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制度主義作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理論流派與關鍵分析路徑，在秉承政治科學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汲取社會科學多樣化的學術資源，在方法更新和領域拓展的過程中與新制度主義其他流派持續對話，提出了整合結構主義和歷史取向的理論主張與解釋框架。歷史制度主義對經驗研究中長時段、結構性、跨領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作出闡釋，構建了路徑依賴、正向反饋、關鍵節點等多種理論模型，持續關注制度的起源與特點、制度對政治行為的作用方式、制度變遷類型及動力機制等理論與現實議題。對歷史制度主義的學術背景、演進歷程與內在機理進行多線索的學理檢視，不僅能夠充分把握該流派的基本范疇、理論前沿與主要貢獻，還可以在客觀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時全面展望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歷史制度主義；制度變遷；新制度主義；政治科學
歷史制度主義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作為當代政治科學的前沿領域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重要派別，其產生與演進得益于傳統政治研究的資源供給和理論滋養，直接發端于 “二戰”結束后政治學者對制度議題的重新思考與深入探索。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科學研究面臨范式轉換和新舊嬗變的發展趨勢，歷史制度主義的先驅者為應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強勢沖擊，提出兼顧結構主義、歷史取向和現實關懷的分析路徑，并于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以歷史制度主義命名自身。近三十年來，歷史制度主義借鑒新制度經濟學、歷史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的理論主張和方法工具，在政治制度的存續變革、結構變量的因果機制、權力關系的效用分析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然而，當前研究在認識和評價歷史制度主義時仍存在若干不足。舉例而言，一些學者較多關注歷史制度主義同舊制度主義政治學的關聯，將之簡單視為舊制度主義的推陳出新; 一些學者一再強調歷史制度主義作為政治科學新興流派的身份，認為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相比，歷史制度主義的優勢僅在于重視結構性和時序性; 一些學者雖然注意到歷史制度主義同歷史社會學、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存在相通之處，但忽視社會科學板塊構成對歷史制度主義的塑造作用。本文認為，從理論淵源、誕生背景、推動力量與發展演進四個維度考察歷史制度主義的發生路徑，從理論模型、方法更新與議題深化三個方面梳理歷史制度主義的內在邏輯，能夠在客觀審視歷史制度主義的同時整體把握其未來走向。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發生路徑
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基礎與方法工具主要源自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許多學者尤其從社會科學的板塊運動與政治科學的范式更迭中汲取發展動力。20 世紀 70 年代，比較政治經濟學、組織社會學的制度主義研究和美國政治發展領域的新國家主義研究嶄露頭角，比較歷史分析、經驗歸納法、新實證主義得到廣泛應用，眾多從事制度研究的政治學者在歷史制度主義的旗幟下形成認同意識，由此對權力關系、時間次序、制度變遷與觀念機制展開深入分析。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淵源
歷史制度主義在政治科學、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交織脈絡中發展壯大，不僅吸納歷史社會學的歷史性和結構性要素，還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研究中獲得靈感。
“二戰”結束后，秉持現實主義、多元主義、精英主義取向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借助宏大理論和實證方法，質疑傳統政治研究的國家主義、歷史主義、規范主義取向。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社會學以蓬勃之勢向行為主義發起挑戰，其歷時性分析工具和反宏大理論立場為歷史制度主義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被歷史制度主義學者奉為流派先驅的摩爾 (Barrington Moore) 強調歷史情境和長時段社會結構的時間序列與因果機制，批評行為主義忽視制度、觀念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同時指責結構功能主義對社會轉型及其演化方式漠不關心。20世紀70年代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國內政治變局，促使歷史社會學者與比較政治經濟學者反思西方政治科學對結構和歷史的無動于衷，進而探討國家與社會主體、歷史與社會分層、資本與社會發展等具有長期性和互動性的問題，注重從近代國家構建的歷程中探尋當前政治體制的歷史起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導向和現實關懷。在摩爾開辟的歷史社會學領域，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等新國家主義學者熟稔地運用比較歷史分析方法，揭示了制度變遷的發生機理與歷史發展的多樣形態。而在逐漸消除行為主義印跡的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許多學者關注制度結構和歷史傳統對國家進程與政策模式的深刻影響，比如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 指出脫胎于歷史進程的國家社會關系導致當前各國經濟政策各有不同，克拉斯納 (Stephen Krasner) 指出行動者對自我利益的感知不可避免地留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烙印。這一時期的歷史社會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對國家與社會的長期性和結構性關系懷有濃厚興趣，一些側重歷史分析的學者把制度看作國家權力網絡延伸至社會經濟領域的變量，他們的研究成果也成為歷史制度主義理論和方法的主要淵源。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誕生背景
歷史制度主義產生于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地帶和政治科學的范式嬗變，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合理成分以及新制度經濟學和組織社會學的有益成果，促使比較歷史分析得以應用于政治科學領域。
20世紀中葉，行為主義政治學以數理分析和心理實驗為基礎，研究政治主體為何在社會生活中相互競爭并開展合作，其中受到社會學影響的集團理論學者注重以社會因素解釋政治現象，并從社會學領域移植過來不同版本的結構功能主義。重視民主決策中利益集團實際運作的杜魯門 (David Tru-man) 認為利益集團有助于正式制度發揮功能，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阿爾蒙德 (Gabriel Almond) 與鮑威爾 (Bingham Powell) 認為制度的作用在于維持社會體系正常運轉。集團理論與結構功能主義偏重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加以靜態描述而忽視國家的起源與演化，這種非歷史化的立場招致重視時序過程和中觀研究的比較歷史學者的批評。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識到比較歷史分析的價值，但是他們并不打算僅僅回歸傳統政治制度研究，而是從 “現代主義基礎上的經驗主義和新實證主義”角度思索政治生活的結構性要素。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社會學的早期成果啟發政治學者重視制度范疇并建構制度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分析為內核提出的一般性制度理論，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集體決策和靜態均衡研究。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公共選擇學派以實證政治理論為抱負，在新制度經濟學影響下解釋科層組織、利益集團、政治決策的偏好分布、策略選項和行為取向。與此同時，組織理論的制度研究成果認為人們通常遵循約定俗成的慣例，而非總是出于利益優先的考量，制度情境對人類行動和組織變遷的影響不容忽視，這也意味著組織社會學為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提供了可與經濟邏輯分庭抗禮的適宜邏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制度轉向推動政治學者重視制度研究，一些并不認同新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社會學的學者嘗試建構具有政治學特色的制度理論，以霍爾 (Peter Hall) 與斯考切波為代表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者和比較歷史學者在政治學立場上運用比較歷史分析，論證制度要素和權力關系在政治經濟格局與歷史發展進程中如何影響決策制定和人際互動。
（三）歷史制度主義的推動力量
歷史制度主義能夠成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重要派別，得益于新國家主義與比較政治經濟學對國家和社會互動過程的研究，以及新制度經濟學與歷史社會學在經驗主義和歷史分析取向上重構制度研究的努力。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注宏觀歷史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推動國家理論、制度分析與歷史研究走向融合。政治學中的新國家主義學者通過批判社會中心主義，將微觀層面的政治行為和利益關系與宏觀層面的制度架構和歷史進程納入國家理論。新制度主義學者重視現代主義的歷史比較法與經驗主義的分析歸納法，在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組織社會學領域形成了富有啟發意義的制度理論成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政治學版圖中，新古典經濟學影響下的理性選擇理論與歷史社會學影響下的新國家主義均意識到歷史和制度的重要性，集中探討國家與社會革命、美國政治與法團主義等現實議題。克拉斯納對國家內部環境與制度變遷作出比較歷史分析并提出間斷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模型，斯考切波倡導社會科學研究應找回國家，從中觀角度探討國家在制度格局中對經濟社會過程施加的影響，霍爾在英國與法國的比較研究中揭示歷史傳統和制度背景造成兩國政治經濟政策呈現不同面貌，據此提出應當 “構建一種關于政治的制度主義分析路徑”。隨著歷史社會學、新國家主義、比較歷史分析、比較政治經濟學愈加重視制度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滲透日益深化，建構主義思潮也讓一部分政治學者偏離新國家主義分析路徑，在此背景下關注歷史情境和制度要素的政治學者傾向于提煉共同的理論議題并鞏固穩定的方法基石。1987年，美國中西部政治學協會政治經濟學分會舉辦主題為 “歷史與制度變遷理論”的圓桌研討會，與會者探討結構主義與方法論個人主義、比較案例分析與新實證主義的張力，主張政治科學需要有別于以往的新制度主義研究路徑。1990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召開主題為 “歷史制度研究”的學術工作坊，斯考切波與霍爾在會上提出 “歷史制度主義”這一概念，而兩年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結構化的政治: 比較分析中的歷史制度主義》，正式宣告了歷史制度主義的誕生。在這部具有奠基性意義的論文集中，西倫 (Kathleen Thelen) 與斯坦默 (Sven Steinmo) 共同執筆的全書序章闡述了歷史制度主義的基本內涵、流派特征與前沿進展，指出歷史制度主義在制度研究的中觀層面開辟了新的理論空間，而中層制度分析的顯著優勢在于把政治進程的一般規律與偶然事件統合起來。
（四）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演進
作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基礎性流派，歷史制度主義持續關注政治生活所蘊含的結構特性、歷史情景和因果機制，從權力關系、時序要素、制度變遷、觀念分析四重路徑進行理論建構和方法創新。
20世紀90年代至今，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內容日漸充實，在探討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的歷史變革進程的同時，運用比較視野分析國際政治議題。霍爾與泰勒 (Rosemary Taylor) 在1996年發表的論文 《政治科學與三個新制度主義流派》中，將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并稱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三大主要流派，認為歷史制度主義聚焦制度與行動者權力的非對稱性，強調路徑依賴、制度變遷與意外后果。伊梅古特 (Ellen Immergut) 在1998年發表的論文 《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核》中，認為歷史制度主義包含利益偏好、結構關系、行為背景、歷史變遷等分析向度。早期的歷史制度主義學者較多研究國家建設與公共政策過程中制度結構的規制作用和制度要素的實際效用，之后則更多關注制度起源與制度變遷議題。整體來看，歷史制度主義多焦點的理論源流構成其擴展學理資源、推動理論創新的重要動力，許多學者圍繞權力關系、時序要素、制度變遷、觀念分析展開研究。就權力關系研究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學者揭示了制度的起源和變遷同政治權力斗爭存在密切聯系，政治主體權力的非對稱性往往導致不同的制度后果。就時序要素研究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學者看重制度生成、維系、變遷的歷時性過程，從權力競合與收益計算的角度調適出自經濟學的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理論，提出政治學語境下的關鍵節點 (critical juncture) 與否決點 (veto points) 模型。就制度變遷研究而言，歷史制度主義由靜態的制度功能研究轉向動態的制度生成與變遷研究，從多個層次探究制度起源與變遷的初始動力，不僅以變動中的否決點(shifting veto points) 解釋制度穩定和政策變遷的關系，還在考察特殊時期、外生性、突發性制度變遷的基礎上分析穩定時期、內生性、漸進性的制度變遷。就觀念分析路徑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學者意識到文化、認知與觀念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影響，斯考切波與斯科倫內克 (Stephen Skowronek) 探尋制度與道德、宗教和文化等的內在關聯，在此意義上主張 “觀念與制度在特定情境下呈現出某種共生關系”。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內在邏輯
歷史制度主義產生于歷史社會學、比較歷史分析、新國家主義的交叉地帶，在理論建構、方法更新與議題深化的過程中凝練獨具特色的制度研究邏輯，尤其表現在其運用路徑依賴、正向反饋、關鍵節點理論考察制度的生成、維系和變遷，通過比較歷史分析強化對重大事件和重要過程的解釋力。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建構
歷史制度主義從制度結構、行動主體與權力關系的互動中理解政治世界的現實運作，憑借路徑依賴、正向反饋、關鍵節點理論，分析制度發展的結構動因與變化路徑，在制度的起源、維系和演化方面構建了彰顯結構主義與歷史取向的理論體系。
首先，歷史制度主義在探析制度維系機理的過程中發展了路徑依賴理論，據此闡明制度安排會隨時間推移而不斷自我強化且趨于穩定。經濟學者從通用鍵盤和制式錄像帶的案例研究中提煉出路徑依賴理論，強調若干微小事件經由偶然機會可能導致嚴重后果，甚至由此衍生出未曾預期和難以逆轉的演化軌跡。相較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公共選擇學派對路徑依賴理論的直接采納，歷史制度主義在承襲路徑依賴理論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提出若干創新性主張。馬洪尼 (James Mahoney) 沿用歷史社會學的時序分析觀點，認為識別路徑依賴等同于追溯一組特定歷史事件，偶然事件的時間序列、制度根源、演化鏈條均可深刻影響制度的發展過程，因而路徑依賴理論除了遵循經濟學的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邏輯，還表現出政治學的反應序列和因果關聯意蘊。歷史制度主義學者揭示了歷史時機與時間次序對后續事件和重要結果的塑造作用，提出制度演化與政治發展因果鏈條的觸發機制具有高度的隨機性和偶發性。
其次，歷史制度主義聚焦制度均衡的生成機制與維系條件，構建正向反饋 (positive feedback) 理論來考察制度穩定。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在路徑依賴分析中注意到，制度演化的初始路徑所潛藏的某些因素在特定機制的觸發和鞏固下，能夠增加制度在既有路徑上的運行慣性與調整成本，甚至將制度牢牢鎖入 (lock in) 特定路徑當中。歷史制度主義主張正向反饋有助于理解制度何以長期保持穩定而不易發生變遷，著重從政治生活的組織化活動和制度化過程的角度探討正向反饋的基本成因和內在機理。具體而言，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治主體為了避免陷于失序狀態而在整體上傾向于保持當前制度穩定有序，政治系統中各種制度的相互依存和協同運作會使單獨調整其中個別制度的意圖落空，掌握權力的行動者利用政治權威創設維護自身利益的制度，制度績效評估的模糊性標準與操作化要求之間的張力加大了制度調整的難度。皮爾遜 (Paul Pierson) 論證正向反饋的雙重作用，認為普遍存在的正向反饋不僅能夠增強行動者主動配合制度運行過程的意愿，緩和或轉化沖突，而且可能產生因維護特定政治權力安排而使部分群體訴求邊緣化的負面效應。
最后，歷史制度主義學者借助關鍵節點理論，探索路徑依賴效應下制度變遷的特定時刻及其觸發機制。制度演化過程中某些關鍵的時間節點對制度變遷具有持續影響與特殊意義，這種關鍵節點匯集了制度安排和眾多要素間的動態關系，能夠對制度進行結構性重構。遵循宏觀歷史分析傳統的學者將關鍵節點定義為事件發展歷史上短暫且關鍵的時期，通過確定事件發展的起點、拐點、非預期事件、誘發性事件來判定關鍵節點的區間范圍。部分學者揭示了行動者在結構約束下的能動作用，認為結構性因素的改變可使組織成員擺脫制度的長期束縛，并在偶然間觸發關鍵節點，使制度偏離原來的軌道，發展出其他路徑 (branching pathways) 。在此過程中，掌握權力的政治領導人更有可能在某一時刻運用強制性力量，開啟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例如利用危機所提供的機遇為實施新計劃創造條件。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方法更新
歷史制度主義運用比較歷史分析工具考察歷史與當前政治生活重大議題，其兼顧史料辨析和因果分析的研究路徑在交叉學科視角與宏大問題視域中得到強化，更為深入地追溯歷史發展進程與政治制度的變遷邏輯，并對特定案例加以歷史性因果敘述。
比較歷史分析作為歷史社會學與比較政治學交叉領域的前沿工具，延續了歷史社會學的宏觀歷史研究旨趣與實證材料佐證方法，在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視野中綜合采用求同法與求異法選取案例。歷史制度主義的比較歷史分析從結構化、動態化、歷史化的視角探究中層制度的演進過程，從政治世界的復雜性與政治發展的規律性中尋找相對平衡，從時間維度和事件維度對制度和情景進行詳盡的對比分析與合理的邏輯推理。就時間維度而言，相比于早期研究的情景歸納與案例描述模式，歷史制度主義致力于探尋復雜現象的生成機理，揭示歷史脈絡中多重變量的因果聯系。部分學者使用路徑依賴、時間序列和關鍵節點等時間性分析工具，將政治事件或具體制度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與結構情境，定位制度變遷的時間節點和序列位置，最大限度地還原事件邏輯、追溯歷史根源。在此基礎上，歷史制度主義分析了特定時空背景下關鍵事件的發生時機、演化次序、發展進程和持續時間。就事件維度而言，比較歷史分析通常選取一系列具有可比性的小樣本案例，大量補充能夠突顯個案獨特性的歷史細節，并通過比較案例研究與因果機制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歸納出一般性結論。早期的比較歷史分析主要側重國家興衰、革命與戰爭、經濟危機等國內重大議題，隨著流派的發展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化，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范疇逐漸拓展至現代國家、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等跨國政治研究與利益偏好、集體行動、個體決策等微觀現象分析。
比較歷史分析的方法更新集中體現在過程追蹤 (process tracing) 與時序分析 (temporal analysis)兩個方面。一方面，過程追蹤主張從長時段視角考察典型個案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制度演化歷程或政治過程，采取系統化和脈絡化的分析方法追溯與政治結果相關的完整事件鏈條，把握歷史事件的延續性和偶發性在制度變遷與政治發展中的關鍵價值。歷史制度主義學者探索結構性變量與后續制度結果的關聯，認為歷史的演化離不開政體類型、地域與文化等宏觀因素的推動。在卡波齊亞 (Giovanni Capoccia) 看來，由于權力運行具備自我強化的屬性，結構對個體的認知、策略與傾向的建構隨著歷史的推進愈發深刻，從而展現出制度穩定的趨勢。同時，過程追蹤以微觀層面的運作過程與行為動機為分析對象，側重歷史轉折點上個人的選擇。相關研究在探討美國公共政策的變遷過程時，依據國家與社會的二分立場考察社會成員和制度架構的互構過程，主張精英群體的觀念與行動發揮主導性作用，社會團體可影響政府行動。另一方面，時序分析方法密切關注具有因果聯系的各變量在歷史脈絡中的特定位置及其對政治結果的塑造作用。舉例而言，部分研究揭示了自然、文化、環境與政治等多重因果序列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綜合作用。此外，歷史制度主義學者不斷完善其定性研究方法，通過時序分析來充實案例細節，檢驗相關理論解釋力并從不同角度改進現有模型。馬洪尼、金博爾(Erin Kimball) 與科伊武 (Kendra Koivu) 在政治過程研究中利用序列細化方法 (method of sequenceelaboration) ，將眾多潛在原因組合置于不同的時間脈絡與歷史序列中，甄別何種關鍵原因或復合路徑引發了特定事件，為歷史制度主義準確識別關鍵節點提供有益參考。
（三）歷史制度主義的議題深化
歷史制度主義將理論模型與方法工具作為重要支撐，聚焦制度變遷議題并探討制度變遷的發生條件、動力機制和持續過程，拓展了變遷類型分析與作用機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首先，就制度變遷的發生條件而言，歷史制度主義重新認識制度變遷的多重動因，修正了制度變遷源自外部偶然沖擊的觀點。早期階段的歷史制度主義學者運用間斷均衡模型指出平穩運行的制度具有黏性 (sticky) ，只有在面臨戰爭或革命等偶然且劇烈的外部沖擊時才會發生變遷。在后續研究中，歷史制度主義學者進一步深化了對于制度變遷的理解，開始注意到當某些細微而連續的社會變革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制度可能脫離均衡狀態發生變遷。一方面，制度變遷的發生條件包括宏觀的歷時性因素與微觀的個體性因素，制度體系的外在壓力與內部意圖變革的行動者均可促使制度變遷。卡波齊亞認為制度發生變遷是重大事件與行動者綜合作用的結果，重大事件容易引發制度發展的關鍵節點，行動者的能動性在此階段迅速強化并誘發制度變遷。另一方面，部分學者發現在穩定的政治體系中，制度架構與公共政策的運作并非始終協調一致，二者的矛盾可能致使制度發生結構性調整。高度密集且形式各異的制度構成錯綜復雜、重疊交互的制度生態環境，產生于不同時段的制度和政策具有迥異的發展路徑，且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矛盾乃至沖突，這種結構性互動的累積帶來制度變遷的壓力與需求。歷史制度主義克服路徑依賴、關鍵節點、正向反饋等理論模型割裂看待制度維系與變遷階段的缺陷，在制度維系的臨界狀態與隨后的變遷過程之間建立了緊密聯系。
其次，就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初期傾向于從制度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尋找變遷的根源，部分學者隨后認識到制度結構、個體行動、政策觀念與制度環境存在復雜交互作用，制度作為不同因素組合而成的復合體，其變遷過程常通常涉及多重動力機制。歷史制度主義學者將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制度自身形式隨時間發展而變遷，即由于制度的屬性特征、執行理念、行動目標、政策輸出總是處在動態調整之中，從長期來看政治制度必然會發生某種結構性變化; 二是行動者的權力資源和行動能力可對制度施加作用，即制度反映了特定的權力關系與利益格局，行動者的權力資源和行動能力改變勢必引發制度變遷; 三是觀念與制度的互動可影響制度變遷，即制度對政策觀念具有篩選與塑造作用，當政策性觀念先于制度而轉變時，舊制度與新觀念的摩擦將推動制度變遷。歷史制度主義以整體性和動態化視角審視多重因素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方式與影響程度，構建了包含宏觀環境、制度結構、行動者、觀念、歷史過程的復合式分析框架。
最后，就制度變遷的持續過程而言，歷史制度主義近期更加關注較長時段內以緩慢方式和增量方式發生的制度變遷，研究焦點從特殊時刻、外生性、突發的制度變遷，轉移到穩定時期、內生性、漸進的制度變遷。隨著制度變遷發生條件與動力機制相關理論和現實議題的更新，歷史制度主義主張激進式、革命性的制度突變不可能經常發生，漸進式、變革性的制度變遷才是歷史進程中制度功能變化與模式轉換的常態。眾多學者從權力、能動性與制度模糊性的角度探討漸進制度變遷的因果邏輯，認為掌權者可能利用制度內在的模糊性，微調制度的解釋方式與執行機制，使其在維持現有形式的前提下產生對自身更有利的制度功能或結果。馬洪尼與西倫將舊制度向新制度的漸進變遷概括為四種模式，分別是新制度直接取代舊制度的替代 (displacement) ，新制度附加在舊制度上的層疊 (laye-ring) ，新制度受到舊制度影響而發生改變的漂移 (drift) ，以及舊制度因新的價值目標與執行策略而發生的轉換 (conversion) 。路易斯 (Orion Lewis) 與斯坦默認為漸進制度變遷類似于生物進化的迭代過程，包含認知與偏好的變異、多層選擇、有意識的復制三個主要環節。歷史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生性、漸進性變遷的經驗證據，為此后的制度變遷研究提供微觀分析基礎和歷時性考察方式。
三、歷史制度主義的意義評析
歷史制度主義作為兼具歷史向度與結構特征的制度研究路徑，借鑒社會科學多元理論范式與方法模型持續完善分析框架，圍繞制度議題提出了眾多理論深厚且影響深遠的學術成果，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乃至政治學領域占據顯要地位。歷史制度主義的意義評析應當涵括其對政治學與制度研究的突出貢獻，客觀分析當前研究的主要不足，以此為契機展望流派的發展前景。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突出貢獻
歷史制度主義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倡導中層制度研究，復興政治學領域制度與歷史進程分析，提供制度與權力雙向關系的因果推斷，推動多個研究路徑的理論整合并增進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內部凝聚力。 其一，歷史制度主義關注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與難點領域，塑造了連接宏觀與微觀的中層制度分析模式。面對舊制度主義的整體性分析與行為主義的原子化視角之間的張力，歷史制度主義較大程度保留了舊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的有益成分，在宏觀議題與微觀基礎之間開拓出制度分析的中觀維度。針對舊制度主義過于側重規范性研究而相對忽視經驗研究的弊端，以及行為主義由于強調價值中立而脫離現實的不足，歷史制度主義更看重制度結構、公共政策、組織機制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過程的影響，通過政黨體系、社會組織、利益集團等中層制度要素將宏觀政治現象與人們具體的行為選擇聯系起來，形成更加貼近實際政治生活的理論框架。
其二，歷史制度主義采用歷時性分析工具，揭示制度創設、維系與變遷的作用機制和動力來源，對關鍵時刻的結構背景與重大事件的時間序列進行歷史性追溯，擴展了制度分析的時間維度與理論層次。歷史制度主義歸納了特定政治事件的歷史背景與產生條件，從龐雜的歷史資料中總結出制度演化的多樣模式與普遍規律。在對歷史發展的研究中，歷史制度主義檢視事件發生次序與政治現象的因果關聯，圍繞現代國家興起、國際體系演變、政治發展模式、資本主義多樣性、長期經濟政策等議題形成諸多獨特見解。
其三，歷史制度主義關注制度結構與權力配置的因果性和耦合性，深入闡釋權力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方式。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其他流派相比，歷察權力對行動者的偏好、利益與行為的塑造作用，側重權力斗爭對制度變革的潛在影響。歷史制度主義聚焦掌握權力的政治精英，強調制度發展與權力運作的伴生關系，持續探索個人與制度、不同層次制度、制度與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歷史制度主義透過歷史脈絡洞察權力關系非對稱性背后的結構性動因，為政治科學抽象化的權力研究提供了歷史證據與實證素材。
其四，歷史制度主義強調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各個流派的學術對話，增進多重理論取向的交匯融合。從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三大基礎性流派來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與社會學制度主義分別居于理性與文化兩端，歷史制度主義則憑借兼容理性主義與文化主義、一般理論與特殊案例、理論意識與人文關懷的獨特屬性，被認為具有整合兩大流派乃至構建統一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潛力。此外，歷史制度主義吸收了認知分析、話語分析、修辭分析的新近理論觀點，注重觀念要素對制度與制度變遷的深刻影響，推動制度研究的觀念轉向以及具有觀念取向的建構制度主義的興起，提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內部凝聚力與綜合影響力。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不足
在肯定歷史制度主義相比新制度主義其他流派具備顯著分析優勢的同時，還應從處理結構與能動關系、分析因果機制、探討觀念議題以及建構理論框架方面，考察該流派仍然存在的局限因素。首先，歷史制度主義在處理結構與能動關系問題上秉持折中立場，可能無法就制度維系與變遷議題形成一以貫之的解釋邏輯。由于歷史制度主義在研究制度的影響因素時，傾向于無差別地納入多種變量，這使其不易判定單一因素對制度結構與制度變遷的具體影響，在結構規制性與行動者能動性之間搖擺不定。可以看出，歷史制度主義處理結構與能動關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尚不成熟，方法論上的舉棋不定同樣有損其制度分析的準確性并削弱其作為獨立流派的根基。海伊 (Colin Hay) 與溫科特 (Daniel Wincott) 在此意義上指出，“除非歷史制度主義能夠確立一個完全有別于結構或能動的本體論，否則它所提出的有關制度形成、演化與轉型的主張就難以完全成立”。
其次，歷史制度主義所堅持的制度中心路徑面臨陷入制度決定論的風險，未能建構精細化的多重因果變量解釋進路。一些學者認為，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理論過于強調先前路徑的重要性，低估了行為者在制度約束下的能動選擇; 其制度變遷研究沒有充分審視關鍵行動者的動機，忽視制度演化的重要環節以及制度與其他要素的互動作用，可能難以揭示行動者復雜動機的形成機制及其對制度的實際影響。歷史制度主義學者一再強調 “制度是重要的” (institutions matter) ，批評者認為其中隱含了 “制度決定一切”的預設。正如布萊斯 (Mark Blyth) 所指出的，歷史制度主義關注個體行為卻沒有正視個體的認知能力，反而將制度狹隘地理解成 “一種限制性的而非使政治行為成為可能”的要素。
再次，歷史制度主義的觀念研究議程存在若干理論盲點，尚未就不同類型的觀念如何塑造政策后果與推動制度變遷等議題達成基本共識。長期以來，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側重結構性因素，而觀念要素一度游離于該流派的理論視域邊緣。直到相關學者開始在結構與能動之外尋求內生性制度變遷的合理解釋，觀念才與認知、規范、文化等變量一同受到重視。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學者針對觀念分析的解釋力、觀念要素的作用機制、觀念分析與結構路徑兼容程度依然存在較大分歧。同時，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由于缺乏分析觀念實質內容與傳播途徑的微觀基礎，嚴重限制了結構路徑與觀念研究的深度融合。
最后，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其他流派相比，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建構意識與框架搭建能力略顯薄弱，其研究路徑被質疑側重細節描述而缺少理論精煉。歷史制度主義的過程分析、案例比較方法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向性，擅長運用歸納方法從龐雜的史料中探尋充足的事件細節，但這導致其難以進行充分的理論概括并構建一般化的理論解釋，在平衡復雜性與規律性、理論與敘述的關系時作用有限。部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者批評歷史制度主義在提供普遍性理論上貢獻不足，甚至認為這種歷史取向的制度研究僅僅是在“講故事”。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歷史制度主義學者開始反思比較歷史分析難以證偽的問題，強調流派需要在方法工具的更新換代中推動理論的系統化發展。
（三）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前景
歷史制度主義積極溝通政治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不同學者固本浚源的理論自覺、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推動該流派在多重研究脈絡的交叉領域持續發揮既有優勢并逐步突破當前局限，通過方法更新、論域擴展、視角轉換、資源整合實現續航發展。
首先，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得益于豐富多樣的分析工具與兼收并蓄的研究方法。歷史制度主義在歷史社會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等學科的交匯處吸收歷史分析與案例比較等方法，致力于考察長時段政治制度的生成機制、演化過程與影響后果。一些學者不斷修正并調整分析工具，在實證研究中納入統計方法、歷史敘事與因果分析，綜合不同研究方法的優勢以提升理論模型的解釋力。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模式與比較歷史分析方法超越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畛域，這為推斷政治社會現象的確切因果關系、呈現歷史事件序列的清晰因果鏈條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趨勢在于以現實問題為驅動力，持續拓展新制度主義政治學關于制度變遷、權力分析、觀念分析、國別分析的新命題。歷史制度主義對政治事實的細密考察沒有局限于對特殊時間、地點與事件的還原性解讀，而是嘗試從夾雜諸多細節和意外后果的歷史情景中揭示政治發展規律，這種兼顧實證分析準確性與取證材料充分性的優勢也使政治學有了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契機。歷史制度主義注重理論對現實議題的回應性，從世界歷史中考察國家制度與權力、觀念的互動。在強烈的現實關懷與理論自覺意識的指引下，歷史制度主義對于制度問題具有深層次、多方面的理解，有能力構建融貫國家制度研究與國別比較研究的制度分析體系。再次，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潛能蘊藏在政治學歷史取向與時序意識的覺醒中，通過納入時間分析變量而擴大政治學研究視野。斯坦默認為，當前歷史制度主義對歷史重要性的認識主要體現在歷史脈絡對事件具有決定性影響，行為者從歷史進程中獲得寶貴經驗，前期事件塑造了對后發事件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歷史制度主義在未來研究議程中可以通過擴大時間視野、細化時間測量參數，結合大量數據開展更加精細的過程追蹤式研究，更為詳盡地探索制度變遷在持續時間、間隔方式與推進速度方面的差異如何影響變遷結果和政治結構。
最后，歷史制度主義發展的動力源自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各流派的交叉融合，該派別有望通過擴充理論體系成為新制度主義內部整合的基本載體。歷史制度主義汲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以及建構制度主義的新近成果，傾向于在理論交融中逐步破除流派壁壘，增進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各流派的交流融匯。正如霍爾圍繞制度變遷研究所指出的，一方面，歷史制度主義可以吸收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符號系統、自然實驗、相對模糊性的有益成分，緩解既有制度變遷研究中較為剛性的結構主義取向; 另一方面，歷史制度主義對權力分析與觀念維度的重視，能夠進一步提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制度變遷模型的解釋力。
（作者馬雪松系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系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博士后。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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