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隨著城鎮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種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國的鄉村正經歷著社會經濟形態重組、地域功能提升等一系列轉型與重構的過程，鄉村地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也給鄉村發展及鄉村地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全面系統地認識鄉村空間系統，準確把握鄉村空間是開展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前提。本文在系統梳理國內外對鄉村空間的認知與發展基礎上，指出國內鄉村地理學在鄉村社會—文化空間研究上的不足。本文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為理論基礎，嘗試建構了由“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組成的鄉村空間系統，以期為全面認識日益復雜的鄉村地域提供理論指導。
一、引 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鄉村發展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尤其是當前快速城鎮化進程助推了鄉村發展轉型與空間重構的升級，鄉村新產業、新文化不斷發展，鄉村正經歷地域空間格局優化、社會經濟形態重組以及城鄉地域系統功能提升的轉型過程。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是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后又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全方位舉措，是對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強有力呼應，也是當前鄉村經濟、社會、空間為一體的鄉村重構的政策導向，鄉村發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期，內部、外部環境均孕育著巨大的變革動力，各類要素在城市與鄉村間的流動勢必將進一步加劇，鄉村空間在此過程中亦將變得更加復雜與多元，中國的鄉村發展已經進入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新時代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下，重新審視鄉村空間，進一步完善對鄉村空間的認識框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近年來，中國鄉村地理學在農業與鄉村地理學綜合研究、鄉村空間系統、空心村整治、鄉村轉型與重構等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在認識上較側重物質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會—文化空間，而單純的物質空間觀也難以認識與解釋日益復雜的鄉村地理問題。本文通過系統梳理國內外鄉村地理學研究中對鄉村空間的認識過程，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為理論基礎，闡述人地關系與空間系統的相互關系，嘗試理清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之間的邏輯。在此基礎上，初步構建一個“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層層遞進的鄉村空間系統，以期能夠對鄉村空間具有更加系統全面的解釋與認識，為新時代鄉村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理論基礎。
二、國外鄉村空間認識的起源與拓展
(1)從鄉村定義看鄉村空間。20世紀50年代，面臨戰后重建的歐洲國家將糧食生產提升到重要的地位，加之地理學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盛行，西方地理學界開始將目光聚焦在鄉村地域。為適應生產主義的功能定位，鄉村地理學被等同為農業地理學。隨著實證主義的興起，地理學家紛紛將精力投入到城市領域的研究，鄉村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并沒得到擴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鄉村生態環境惡化和逆城市化等現象的出現加劇了西方鄉村問題的復雜性，鄉村地理學得以再生。到20世紀80年代，鄉村地理學已經成為一個多方法、多學科綜合的重要的地理學研究分支。
關于研究對象的定義是鄉村地理學研究的前提，但是對于鄉村的準確定義是非常困難的。鄉村作為地表上切實存在的空間地域，若要對鄉村進行定義，難以繞開對鄉村空間的討論，對鄉村空間的描述也是對鄉村進行定義的重要突破口。西方對鄉村概念和鄉村空間界定的探索由來已久，并一直是鄉村地理學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命題。Halfacree(1993)將鄉村的定義總結為以下四方面：描述性定義、社會—文化定義、鄉村地方性(locality)以及鄉村社會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描述性定義通過選取一定的數據指標測度已經給定邊界的地區的鄉村特征。Cloke最早構建了測算鄉村性指數，包括人口結構、人口密度、與城市間的距離等16項指標，但指標的選取給鄉村性預先設定了特征，且數據易受政區邊界的影響，臨界值的確定也缺乏科學性，僅描述了鄉村，并沒有定義鄉村本身。社會—文化定義將注意力集中于生活在鄉村地域的人的社會文化特征。簡而言之，即人的社會文化特征受到鄉村生活環境的影響。但是學者們很快意識到，城鄉之間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Pahl指出不能忽視城市也有鄉村的一面，同樣，一些城里人也會生活在鄉下(Pahl,1966,1970)。總的來看，描述性定義和社會—文化定義均是預先設定了空間范圍，然后通過對空間范圍內的鄉村特征進行描述分析，以期能理解鄉村的內涵，定義鄉村的概念。這兩種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難以解釋更加動態、多元、分散的鄉村。從絕對空間觀念出發，把空間看作承載鄉村的“容器”，導致了對鄉村空間的認識是靜止的、有限的。激進地理學家認為地理學必須關注社會問題，空間是什么樣子取決于人類的實踐。鄉村地方性(locality)和鄉村社會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方式則更多地考慮了社會問題。鄉村地方性是通過相對而言具有明顯特征的、與生產或消費相關聯的社會實踐活動來定義鄉村空間的，而鄉村社會表征則是描述人們對鄉村的認知與意象等主觀空間。但無論是客觀物質空間還是主觀社會表征，均只是在認識論的層面將空間視為被動的客體而存在，人們可以形成對空間的認識，空間也受到人類社會實踐的影響。
(2)鄉村空間三重模型。“空間的生產”理論對人文地理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理論將空間當作一種具有能動性的主體而存在。Lefebvre(1991)認為“(社會)空間就村的二元性定義——地方性/社會表征——是有問題的。地方性(locality)處于被感知層面的物理空間，其定義方法偏學術，而社會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是產生于主觀頭腦的構想空間，其定義方法更偏向世俗化的記述，無論是從物質還是意象方面，都是脫離實際的，沒有真正從鄉村主體出發，因為只有通過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真正解釋鄉村空間。他指出一個地方能否貼上鄉村的標簽，取決于其是否被鄉村空間的完整性主導，而且判斷一個地點的鄉村狀態必須與實地相結合，否則就會盲目化。Halfacree強調了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性，引入了體驗的、生活的空間，構建了“鄉村空間三重模型”，并且對英國鄉村從生產主義到后生產主義的重構過程進行歸納，從而驗證了該模型的合理性，期望彌補“地方性/社會表征”二元性定義下鄉村空間概念的不完整性。
西方的鄉村在二戰后走過了生產主義鄉村—后生產主義鄉村的發展歷程，鄉村地理的研究視角也經歷了功能主義視角，政治—經濟視角，社會建構視角三個階段。隨著鄉村社會發展和研究視角的不斷深化，西方鄉村地理學對鄉村空間的認識大概經歷了從物質層面到社會表征，從客體性空間到主體性空間的發展過程。“鄉村空間三重模型”追求的是鄉村空間整體性，是現在國外鄉村空間較為系統的理論架構，對完善國內學界對鄉村空間的理解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三、國內對鄉村空間認識的進展
(1)鄉村空間認識的起源。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李旭旦先生等老一輩地理學家的宣傳與努力下，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學科地位與作用得到了正視與加強。隨之，鄉村地理學也逐步受到重視且正式開始了一些系統性的研究。1984年，李旭旦先生在《聚落地理》序言中，闡述了鄉村地理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淵源，認為農村一詞既可以指位于鄉間的具體聚落，即與城市相對應而言，也可以指一個非城市的廣大區域。他認為鄉村地理學是一門界限不很明確的學科，其中以農村聚落地理為其主要內容，農村聚落一方面是農村居民的生活場所，也是農業與社隊工業生產的基地。郭煥成(1988)也認為，鄉村本質上是一個空間地域系統，是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鄉村地區即范圍廣大且以生產農副產品為主的地區。基于這些認識，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地理學者開展了一系列研究，涉及到農村聚落、村鎮規劃布局、土地利用等。其中，以金其銘對農村聚落的一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與開創性，較廣泛地考察和研究了江蘇以及全國各典型地區農村聚落的形成、區域差異及其分布特點。近年來，關于鄉村聚落空間的研究尤其逐步深入和多樣。由此可以看出，在鄉村地理研究中，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證研究，對鄉村空間的認識主要集中在物質空間層面，而且認為鄉村地域具有明顯的邊界，范圍明確的鄉村地域及其附著物是進行鄉村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對象。
(2)鄉村經濟空間、社會空間的介入。隨著中國鄉村的社會、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學科之間相互滲透加快，張小林在國內首先提出對鄉村的定義需要讓位于鄉村性這一概念，并從職業的、生態的、社會文化的不同視角對鄉村概念進行了細致的界定，分析了鄉村概念界定的困難性。這一論述突破了以前只是圍繞具有一定邊界的區域范圍討論鄉村概念的框架，鄉村概念的內涵得到了明顯的豐富與拓展。此外，張小林將鄉村社會空間、經濟空間納入到鄉村地理學的研究領域，認為鄉村空間系統是由經濟、社會、聚落三大空間結構組成：經濟空間指的是以聚落為中心的經濟活動、經濟聯系的地域范圍及其組織形式；鄉村社會空間指的是鄉村居民社會活動、社會交往的地域結構；鄉村聚落結構則是鄉村聚落的規模、職能及空間分布結構，進一步拓展了鄉村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人類活動的空間結構主要是非空間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反映，鄉村的空間地域組織是社會、經濟活動變動的結果，這些過程在空間中起作用，但并不是空間過程本身，因此，空間地域過程與社會、經濟過程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在社會、經濟空間系統研究中，仍將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結構和過程的載體，而未把空間作為社會、經濟活動本身的一部分。雖然在研究中強調了空間地域過程與社會、經濟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但此處的空間更傾向于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僅僅把空間當作社會、經濟特征的一種映射，依然停留在物質的范疇。
近年來，國內鄉村地理學界對鄉村社會—文化空間研究的關注程度日趨增強。例如，王鵬飛基于后生產主義理論分析了北京市農村空間的商品化與城鄉關系，認為北京農村空間生產的內容發生了巨大變化，多樣化逐步增強，空間的商品化也逐步顯現；高慧智等基于空間生產的視角，構建了“利益主體—空間變遷”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消費文化驅動下的鄉村空間再生產過程；陳培培等和王鵬飛等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揭示了鄉村旅游背景下，鄉村空間從農民生活空間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轉變過程中社會空間重構的動力機制。另有學者基于“三生空間”的概念對鄉村生活空間及生產空間系統進行了總結與理論建構，以及微觀尺度的鄉村空間多功能性研究，對鄉村空間研究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但都尚未形成對鄉村空間的系統性認識。
四、鄉村空間系統的理論架構
(1)人地關系與空間系統。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研究象，“人”和“地”按照一定的規律相互交織，構成一個復雜開放的內部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功能機制的巨系統，且在空間上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圍，便構成了一個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對“人地關系”有兩種解釋，狹義上一般認為“地”即為自然地理環境；而廣義上，“地”被理解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物質的或意識的)共同組成的地理環境整體。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是對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最完整概述，包含了各類空間要素與非空間要素。本文認為，空間的各個層面均是從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派生出來的產物，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中物質的自然環境要素與人文環境要素構成了物質空間，包括自然空間以及人類通過實踐活動改造的實體空間；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生產出了社會空間；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中意識(非物質)層面的人文環境要素則形成了文化空間。總體來看，鄉村地域系統作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子集，是鄉村空間系統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也是鄉村轉型發展的理論指導，對鄉村空間的理解與認識應以“人地關系”作為理論基礎。
(2)鄉村空間系統的多維理論。由鄉村地域系統衍生出來的鄉村空間系統，并不僅僅局限于特定的物質空間地域，抽象的社會— 文化空間增加了研究的復雜性，尤其是文化空間更是無處不在。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三者之間存在著嚴密的邏輯關系，從這三個層面對鄉村空間進行剖析，可以形成對鄉村空間更加完整的認識(圖1)。首先，物質空間即是實體的地理環境，是現實而且具象的空間，是人類能最為直觀地感受與認識到的空間，是進行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抓手。其次，人類通過其社會行為改造了物質空間，根據“空間的生產”理論，(社會)空間就是(社會)產物，即社會實踐活動的本身也會產生空間。社會空間并不是指活動的發生場所，而是人類憑借其社會行為所建構出來的空間，是建立在物質空間基礎之上的一種次生空間。簡言之，社會空間就是人類各種社會行為間的空間關系，且受人類自身因素和地理環境的共同影響。最后，人類不僅僅是社會性的存在，而且是文化性的存在，文化空間是建立在人類話語體系、表象活動、秩序觀念之上的人類所獨有的一種空間形式，是非現實的、理想的社會空間，這無疑給文化空間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與迷惑。當然，文化空間并不是獨立于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之外，而是滲透到其中。人類文化影響了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從而實現了對物質空間的改造。因此，社會空間介于物質空間與文化空間之間，在其中起到了連接作用，是抽象的現實空間，也是介入非現實空間的突破口。總的看來，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均衍生自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且具有層層遞進的關系，從現實空間到非現實空間，從具象空間到抽象空間進行過渡。具體到鄉村空間系統來說，本文認為，鄉村物質空間通過鄉村的土地利用、生態環境、建筑景觀等物質要素來承載，是可感知的物理意義上的空間；鄉村社會空間產生于人的廣義社會行為，涵蓋了社會、經濟、政治等，體現在鄉村組織治理、生產實踐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鄉村文化空間則是人的主觀精神空間及各種鄉村表征，主要由制度政策、價值觀念、鄉村意象而反映(圖1)。
鄉村物質空間層面可形成對鄉村空間最為直觀的認識，一般來說，鄉村的土地利用結構與方式、建筑景觀風貌、生態環境背景均與城市存在差別。鄉村物質空間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尤其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村莊的物質空間發生了很大的改觀，土地利用方式不再以農用地為主，建筑景觀和生態背景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甚至具備了一定的城市面貌。然而，由鄉村地域系統所衍生出來的鄉村空間系統并不僅僅局限于鄉村物質空間的范圍之內，尤其是2000年以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劇烈，大量農民進城務工，這些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城市常住人口，但實際上很難融入城市社會，他們往往在城市地域建構了鄉村社會空間，城鄉之間的互動加劇了鄉村社會空間流動性與破碎化。同時，次生于鄉村地域的社會空間也在不斷重構。例如，在土地整治過程中，農村居民點的遷并，不僅體現了農民居住地由分散到集聚的過程，也導致了鄉村社會空間關系的重組。經過工業化、商業化洗禮的村莊，村民間傳統的親緣關系漸漸轉變為業緣關系，帶來的是鄉村社會階層分化、基層治理模式的轉變，村民日常生活與生產實踐方式的變化也不斷產生新的社會空間，而不僅僅是村莊的物質空間發生了改變。本文認為，僅僅是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亦不能構成完整的鄉村空間系統。現如今，鄉村不僅僅作為一種實體性的存在，而且也作為一種意象存在于每個人的腦海之中。時下，被社會高度關注的“鄉愁”、“集體記憶”無不體現了這一點。“鄉愁”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新型城鎮化戰略提出要“留得住鄉愁”，充分說明了鄉村表征的重要性。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的“被上樓”農民，面對陌生的城市居住空間，為了延續其鄉村記憶，自發地對社區空間進行了改造。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當下有大量的文化實踐活動在鄉村地區開展，這對鄉村振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城里人對田園牧歌的向往，使得鄉村旅游也應運而生，然而相當一部分鄉村旅游一味滿足城市人的消費口味，鄉村空間變成了城市資本的消費空間，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沖擊是巨大的。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進行鄉村文化空間研究的價值與必要性。
(3)多維鄉村空間重構。目前，中國鄉村發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鄉村進入了劇烈重構的轉型期。鄉村重構是一個系統性、綜合性極強的多學科交叉課題，涉及到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等方面，鄉村重構主要包括鄉村經濟重構、鄉村社會重構和鄉村空間重構。張小林認為，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引發了鄉村空間的巨大變革，中國鄉村重構的重點應放在鄉村空間系統的重構上。從空間的角度出發，提出系統性的理論與策略，這不僅僅是對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的認識深化，也是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理論支撐。有學者認為鄉村空間重構就是通過優化鎮村空間體系，重構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格局，實現鄉村地域空間的優化調整乃至根本性變革的過程。目前針對鄉村空間重構的研究主要是從鄉村物質空間，尤其是聚落空間層面展開。本文對鄉村空間系統從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三個層面進行了剖析，可作為鄉村空間重構的理論基礎。
鄉村空間重構是鄉村空間系統在內外驅動力的作用下，鄉村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中各要素的變化與重組，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人地關系、城鄉關系等社會矛盾的不同，鄉村空間系統呈現出不同的結構特征。與鄉村空間系統相對應，鄉村空間重構應包括鄉村的物質空間重構、社會空間重構、文化空間重構。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所談的社會是涵蓋了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廣義社會概念，是指人類一切社會行為關系的總和。鄉村社會—文化空間重構與鄉村社會—經濟重構并不沖突，并且是相互辯證的。有學者認為鄉村空間重構是社會、經濟重構的載體。然而，空間并不只是載體，而是“內蘊”于社會過程，而且社會過程同樣也是空間形式的事物。無論是對城市和鄉村，都應該超越把空間當作載體與容器的觀念，應深刻地認識到空間即社會，社會即空間。基于多維鄉村空間系統的建構，對特定地區的鄉村空間重構進行格局分解、過程剖析、機理歸納，全面認識鄉村空間重構的歷史過程、現實情況，預測未來路徑是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未來開展研究的重點方向。
結論與展望
本文梳理國內外鄉村地理學對鄉村空間的認識過程，并指出西方鄉村地理學對鄉村空間的認識經歷了從物質層面到社會表征，從客體性空間到主體性空間的發展過程。國內的鄉村地理學在物質空間層面開展了大量研究，但對社會、文化空間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文初步闡述了當今鄉村地域系統存在的復雜性，指出由鄉村地域系統所衍生出來的鄉村空間系統并不僅僅局限在鄉村物質空間范圍之內，強調了多維空間視角認識鄉村空間系統，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為基礎，嘗試性地構建了一個“物質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層層遞進，相互關聯的鄉村空間系統，以期能對鄉村空間形成更加系統全面的解釋與認識，并提出開展多維鄉村空間重構研究的必要性。今后還應該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
(1) 繼續開展對鄉村、鄉村空間等概念的辨析問題的討論。國外鄉村地理學對鄉村概念的激辯從未停歇，以此不斷深化鄉村地理學家對鄉村的認識。相比之下，國內地理學從空間、轉型、功能、制度視角對鄉村發展均有系統化研究，但理論層面的探討相對缺失。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鄉村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鄉村又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對鄉村相關概念進行全面辨析，有助于夯實理論基礎，厘清研究思路。本文對鄉村空間系統僅僅進行了初步的描述與闡釋，以期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在以后的實踐過程中，對該理論再進行不斷的修正與完善。
(2) 進行全方位的鄉村空間系統的實證研究。目前，國內鄉村地理學對非物質空間開展的實證研究還不充分，鄉村在社會空間、文化空間面臨著諸如生活方式城市化、基層組織治理現代化、價值觀念的轉變等一系列問題。鄉村地理學者要積極投入到實地研究中去，善于觀察鄉村日常生活，洞悉鄉村社會與文化，學會從習以為常的事件中發現科學問題，逐漸形成鄉村地理學研究范式，并彌補鄉村地理學對“社會—文化”問題關注不足的缺陷。
(3) 從多維空間的視角，展開對鄉村空間重構的研究。鄉村空間重構作為鄉村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鄉村地理學者應該關注的重點。轉型期的鄉村空間重構存在著相當的復雜性，僅僅以物質空間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今后應積極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重視鄉村的社會空間重構和文化空間重構問題，深化鄉村空間重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多維鄉村空間重構的格局、過程，尤其是其重構機理，并可為鄉村的全面振興提供更扎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借鑒。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科學進展》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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