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供給結構是多元素、多組合和多層次的關聯性復合系統，其形成與演進是內、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復雜變遷過程。在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過程中，不僅內部的市場結構、要素結構對產品結構的演進產生影響，而且農業外部關聯系統也對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產生作用。其中，完全競爭的農業市場結構引致了農業產品結構演進的穩態性和相對需求結構變化的滯后性;以勞動力為主、可分散物質資本品投入為輔的農業要素結構引致了農業產品結構演進的低層次和同質化;農業與其關聯產業的非對稱性市場結構引致了農業經營主體結構演進的分散化和小規模化。調整優化農業供給結構需要注重生產模式創新、產業鏈整合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關鍵詞：農業供給結構;系統關聯;結構演進;優化路徑
一、引言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核心與根本。當前，中國農業發展正處于匹配“生存溫飽型”需求向匹配“小康享受型”需求的大轉型階段，原有的供需平衡不斷被打破，結構性失衡集中顯現，成為制約鄉村產業發展的突出矛盾。從已有文獻看，目前學術界關于農業供給結構問題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討論主體從“三量齊升”“植物缺油、動物缺奶”“生態亮紅燈”等①②農業供給側存在的突出問題，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重要性與政策建議。二是農業供給結構失衡的成因，認為政府宏觀調控機制化建設滯后、要素配置扭曲和產業鏈協同梗阻等是其根源。三是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的討論，認為應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深化涉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上述成果對探討農業供給結構問題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但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復雜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農業供給結構的形成與演化既是農業自身內部系統的演進結果，又與外部系統作用緊密關聯。因此，對農業供給結構問題的考察可以進一步以系統科學為基礎，從系統演化角度給予認識。本文以系統關聯為視角，從我國農業產品供需結構失衡的表象出發，分析產生該現象的內、外部作用機理，在此基礎上，提出調整優化農業供給結構的方向和路徑。
二、農業供給結構的系統構成及其演進中的系統關聯因素
一般認為，系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多要素的綜合體，而結構是指各個組成部分的搭配、排序及相互關系。可以看出，系統定義中的“要素”與結構定義中的“部分”具有相同的理論內涵，因此，系統可以理解為各要素或各組成部分通過某種結構(關系)而形成的整體。顯然，不同的要素組成或不同的要素結構所構成的系統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而在系統演化過程中，同一系統內的不同要素所組成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會改變系統的演化路徑。與此同時，任何系統都不是孤立的，其演化路徑不僅受其本身內部結構及其相互關系的影響，而且也受外部系統及其結構變化的作用。
因此，當我們考察某一系統的現實特征及其歷史演化過程時，需要從系統關聯的角度，采取多系統、多結構的分析方法。農業供給結構就是一個包含多個產品、要素等在內的多元素、多組合和多層次的關聯性復合系統結構，其本身既具有系統的復雜性、動態演化性和自組織特征，同時又具有開放性，與其他外部系統通過某些規則進行交互影響與作用。
(一)農業供給結構的內涵及其多元關聯性復合系統構成
農業供給是指農業供給主體利用水、生物、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本、技術等潛在生產力，生成形成農業產品，然后通過市場交易實現供給與需求的轉換。由此，農業供給結構是一個多元素、多組合和多層次的關聯性復合系統結構，這一系統結構不僅包含農業產品結構，也包含農業產品與市場、要素兩者的關聯結構。
1. 農業產品結構。農業產品結構是指農業產出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數量及質量比例關系。可以分為多個層次:一級結構一般指農、林、牧、漁業的組合比例和相互關系。二級結構是指一級結構內部不同產品的組成結構。如種植業內部分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其他作物等。三級結構是指二級結構內部產品的進一步劃分，如糧食作物可分為水稻、小麥、玉米、大豆、薯類、高粱及其他雜糧作物。
2. 農業市場結構。在產業組織理論中，產業的市場結構是指企業市場關系(交易關系、競爭關系、合作關系)的特征和形式，市場結構直接關系到市場行為與市場績效，是產業結構是否發生改變的先決性因素。農業市場結構主要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市場關系特征與形式。依據SCP范式，表征市場關系特征的指標主要有市場集中度、產品差別化程度、進出壁壘等。
3.農業要素結構。生產要素是構成生產力的最基本單元，指參與形成生產力實體諸要素量和質的構成與組合狀況。一般而言，農業要素結構主要指自然資源稟賦(水、生物)、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量和質的構成與組合狀況。
(二)影響農業供給結構演進的主要因素
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是內、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不斷推動農業供給結構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合理到相對合理的復雜變遷過程。從農業供給結構變化與演進的內在邏輯來看，隨著農業分工的細化與產業鏈的延伸，農業供求的相對性和農業供給主體的角色頻繁轉換，主體與主體的關聯度加強，進而農業供給結構趨于復雜化、合理化和高級化，農業供給結構就是在這種供求的相對性和主體角色的不斷轉換過程中形成和演進的。
除內生因素外，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還受到以下外生因素的影響:
1．消費需求。消費需求不僅對農業供給結構演進具有重要的導向功能，引導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方向，也決定供給與需求的吻合度。消費需求是推動農業供給結構演進的最根本動力，農業消費需求變動與層次遞進必然要求農業供給結構做出適應性反應與變化。當然，另一方面，農業結構變化也對消費需求產生影響。
2．市場競爭。市場競爭為農業產業選擇及發展提供導向，亦通過生產經營者的選擇，進而對農業供給結構演進層次、特征的形成施加重要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市場信息的真實可靠與及時準確傳遞極為重要，如果市場供求信息失真或信息不能及時準確在供方和買方之間傳遞，將造成農業供給結構演進失序，并使其與市場需求相悖。
3．技術變革。技術變革是人們對資源稟賦變化和需求增長的一種動態反應，不僅是農業供給結構變化與演進的內生變量，同時作為“倍增器”，技術進步還通過影響要素投入結構和水平來影響和推動農業供給結構演進。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興起和發展，大數據、智能技術、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成為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不容忽視的關鍵驅動因素，進而在農業供給結構演進的層次、規模、速度、效率等方面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4．制度安排。包括產權、合約、政策、法律、組織管理等正式制度和文化、習俗等非正式制度及其實施機制。制度安排通過影響農業供給主體的行為，進而決定著農業投入要素的組合方式、組合效率和供給效果，從而對農業供給結構的形成與演進形成誘導或約束。因此，推進農業供給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和高效化演進，除應遵循其內在演進規律，推動農業產業鏈延伸外，關鍵是要依據農產品需求變化趨勢和市場競爭特點，選擇合宜的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推進路徑。
三、系統關聯視角下我國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特征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形成與其內、外各系統的演進及相互作用息息相關。
（一）完全競爭的農業市場結構引致農業產品結構演進的穩態性和相對需求結構變化的滯后性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呈現出小規模、細碎化、分散化的特征，盡管目前農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轉不斷加快，但總體而言過去長期形成的小規模分散經營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小農戶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最重要的主體。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②，2016年全國2．07億戶農業經營戶中，小農戶占比98．1%。世界銀行把土地經營規模在2公頃及以下的農戶稱為“小土地所有者”，而中國農戶平均土地經營規模只有這一標準的1/3，是“超小規模”或“超小的土地經營者”。所以，無論是用主體數量衡量，還是用經營規模計算，我國農業生產的市場集中度都非常低，不僅難以從生產手段、生產水平等方面抵御自然災害，而且導致農業市場份額長期處于極度分散的局面，這種極度分散的市場份額決定著農產品的價格基本由需求方主導，單個農戶或營銷商只能接受和適應市場價格的變化。
完全競爭的農業市場結構不僅導致在總體上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低下，而且導致各類農產品生產規模和價格在短期內波動較大。在低效益且收益不穩定、波動性風險大的市場競爭中，數量龐大的小農戶生產經營會呈現出短期無序、長期固化的演進特征，其宏觀演化結果就是農業產品結構在較長時間內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從圖1可以發現，2005—2018年，我國種植業和畜牧業產值在農業總產值中的占比一直保有很高的份額，是農業兩大主要部門，而林業和漁業產值在農業總產值中的占比一直較小。進一步分析可知，畜牧業所占比重在2008年以前處于小幅波動上升狀態，之后則緩慢下降，相反，種植業所占比重則處于小幅波動回升狀態，漁業所占比重自2005年以來一直保持在10%左右。
分析農產品消費結構的變化可以發現，2018年我國農村和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已分別下降到30.1%和27.7%①，非常接近或達到相對富裕階段②，城鄉居民食物消費顯現出明顯的營養化特征，表現為谷物等主食消費占比不斷下降，而肉、蛋、奶、水產品等高蛋白、高營養類食物消費占比不斷上升。2018年與2013年相比，我國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持續減少，五年下降14．5%，而同期人均豬牛羊肉消費量增長了15．2%，人均禽肉消費量增長25．0%，人均蛋類消費量增長18．3%，人均水產品消費量增長9．6%，人均奶類消費量增長4．3%(表1)。由此，完全競爭的農業市場結構引致了農業產品結構演進的穩態性，而農業產品結構的穩態性演化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果，即農產品供給結構的演進滯后于居民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供需缺口只能通過進口來加以解決。2019年，我國僅畜產品進口就達362．2億美元，貿易逆差297．2億美元。
(二)以勞動力為主、可分散物質資本品投入為輔的農業要素結構引致農業產品結構演化的低層次和同質化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深刻改變了我國工農格局與城鄉格局。2018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58．52%，較1978年增加了41．6個百分點，但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總就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27%，農村仍然存在過多的剩余勞動力。大量的農業生產者集中在相對稀缺的土地資源上開展生產，且人均土地資源極其有限，為了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獲得更多的產出，大量的事實上存在兼業身份的農戶會傾向于選擇產量高、易于管理的品種進行種植，并依靠在“一畝三分地”上進行多季輪作，來達到舒爾茨所言的經營效率。因此，這種以勞動力為主的農業要素投入結構，引致我國農產品同質化嚴重，大路產品、低端產品、普通產品多，而優質產品、高檔產品、專用品種少，難以滿足城鄉居民多元化、品質化食物消費的需要。以稻米為例，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產國，但因米質不對路引起的種糧虧本和賣糧難問題已成為水稻生產的最大障礙。在蔬菜、水果等非糧產品上，因同質化而引發“賣難”問題更為明顯，以致在一些地區出現果子熟透而果農無心采收，消費旺季而消費者無意購買的嚴峻現實。
同時，在以勞動力為主的要素投入結構主導下，建立在大規模種養基礎上，以機械化、標準化、精確化為目標的技術投入和資本投入難以增加，分散化的小規模經營農戶只能通過增加化肥、農藥等可分散利用的中間品投入來提高產量，圍繞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來創新種質資源、改善生產條件和提升生產力水平不足，數字農業、精準農業、智慧農業等現代農業發展模式更是處于小面積示范應用階段。2017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57．5%，與發達國家平均70%以上的水平差距較大，與科技進步貢獻率達90%的以色列更是相距甚遠。2015—2018年，盡管我國化肥使用量減少了6．1%，農藥使用量減少了15．7%，但2018年化肥使用強度仍達到340．8kg/ha，農藥使用強度為9．1kg/ha，遠超世界平均水平。這種要素投入結構形成了我國農業發展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不僅導致農業良種化、標準化程度低，高端、優質農產品少，而且使得農業生產過程中過度依賴資本品要素投入，尤其是化肥、農獸藥、飼料添加劑等的過度和超標使用，更使得農產品質量安全面臨挑戰，而工業化、城鎮化擴張造成的水、土、氣污染，則使得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總體來看，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束縛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形成了以勞動力為主、可分散物質資本品投入為輔的農業要素投入結構，這種結構在較長的時期內同樣呈現出較強的穩態性，成為我國農產品品種結構和品質結構在較低層次上演化的重要原因。
(三)農業與其關聯產業的非對稱性市場結構引致了農業經營主體結構演進的分散化和小規模化
我國農業產中部門具有低市場集中度和超小規模的特征，盡管這種特征在不同區域、不同農業生產部門中表現不一。一般而言，北方地區和發達地區市場集中度和經營規模高于南方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農業內部種植業市場集中度和經營規模最低，林業最高，牧、漁業居中。同時，由于農業本身沒有多少壟斷性生產技術，只要擁有適度的土地無需太多投資即可開始生產，就進入壁壘的總體水平或經濟壁壘高度以及進入成本而言，農業的進入門檻較低。因此，農業自身具有低集中度與低進入壁壘的市場結構特征。從農業產前關聯行業看，主要有科技推廣、信息服務，以及種業、農機、化肥、農藥、電力等生產與供應行業，就整個產前行業的市場結構來看，盡管集中度有高有低，進入有難有易，但相對于我國農業的低集中度和低進入壁壘而言，都具有較高集中度和較高進入壁壘的特征。從農業產后關聯行業看，主要有農林畜產品加工業、倉儲運銷業、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相對于農業產中部門而言，它們也具有較高集中度和較高進入壁壘的特征。
農業與上下游關聯產業市場結構的非對稱性使得市場無法自發地通過價格信號優化資源配置和保證有效的市場交易，導致作為加工業原料供應商或作為農業生產資料購買商的農業生產者在市場交易中長期處于一種弱勢交換地位，只能成為價格的接受者。因此，在農業生產各類成本中，上游行業生產的中間品的投入成本占比較高，且上游行業原材料成本的上漲很容易傳導到農業中，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成本以低彈性的物質投入為主，這種狀況導致農業的收益率長期處于低水平。廣西價格成本調查監審分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18年，廣西生產早秈稻和晚秈稻過程中使用化肥、農藥、塑料薄膜等投入品的成本費用分別為557．5元/畝、565．6元/畝，占到其產值的48．8%和42．9%，早秈稻和晚秈稻的凈利潤分別為－90．3元/畝和138．8元/畝，這種現象在玉米生產過程中也長期、普遍存在。
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且技術進步緩慢的條件下，高昂且低彈性的中間品投入成本同時制約了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發展，這一點似乎與理論格格不入。因為一般而言，大規模生產會降低邊際成本，可以帶來規模效應。而事實上，在市場結構不對稱的農業產業鏈中，居弱勢的種養業生產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會導致邊際成本上升，國內多項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一項針對四川柑橘種植戶的調查表明，內生式兼業型小農生產畝均資本成本為1377．9元，其中肥料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756．2元，農藥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276．5元;而外嵌式家庭農場生產畝均資本成本為2656．8元，其中肥料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1739．2元，農藥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420．7元;外嵌式農業企業生產畝均資本成本為1861．0元，其中肥料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1337．4元，農藥物資及服務費用成本為249．5元。而三種不同類型的農業經營主體的畝產收入分別為11759．3元、15889．8元和12519．4元。可見，外嵌式農業企業在生產環節并沒有直接獲得明顯的規模效應，反而顯示出了“高投入、高風險、低產量”的特征，這在較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國農業經營主體向大規模農業企業發展。
總之，在我國農業供給結構的演進過程中，不僅農業系統內部的市場結構、要素結構等對農業產品結構的變遷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導致供需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而且農業外部系統對農業經營主體結構的變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導致農業的縱向一體化和橫向聯合發展受阻，加劇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因此，對農業供給結構的認識需要從內、外系統及其相互作用進行考量，并由此對農業供給結構優化進行更為精準的路徑設計。
四、我國農業供給結構調整優化的方向與路徑
依據農業供給結構演進的規律與特點，我國農業供給結構調整優化的方向應重點圍繞市場需求，依據市場競爭特點，采取“技術+制度”組合式改革方式，創新農業生產模式、組織模式和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使農產品供需關系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新的平衡。
(一)生產模式創新優化農業產品結構
農產品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模式創新必然要求農業供給結構做出適應性變化，但由于消費需求是快變量，農業生產是慢變量，特別是對于“N連增”追求和達成目標的成就感掩蓋了對市場需求的變化敏感和未雨綢繆，我國農業生產還是在單純的擴大面積和不斷增產的“快車道”上越跑越遠，對品質、時尚、安全、個性、快捷等農產品市場需求與消費形態變化的忽視和前瞻性不足，導致供給不能很好地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低端和無效農產品被大量生產和浪費。因此，隨著居民消費層次升級和對農產品“彈性”需求的增長，生產模式創新已成為新一輪農業供給結構調整優化的重心。即要把市場需求作為“導航燈”，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成果，特別是“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農業生產模式，優化農業產品結構，實現農業供給從匹配溫飽型消費需求向匹配享受型、發展型消費需求的轉變。
一是以農產品需求多元化、營養化為重心，推進農業生產結構合理化。在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的基礎上，加快農業生產結構和空間布局的調整，大力發展市場需求旺盛、適銷對路的牛羊等食草動物以及飼料報酬率高的禽類和奶類生產，嚴格落實扶持生豬生產的各項政策舉措，恢復和穩定發展生豬產能，積極發展海、淡水養殖業。推廣農產品智能化、標準化、精細化和品牌化生產，擴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農產品供給由注重數量增長向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并重轉變。
二是以匹配享受型、發展型消費為目標，加快農業產業體系復合化。樹立“大農業、大食物”的觀念，突破農業僅僅或主要是從事初級農產品原料生產的局限性，加快推進農業與旅游、教育、文化、健康等產業深度融合，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與流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等農村二、三產業，使農業由單一的提供食物的經濟功能向食物保障、生態保護、文化傳承、休閑觀光、旅游教育等復合功能轉化，以更好滿足消費個性化和新興消費、發展消費的需要。
三是以農產品需求品質化、生態安全為導向，實現農業生產過程綠色化。著眼保障農產品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積極推進農業資源利用節約化、生產過程清潔化、廢棄物利用資源化。
加快發展精準農業和智慧農業，倡導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的發展。特別是要以化肥、農藥使用“雙減行動”為重點，探索實施激勵機制，推進化肥、農藥使用總量和使用強度逐步下降，減少農業面源污染。大力發展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和區域地理標志農產品，更好滿足城鄉居民農產品綠色消費、品質消費的需要。
(二)產業鏈整合重塑農業市場結構
現階段，造成我國農產品供給與需求相悖或結構性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農業市場結構具有過度競爭和非對稱性的特征。過低的市場集中度、農業與關聯產業的非對稱市場結構，導致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和傳導機制失靈，最終引致產品結構演進的穩態性和相對需求結構變化的滯后性。
消除這一掣肘因素，除了政府的恰當干預和宏觀調控外，產業鏈整合是一種有效的市場手段。即通過核心企業的整合與鏈接，將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生產加工、運輸儲存、流通和銷售等環節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并對其中商品流、信息流、資金流等進行協調、計劃和管理，通過建立起農產品供給的“線”(縱向系統組織)、“面”(橫向聯合組織)、“點”(企業或合作社組織)，形成農業產前、產中、產后與市場之間系統聯結、優化運轉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最終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農業供給與消費的市場均衡。
一是“點”“線”“面”并進，建立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鏈。通過土地流轉、合作經營、社會化服務等，構建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橫向一體化，促進農業經營方式由小規模分散經營向規模化經營轉變。以龍頭企業為核心，加快建設集生產、加工、流通和服務于一體的發展聯合體，推進農業縱向一體化，使不確定的外部市場交易通過內部組織行為加以穩定。培育壯大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組織、物流企業、電商平臺等產業鏈核心主體，支持核心企業對產業鏈實施組織流程再造，通過構建穩固的集成化產業鏈體系，使農業與其關聯產業非對稱的市場結構隨產業鏈的“直通車”而緩解。
二是完善主體利益機制，促進產業鏈協同發展。鼓勵核心企業以價值鏈、信息鏈和物流鏈整合產業鏈，通過聯合研發、交互許可、供應商契約等方式，將農業科研、生產、加工、流通等各環節整合為更加緊湊的利益共同體。支持核心企業以溝通、合作、共贏為原則，處理好產業鏈各主體之間的關系，實現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充分調動起各類經營主體的積極性。特別是要通過訂單農業、合同契約、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等方式來保護農戶權益，以實現產業鏈上下游的協調和平衡、產業鏈各環節的融合與協同。
三是以“互聯網+”為手段，提升產業鏈系統績效。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等現代信息技術，信息傳遞“跨界、無損、前瞻”與技術擴散溢出性、平臺化等特性與功能，對包括農資、農技供應，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農業管理、服務等全過程的農業產業鏈進行改造與提升，通過農產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全程的“電化”和“網化”，以及B2B、C2C、O2O、B2C、B2B2C等新興業態對傳統農業交易流通方式的再造重塑，解構重塑農業產業鏈和商業模式，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促進農產品供求平衡和供給效率提升。
(三)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優化農業要素結構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過程，本質上是現代農業生產要素不斷引入和重新組合配置的過程①。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投入要素中，水、土等資源要素已經繃得很緊，剩余勞動力過多且素質不高，化肥、農藥等使用過量，科技支撐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技術擴散滯后，農業生產要素質量和組合效率沒有得到根本性提高，是造成我國農產品總量增長與質量提升不同步、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根源所在。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我國新一輪農業供給結構調整優化的關鍵。即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全面激活和有效配置勞動、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以實現農產品總量與質量提升的同步、供給與需求的契合。
一是全面激活和有效配置土地要素。加大改革試點力度，綜合推進和聯動農村“三塊地”改革，盡快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確權登記頒證，加快推動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政策落地。探索宅基地使用權有償退出等政策，加快發展農村土地金融。鼓勵引導農民自愿通過互換或流轉等方式解決承包地細碎化問題，扶持發展土地流轉、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整合、分享分散化的土地等農業閑置資源，實現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土地規模效益。
二是加快培育現代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成果，特別是“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大力發展面向農村農業發展需要的職業教育、科技培訓和鄉村科普活動，提高農業勞動力科學素質和職業技能，培育現代新型職業農民。進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與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種養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生產服務專業戶，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和農業龍頭企業，形成家庭經營、合作經營、公司經營有機結合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
三是積極支持和加快推動金融資本下鄉。進一步完善農業金融、保險政策，建立健全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推動金融資源向農業農村流動，破解農業貸款難、貸款貴、保險少等問題。消除對工商資本下鄉的歧視性政策，在落實好“三個不得”的前提下，賦予工商資本進入和退出農業領域更多的自由選擇權。減少工商資本下鄉租賃土地面積、使用期限等限制，探索建立土地流轉風險保障金、流轉糾紛解決機制。加快發展農業互聯網金融，推進農業資本配置手段和使用模式創新。通過大數據征信和互聯網平臺實現農業資本風險控制，緩解單個農戶缺乏信用記錄、征信難問題，通過微型貸款和電商平臺下沉投融資渠道，應對單筆貸款金額小、管理難問題。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與綠色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互聯網+視角下中國農業供給結構失衡與優化研究”(項目編號:17BJY095)。】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索》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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