量，不因地制宜，搞一刀切，刮一陣風，盲目選擇改廁技術，把農戶拒絕視為衛生觀念淡薄，就是上述兩種問題的體現。沒有從體系指責角度，反思基層組織推廣方式方法的問題；沒有從社會主要矛盾角度，分析農戶對現代家庭衛生條件的美好需求與鄉村落后的污水處理技術與能力體制的問題。根據創新擴散理論，鄉村廁所革命其實就是政府部署與農民接受雙向趨同的一個過程，是社會體系的結構和功能發生變化的過程。如果單單從靜態角度分析農戶問題，不從政府和農民的行為邏輯與交互關系提供解釋，是有失偏頗的。此外，一些研究把鄉村廁所革命的核心內容放在廁所技術改造上，重點研究各種改廁技術及方案[14]，雖然這沒有錯，但還沒來得及討論技術擴散以及技術采用者的情況，也是一種缺陷。
一個新觀念、一種新技術，縱然具備明顯優勢，也不一定能夠快速擴散和被采用。美國著名學者E.M.羅杰斯認為，影響創新擴散有四大因素：創新、溝通渠道、時間和社會體系[13]。本文嘗試通過技術擴散的理論框架，從農戶與政府互動的角度分析農戶與政府的行動邏輯，特別是各地在完成廁所革命70%～80%后，采用靶向治療方式，化解政府主動、農戶被動的矛盾，精準施策，推動鄉村廁所革命新發展，以期達到研究的科學性、針對性、操作性。
三、農戶在廁所革命推廣中的行為考察
社會學研究離不開歷史的維度。社會學家米爾斯強調，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要理解身處的時代，理解社會的結構與趨向，理解它的形貌與意涵，否則，就不能充分說清某些問題[15]。將村民放在鄉村廁所革命的歷史洪流中，揭示他們的復雜行為軌跡。
（一）鄉村廁所革命的演進
回顧我國鄉村廁所革命的歷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為第一階段，是以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為表征的糞便管理和廁所改良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全國持續開展了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具體到農村的“兩管五改”①，既適應了農業生產需要，便于積肥和保護肥效，又防止和減少飲用水源和土壤的污染，為農村防病治病和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改革開放后到黨的十六大前為第二階段，是以鄉村初級衛生保健為表征的衛生廁所改造階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國農村開展了以改廁為突破口的鄉村初級衛生保健工作[16]，衛生廁所的普及率被列為初級衛生保健指標。
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前為第三階段，是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表征的農村改廁工作進一步推進階段。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從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強調了改水改廁；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則從進一步加強農村社會事業的層面，推動改水改廁等農村環境衛生綜合治理；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從加快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維度，指出以沼氣池建設帶動農村改圈、改廁、改廚。
黨的十八大至今為第四階段，是以鄉村振興為表征的廁所革命階段。新一輪廁所革命是經國家領導人指示，旅游行業帶頭，國務院相關部委聯合推動開展的鄉村人居環境和鄉風文明行動。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調研時表示，解決好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志性意義。2015年7月，習近平同志赴吉林延邊考察調研，當得知一些村民還在使用傳統的旱廁時，囑咐鄉村要來個“廁所革命”。旅游系統從2015年開展的“廁所革命”行動，對此，習近平同志指出，廁所問題不是小事情，是城鄉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區、城市要抓，農村也要抓，要把這項工作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項具體工作來推進，努力補齊這塊影響群眾生活品質的短板。相比于前幾個階段，廁所革命與廁所改造，雖是一詞之差，但卻是一場深刻的觀念變革，廁所革命被提高到一個新的認識高度，“關系生活環境的改善，關系到國民素質提升和社會文明進步”，從而直接影響相關部門與地方政府推動鄉村廁所革命邁向一個新階段。
經過歷史回望，我們發現轉型社會的當代中國廁所問題的產生是必然的。當現代化的列車從城市駛入鄉村，從東部發達地區開進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中國社會正在從農耕文明朝向工業文明、從鄉土社會朝向都市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在這樣的語境下，如廁環境成為衡量我國與世界強國之間的差距[2]、城市與鄉村差別[3]的重要指標。作為新一輪鄉村廁所革命主導者、推動者的各級政府，就應根據階段性特征調整目標和方向，不應簡單停留在完成政治任務、防病防疫任務上，而應從公共衛生治理的多元主體角度進行定義或重新定義。具體到農戶身上，廁所革命就不再是完成初級衛生保健，而是滿足現代衛浴的衛生性、舒適性、便利性要求。套用一句農民的話就是，“你不是在賣廁所的防病防疫，而是在出售衛生、舒適、便利的廁所”。
（二）創新擴散視角下的村民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國在不同時期自上而下地進行了一系列廁所改良實踐，在提高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控制疾病發生、提高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但廁所問題作為當代中國復雜和深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一部分，廁所革命在鄉村推廣遇到了困難與曲折[3]。下面從影響創新擴散的四大因素角度，關注農戶的個體的認知、策略、偏好等行為問題，有助于我們把握廁所革命的特征與規律，推動廁所革命新發展。
1.創新：農民對廁所革命的認知
上文說到已有廁所革命研究多是基于技術層面的，只考慮了硬件部分，而忽視了軟件信息的觀察和追蹤。其實，農戶接受廁所革命的過程就是信息收集、信息處理的過程，并在此過程中減少廁所革命的不確定性。
在一般農戶看來，廁所革命所帶來的效果是遠期的，這就是所謂“預防性創新”[13]，它能解決的問題是預期的，能帶來的利益是潛在的。廁所革命能降低將來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遠期能給農戶減少疾病，給家人以健康，今日改廁小花費能減少未來患病的大支出。
技術創新的屬性和用戶對它的認知是技術擴散的關鍵因素。有些人可能早就知道某項創新，但是沒有表現出喜惡態度，也談不上拒絕或采用它。一項技術創新的接受程度是由其所包含的相對優勢、兼容性、復雜度、可試性、可見性五個屬性，特別是前兩個屬性決定[13]。
廁所革命的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降低成本、贏得社會地位、未來利好預期、激勵效應、強制接受等方面。如果廁所初裝負擔承受不了，加之后續費用，“預防性創新”又不現實，這些都會影響偏愛眼前利益的農民的決策。從理論上看，技術至上主義者信奉技術改變社會，包括前述的“過度重視創新”偏見。而社會至上主義則聲稱，技術由社會因素決定，技術是社會產物，而且受社會體系的規則和價值影響。
廁所革命的兼容性是指改廁與鄉村社會的價值體系、過去的經驗以及潛在采用者的需求相一致的程度。換句話說，農戶覺得廁所革命與賴以生存的鄉土知識系統，包括生活習俗、生產習慣、價值倫理等不相沖突，他們便能接受。
復雜性是技術創新被接受的最大障礙，廁所革命在農戶眼里必須是使用簡單、維修方便，否則難以接受。廁所革命的可試性、可見性與采用率成正比。這些信息也許在農民串門擺談、趕場聊天中獲取。
同一時間、同一體系的擴散是相互依賴的，技術創新集群更能影響創新的接受度。因此，廁所革命應與現代家具、家電、廚具、衛浴打捆推廣，通過增強農村家庭現代生活的集成性、系統性，獲得廣大農戶認可。
2.溝通渠道：農民從何處接受廁所革命
技術擴散就是信息溝通的過程，大體可分為認知、說服、決策、執行、確認五個階段。溝通渠道就是信息從一方傳遞到另一方的手段和方法，一般可分為大眾傳播和人際溝通兩種。前者如廣播、電視、報紙，是最有效的信息傳播渠道；后者是一對一或一對多的面對面交談、展覽、會議等，是說服用戶采用創新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已有廁所革命的研究盡管也提出加強對農民的宣傳教育，但都缺乏針對性，因為在廁所革命推廣的不同階段，溝通渠道的效果各有不同。在宣傳造勢階段，大眾傳播媒體較為重要；而在說服采納階段人際溝通效果更好。
說服農戶接受廁所革命，通過具有相似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教育和其他背景的農民之間的交流，效果最佳。研究表明，大多數人不習慣科學的、客觀的研究來評估一項創新。相反，他們更喜歡一些主觀的評價信息[13]。本村本組早期接受了廁所革命的農民的經驗及其對廁所革命的態度對其他農民更有說服力。
羅杰斯把技術創新采用者按接受時間的早晚分為創新先驅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眾、后期大眾、落后者五類。創新先驅者，具有冒險精神，有足夠的財力，走南闖北，超越了當地的交際圈子。大眾媒體渠道宣傳對早期采用者的重要性大于早期大眾，人際溝通渠道說服對早期大眾的重要性大于早期采用者。因此，農戶可以根據廁所革命推廣的進程，找準自己的坐標分類，尋求不同的溝通渠道，獲取廁所革命的創新屬性，做出決策。
此外，隨著信息產業向農村延伸，特別是智能手機和無線上網的使用，互聯網交互式溝通也是近年來技術擴散的重要手段。網站、博客、微博等新媒體類似大眾媒體，是“一對多”方式，可用來宣傳認知廁所革命。而QQ聊天、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更像人際溝通。由于有聲音、畫面、文字等多媒體加入，通過社交媒體來說服農戶接受廁所革命，成功率大幅提高。
3.時間：農民接受廁所革命的階段
羅杰斯引入時間維度主要用來衡量擴散效果，包括：（1）創新決策過程，從接觸到采用或拒絕的過程；（2）有無創新精神決定了采用的先后；（3）采用率，一般呈“S”形分布（參見圖1)[13]。
圖1 創新擴散“S”形走勢圖
創新決策過程分為認知、說服、決策、執行、確認五個階段。創新決策過程是從農民開始接觸了解廁所革命開始的，接著是對廁所革命形成一種看法或態度，然后決定接受或拒絕廁所革命，接下來是實施，最后是認可自己的決策。這五個階段可當作一個社會結構、一種心理上的框架，現實生活中并不會按時出現這些階段，而且階段與階段未必有明顯的區別。比如，運動式治理或一刀切，就很可能使決策階段出現在說服階段之前，也就是俗話所說“先結婚后戀愛”。需要指出的是，認知、態度和行為有時是矛盾的，這就是所謂的“KAP差距”。因此，對廁所革命的贊不贊成的態度，未必會直接或間接帶來接受或拒絕的決策。目光長遠的農戶也許認同廁所革命的未來好的預期，但這種“預防性創新”要在遙遠的將來才會顯露，回報的不確定性和姍姍來遲，很可能讓目光短淺的農民放棄廁所革命。這時，先期接受廁所革命的親戚、同伴或鄰居的“行為暗示”，可以使農戶認同的態度轉化為正面的行動。
正如前文分析，五類采用者中創新先驅者最具冒險精神；早期采用者比本系統內其他個體更具創新精神，往往被譽為既成功又謹慎的接受創新的典范；早期大眾是系統內較早接受廁所革命的群體，他們既謹慎地跟隨潮流，但也很少會領導這種潮流。后期大眾對創新總是抱著小心翼翼和懷疑態度，他們接受廁所革命可能出自經濟利益考量，也可能來自周圍已接受廁所革命的同伴壓力；落后者是本系統中最后接受廁所革命的群體，他們往往收入不穩定或收入微薄，財力物力有限，傳統保守，對創新通常抱有根本性的抵制態度，有許多幾乎是與鄉村社會網絡隔離的遁世者。創新精神多少為農戶細分、靶向施策，提供了參考的坐標。
采用率指農戶接受廁所革命的速度，通常是以某個時間段內接受廁所革命的總戶數來衡量，這是地方官員比較看重的一個政績數字。與其他技術創新擴散一樣，大體呈“S”形分布。剛開始的時間段內，只有少數幾個創新先驅者接受改廁；緊接著，在意見領袖（鄉村有威望、有影響的人）的引導下，引爆接受廁所革命的人數的臨界點，曲線開始爬升，越來越多的農戶自行接受改廁；后來，曲線開始持平，因為大多數人都已經接受了廁所革命；最后，曲線達到極限，廁所革命大功告成。通常情況下，早期接受廁所革命的農戶比后期改廁者決策時間短。正如上文所述，農戶對廁所革命的相對優勢、兼容性、復雜度、可試性、可見性的認知率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采樣率，其他四個變數，決策類型、溝通渠道的特性、社會體系的特性以及基層干部和技術人員付出努力的程度，也會影響農戶對廁所革命的采用率。
4.社會體系：農民接受廁所革命的網絡
農戶在廁所革命中的行為既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響，也受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影響。除了農民的個人特質、教育程度、社會地位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外，每個農民所處的社會體系、人際網絡也是影響廁所革命推廣的重要因素。傳播學家伊萊休·卡茨曾說：“沒有社會結構知識就去研究擴散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沒有靜脈動脈的知識就去研究血液循環一樣。”[13]鄉村社會結構變遷是生產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17]，中國農村經歷著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的三重演變，農村地區人們通常以血緣為紐帶，世代比鄰而居，家族或村莊支撐的社會關系網絡發生著變化。當代中國，同樣是農戶，人民公社“大一統”體制下，其獨立性、自主性、選擇性就趕不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單獨闖市場；城鎮化進程中，同樣是農戶，有無外出務工的經歷，其家庭權力結構、知識結構也不盡相同；信息時代，同樣是農戶，有無使用智能手機、開通無線上網，決定著獲取信息的快慢、多少，這些都可以用來觀測廁所革命推廣中的農戶個體行為。
從社會結構的同質性與異質性理解廁所革命推廣的農民個體行為。同質性是指進行溝通的兩個個體之間的相似程度，這種相似包括信仰、所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相似。同質性越高，雙方溝通的效率越高。這就是擴散研究中的族群效應。農村改廁進程中，農戶更加傾向于已接受廁所革命的親戚、鄰里的經驗反饋，甚至出現盲目模仿，僅僅是因為自己周邊的人都進行了廁所革命。不過，雖然很罕見，但異質性溝通卻具有一種特殊的信息潛力。同質性擴散呈水平方向，是相同階層的擴散，而在垂直方向上，連接不同階層的“橋梁”功能就靠異質性溝通。根據格蘭諾維特“弱連帶優勢”理論，“弱關系”是低相似度的異質性連接的有效橋梁[18]。“強關系”傳遞的只是同質的信息，而“弱關系”才傳遞有用的信息。隨著信息技術在農村的廣泛運用，移動互聯網逐漸縮小鄉村數字鴻溝，異質性的溝通也變得容易起來。也許很久未聯系的農民工工友一兩句通話或一條微信，就促成了該農戶迅速決策改廁。
先進群體有意見領袖，落后群體也有意見領袖。而意見領袖的行為在廁所革命推廣中成為農戶采用率的決定性因素。當創新采用率到達10%～20%之間，鄉村社會中積極的意見領袖接受廁所革命，并且向其他農戶推廣，擴散曲線“S”形走勢開始“起飛”并迅速向上攀升，擴散到大多數農戶。根據傳播學研究，意見領袖就是指一個社會網絡中通過非正式渠道、頻繁影響其他人的態度和行為的人，一般具備以下特征：（1）與外界接觸較多；（2）具備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3）具有創新精神[13]。當前農村中的回鄉創業青年、新鄉賢、農民工精英等，處于鄉民人際關系網絡的中心點，容易成為鄉村社會積極的意見領袖，影響并左右著農戶廁所革命的行為。
四、實證研究：廁所革命典型范例中的政府行為
從政治意義上看，鄉村廁所革命對于基層政府來說，不僅是落實黨中央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步驟，更是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直接體現。
從政策層面看，新一輪廁所革命在中央“一號文件”中一直有重要指示。從2015年到2020年，先后從支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改善鄉村旅游基礎服務設施等角度強調農村“廁所革命”，并從工作方式、目標要求、財政補助等環節做出具體部署與安排。2018年中辦、國辦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廁所革命是“六大任務”之一。隨后，中央農辦八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專項行動的指導意見》，對廁所革命做出具體安排。
從工作層面看，農業農村部、國家衛健委開展了農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遴選推介活動，經全國征集、各省（區、市）推薦、專家組集中評議、實地核查、公示，從管護運行、群眾發動、工作組織等方面遴選出9個典型范例。在《關于推介鄉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的通知》中對典型范例這樣肯定表述：在管護運行方面，“堅持建管并重，合理確定運行管護方式，推進投融資體制機制和建設管護機制創新，確保農村廁所建成并長期使用”；在發動群眾方面，“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發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等組織作用，注重宣傳動員”；在工作組織方面，“按照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要求，強化黨委和政府責任，把鄉村廁所革命等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與各項重點任務統籌推進”。
為了與此形成映襯，我們對8個典型范例（表1）的文本進行詞頻分析，客觀揭示這些文獻的關注點，管窺基層政府在廁所革命的政策行為，從而考察農戶與政府在廁所革命中的互動關系。
表1 鄉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表②
詞頻分析就是一種以文獻為基本研究對象，以詞語作為文本分析的基本單位，通過文本挖掘、數據統計并分析這些能夠揭示文獻核心內容的高頻關鍵詞或主題詞來研究和考查該文獻研究的熱點、重點和發展動向的文獻分析方法。這里，我們首先用圖悅詞頻分析軟件快捷地提取出廁所革命經典范例文本的高頻詞、核心詞，生成詞云圖（圖2），形象直觀地觀察文本的詞頻狀況。
圖2 鄉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熱詞詞頻圖
接著，經過人工過濾、去除詞頻分析軟件中分析出的沒有價值的干擾詞匯，整合相關詞匯，解碼文本傳達出的動向和態勢，實現技術層面的定量研究和理論層面的定性研究相結合。本次詞頻分析報告生成了150個詞條，最小頻次7次，最大頻次236次，去掉文本中詞頻排名靠前的與廁所革命主題完全一致的核心詞“改廁、廁所革命、農村改廁、廁所、公廁、旱廁、戶廁”和干擾詞地名“彭澤縣”，重新整理了排名前30位的詞條表（表2），并進行了聚集、歸類、合并等工作，大體可以作出以下幾種解讀：
表2 鄉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詞條詞頻表（前30位）
第一，指出了廁所革命發生的地域范圍，主要集中在農村鄉鎮和村莊。第二，新一輪廁所革命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群眾、農民、農戶、村民”等高頻詞折射出政府廁所革命的工作重心。第三，揭示了廁所革命的方式，一是建設，二要改造。第四，廁所革命的關鍵在于解決污水、糞液、糞池問題。第五，廁所革命的根本歸宿在于農村環境衛生的綜合整治。第六，作為重要的民生工程項目，中央八部委意見明確要求，因地制宜逐鄉或逐村論證編制廁所革命實施方案，統一規劃、統一標準、集中驗收、嚴把質量。第七，資金是廁所革命的重要制約因素。各級財政通過以獎代補的方式，撬動農戶廁所革命的積極性。第八，廁所革命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政府主導下的多方協同治理。為了動員農戶參與進來，少不了宣傳，讓村民充分知曉改廁目的、意義和政策。領導掛帥，政府分指標、下任務，組織實施，干部一線指揮，全程監督。
此外，我們還對“組織”（動詞）的后綴詞及頻次進行了統計（表3），也可側面反映政府在廁所革命中的行為邏輯及其工作重點。
表3 “組織”（動詞）后綴詞統計表
五、互動與平衡：鄉村廁所革命深化進路
鄉村廁所革命，從技術擴散看，是一個政府部署與農民接受雙向趨同的傳播過程；從公共治理看，是政府與農戶行為互動、利益平衡的治理過程。如果政府單從決策和執行的角度，只圖完成政治任務，維護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考慮農戶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改廁工作難免暴露出一些問題。相反，農戶單從短期利益、顯性利益出發，不考慮政府、市場、社會等多方目標，拒斥政府的主導，這樣的治理既不符合中國國情，也難以實現多方共贏。的確，在現實廁所革命中，政府眼中農戶有問題，同樣，在上級政府和群眾眼里基層政府也有很多不足。從中農辦等七部委2019年7月發布《關于切實提高農村改廁工作質量的通知》看，當前基層政府在廁所革命中存在一些問題，結合實際調研，概括起來有這樣幾種情形：一是粗放式廁所革命，工作方式簡單，搞一刀切，缺少分類指導，沒有做到精準施策；二是包辦式廁所革命，不尊重農戶意愿，搞大包大攬，農民成為“看客”，不投力、不投勞；三是數字式改廁，貪大求快，重數量輕質量，搞行政命令，層層下指標、分任務；四是重建輕管，重硬件輕軟件，農戶不愿用、不會用、沒法用。反觀之，從鄉村廁所革命典型范例官方文本中，農戶在改廁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也可以概括為：認識不深、積極性不強、參與度不高，經濟上有負擔、使用上有顧慮。因此，鄉村廁所革命，必須是政府與農戶的行為互動與利益平衡，不能是“剃頭挑子，一頭冷一頭熱”。當前，在數字錦標賽下，各地改廁率大都完成了大部分，這剩下的硬骨頭怎樣啃，更考驗地方政府的治理智慧與治理能力。
（一）一主多元協同共治模式
比較研究發現，公共治理模式大體有美國以大資本為核心的企業主導模式、北歐諸國以非政府組織為核心的社團主導模式、中國以政府主導的五星斗拱模式。具體到鄉村廁所革命治理，需要基層政府從獨角戲模式轉向一主多元協同共治模式。一是中國特色，政府在廁所革命中起主導作用，政府力量統籌社會力量，激活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組織成立地方廁所協會，參與到廁所革命后期使用和運行，緩解農戶不愿用、不會用、沒法用的難題。二是現代化，從治理對象上要從面向基本初級衛生健康需求轉向人民福祉和美好生活需要，從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角度，解決農戶對現代家庭衛生的美好需求與鄉村落后的污水處理技術與能力的問題。三是行為方式，從少數人決定多數人需求、不考慮多方目標和利益平衡的非集體行動轉向少數人服從多數人需求、要注重多方目標和利益平衡的集體行動。四是治理能力，從過程上要由重建輕管提升到全周期管理，從結果上要由重數量的形式主義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美麗鄉村生活。
（二）政府減少后期改廁工作的失誤
調研發現，一方面是農戶在觀望，另一方面官方改廁數字又達到了70%～80%，這除了“數字改廁”等形式主義外，還存在越俎代庖地大包大攬，政府主動、農戶被動的問題。由此，我們提出，政府在深化廁所革命中要力戒運動式治理，不要一味地追求改廁數量的直線上升，要積極吸納農戶、企業、社會參與，進行多方協同治理。要啃硬骨頭，基層政府必須把后期改廁工作做深做細，減少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一是在宣傳動員階段，基層工作人員對農戶要減少“空瓶子”想法，不能把農戶當成白板一塊，想象成一個一無所知的被動角色。二是在說服階段要避免產生“創新消極主義”[13]后果，把過去接受創新的“陳年舊谷子”翻出來，對廁所革命持觀望態度。三是在決策階段，要避免KAP差距，出現認知、態度和行為矛盾，雖然從內心態度認可改廁，但實際上就是不樂意接受。四是在執行階段，不要只關心完成廁所革命指標，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廁所革命的結果，比如農村環境污染是否加重、糞便返田耕作方式是否終結，還需要數年之久的觀察研究。
（三）后期改廁農戶的細分策略
針對后期采用者、落后者這些“硬骨頭”，他們在經濟社會處于弱勢地位，社會網絡連接不強，我們提出對象細分策略，針對不同農戶采用不同的溝通渠道和影響方式。一要注意化解思想保守群體的意見領袖，燃爆臨界點，影響并帶動其他農戶參與到廁所革命中來；二要采取直接的激勵措施，減少“預期性創新”，增加可預見的結果，打消農戶的觀望態度；三要引導已改廁農戶通過廁所革命的態度、評價和行為，暗示、影響他們的親戚、同伴或鄰居，促進后期農戶態度轉化、接受改廁；四要移風易俗，來一場生產與生活方式觀念革命，比如從蹲式到坐式如廁方式轉變，推陳出新，促進鄉風文明。
六、結語
本文從西方經典擴散理論來考察鄉村廁所革命，其中存在理論與中國治理經驗相適與不適問題。第一，黨的領導與公共治理的關系。以黨建引領廁所革命，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的職責。體現在各級書記抓，黨員帶頭示范，村社干部由于可信度高成為改廁工作的“意見領袖”，促進農戶改廁積極性。第二，擴散曲線“S”形走勢的異同。廁所革命推廣過程中呈拉升走勢，西方擴散理論強調臨界點引爆與意見領袖的作用，而中國治理經驗先試點再推廣，特別是現場推進會，增加廁所革命的示范性和可觀察性，從而加快農戶廁所革命的接受速度。第三，擴散系統的中心化與非中心化。中心化擴散模式是政府全面掌控的、自上而下的，而非中心化則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雙向互動的。鄉村廁所革命整合了兩種模式的特點，建構一種政府主導、農戶參與、多方互動的混合型擴散模式。
當前鄉村治理有兩個結構性變化：一個是國家權力通過“資源下鄉”全面進入鄉村社會；一個是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重組鄉村權威關系[19，20]。在國家的視角下，基層政府充滿自信“按照他們想象的計劃重構社會”，強大的公權力沖擊著村民的個體權利；而在社會的視角下，則是以社會為本位，以個體或社會的權利獲得和實現方式為中心。因此，深化鄉村廁所革命，必須遵從鄉村公共治理的邏輯走向，不僅要從國家的視角，更要從社會的視角來觀察和分析鄉村治理體制下政府與農民權利的互動與平衡，達到協同共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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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兩管”：管水、管糞；“五改”：改水井、廁所、畜圈、爐灶、環境。
②資料來源：http：//www.crnews.net/zt/csgm/，因浙江省衢州市常山縣經驗側重農村公廁，與本文側重農家戶廁有異，故略去。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教授、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常務副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慶社會科學》， 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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