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業順利實現了“第一個飛躍”，如何實現“第二個飛躍”？即如何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實現農村共同富裕？這個問題再一次擺在執政黨和全體人民面前。在中央相關政策推動下，全國各地積極探索、大膽實踐，涌現了一批新形勢下發展集體經濟的典型村莊和典型經驗，如貴州安順的塘約村和山東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等。不過，令人尷尬的是，這些典型村莊和典型經驗雖經官媒自媒大力宣傳，已家喻戶曉，并且也有一大批權威專家學者為其站臺，但坦率地說，包括社會有識之士和普通民眾尤其是基層干部群眾在內的各界人士真正相信的很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除了這些宣傳報道膚淺、人為拔高、“報喜不報憂”，有意無意回避一些讀者關心的核心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的自洽性和統一性上存在硬傷。
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
與發展集體經濟有關的理論很多，但最重要的還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歷史經驗表明，試圖繞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鐵的規律實現跨越式發展是不現實的。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有的技術水平下，農業領域不存在比家庭和個人更具效率的組織形式（家庭農場也是家庭組織），在這方面人類歷史已經累積了足夠多的經驗與教訓。北大教授周其仁曾寫過一篇題為《集體經濟不符合中國傳統和國情》的文章，對我國發展集體經濟問題進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學者試圖從我國集體村社制度來說明我國具有發展集體經濟的天然優勢，并認為家族村社對村莊公共生活在經濟上形成支撐，這些觀點其實經不起推敲和檢驗；某權威專家提出的所謂“三級市場理論”，則多少有點像天方夜譚......
所謂的歷史邏輯，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邏輯。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端，成功后又把農村的改革逐步推廣到城市，產生了城市的個體經濟與承包責任制。農村改革最基本的邏輯就是效率優先，因此要打破集體主義大鍋飯。現在的集體經濟雖然中央定義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但在實踐當中，多數還是沿續過去發展集體經濟的做法。因此有網民在社交媒體評論區直言：毛澤東當年沒干成的事，現在還能干成嗎？換一說法也是成立的，即如果過去的農業集體化道路走得通，鄧小平還有必要推動農村改革嗎？
總有人拿華西村、南街村說事，試圖以此證明中國農村可以走或必須走集體化道路。殊不知，這種極個別從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社隊企業起步、依靠權威人物與家族的突出作用發展起來的集體經濟典型是不可復制的（且不說它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靠銀行貸款而非自身積累），否則，就無法解釋改革開放40多年了，為什么河南全省復制不出第二個“南街村”？
廣東經驗
現實的邏輯抑或實踐的邏輯，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現實。以廣東為例，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省，在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中，廣東搶得先行之利,扮演排頭兵角色，贏來了中國第一經濟大省的殊榮。筆者在受聘擔任廣東農村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近一年時間里，接觸了很多廣東各級農口領導，也調研了數十個村莊，對于如何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廣東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就是村組集體原則上不宜直接投資興辦和經營企業，這個企業包括工業企業，也包括農業企業。因此，廣東較早推行了集體土地入市改革，通過出租土地或房屋來獲到租金。
廣東珠三角土地通過“固化股權”改革，村民按股分紅，農地由村經濟社或組經濟社統一向社會發包（這種方式其實與其他省份的家庭承包、分戶流轉土地的方式并無本質區別，都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村組收取租金。這就形成了廣東珠三角特有的“吃租經濟”。廣東很多貧困村，它們對于來自社會的扶貧資金，也多數并不直接投資產業，而是入股金融機構，坐享分紅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近數年在全國興起了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風，但廣東多數農村并沒有跟風。
空殼村變負債村
這些年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下，全國各地興起了新一輪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熱潮，其中尤以山東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最受追捧，各地紛紛效仿，而且因為這項工作是由各級組織部主抓，所以力度特別大。為此，各地紛紛制定了大干快上的推廣計劃，并把目標任務量化指標下達到村。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發文，明確要求南寧市完成10萬元、20萬元、50萬元集體經濟收入的村分別達到400個、185個、90個。就在前不久，吉林省遼源市也召開了專門的會議，要求年底前務必全面消除集體經濟收入10萬元以下村。
不過，上面說的“熱潮”多浮于表面，真正動真格的并產生了效益的不多，因為從全國總體情況看，絕大多數村莊農村集體資產都被分光賣光，在這種情況下發展集體經濟，多少有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各級財政增強了對村級組織發展集體經濟的扶持力度，但扶持資金總是有限的，有的上級給多少錢就做多少事，錢花完了產業也到頭了。正所謂“干部一走，產業就散”。
很多地方通過返租倒包的方式，再次集中土地發展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的集體合作社，但成功者不多。去年6月，筆者在四川省平武縣高村鄉調研集體經濟，發現該鄉很多行政村在上級強力推動下，通過土地返租倒包的方式發展集體經濟，其中兩個種植藥材和水稻的行政村，因為藥材收購方毀約等原因造成嚴重虧損，本來空殼村結果變成了負債村。好在村里及時止損，把流轉的土地退回村民自己耕種，但欠下村民的土地租金不知猴年馬月才能還清......
更多的地方則是采取弄虛作假、虛報浮夸的辦法應付上面檢查。如有的地方縣財政給每個村撥5萬元發展集體經濟的扶持資金，也不讓村里動，這樣上級檢查，年年村集體經濟收入超5萬元。江西某縣正在策劃通過園投平臺，讓一批行政村向銀行貸款在鄉鎮政府所在地興建人才公寓，然后由鄉鎮政府租作干部宿舍，租金作為村集體經濟收入，這種由政府包辦的、“左邊荷包放到右邊荷包”的集體經濟有多大意義？有網友在群里就發言說：“大包干”以后，有些人仍念念不忘“統的功能”，依賴行政手段建立起各種名目的所謂合作組織，但多數都是曇花一現，并留下一堆債務......
五個條件集一身
集體經濟難搞但也并不是不能搞，只是需要具備一些條件。村集體經濟由村干部主導，因此辦好村集體經濟村干部是關鍵。有基層干部總結說：搞好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必須是這幾個條件重合在某個村干部身上（主要是村黨支部書記）：懂市場、懂產業、個人的事業與合作社的業務高度相關。不過，筆者認為除了前面這三點，理想情懷、激勵機制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這個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大部分的情況下是這個樣子，只是符合這些條件的村干部哪里找？農村的經濟能人早到外面發展去了，一般不會待在村書記的崗位上。還有，就算這些條件都有了，也只是解決了領頭人的問題，還有資源、資金等諸多問題。最后就算所有條件都具備了，但村干部的道德風險仍然如影隨行（把集體經濟變成干部“個人經濟”等）。幾年前，筆者在湖北某村調研，在與該村下派第一書記（區司法局一位干部）交談當中，這位書記坦言：村支部書記兼任合作社理事長是最大的優勢，同時也是最大的風險（道德風險）。由此可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成功創辦一個集體經濟實體有多難！
我們試著用上面說的“五個條件”來分析一下幾年前全國發展集體經濟的“明星村”-----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塘約村發展集體經濟，黨支部書記劉學文無疑是核心人物，通過網上公開資料和閱讀王宏甲的《塘約道路》，你能感受到劉學文是一個有理想情懷的人，但無法知道他是不是具備其他幾個條件，也不知道樂平鎮給他定了多少工資。六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題為《<塘約道路>沒有告訴我們什么？》的拙文，現在回頭再看這篇拙文，可以說拙文的基本觀點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也就是說，塘約村六年來的發展變化，印證了筆者當年的分析和判斷。其實，盡管在網絡上“塘約道路”早已偃旗息鼓，但人們并沒有忘記塘約村，人們在等待答案：當年紅紅火火的塘約村現在怎么樣了？當年政府和社會投到塘約村的1.4個億出效果了嗎？2016年，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調到畢節當書記，他在畢節復制了多少個“塘約村”？......這么長時間了，當年那些肯定和贊美“塘約道路”的高層權威人士、專家學者、媒體記者為什么沒有一個去塘約村做一次回訪？回答上面幾個社會大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給當年那些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堅信“塘約道路”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的全國網民一個交待?
北城村經驗
山東省煙臺市長島試驗區北長山鄉北城村，這個村莊筆者去調研了三次。北城村的發跡與華西村、南街村有點像，就是依靠經濟能人治村。村黨支部書記、村長顧兆國是這個村莊的靈魂人物，也是這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核心。顧兆國帶領一班“老人”（他父親擔任村書記時的班子成員），在幾乎沒有任何外援（主要是政府扶持資金）的情況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創造條件大力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把一個昔日臟亂差的傳統小漁村建設成為“中國貝城”、“中國美麗休閑鄉村”。
北城村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村黨支部書記顧兆國具備了前面說的“五個條件”集一身：他父親顧仁太曾擔任北城村黨支部書記，任職時間長達27年，他父親在任上勵精圖治，大力興辦村集體企業，致力村風民風建設等。201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北城村開始走下坡路。2013年之前的北城村，兩委班子不團結，傳統養殖業連年虧損，村里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村集體負債，村民怨聲載道.......這個時候的顧兆國在縣郵政局工作，官至局長助理。2013年，北長山鄉黨委決定動員顧兆國辭職回北城村擔任黨支部書記。顧兆國猶豫再三，最后他跟朋友說：“北城村在我父親手上是個富裕村，現在怎么變成這個樣子？我就要爭一口氣，我就不信北城村搞不好。”抱著這樣的信念，顧兆國毅然辭掉了人人羨慕的“鐵飯碗”，回到村里端起了“泥飯碗”。
1992年，當時還在縣郵政局工作的顧兆國，停薪留職下海投入扇貝養殖產業，后來雖然回單位上班，但一直沒有離開扇貝養殖行業，所以他對長島扇貝養殖業發展及存在的問題了如指掌。2013年，顧兆國回村當書記后，自己首先擴大扇貝養殖規模，他每年養殖扇貝4萬多籠，因此每年投入資金達300多萬元，年收入近200萬元，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養殖大戶。北城村很多村民重新投入扇貝養殖業，或擴大扇貝養殖規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顧兆國在前面領路，所謂“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
北城村的干部為發展村集體經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么他們的付出有回報嗎？有的，長島試驗區將村干部報酬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績效掛鉤的做法，給了他們不錯的激勵，盡管這與他們的貢獻還是存在較大差距。以2020年為例，北長山鄉政府綜合考評后給顧兆國核定的工資是19.2萬元，兩個副書記的工資為村黨支部書記工資的80--90%，村里按90%執行；村會計工資為村黨支部書記工資的70--85%，村里按75%執行。此外，還有政治上的榮譽等。
10年來，北城村以“黨支部+合作社+企業”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尤其是近八年來，在東方農道文化產業集團指導下，通過村企共建的形式，運用“大設計+大運營”的理念，開展系統性鄉村建設實踐，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2021年，北城村集體經濟總收入18154萬元，全村人均純收入25433元，經濟合作社人均分紅1500元。漁民專業合作社實現銷售收入14231萬元，戶均銷售收入85.4萬元，其中年銷售收入達100萬元以上的社員45戶，達200萬元以上的社員8戶，合作社社員戶均純收入43.2萬元。如今，這個海島上的小漁村，正闊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作者系江西宜黃縣政協委員、三農研究學者；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中國 20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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