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從歷史大趨勢與時代大方向來審視當前農業農村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農村工作確實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也呈現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產業增效緩慢、農民持續增收困難、農村社會發展艱辛。針對這一嚴峻形勢，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們就曾積極主動地進行了一系列的積極探索，如延長土地承包經營權期限、調整產業與產品結構、減輕農民稅費負擔、實施種田財政補貼、扶助“龍頭”企業、培育新型主體、鼓勵土地流轉、支持規模經營等諸多辦法，希望能夠開拓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這些努力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三農”問題走向惡化的腳步，但從整體看，上述做法也顯現出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性與片面性，沒有真正轉化成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的持久“動力”。

為了促進經濟社會平衡、健康、協調、持續發展，歷屆黨中央和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問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與優惠政策不斷增加對農業、農民、農村的支持與扶助。近年來，國家每年用于“三農”領域的各種財政支出已經高達萬億元之巨。據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同志估算，2019年，全社會各路徑的支農資金總額已經達到5萬億元，幾乎與同年度全國農業農村所創造的GDP業績打了個“平手”。

然而，即使國家與社會各界給予了如此史無前例的強大支持，農業凋敝、農民潰散、農村衰敗的勢頭在絕大多數地方仍然相當明顯甚至非常突出，包括土地、資金、人才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如一江春水般向非農領域流淌，農業兼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現象十分普遍。統計局數據顯示，1998年我國農村人口為8.75億，2018年降至5.6億，20年間減少了3.15億。如果按湖北省一般自然村150人的規模來倒推，等于已有200萬個村莊消亡。今天的鄉下，很難再看到當年雞鳴狗叫、兒童戲鬧、耕牛悠悠、飲煙裊裊的“鄉愁”景觀。傳統的農業農村工作正在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

關于農業農村發展之所以遭遇嚴重“瓶頸期”的原因剖析，多年來一直存在各種紛爭，“口水戰”不斷，但主流看法還是“內因論”。如資源與環境約束問題、組織化程度低下問題、生產方式與增長模式陳舊問題、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調問題、科學技術推廣乏力問題，還有金融政策供給不配套、社會服務體系不完善問題等等。這些諸多因素的綜合發酵，必然導致我國農業產業的弱質性、農民群體的弱勢性和農村社會的封閉性，從而無法培育與依靠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韌勁走上一條內生型的發展道路。

唯物辯證法講究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眼睛朝內看，從自身挖“病根”、找“短板”，深刻剖析存在的各種缺陷與不足，從而尋求破解危機、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徑，這種方法應該無庸置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需要根據時空條件的變化狀況來具體分析。“內因論”看起來符合邏輯也有道理，但細想起來其實不然。

如果把世界現代歷史的發展進程聯系起來綜合考察，我們就會發現，當前我國出現的農業凋敝、農民潰散、農村衰敗以及農業副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等景況，并非就是農業產業“不爭氣”或農民自己“惹的禍”。進一步講，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形勢的不斷嚴峻化，也不是地方政府沒有積極作為，更不是國家領導層決策失誤，而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三農”之外的原因，即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這一時代浪潮沖擊下的必然產物，屬于現階段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象，亦是世界先進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都曾經遭遇過的歷史故事。

自工業革命以來，以機器為手段的社會化大生產在經濟發展中不斷創造出新業態、高科技、資本密集、管理先進、市場廣闊等各種優勢，加之絕大多數工業產品都可以在工廠化的時空條件下進行加工生產，絲毫不受區域地理和日夜晴雨的環境影響，更無需考慮春夏秋冬的季節變換，只要按照一定標準即能夠程式化地反復操作。所以，工業經濟活動的全要素生產率一直在突飛猛進地增長，始終雄居于國民經濟各產業領域比較效益的“制高點”。

農業則不然，很大程度上屬于“生命工程”，勞動對象主要是動植物，具有區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顯特征和內在規律，且極易受到地形、地貌、環境、氣候、旱澇等嚴重制約，只能在自然界即“老天爺”給定的環境里進行各種作業。不僅難以規模化經營，也不利于社會化協作。因此，生產資料細碎化、資本與科技含量低、投入大、收益小，抵御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能力弱等與生俱來的許多缺陷性，使得自身的生產力水平與工業產業形成巨大懸殊，最終必然在競爭之中形成“落荒而逃”的悲慘格局。

從人性與人權的角度講，18世紀起源于英國并蔓延至歐洲的“圈地運動”，其血腥掠奪農民、瘋狂摧殘農業、惡意破壞農村的罪惡性質當然不容抹殺，這也是英國都鐸王朝與議會以及歐洲各國統治者當時都堅決地反對圈地運動的主要原因。但是，受經濟比較效益驅動的“羊吃人”過程創造了兩個客觀后果：一是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市場化了的廉價勞動力，有效地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二是造成了廣大農村耕地資源的高度集中，適應了農業規模化生產經營的內在要求。而這兩條，恰好為后來英國和歐洲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基礎保障。

城市化也是傳統農業與農村社會的“掘墓人”。城市的突出優勢在于交通便利、商貿繁榮、人口稠密，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齊全，有利于各種生產要素與社會函數的聚集、培育、流通與配置，導致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與城市在發展進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越來越投機，越來越融洽，可謂如膠似漆、密不可分。

20世紀以來，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的不斷提擋、轉型、升級，整個社會的人口和財富都在加速向城市集中。世界各地的城市數量不僅呈幾何倍數在急劇地增加，而且出現了超級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很多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由于城市作為國民經濟超常規發展突破口、增長極和中心舞臺的主要功能與核心地位日益突顯，故城市化必然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可阻擋的澎湃大潮。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曾經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或從農業領域轉移到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領域，本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也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自然現象。現在的城市越來越絢麗多姿、繁華似錦，到處充滿了活力與誘惑，不僅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普遍高于偏僻閉塞的農村，而且還蘊藏著許多能夠改變農民貧窮命運以及擠身于上層社會的奮斗機會。對于長期飽受城鄉二元化治理體制之苦的中國農民來講，跳出“農門”吃“商品糧”做城里人，一直都是絕大多數鄉下人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高光理想。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人口不斷地涌入城市既是不以政府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趨勢，更是農民群眾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市場化是指以市場作為解決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一種基礎性手段的狀態。主要方式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自由競爭為路徑，目標是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但是，自由競爭看起來公平正義，實際上始終是殘酷“叢林法則”的“擋箭牌”與“摭羞布”。弱質的農業產業和弱勢的農民群體在強大的第二、第三產業面前，就像手執大刀長矛的美洲印第安人與洋槍火炮武裝的歐洲殖民者對抗，縱使殊死一搏，結果也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資本最喜歡投入規模大、回收周期短的產業領域，即流動性越快便越能賺錢。相比之下，農業的流動性慢，回報率低，風險性高，當然得不到金融資本的垂青。這也是在市場化條件下農業農村為什么持續蕭條與不斷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蓬勃興起，世界范圍內的農業農村便從此厄運當頭，輝煌不再，并且一路坎坷，危機四伏。200多年來，不光是恩格爾系數在不斷地走低，就連農業在GDP總額中的占比也一直在持續下降。1978年，我國的農林牧漁業占GDP總額為28.2%，2019年則大幅跌至7%。如果僅從數字看，很難再說農業還是國民經濟無可替代的重要基礎。現在，無論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也不管傳統的個體農戶還是新型的經營主體，凡屬務農的勞動包括種植養殖活動一般都呈現出不斷內卷化的頹勢。就算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先進發達的現代化國家，農業經濟看似繁榮昌盛，實際上也都是依靠政府特別優惠的政策扶助，包括各種名目的大量財政補貼，才能艱難地維持其生存和發展。

通過對全球歷史大背景和時代發展大趨勢的深入分析，不難看出，中國農業凋敝、農民潰散、農村衰敗之嚴峻狀態的逐漸形成與不斷加劇，完全屬于時代前進與社會發展中遭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沖擊。甚至可以說，面對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空前挑戰，傳統的農業經濟與傳統的農村社會已經“病入膏肓”，整個制度系統皆不能適應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的發展要求了。

世界性的實踐充分證明，人類社會發展已經昂首進入了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這一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分析判斷“三農”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困難，研究制訂有關宏觀政策，都必須充分地承認和尊重這一重要的客觀依據。如果我們對形勢認識不清，方向把握不準，思想觀念墨守成規，領導方式也不能與時俱進地創新，就算我們通過“舉國體制”實行人力、物力、財力的大投入，傳統的農業農村也未必能夠重現“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良辰美景。如果我們抓不住矛盾的要害，再多的“紅頭文件”也無法落地操作，再多的投入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結合當前各地在推行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帶普遍性的問題，恐怕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一，地方在農業農村工作中所遵循的一些原則和堅持的一些方略具有計劃經濟時期的“遺傳基因”，在整體上明顯地表現出重微觀、輕宏觀；重戰術、輕戰略；重人力資源利用、輕制度改革創新等缺陷性，給人一種“埋頭拉車不看路”的感覺。這種看似“實干苦干”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實際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搞法，很容易陷入“按下葫蘆又浮起了瓢”的低效局面。

二，一些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包括后來的美麗鄉村建設，以及各地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探索與總結的一些經驗，很大程度仍屬于城鄉分治意義上的陳舊套路，指導思想與目標追求總是在農業農村內部各種要素再配置上做文章，希望依靠政策的傾力扶助，打造出一種內生型的力量將“三農”這盤苦棋走活。但由于這些政策的價值取向與歷史大趨勢有悖，最終恐怕很難形成真正地突破。

三，領導農業農村工作一以貫之的還是傳統“老三樣”：“為民做主”、“大包大攬”與“人民戰爭”。主要套路為大員上陣、分兵把口、單位承包，層層簽訂“軍令狀”、級級設立“指揮部”、人人具結“責任書”，體制內幾乎所有的干部與職工都被卷入到其中。這種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一般都把“游擊戰”打成了“陣地戰”；把“持久戰”打成了“閃電戰”，而且往往要求在本任期之內能夠“畢其功于一役”。

實事求是地講，中國“三農”問題的產生、嬗變和日趨嚴重化，“病根”并不主要在農業農村本身，而在城鄉分治的社會二元結構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農業農村領域生產要素向城市日趨大規模、超常規、爆發式、潰逃性的單向流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平衡與發展程度的不充分，也說明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在制度上仍然處在相互分割和相互對立之中。要想徹底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我們應該順勢而為，即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制度體系為突破口，及時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以實現農民市民化為具體目標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上來。重新評估農村的社會定位與功能作用，徹底改變農業的存在形態與發展方式，大規模減少農村農業人口，不斷釋放生態張力和文化價值，促進農業農村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為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新格局的形成與拓展開辟道路。

我們認為，國家推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精髓，不是以歷史上某個階段的農業農村發展狀況為參照物，形成一種農業繁榮、農民富裕、農村進步為主要內涵的具體指標體系，而是面對不斷衰敗的傳統農業和日趨落后的傳統農村，通過一系列宏觀政策的科學調整和各個微觀領域的克難奮進，努力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積極主動地去適應和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滾滾潮流。因此，鄉村振興的核心追求和終極目標，就是要盡快脫離中國幾千年來傳統農業農村的故道，走上一條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新路。當然，這個宏偉目標需要我們通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奮斗才能實現。

孫中山先生曾經強調過：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對農業農村工作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任務，我們必須認清當前工業化、城市化這個歷史大趨勢、時代大方向、社會大格局，正確分析、具體解剖、科學判斷我國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的階段狀況、本質屬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從。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換觀念，審時度勢、因地制宜，按照習近平同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新理念、新路徑來探索、謀劃、構建城鄉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融合發展、和諧發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以切實推進農民素質的全面改造，農村產業的全面創新和農村社會的全面轉型。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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