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工程，其重要性需要置于中國現代化的語境之下去理解和把握。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國家，長期延續且作為傳統部分存在的鄉村如何實現向現代化的轉型，不僅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和前提條件，也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邏輯：鄉村不僅要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自身的現代轉型，而且要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共同構成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以縣域城鎮化發揮新型城鎮化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以改造傳統農業發揮農業現代化對鄉村振興的推動作用，構建以鄉村主體性為導向的鄉村建設機制是中國現代化語境下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
鄉村振興是國家提出的重大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1月2日，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貫徹落實這一規劃。2021年2月21日，中央再次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進一步將鄉村振興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一個整體，明確了通過現代化推動鄉村振興的戰略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的歷史階段國家推動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后，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再到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等都是國家在推動現代化的語境下發展鄉村的具體舉措。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鄉村振興是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內容。如何在中國現代化的語境下認識鄉村振興，如何在中國現代化道路模式下探索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對于當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發展式轉型：中國現代化語境下的鄉村振興
現代化的實質就是轉型。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核心，有許多共同特征，如都市化，機械化、自動化與專業化程度的提高，經濟的持續增長，職業分化和復雜化等。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建立，經濟增長問題成為世界性問題，發展和現代經濟增長就成為現代化研究的中心問題，從廣義上說，工業化成為經濟現代化的同義語。
以工業化為核心進程的現代化如何發生，取決于這一核心進程發生的前提條件。馬克思在研究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這一獨特歷史規定性就在于它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這種“現代生產方式，在它的最初時期，即工場手工業時期，只是在它的各種條件在中世紀內已經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發展”。英國在現代化來臨之前所經歷的“先行過程”即先行的農業革命，農村內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商品化過程。圈地運動給了傳統農村經濟結構致命一擊，“小農的消滅”不僅對英國和平民主的發展過程作出巨大貢獻，而且意味著現代化能在英國順利進行。因此，歐洲等先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表明：傳統農業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變化是現代化能夠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和歷史規定性。對于現代化進程而言，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城市的發展和鄉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同時，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還會導致小農生產方式的消失。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民和鄉村將失去自己的地盤，他們的命運將是以戲劇性的革命方式退出歷史的舞臺并發出哀號的聲音。
因此，由于前提條件和歷史規定性各不相同，以工業化為核心進程的現代化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路徑。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了解前現代化時期的發展狀況，它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和前提條件。中國自秦以來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特連續性的發展模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穩定結構是中國前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經濟基礎。這一經濟模式的獨特性在于：它具有長期延續的深厚基礎，使得中國在漫長的前現代社會能夠保持穩定的領先地位。但同時也意味著，在以轉型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一“前現代的優勢”就構成了“現代的問題”。如何在一個歷史悠久且規模大型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以工業化為導向的現代化轉型，其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對待仍然作為“傳統部分”存在的鄉村。
對于一個以大型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而言，現代化不可能在“農業邊緣化”和“農村消滅”的基礎上發生。這一歐洲現代化道路的“先行過程”具有漫長的歷史演進性。巴林頓·摩爾所言的農民和鄉村以戲劇性的方式退出歷史的舞臺并發出哀號的聲音這樣一種劇烈動蕩和坍塌式的轉型過程并未在中國發生。
在中國現代化的語境下，實現農業轉型包含兩層涵義：一是農業本身的轉型；二是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通過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實現鄉村的振興。概言之，即農業的發展及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之間互為條件、互相構成。
伊薩貝拉·薩考克從現代化的角度總結了一個成功的農業轉型在總體上需要實現四個相互聯系的發展過程。第一，農業的總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下降，也就是說農業在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持續下降。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農業占總產值的比重較大，說明這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沒有實現轉型。第二，農業就業人口占社會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持續下降。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口主體都是農民，都以農業為生，說明這個社會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結構沒有發生現代化的轉型。第三，農業生產率維持幾十年的增長。僅僅有勞動力向非農業產業的轉移和農業產值比重的下降，而沒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不能認為農業實現了成功的轉型。也就是說成功的農業轉型除了上述條件以外，必須同時實現土地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即農業必須實現現代化。第四，至少50%的農村人口的收入保持持續增長。這一研究對于認識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鄉村振興的意義在于，農業轉型不可能單純依靠鄉村的力量，而必須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依靠各種力量并在與各種力量的互動中逐漸實現。
縣域城鎮化：以新型城鎮化推動鄉村振興
在現代化過程中實現農業轉型，不僅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推進，農業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反哺農業和鄉村。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這一實踐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在當下，國家提出的以縣域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城鎮化賦予了鄉村振興實踐新的內容。
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城市化的互動過程首先表現為農業和鄉村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支持。這一過程首先表現在鄉村人口的不斷流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擴張產生了對勞動力和就業的吸納效應，加速了鄉村人口不斷地向城市和工業轉移。這一轉移過程也促進了農業本身的發展，不僅加速了鄉村土地規模的擴大，而且在農業機械化的推動下，也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英國、美國和日本都是資源稟賦不同的國家，但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農業規模擴大的過程，單位農場面積增加，整體規模水平提高。2008年至2014年，美國單位農場平均規模由170.37公頃上升到177.25公頃，整體上升4.04%。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也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新的支持條件，如工業和城市的資本擴張效應增加了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支持；工業技術的發展為農業機械化提供了必要支撐；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的市場化為農業商品化提供了市場制度環境等。對農業和鄉村人口的補貼成為工業化進程中普遍性的支持措施。農業作為初級產業的特殊性導致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處于劣勢，縮小鄉村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收入差距的普遍做法是對鄉村人口進行補貼。美國具有范圍廣泛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和收入支持、農業保險、國內食品援助等措施。2014年美國農業法案規定補充優化農業補貼項目，擴寬政府對農業保險保障項目的范圍，包括收入協助計劃(SURE)、價格損失保障計劃(PLC)、農業風險保障計劃(ARC)等，這些補貼政策不僅完善了農業風險保障體系，而且保障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其次是城鎮化對鄉村的反哺發展。一個整體現代的經濟系統建立在相互融合、彼此促進的不同部門之間協調發展的基礎之上。對于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定的過程。世界銀行公開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業GDP占總GDP的比重為27.7%,1991年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60%,2020年，中國農業GDP占總GDP的比重下降到7.7%,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下降為25%。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一指標還存在差距(見表1)。中國還是一個正在轉型的經濟體。相對過多的農業人口滯留鄉村，生計依賴農業，直接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同時也增大了改善農村社會公共服務的難度。因此，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鄉村振興的焦點是農民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路徑需要通過城鄉融合發展來實現。
然而，以往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對于解決農民問題的促進作用越來越有限。從城鄉融合發展的角度講，通過城市化帶動鄉村振興需要調整以往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首先，大城市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能力已經發生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首先發展外向經濟的客觀需要，沿海和東部地區的城市率先發展起來，形成了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都市經濟圈，并逐漸在全國形成了以大城市發展為主要特色的城市化模式。由于大城市的經濟聚集效應所產生的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大城市一直都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吸納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到2021年，全國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91個，共有人口78537.15萬，占全國總人口的55.6%,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3.57%。近年來，這一趨勢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流向大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開始減少；另一方面，縣和縣級市內部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將成為未來承載農業人口轉移的主要載體。為此，國家專門下發相關文件。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推動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對于鄉村振興的意義，一是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縣城的就近轉移，緩解大城市吸納能力有限造成的農村人口轉移瓶頸問題；二是有效解決轉移人口的公共服務問題，以縣域公共服務破解農村轉移人口在大城大村之間流動所面臨的供給困境；三是以縣域城鎮化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形成以縣域產業為支撐的縣域發展新增長點，構建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互動融合發展的有效單元。其次是以縣域為載體的鄉村振興。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對于鄉村振興的意義，關鍵落實在縣域范圍的鄉村振興。縣建制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從其建制設置來看，相對于主要以城市為主體的“市”建制和主要以鄉村為主體“鄉”建制，縣作為國家的建制單元，是城市和鄉村的融合單元，也是最有利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效應和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機制的實踐單元。
改造傳統農業：以農業現代化促進鄉村振興
城鎮化是鄉村發展的外在推動因素，鄉村振興更重要的內在動力在于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外在推力將失去依托，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有鄉村的振興。晚清到民國的鄉村衰落提供了可供吸取的教訓。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放門戶與西方通商，推動了沿海地區城市的發展，鄉村人口開始流向城市，標志著以城市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的開端。城市開始吸納周邊農村地區的剩余勞動力，大批農民離開土地。1927年，江蘇宜興全縣農婦變成工人的數量達到6000多人，鄉村成為逃離之地。雖然城市化得到一定發展，但是鄉村卻逐漸走向落后和衰敗。
“并不存在使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業部門不能對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基本原因”,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把傳統農業改造成為一個高生產效率的經濟部門。一般理論認為，傳統農業中由于儲蓄率和投資率低下而缺乏資本，或者缺乏農業投資企業家是造成農業發展停滯和落后的根本原因，但實際上，改造傳統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更為關鍵的因素在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國家對于農業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造。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對于傳統農業的技術改造。比如，我國的常規水稻品種經歷了8次更新換代，每六至九年更換一次，并進行優質品種的挖掘和創新。《中國統計年鑒》顯示，我國小麥和玉米總產量分別由2008年的11246.4萬噸和16591.4萬噸增加到2020年的13425.4萬噸和26066.5萬噸。農田灌溉面積從1978年的44964千公頃增加到2020年的69160.5千公頃。農業機械總動力從1978年的11749.9萬千瓦提高至2020年的105622.1萬千瓦。從技術的角度講，中國的農業已經進入到了現代化的快車道。
但同時也需看到，技術推動的農業現代化在中國還有相當的進程。一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還需提升。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的農業生產率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見表2)。2019年，中國農業人均產值遠遠低于美國。二是土地生產率距離現代化目標還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的小麥、玉米、水稻的單產與發達國家之間仍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美國的玉米單產仍是中國玉米單產的1.7倍(見表3)。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不足既是農業現代化不足的結果，同時也限制了農業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
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引進新的技術，即增加農業發展的新要素。制度變革和傳統革新是其重要內容。“制度上的相應的改變是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之一”,而制度“包括各種不同的活動、結構以及具體活動的規章”在內。在改造傳統農業中，舒爾茨認為重要的制度保證是：運用以經濟刺激為基礎的市場方式，通過農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來刺激農民；通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能適應市場變化的家庭農場來改造傳統農業；改變農業中低效率的代理經營模式，實行土地所有者直接經營模式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發揮市場機制在農業生產資源配置和效率提升方面的主要作用。此外，既有經驗也表明，改革創新土地制度，提高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也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有效路徑。農村的土地流轉、家庭農場都屬于中國特色的土地規模經營創新。就中國以小農為主的鄉村特點而言，家庭農場的發展將會是實現規模經營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的可行路徑。通過土地流轉，一部分小農生產轉變為規模不等的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為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和高附加值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鄉村主體性：以鄉村建設實踐鄉村振興
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是一個多層次的系統工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明確把鄉村建設作為“十四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并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習近平也指出，“要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為抓手，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宜居宜業美麗鄉村”。中央和習近平關于實施鄉村建設的決定和指示明確了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關系，也明確了鄉村建設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意義。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制定了清晰的鄉村建設的路線圖。由此可見，鄉村建設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抓手，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鄉村建設不僅僅是在鄉村發展基礎設施，而是要通過鄉村建設的過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確定的目標。為此，必須構建體現鄉村主體性的鄉村建設推動鄉村振興的實踐機制。
一是規劃融合機制。鄉村建設和城市建設是城鄉融合發展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有序推進鄉村建設需要構建有利于促進城鄉融合的規劃機制。它涉及國土、人口、經濟、社會服務等諸多有利于城鄉融合的發展要素。從國家當前的戰略頂層設計來看，鄉村建設需要與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協調一致，成為新型城鎮化的整體組成部分。例如，按照國土資源高效利用和保護、現有人口居住、交通等公共服務的便利性等原則對村莊進行分類；通過示范優先建設一批與市和鎮功能互補、經濟活躍、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充足的集中居住型村莊，實現縣域范圍的城鄉融合引領發展等。
二是價值提升機制。鄉村建設首先需要在鄉村建設新的產業體系。傳統農業的比較效益低，通過鄉村建設構建新的產業體系，關鍵在于提升產業的附加值，賦予鄉村新的價值意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鄉村逐漸成為一種越來越稀缺的空間資源，也逐漸成為多功能的經濟社會空間。依托這樣一種新的稀缺資源和多功能空間，鄉村建設要著力于賦予鄉村新的價值，使得鄉村成為新的價值高地。為此，首先要開發鄉村新業態。在當下，觀光農業、鄉村旅游等新型產業得到發展，不僅實現了鄉村產業的多元化和農民就業的在地化，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賦予了鄉村稀缺資源以新的價值增值空間；通過打造新業態，使農民實現了在村就業。其次要培育經營鄉村新理念。建設美麗鄉村，讓鄉村營業，為鄉村創造產值。
三是農民主體機制。農民主體機制解決的是鄉村為誰而建、如何建設的問題，焦點在于如何在鄉村建設過程中確保農民的主體性。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導的現代化不能建立在犧牲農民利益、消耗鄉村資源的基礎之上。為此，必須尊重農民主體性，構建有利于發揮農民主體性的鄉村建設機制。首先，廣泛吸納農民意見，構建多方謀劃的建設機制，解決如何建的問題；其次，發揮農民在鄉村建設中的主體作用，構建農民、政府和社會多種力量共同建設機制，解決誰來建的問題；再次，通過多方評價機制，解決為誰建的問題。通過共謀、共建、共評的機制構建，尊重農民主體性、發揮農民主體性，以此激發鄉村建設中的農民內生動力，實現內生動力驅動的鄉村振興。
結論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具有自身前提條件和歷史規定性的道路，這一道路雖然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發生，但其發展進程需要在自身前提條件和內在動力之下推進，這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后所開啟的現代化進程的實踐路徑。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作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1954年，中央提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的構想,確定了發展城市和工業化的現代化戰略。與此同時，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從歷史中吸取了中國現代化忽視農業發展的教訓，明確了“城市離不開鄉村而且要依靠鄉村，工業離不開農業而要以農業為基礎”的戰略思想，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戰略思想。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發展總方針。這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認識和戰略布局上明確了工業和農業并舉發展的現代化路徑。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也決定了這一道路的困難和曲折性。由于農業規模大、工業基礎差，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這一現代化道路是在農業未能得到充分發展的制度環境下進行的。這是困擾當下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層次原因。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開始發生變化，一系列鄉村發展戰略的實施，為農業現代化創造了良好條件。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不再是分割的孤島，打破二者之間的制度環境隔離成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新世紀以來，隨著脫貧攻堅等鄉村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已然發生改變。尤其在當下，國家進一步明確了我國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和以鄉村振興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方向，這一系列發展戰略的實施，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模式探索和實踐路徑：在中國現代化的語境下，鄉村不是被現代化所拋棄的“傳統”部分的代表，而是在發展中實現轉型，鄉村振興成為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和實踐力量。
（作者李小云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馬陽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與改革》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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