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農民收入也得到較快增長。2016—2019年4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遞增6.6%，增速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0.9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由2015年的2.73倍下降到2019年的2.64倍。尤其是2020年，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挑戰，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我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進展，有效遏制了農民收入增速放緩的勢頭，在第三季度實現農民收入增速由負轉正的基礎上，獲得了全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上年實際增長3.8%、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2.6個百分點1的可喜成績，堪稱不易，也為世人矚目。“十四五”期間，我國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進入新發展階段，正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部署，需要立足新發展階段，堅持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此背景下，面對國內外發展環境的復雜深刻變化，必須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更加重視全面推進共同富裕。為此，要把促進農民增收放在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2021年，我國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經濟恢復基礎也不牢固，加之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特征較為顯著。因此，結合分析“十四五”進入新發展階段后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環境的變化，探討“十四五”促進農民增收的目標任務和戰略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意義。
一、“十四五”進入新發展階段后農民收入增長環境的變化
（一）進入新發展階段后我國農民增收面臨的新機遇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首次作出了“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同年10月22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報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要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可見，“十四五”規劃的制定，不僅可以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保障，還對拓展農民增收就業空間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十四五”規劃高瞻遠矚的指導、促進農民增收后續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將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農民增收提供良好機遇。
（二）進入新發展階段后農民增收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過程中，推進農民增收仍然面臨一系列困難和挑戰。其中，有些困難、問題和挑戰是既有的，在新發展階段或多或少地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有些則是面對新發展階段發展要求、發展環境變化形成的。主要有：
1. 全球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帶動農民增收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加大。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國內外發展環境中的風險挑戰明顯上升，動蕩源和風險點明顯增多。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了全球發展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2020年除我國外，世界主要經濟體全面遭遇經濟嚴重衰退，許多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質量效益遭到重大損害。大概率判斷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或經濟增長放緩仍將持續到2021年，部分國家甚至會持續更長。這種情況將通過影響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相關產業的市場需求、就業擴張能力，直接間接地影響我國農民收入的增長，導致穩定實現農民增收的難度加大、空間收縮。何況，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外經濟發展、農民就業增收的連鎖影響，仍需經歷較長時間的發酵過程，并形成滯后影響。正如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要“堅持底線思維，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嚴密防范各種風險挑戰”。
2.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進一步深化，將會通過農民工舉家進城比例的增加抑制農民收入的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我國年末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60.6%。根據現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方法，在計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時分母包括了在城鎮地區常住的農民工，計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時分母不包括在城鎮地區常住的農民工；由本戶供養的在外大學生被視為常住人口；常住人口系居住6個月以上的人口。外出從業人員在外居住時間雖然在6個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帶回家中，經濟與本戶連為一體，仍視為家庭常住人口。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通過縣改市、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張、農村勞動力舉家進城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途徑，部分鄉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這部分鄉村人口往往是農村居民中收入水平較高的，但卻是城鎮居民中收入水平較低者。因此，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從2013年開始的我國農民收入統計口徑的調整，不僅會拉低農民收入水平，也會拉低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8—2013年全國舉家外出農民工由2859萬人增加到3525萬人，占當年外出農民工總量的比重由20.4%增加到21.2%。52014年之后未見國家統計局發布相關數據，但可以預見，隨著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推進，農民工舉家進城的比例將會呈現長期提高的趨勢，帶動部分人口由納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轉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相對于2013年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統計，采用現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方法，會形成對農民收入指標提高的抑制效應。
3. 結構性失業問題日趨突出，制約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就業機會的開拓。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按照《中國統計年鑒2020》的資料，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2013年達到峰值（100582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2010年達到峰值（74.5%）。此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呈現下降態勢，全國范圍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逐步成為常態，推動了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以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例，按當年價格計算，從2014年到2019年5年間，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由2864元增加到3962元，年均遞增6.7%。6但是，到2017年我國就業人數達到77640萬人的歷史峰值前，我國就業人數仍然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2018年、2019年的就業人數分別較上年減少54萬人和115萬人，分別占當年就業人數總量的0.1%和1.5%。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特別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進和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更快發展，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內仍應進一步重視穩定和擴大就業，化解就業總量壓力；但是，結構性就業矛盾會更加凸顯，導致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1]，經濟發展應更加重視緩解結構性失業問題。農村勞動力因其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就業經驗、知識結構總體層次較低，甚至年齡偏大，更容易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困擾，由此形成的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制約作用將更為突出。
4. 我國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容易加大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的難度。當前我國正面臨人口快速老齡化過程。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2019年已達12.6%,2022年很可能超過14%，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人口快速老齡化，不僅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特別是新增勞動力減少，推高產業發展的勞動力成本，加劇產業用工短缺問題，也會推動勞動年齡人口撫養比的提高。如2014年，我國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分別為36.2%、22.5%和13.7%,2019年分別提高到41.5%、23.8%和17.8%。近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松動，特別是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推動少兒撫養比提高。在“十四五”期間，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化和“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等政策的實施，我國總撫養比特別是老年撫養比提高的趨勢很可能繼續下去，少兒撫養比也有可能保持一段時間的增長。不僅如此，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農村老齡化的進展往往明顯快于城市。如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2010年鄉村和城市分別為10.1%和7.7%，鄉村高于城市2.4個百分點；2018年鄉村和城市分別為13.8%和10.4%，鄉村高于城市3.4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特別是農村人口撫養比的增加，不僅會制約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的增長，還會因家庭贍養負擔人口的增加，影響農民經營和外出就業空間的拓展，從兩方面制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甚至推動經濟增長放緩。據筆者2020年11月對黑龍江省青岡縣的調研，當前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照顧養育不夠，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全縣17.7萬勞動力中，大約20%因“上有老，下有小”導致其被迫留守本鄉本土從事種養業或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影響其收入增長。
5.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支撐體系薄弱，增加了農民增收的成本和風險。當前，許多地方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水平較低，是農業和鄉村產業發展難的重要原因，加大實現農民就業增收的成本和風險。如部分糧食主產區耕地等級低、中低產田占比高，全國產糧第一大省黑龍江省這一問題尤其嚴重。近年來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雖然總體成效顯著，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高標準農田旱澇保收能力尚未真正達標，容易出現低洼易澇或旱災問題，影響農戶的農業增收。筆者2020年對黑龍江省的調查顯示，該省許多地區仍有超過半數的中低產田需要綜合配套治理。許多地方農田配套設施不足，容易出現農田機耕道路狹窄、損毀嚴重等問題，影響大型農機通行甚至導致農機下地艱難，加大農機作業成本和風險。有些地方農田輸電設施建設滯后，導致農田排灌效率難以提高，影響農產品質量和農業效益的提高。2020年9月，筆者在黑龍江省富錦市調研時發現，作為全國有影響的產糧大縣，由于排水溝渠、田間路涵建設滯后，2019年持續內澇導致田間排水不暢，春播時較多玉米種植戶無法適時播種，不得不改種抗澇性更好的大豆。至于因縣域對外交通不暢和縣域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薄弱，農民和鄉村企業家培訓滯后，影響鄉村產業發展、就業機會開拓和農村勞動力及時有效轉移的現象，在許多農村地區更是比較常見。有些農業主產區基層勞動力轉移服務部門職能弱化、服務能力不足，又缺乏有效的市場化服務機構，導致勞動力外出轉移就業缺乏有效的信息引導和公共服務，影響其供求匹配和就業質量的提高，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
二、“十四五”時期促進農民增收的目標任務
雖然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我國鄉村人口呈現總量減少的趨勢，但到2025年我國仍將有5億左右的鄉村人口；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農村需求的擴張，仍是支撐擴大內需的重要基礎。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十四五”時期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際上對增加農民收入提出了新的更高層次的要求。據此，可將“十四五”時期促進農民增收的目標任務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統籌協調實現農民增收與確保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矛盾，將促進農民增收建立在確保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基礎之上
近年來，我國西部地區農民收入水平較低，糧食主產區特別是東北地區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依然突出，以農為主戶和低收入農戶的增收問題也是值得更加重視的。如2019年西部地區12省（自治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年在13個糧食主產區的省份中，有9個省份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全國產糧第1大省黑龍江、第5大省吉林省2019年糧食產量分別占全國的11.3%和5.8%；與2015年相比，2019年兩個省的糧食增產量合計占全國的33.2%，但這兩個省在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序中分別由第13位下降到第19位，由第11位下降到第20位。2003年全國有13個糧食調出省，2008年減少到8個，到2019年全國糧食調出省僅剩河南、黑龍江、內蒙古、吉林和安徽5省（區）。可見，進一步重視糧食主產區的農民增收問題日趨緊迫。促進農民增收的任何政策措施，均不應動搖實現糧食安全的根基，不應損害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應該優先注意激發調動以農為主戶、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主產區增加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積極性。
（二）提升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增強其內生發展動力
近年來，國家日益重視推進共享發展，特別是隨著脫貧攻堅的推進，我國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呈現較快增長態勢，在統計上表現為低收入農戶相對于中間偏下戶、中間收入戶、中間偏上戶、高收入戶的收入差距從之前的擴大態勢，轉為多年呈現趨勢性縮小態勢。如中間偏下戶、中間收入戶、中間偏上戶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低收入戶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2015年分別為2.34、3.34、4.71,2019年分別下降到2.29、3.28、4.63；僅高收入戶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低收入農戶的倍數從2015年的8.43擴大到2019年的8.46。但當前我國低收入農戶的收入水平在總體上仍然較低，其收入增長的不穩定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盡管我國的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但脫貧攻堅成果仍然有待進一步鞏固。要結合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及強化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幫扶機制，增強不穩定脫貧戶脫貧解困的穩定性、防止邊緣化陷入貧困，并將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及時納入幫扶，幫助相關農戶增強脫貧和收入增長的穩定性。要結合深化扶志扶智，激發貧困人口脫貧解困和實現增收的內生動力。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堅決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為此仍須持續發力。
（三）完善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機制，促進農民共同富裕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和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實際上已經系統地提出了新發展階段促進農民增收的戰略思路。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推進促進農民增收的戰略思路有效落地，也要防止短期的政策調整妨礙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建立。要結合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拓展農民收入來源渠道，推動更多農村居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激發各類經營（服務）主體和領軍人才帶動農民就業增收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鑒于當前的農民增收問題已經日益演變為國民經濟發展問題，要把推進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作為完善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重要措施和根本保障，統籌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農民增收。比如，順應社會消費需求個性化、多樣化、優質化、綠色化、體驗化和消費市場日益細分的趨勢，要注意引導產業發展有效辨識并科學區分大眾產業、小眾產業的發展邏輯，按照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在培育市場競爭優勢等方面更好地實現因類制宜，防止出現“增產減收”“價賤傷企”問題，規避大眾產業過度高端化、小眾產業過度規模化的局限。要注意引導產業發展統籌考慮市場需求和資源優勢，強化適時適宜適度發展，在提升質量效益競爭力的軌道上走深走實。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影響農民就業增收機會的開拓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2020年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后，2021年國內經濟有望實現恢復性較快增長，全球經濟實現復蘇的可能性也在明顯增加。但國內外經濟恢復性增長或復蘇的基礎仍然比較脆弱，更應重視推動經濟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持續健康發展。要結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推進共享發展、安全發展，引導收入差距合理化，讓廣大農民更好地參與共同富裕，分享發展成果，并帶動其收入增長。
（四）堅持增收與提能并重，將促進農民增收與鼓勵農民增強增收能力結合起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促進農民增收也是如此。要完善農民就業增收和創新創業環境，加強相關服務體系和服務能力建設，鼓勵和帶動農戶在參與城鄉發展的過程中，增強參與發展的能力，培育農民主要依靠自身實力實現增收的能力。考慮到“十四五”期間結構性失業問題日趨突出，而農村居民作為一個群體更容易受到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困擾，促進農民增收更應將加強農業農村勞動力培訓、引導其提升發展能力放在突出地位。當前，盡管轉移性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已經接近經營性收入，但“十四五”期間，隨著財政增收困難的加大和支出壓力的增加，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方式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的難度很可能迅速加大。因此，“十四五”期間增加農民收入，應該將重點放在鼓勵農民拓展就業和經營渠道、提高增收能力上；應在鼓勵各級政府增加民生投入，特別是加強對糧食主產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和以農為主戶、低收入農戶支持的同時，將支持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的重點放在鼓勵農民通過外出就業帶動轉移性收入的增長上。與此同時，通過優化農村創新創業環境和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培育農民就地就近實現就業增長的能力。
三、“十四五”時期促進農民增收的戰略思路
基于前文分析，筆者認為，“十四五”時期促進農民增收的戰略思路應該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按照“三新兩主三堅持”的要求，以協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為依托，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為抓手，以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為前提，以創新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優化宏觀經濟治理為支撐，以突出重點、筑牢底線、完善服務為導向，堅持促進當前增收與培育長效機制并重的方針，統籌推進提高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拓寬農民就業創業渠道，深化改革還權賦能增活力、健全社會保障保基本，全面激發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增長潛能，為增進廣大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可持續的強勁支撐。
根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三新兩主三堅持”堪稱“十四五”規劃指導思想的核心要義，也是統籌做好“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必須科學把握的關鍵詞。在“三新兩主三堅持”中，“三新”即面向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兩主”，即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體，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三堅持”，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方向，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三新兩主三堅持”也是“十四五”期間促進農民增收的根本遵循，如構建新發展格局，貴在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當前，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雖然取得重大戰略性成果，但“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壓力仍然很大，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可大意。在此過程中，輕視疫情防控固然是錯誤的，但以疫情防控為由“層層加碼”疫情防控措施，導致農產品流通渠道受阻、生鮮農產品銷售市場甚至消費需求萎縮、農民工外出就業困難和成本加大，不僅影響農民就業增收，還會抑制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張，增加國內大循環面臨的堵點難點。這實際上是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相悖的。又比如，統籌發展和安全，應該建立在有效協調發展和安全矛盾的基礎之上，既不能因片面追求發展而忽視安全保障，又不能因過度強調安全而放松對發展這個“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重視。
“以協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為依托，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為抓手”，重在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將拓展農民外出就業空間與更加積極地鼓勵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有效結合起來，將鼓勵農民工有效融入城市與培育農民就業增收潛能有效結合起來，將增強中心城市對鄉村地區的帶動能力與培育農民就業增收能力結合起來，將培育城市群、都市圈吸納農民轉移就業的戰略平臺功能與提升鄉村生產功能、激發鄉村生態功能、增強鄉村生活功能結合起來，全面拓展農民就業增收空間，提升農民增收能力。
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深化，農村人口和經濟布局集中化將是大勢所趨。在此過程中，注意縣域城鎮體系和村莊布局的優化，并將其與統籌城鄉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有效對接起來，推動強化縣城綜合服務功能、把鄉鎮建成服務農民的區域中心，有利于暢通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和城鄉互補互促的渠道，統籌提升鄉村產業的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和網絡效應，加快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帶動農民就地就近實現高質量就業增收。但推進農村人口和經濟布局的集中化，也需要科學把握時機和節奏，防止操之過急適得其反。因此，在“十四五”期間促進農民增收，一定要審慎把握協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時度效”，注意通過網絡化的縣域城鎮體系與以區域中心城市為核心、網絡化的區域城鎮體系有效對接，更好地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培育提升和傳導輻射區域中心城市對鄉村振興的引領帶動功能，推動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從更多強調競爭關系向更多強調合作關系轉變，促進二者相得益彰，形成類似“相親相愛的夫妻關系”。借此，通過都市圈中心城市、梯級節點城市與縣城、中心鎮、特色小城鎮、廣域鄉村的產業梯度關系和產業協同發展效應，更好地帶動農業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為拓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增收渠道和提高增收能力提供便利。
創新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即按照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發展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要求，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健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推進“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政策方針有效落地，深化相關改革創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2021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明確通過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十四五”期間，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我國創新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也給有效落地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政策導向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如何協調二者的矛盾，亟待深入研究。比如，近年來我國對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支持不斷加大，農業生產性服務業也是我國現代農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順應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要求，今后我國對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支持，應該更好地堅持市場導向、公平競爭，注意創新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支持方式。創新完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支持政策，不僅有利于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和農業提質增收的路徑，還會通過影響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轉型，對農民增收形成長期影響。
在“突出重點、筑牢底線”中，“突出重點”即突出支持重點地區、重點農戶、重點產業鏈農民增收，促進農民增收更好地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在此，重點地區主要包括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特別是糧食主產區；重點農戶主要是以農為主農戶和低收入農戶，特別是增收困難農戶。這些重點地區實際上也是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面臨的痛點難點所在。“筑牢底線”，即結合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以有效防范區域性、行業性、鏈條性、群體性農戶減收為重點，有效防范農戶返貧特別是切實規避規模性返貧現象發生，為推動脫貧工作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轉型創造條件。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作為其中第一項重大決策進行部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筑牢農民增收的底線。在“十三五”期間，許多地方通過推進產業扶貧，有效實現了擺脫貧困。但是，隨著相關產業發展規模的擴大，其同質競爭問題也在明顯增加。“十四五”期間，國內外發展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加大，還會進一步增加相關產業發展形成風險的可能性，并增加規避規模性返貧現象發生的緊迫性。因此，在脫貧地區要把加強營商環境建設、推進就業創業或產業發展帶頭人培訓放在突出地位，通過提升企業家素質、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帶動脫貧地區加快產業高質量發展，為更好地規避規模性返貧現象的發生創造條件。通過推進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農民增收，也要注意類似問題。
（作者：姜長云1,2、李俊茹1、王一杰1、趙煒科2,3，作者單位：1.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3.重慶市綜合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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